在3300例中去找吧，有可能会找到上百个不同系列的“向”字字辈谱：http://tiebabaiducom/fct=&tn=&rn=&pn=&lm=&sc=&kw=%C3%E0%D1%F4%C0%EE%CA%CF&rs2=0&myselectvalue=1&word=%C3%E0%D1%F4%C0%EE%CA%CF&submit=%B0%D9%B6%C8%D2%BB%CF%C2&tb=on

　　我们说的湘西其实主要指湖南西北部的湘西州，其代表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凰。

　　湘西州的土家族、苗族历史悠久。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他们以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具有各自民族特点的历史和文化，养成勤劳俭朴、勇敢无畏、诚实爽直、耐艰苦、重感情的民族性格和道德风貌。在土家族、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居住、服饰、饮食、嫁娶、节庆和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无不具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和独特民族特色。

　　土家苗族习俗

　　l、吊脚楼：为湘西各族人民一种传统建筑形成，又称"吊楼子"。吊脚楼为山野式"楼阳台"，单檐悬挑，屋面反翘，名"飞檐"，通风向阳，干爽清新。有与正屋成一字形，也有成90℃直角形。吊脚楼外设走廊，二面称"转角楼"，三面称"走马楼"。栏杆多花格， 县柱称"吊瓜"'或为六陵、八棱，或雕成球形、金瓜形。柱、防还雕有龙风、喜鹊、花卉等。民间吊脚楼上多为闺房，卧室或织锦、打花之处，底层为谷仓、柴房，也有底层下临溪流，泉水叮咚，别有情趣。山寨吊脚楼掩映在绿树翠竹中，富有大自然风光美。湘西州部分镇临河民居也建有吊脚楼，如吉首峒河街，凤凰沱江沿岸、王村古镇、茶洞边城及龙山洗车河等，历来都引起中外旅游者极大兴趣。

　　2、火堂：又称火坑、火床，为湘西农家颇有特色的生活场所。一般为中堂右前间，铺地楼板，火堂围以长条石。火堂内置铸铁三角架，不准脚踏。上方吊炕架，挂腊肉、野味、豆腐、辣椒等。平时，全家人围火堂做饭、聚餐、烤火。客人至，无论土家、苗族，皆盛情邀客围坐火堂边，烤火饮茶；饭时，一大锅腊肉或野味，一大碗米酒或包谷烧，碰碗举箸，其乐融融。饭罢、摆古、唱歌，直至深夜，甚至围火堂铺被而眠。

　　3、银首饰：苗族妇女与男青年喜爱之饰品，造型精美，多为银制。银首饰有银冠、银钗、耳环、项圈、嵌肩、手镯、牙钎、石尾等。项圈有轮圈、扁圈、盘圈三种，重有四两至一斤不等。轮圈四棱突起；扁圈形扁，上镂花；盘圈以空心银条盘绕而成，有五匝、七匝之分。牙钎即银链，由两块镂刻银牌和多根银链组成，下吊牙钎、挖耳、小刀、金瓜锤等，分两层或三层，层次多者美。后尾用银制花草藤叶连缀而成吊手后背。

　　4、嫁娶婚俗：以歌为媒，境内土家族、苗族男女相恋，多以歌为媒。苗族更为普遍。苗族青年男女通过赶场、赶秋、樱桃会、挑葱会等场合相识后，遂开始约会。约会一般以草标为记。约会时即开始唱歌，先唱"访名问姓歌"，如同姓不再对歌，以兄妹相称。如非同姓则以对歌了解情况，加深感情。多次约会对歌，遂以歌相互赠物、如项圈、手镯等。至此，情感已达高潮。女方真心相爱，也以歌词暗示。双方私订终身后，男方请媒人到女家求婚。

　　"桐子开花一口钟，二人相恋莫漏风；

　　燕子衔泥紧闭口，蚕儿吐丝在心中"。

　　"郎是青藤爬过沟，妹是沟边花石榴；

　　青藤缠树缠到死，树死藤干两不丢"。

　　5、哭嫁：土家族婚俗。新姑娘出嫁前，都要哭嫁，少则三夜， 多则半月。届时，村寨中相好姐妹都来陪哭、对哭。哭嫁内容十分丰富，有"哭父母"、"哭吃离娘饭"、"哭栽花"、"哭离闺门"、"骂媒人" 等，离别、恋念、喜悦、激动之情交织在一起。哭嫁歌语言真切自然，情感直挚强烈，句式自由灵活。歌由情发，情随歌起，泪随歌涌，委婉动人，如"嫂劝妹"：

　　"后园有棵离娘树，

　　离爹离娘无其数；

　　后园有朵离娘花，

　　离了穷家到富家，"

　　再如"骂媒人"：

　　"你做媒人想喝酒，

　　山上猴子哄得走。

　　好比我家馋嘴狗，

　　东家走了西家走"。

　　6、拦门礼：土家族、苗族婚俗。土家青年在结婚前一天，男方派花轿、乐队等队伍到女家迎亲。女方早在门口摆大桌拦住门。男方至门口时，女方执事人以歌声与男方执事人讲拦门礼。一般为盘问姓名为何而来走旱路、水路"婚烟根把"等，男方执事人答清楚，女方移桌开门，请接亲队伍进屋；男方若答不上即算输，得拿出"三茶"、"六礼"(皆为红包)及报晓鸡、梳头油、蒙头帕等礼品，请女方开门进屋。 苗族拦门礼与此大同小异，摆上桌子关上门，若男方答不上，则将红包从门缝塞进去，求主人开门迎接，但男方全权代表'管亲郎"须先从方桌下钻进去。

　　7、找"摸米"：土家族婚俗。接亲队吃过酒饭，天将麻黑时，陪嫁的姑娘以涂在手上的锅底灰向她们认为是"摸米"(代替新郎迎亲的男青年)的人脸上抹去。躲避不及的，被抹成一个黑花脸，他又用手将脸上锅灰抹下来往姑娘脸上反抹过去。男女戏谑，闹成一团，旁观者笑得前仰后翻，而真"摸米"却不愿受抹，躲在花轿边或老人背后，因为，未婚姑娘不准接近花轿，不准打扰老人。

　　8、节庆民俗：社巴日摆手土家族习俗。即在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大型祭祀活动，有"大摆手"、 "小罢手"之分。大摆手在摆手堂举行。摆手堂前宽坪中竖一高24米的旗杆，两面龙风旗迎风招展，顶端一只白鹤振翅欲飞。届时，各寨分别组成龙风旗队、祭祀队、舞队、小旗队、乐队、披甲队、炮仗队等。至摆手堂前，各队依次"闯架进堂"、"扫邪安神"、"祭神献供"，随以排炮、吆喝声，似春雷般的大锣大鼓引出全场沸腾的大摆手舞。小摆手一般在寨内坪场举行。内容一致，场面较小。届时还穿插表演"茅古斯"舞。

　　9、赶秋：赶秋为湘西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立秋日举行，赶秋日，四乡八寨百姓齐集秋场，多达万人以上。人们唱苗歌，吹唢呐，舞狮子、打花鼓、打猴儿鼓、上刀梯、荡八人秋，热闹异常。八人秋形似纺车，高约8米，以粗木支撑，上设八个秋千，每处可坐1-2人。八人秋以人力转动，当转动一阵停下来谁居于最高处时，就由谁唱歌。

　　10、椎牛古俗：椎牛为苗族人民的传统习俗。事前，主人须选购一头四膀有旋，耳、眼、鼻、口、角俱完整美观的上好水牯牛。届时，在宽坪中竖一根涂以五彩的龙凤花柱，以麻绳穿牛鼻，系上篾圈套于花柱上。经给牛喂水，巫师绕柱三圈，将梭标传至舅家(称后辈亲)年青人手中时，即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开始杀水牛，年轻人追杀不止，牛绕柱旋跑。最后，牛伤口喷血，倒地而死。接着分割牛肉。晚上，要举行周b鼓、唱歌 (苗语称"独乐")，通宵达旦。

　　11、歌乐鼓舞

　　打溜子 为土家族极有特色的打击乐。以双钹、马锣、大锣组成、若加进唢呐便称五子家伙。每逢年节、喜庆、婚嫁，溜子打得铿锵响亮， 热闹非凡。打溜子现存传统曲牌近百个，如'鸡婆屙蛋"、"八哥洗澡"、"锂鱼漂滩"、"牛擦痒"、"蛤蟆闹塘"、"慢纺车"、"瞎子闹街"等。以双钹的亮、闷、揉、挤、磕等特殊打法绘声、绘神，惟妙惟肖。既明快热烈，又恢谐风趣。新中国成立后，打溜子搬上了舞台，多次在国内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获奖。95年赴美国演出，轰动纽约，现以成为中外旅游者来湘西旅游必不可少观看的风土人情曲目。

　　唱苗歌 苗族人民最喜唱歌，以苗歌传情表意。一首喜歌令你心情舒畅；一首苦歌令你唏嘘垂泪；一首情歌则令人如醉如痴。苗歌旋律独特，节奏自由，装饰音多滑音，别有韵味。苗歌分"韶唔"(高肠、 "韶萨" (平腔)两类。高腔高亢激昂，优美动听；平腔悠扬悦耳，婉围流畅。

　　12、跳苗鼓：鼓舞是苗族男女老少最喜爱的艺术形式。分女子单人鼓舞、男子单人鼓舞、女子双人鼓舞、男子双从鼓舞、猴儿鼓舞等。伴奏者以鼓捧击打鼓边，表演者以鼓捧或徒手击鼓面，节奏可慢可快，情绪激越时，鼓边与鼓点急促有力，气氛十分热烈。男子鼓舞英武娇健，粗犷有力，动作有"收割打谷"、"大鹏展翅"、"猛虎下山"等。女子鼓舞传统动作有"美女梳头"、"纺纱织布"、"挑花织带"等，文雅平稳，灵巧秀丽。

　　13、湘西民族歌舞：湘西土家族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保留民族歌舞特色的前提下，由州民族舞团改编的民族歌舞，如《阿雅打鼓庆丰年》、《毕兹卡的节目》、《踩花鞋》、《猛洞河的月亮》、《赶歌》、《苗山赶秋歌》、打溜子、 《八哥洗澡》等先后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演出并获奖。并培养了象宋祖英、何继光等一批观众喜爱的歌唱家。

　　二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

　　湘西州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龙山县，永顺县，古丈县、其次，保靖县，吉首等县，总人口80多万人，占全州总人数3517％。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古风旧俗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但是体现土家族主要特点的风情习俗仍然

　　较为系统明显的保留着。

　　1、土家族节日：土家族的节日有春节、清明、四月八、端午、六月六、七月半、中秋、重阳等，尤以春节、四月八、六月六为甚。

　　春节即过年，有过小年和过大年之分。小年过的是腊月二十四，大年要比汉族提前一天，即月大是腊月二十九、月小二十八。其来历说法甚多，均与古代战争有关。围绕过年，一进入腊月就采买年货、打粑粑、做团馓、杀年猪。二十四过小年，打扫阳尘，敬灶神。过大年这天，屋里屋外插松柏、梅花，贴压岁钱(纸钱）。吃年饭最重一家团聚不窜门。中午开始吃年饭，喜食甑子饭、粉蒸肉、"合菜"。饭前每人挟-砣肉放在饭上，插上筷子先祭祖。饭后，给家禽家畜、果树喂米饭"过年"。三十晚烧旺火守年，鸡叫头遍放炮竹守年，鸣叫头遍放炮竹抢年。初一窜门拜年，以示敬重。自初三跳摆手舞，十五方散。过十五吃猪头，才开始新一年的农活。

　　2、四月八。四月八是仅次于过年一个大节，其来历，各地的说法不一，主要传说有三：一说四月八是牛王节，土家族先民曾拖着牛尾巴过河脱离险境。故这天要让牛息耕，并喂以精饲料；二说土家族先民由常德沿沅水、酉水而上来湘西定居时，有的是四月初八到达，有的是四月十八日到达。为纪念到达的这一天，以后就分别过节；三说四月八日是祭婆婆神嫁毛虫的日子，祈求莫起病虫害，保护五谷丰登。

　　3、六月六。这是土家族．又一个大节。"六月六是土家过小年"，举行以祀祖先为主的摆手活动。节日来历传说不一：一说六月六是把出了嫁的姑妈接回来"喝伏"：二是说纪念土家族祖先来湘西定居的日子；三是较为普遍的说法，传说这一天是茅岗土司、土家族英雄覃 蒙难日，覃 被害，死得很惨，不仅血染征袍，而且被剥了皮，为了纪念覃 王，土家族人家家户户在六月六这一天"晒龙袍"。土家各地过六月六的形式大同小异，但是六月六纪念覃 遇害的说法即是一致的。

　　4、土家族服饰

　　湘西土家族服饰，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绣花边"。男女"喜垂耳圈，两耳累然，又有项圈、手圈"。①布料多为"家几布"，绣以五彩斑烂之色，史称溪布、同巾、土锦，现称土家织锦。

　　5、土家族饮食

　　土家族地区山多田少，食粮以稻谷、玉米为主，杂以小米、红苕和洋芋。煮饭一般是用铁鼎罐架在火坑里的铁三脚架上煮熟，灶房只是在热天或人客多的时候使用。饭食品种很多，土家族人最爱吃的是粑粑，最具特色的是酸辣子和糟辣子。酸辣子是将红鲜辣椒拌玉米舂细粉粒，装于扑水坛中，半月后可食，食法有干炒、水煮；糟辣子是将红鲜椒切碎，加生姜、花椒和盐，密封坛中，既可直接食和，又可作佐料。酸菜， 是土家族常用的大宗菜。几乎各种蔬菜都可以制成酸菜，如青菜酸、萝卜酸、洋姜酸、豇豆酸、大兜菜酸、苞谷酸；肉鱼之类加点糯米粉或小米粉，放入坛中密封，制成酸鱼、酸肉、酸肠子，用油煎炒，十分可口。酸菜开味助消化，深受土家人的喜爱的菜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个或十多个酸菜坛子，一年到头，餐餐不离酸。腊肉，更是土家人最喜爱的菜食，进人腊月，家家户户杀年猪，一般人家杀一头或几家合杀一头，富有之家杀二头。鲜肉裹食盐、花椒、五香粉，在缸内腌10天左右，挂在炕上慢慢熏干，夏季埋于谷堆储存。其肉色红，味香，十分可口，是逢年过节，款待贵宾的佳菜。食用时切成手掌大小，以示待客热情。

　　土家族人"好酒"。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酒的种类很多，有甜酒和五谷杂粮酿成的各种烈性白酒。

　　三苗族：(自称果雄）

　　苗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人口众多，分布辽阔，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文化及独特的风情习俗。

　　湘西州苗族主要分布在花垣、凤凰、吉首、泸溪、古丈、保靖等县市，是风俗习惯保留较完整的一个民族。

　　l、苗族的节庆

　　湘西苗族的节庆较多，活动规模大。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有：

　　(1)、赶年场。农历正月，湘西苗族人民最热心的是赶年场，其日期由各地自行约定。赶年场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身着节日盛装，互相邀约，成群结队去赶场。年场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异常热闹。人们不但可以进行物质交流，还可以参加或观看打秋千、舞狮子、玩龙灯、上刀梯等活动，青年男女也多利用这种机会，物色情侣、谈情说爱。歌郎歌娘更是大显身手，三五结伴，说古道今，引吭高歌，互相唱和，或盘根，或祝贺，或叙述传统故事，或即兴演唱新词。唱的人愈唱兴致愈高，听的人愈听精神愈振。即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年场也要如期举行。

　　(2)、三月三。这是湘西苗族传统歌舞节。这一天，苗族人民自动集中到约定的歌场上，参加对歌、听歌、跳舞、观舞、尽情欢乐。

　　(3)、赶清明。这是湘西苗族特有的大型歌节，又称"清明歌会"。相传。因苗族多散居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一切日常用品必须到比较远的汉区赶场交换，常常受骗上当。所以，苗族人民便相约以清明这一天作为自己的场期，互相交换物资，同时会见亲友。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的"清明歌会"了。

　　(4)、四月八。"四月八"是凤凰县落潮井乡一个小山头的名称。传说古代有一个名叫"亚宜"的苗族首领，领导苗民向统治者进行斗争。他曾组织各寨苗族头人在现在的"喝血坳"地方喝鸡血，发誓共同联合，战斗到底。并约定四月八日在某山头聚众起义。起义后，义军连连获胜，一直打到了四川、贵州。第二年的四月八日，亚宜不幸战死在贵阳市的喷水池附近。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便于每年的四月八这-天，举行纪念活动，追思亚宜的业绩，为战死者扫墓。清代乾嘉苗民起义后，统治者禁止湘西苗族人民举行这一活动，致命苗族人民失去了一个极其有意义的传统节日。解放后经国家民委批准，将"四月八"定为苗族统一的节日。

　　(5)、六月六。这是远古遗俗，是苗族人民纪念六个男女祖先，希望自己也能生六男六女，繁衍后代的祭祖活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凤凰县落潮井一带的苗族人民都要在勾良山上举行盛大歌会。邻近的花垣、吉首等县和贵州松桃、铜仁等地的苗族人民也都前来参加。到会人数常常达两三万人之多。

　　(6)、七月七。这是苗族的传统鼓会，以吉首、矮寨坡、古丈穿洞一带最为流行。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苗族人民便穿着一新，欢聚鼓场，击节敲鼓，翩翩起舞，纵情欢乐。

　　2、苗族服饰

　　湘西苗族的古代服饰，男女差别很小，一律是"色彩斑澜"；上身穿花衣，下着百褶裙，头蓄长发，包赭色花帕，脚着船形花鞋，佩以各种银饰。 苗族男子的衣饰较为简单；头缠布帕，身穿对襟衣，衣袖长而小，裤简短而大，喜包青色裹脚。头帕有青帕和花帕两种，帕长一丈以上，有多至三丈的。缠戴时多成斜十字形，大如斗笠，衣服的颜色有花格，全青、全蓝等，其中以花格布衣最有特色。衣扣一般为七颗。有的青年男子，为使人欣羡自己的富有和豪爽，穿衣多到七件。最外层的衣服只扣最下边的一对纽扣，第二层衣服扣下面两对纽扣……以此类推，一直到扣完为最里层的七对纽扣为止。这样，层层新衣全能由外看出，别有一种情趣。与苗族男子的简单衣着相反，苗族妇女的服饰十分精美复杂。

　　(1)、头帕：苗族妇女的头帕，因地而异。凤凰县境内的苗族妇女多加包短帕一珙，长三尺多，由额头包至脑后，连耳朵都包在内面，花垣等县境内的苗族妇女喜用黑帕(父母去世戴白帕)，折叠整齐，包得平平正正，不偏不斜，末挽一道，恰齐额眉。吉首县境内的苗族妇女头帕较杂，与凤凰县相接的地区包花帕，与花垣县相邻的地区包黑帕。泸溪，古丈和吉首东部地区的苗族妇女则包白色头帕。帕上绣有四对青色花蝶，朴素美观，独具风韵。所谓"头上帕子四个角，四个角上绣飞蛾"，说的就是这种白巾白。

　　(2)、首饰：苗族妇女的首饰，造型精美，种类繁多。以制作的原料分，有金饰、银饰、铜饰、铝饰。玉饰等，而以银饰最为普遍。佩戴的部分有银帽、银盆、凤冠、苏山耳环、项圈、手镯、戒指、牙签、扣绊等，而以手镯和戒指必须常戴。从造型上分，仅耳环一项，就有瓜子吊耳环、石榴耳环、梅花针耳环、圈圈耳环、龙头耳环、梅花吊瓜子耳环、粑粑耳环、龙头瓜子吊耳环等等。

　　解放后，有一些苗汉杂居地区，苗族服饰受汉族的影响较大，一些青年已改着汉装。

　　3，苗族饮食

　　苗族的饮食，以大米、包谷、豆类、薯类为主食，其中又以大米，包谷为主。最具有特色的是腌酸鱼肉。苗族人民忠厚好客，虽然牛活较为艰苦，但对客人一秉至诚。如有客人来家，不论常来或初到，一定要千方百计以酒肉相待，绝不可少。并且认为没有鱼肉列到桌上，便觉得是主人不贤惠，对客人不敬。由于苗乡平时买肉不太方便，所以一般人家，都在事前做好准备，以免客人到后临时张罗不周。而要保存备用鱼肉，最好的方法，莫发腌坛。杀猪捉鱼后，往往切成小块，和以米粉香料，加盐腌之，装入坛中，密封坛口，倒履水浅水盘内，使之不透空气。经两周后，鱼肉米粉略变酸味，便可取出炒食，味美异常。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