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葵生博学多闻，才思敏捷，数千字文章可一挥而就。《四库全书》中《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为他所撰。他一生勤于著述，朝廷每有庆典则贡辞献赋，诗文创作从不间断，留下了大量的文稿。

阮葵生一生涉世较广，阅历较深，“少侍文京师，即识国家掌故”，尤其注重历史考证。他所著的《茶余客话》，“记前型，搜逸事，考证典物，多有未经人道者，”（《中国名人大辞典》）是近二百年来很有资料价值的笔记著述。该书对淮安的地方掌故轶事记载比较详尽，对于研究淮安地方史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文学史料记载，阮葵生的《茶余客活》约写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书有三十卷，王锡祺印本为二十二卷，旧时通行节本仅有十二卷，其文笔老练，选材精致，立意清新，内容包括政治、历史、地理、科学、工艺、文学、艺术等，还记载清初的有关典章制度及清人入关前后的建置等历史资料。阮葵生生前记有大量司狱笔记。他通过刑案汇总，善于总结经验，立论准确，见解精辟。他死后，后人曾经根据他的手稿专门为他整理成一部《刑述》，很有借鉴价值，可惜今已失传。此外，阮葵生还著有《七录斋集》、《七录斋诗词集》、《阮氏族训》、《阮氏家谱》，但生前都没有公开出版。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初秋，他写有《忆勺湖草堂歌》以及《忆家园杂诗》十一首，均收入《山阳阮氏家谱》。200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泽强校点整理的《阮葵生集》，此书收录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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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百家姓的由来

中国的姓氏

“姓氏”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但在秦汉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别。对于“姓”，《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因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这个解释说的是，“姓”是个形声字，其中的“生”只是表示读音，意义是从“女”得来的，“姓”的本义可以理解为：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的共同标志。姓源于母系社会，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氏族人群。而氏的产生则在姓之后，是按父系来标识血缘关系的结果，这只能在父权家长制确立时才有可能。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以及“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可以明白，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原分属两个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一姓姜，一姓姬，而他们又分别拥有表示自己父权家长制首领的氏称：列山，轩辕。姓和氏有严格区别又同时使用的的局面表明，母权制已让位于父权制，但母系社会的影响还存在，这种影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消亡。

姓的起源与发展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国姓氏萌生于人类早期的原始部落，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距今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原义为“超自然保护神及其亲族”。远古时期，人们认为每个氏族均起源于某种自然物象或动、植物，如：日月星辰、山川岩石、风云雷电、花草树木、龙凤虎豹、牛羊犬马、禽鸟虫蚁……只要该氏族的始植母与之接触、感应，即会衍生后代，所以图腾物象就成为氏族的祖先，成为本氏族祭祀、崇拜的保护神，即辨认血缘氏系及亲属关系的依据，也是维系本氏族血缘氏系及亲属关系的标志，进而演化为该氏族共有姓源。

在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中，也不乏姓氏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例证。如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上绘有鸟、蛙的图像；仰韶文化的彩陶器上，除鱼、鸟、鹿、蛙等图像外，还有人面兽身、人首虫身等图像。这些均可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即原始的“姓”的标志。在已发现的殷商甲骨卜辞中，也可以辩认出二百多个有“图腾”意义的族名。

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关于原始氏族部落及其始祖源于图腾物像的神话传说，更是屡见不鲜。如炎帝神农氏，其母名安登，因感应神龙绕身而生炎帝于姜水，因而炎帝神农氏以姜为姓；黄帝轩辕氏之母附宝，因在大野中见雷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有孕，生黄帝于轩辕之丘，育于姬水之畔，故以姬为姓；夏祖女志梦演星落地，化为神珠薏苡(车前子)，后而有孕，生下大禹，故夏人以薏苡为图腾，以姒为姓(姒即苡字的演化)；商祖简狄则是因吞食玄鸟之卵而生契，故以鸟为图腾，以子为姓(子即卵)；周祖姜嫄因践巨人之迹(熊迹)而生后稷，故周人以熊为图腾，以姬为姓(右为熊迹之形，从女旁而为姬)……

在母系氏族社会，“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因而世系的计算只能以母系为准。凡在一个氏族名下的全体成员均出自一个共同的母系祖先，从母而得姓，即《左传》所说“因生赐姓”。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姓”的造字结构是“从女，从生”的会意字。我国古代的许多姓氏，多从女字，如姚、姬、妫、妊、姜等。在已知商代甲骨文卜辞中也有“帚嫀”、“帚妹”、“帚好”、“帚妃”的记述，从而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姓氏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的历史渊源。

由于同姓成员均源于同一母系始祖，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加上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懂得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因而在先秦时期，已严禁同姓结婚。后世所谓“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的习俗，即源于此。因此，订婚之前，首先要“男女辨姓”，如同姓结婚，尽管血缘关系很远，也被视为违背礼制，“姓别婚姻”这一社会功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礼仪，也完全符合现代优生学的科学理论。

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为姓族组织，这是姓氏的首次演变，亦即姓的产生。这时，姓作为氏族的标志和徽号，其功能就在于维持这一“同姓”全体成员共同世系，借以把不同血缘的氏族区别开来。从此，姓即成为区分族别，维系血缘世系的历史凭籍和血缘纽带。

氏的产生和演变

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标志部族、宗族的徽号，除姓之外，还有氏的称谓。而“氏”字的造字结构，在甲骨文中解释为“木本”之意，即植物之“根”，故后世多用“寻根”二字表述某一姓氏认祖寻宗，追源溯流的文化情结。

《左传·隐公八年》有一段著名文宁，精要地阐明了“姓”“氏”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说，天子分封诸侯，根据出生而赐姓，又分封土地而称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后人便作为族号；担任官职而世代有功者，就以官名为族号；也有以受封采邑作为族号的。这里的族号，就是“氏”。

氏的出现较姓为晚，是姓所衍生的产物，即姓的支族。氏约起于父系氏族社会，盛行于周代的分封制度，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就是说，先秦时期，氏不仅是部族、宗支的徽号，也足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标志。最初，氏是同姓部落的名称，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专指部落首领相沿承袭的尊号。传说中父系社会英雄人物的称号，均加“氏”以尊称，如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等，即是例证。

这种以“氏”别贵贱的风尚，在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先秦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相当盛行，形成“同姓异氏，一姓多氏”社会格局。如炎帝神农氏本来是姜姓部落的始祖，但其后裔却有烈山氏、祝融氏，及齐、吕、申、许等氏族分支；黄帝轩辕氏为姬姓部落的始祖，但他的25个儿子，却分为12胞族(氏族)；太昊伏羲氏(庖牺氏)，少昊金天氏，本是东方凤姓部落的首领，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凤即凤鸟)，其后裔则蕃衍为凤鸟氏、玄鸟氏、丹鸟氏、青鸟氏、鸠氏、爽鸠氏、伯赵氏及“五雉”、“九扈”等24个“以鸟名官”的氏族。

这样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缘关系，均由父系来确认。所以母系姓族之解体，父系氏族之兴起，成为姓氏演变过程中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夏代的姓氏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难以详知，但据《史记·夏本纪》和《世本·氏姓篇》载录，夏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的部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莫氏、斟戈氏及有南氏、有鄩氏等十余个姓氏。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王朝，国家机构已经形成，“胙土命氏”正式成为姓氏产生的主要途径。商朝帝王嫡子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某地庶子则有“胙土命氏”的分封权益。一些有功于王室的功勋大臣，及臣服于商王朝的附庸部落，依据其社会地位，也被封赐相应的侯国、采邑。因而商代的姓氏较夏代大为增多，史称商代有“八百诸侯”。见于《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等文献记载的姓氏有数十余个。如殷氏、来氏、宋氏、稚氏、时氏、萧氏、黎氏、空相氏、北殷氏、目夷氏、崇氏、周氏、杞氏、耿氏、微氏、箕氏、阮氏等，皆是以国为氏，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仍在沿用。在《尚书·盘庚》中，将殷商贵族大姓总称为“百姓”。此处的“百姓”二字，是氏族社会时期，“禅让”制度流传下的大族旧姓，与万民相对，原意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被王室“胙土命氏”的贵族阶层。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这些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地位，沦为普通庶民，但却保留了原有的姓氏，成为当今姓氏的重要来源，也是后世历代庶民统称为“百姓”的典故。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大封诸侯，胙土命氏。据史书所载，周朝共灭商朝属国99个，降服652个国，从而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广阔的幅员土地。这种大分封举措，对于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格局，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大分封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批氏的产生。周朝成为“氏”产生最多的时期，尤其春秋时期，激烈的诸侯兼并，为姓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特定的条件。

周朝的封邦建国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紧密相连。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天子)，上天赐给他土地和臣民，拥有分封赏赐十地臣民的绝对权威。据史书记载，周初先后分封诸侯国71国，其中同姓(姬姓)诸侯40国，异姓诸侯31国。这些受封的诸侯尊奉周天子为大宗，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又在自己国土内分封采地、食邑给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卿大夫尊奉国君为宗主，并在自己的采邑封地内再次分封给同姓或异姓庶民。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分封，一姓所出的支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新的氏族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姓多氏，甚至一人多氏的情形。如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都是姬姓，但因封国有鲁、郑、卫、晋、吴、虞、霍、虢、管、蔡、巴、随之别，受封诸候以国为氏，形成新的氏族。此外，还有以邑为氏，以爵为氏，以族为氏，以技为氏，以谥为氏等多种形式。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同一贵族一生中因多次受封，出现一人多氏的情形。如鲁孝公后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于柳，而得柳氏，死后谥号为惠，而得惠氏。公孙鞅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受封于商而称商鞅，因是卫国公族之孙，也称公孙鞅。再如晋国大夫土会一生中称谓有9个：士会、随季、武子、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其中随、范为封邑，士为官职，季为排行，武为谥号，会为名字。

“胙土命氏”也有其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则．天子等级最高，所以以其王朝的称号为氏，如周天子即以周为氏；而诸候国则以国为氏，如齐、鲁、郑、吴等；卿大夫以封邑为氏，如原氏、薛氏、杨氏等；效力于王室公族的职业技人等则以技为氏，如车氏、屠氏、陶氏等。由于“命氏”由上而下出自帝王、君侯所赐，能够封土命氏的，都是贵族诸侯，即使以职业技艺命氏的“百工”，也不是一般平民、贱奴，而是管理平民奴隶的“工长”、管事。因为氏可以表明出身家世和社会地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和尊号，所以氏有强烈的“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氏族成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效治组织形式，其存在、发展、演变、衰落的状况，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而的状况，氏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和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关键。

这样由“胙土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逐渐取代了氏族社会单纯的血缘氏族制度，氏族习俗则被提取、转化、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化、法制化的文化形态和宗法制度。由远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长制，演变为夏、商、西周的封建宗法制，标志着姓氏文化的日趋成熟和形成。

姓氏通用到姓氏合一

“姓别婚姻”、“氏明贵贱”，这种姓氏相别的制度，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尚未发生变化，到春秋末期，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处于急剧变动之中，姓氏相别的制度发生动摇。

首先是周天子的权威下降，已无力分封和控制诸侯，不再具备“胙土命氏”的实力，诸侯僭越称位，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其次是诸侯割据，兼并称雄，战乱不已，一些旧的氏家大族因灭国或失掉封邑，流连失所，降为庶民。而一些卿大夫乘势崛起，原来地位低下的士人阶层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如商鞅、范睢、苏秦、张仪，往往依仗自己的才能功业，裂土封侯，成为新的贵族阶层，产生了新的氏族。尤其是春秋末期，随着“并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拥有大片土地私有权的地主阶级取代了由嫡长子世袭土地臣民的领主阶级。在这大动荡、大混合的浪潮中，“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已失去了现实意义。“姓氏相别”的制度发生动摇。

秦灭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度，原先大量的王孙、贵族沦为庶民和罪人。秦末农民大起义中，一大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如汉高祖刘邦、淮南王英布、淮阳侯韩信、舞阳侯樊哙等，均以推翻暴秦，建立新朝的显赫功业，称王称帝，位列公侯。这样社会大变动的结果，使往日的旧贵族沦为庶民，昔日的平民上升为新贵，“胙土命氏”的宗法制度荡然无存，“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也随之消失，作为宗族标志的“姓”与“氏”已无实质性的区别，姓氏成为仅仅表明个人及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符号。所以秦汉以后，姓氏混用，姓氏合一。亦即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所云：“三代(夏、商、周)姓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三代之后，姓氏合二而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贱。”

这种姓氏合一，姓氏混用的情况，始于汉代。见之于正式文献记载的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称秦始皇曰：“姓赵氏”，称汉高祖刘邦曰：“姓刘氏”。秦汉以后，姓氏不别，或言姓，或言氏，或兼称姓氏。这种姓氏合一的结果，使原先用以明贵贱的氏，完全融入原始的姓中，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姓的数量和内涵，形成了当今姓氏的主体。

由先秦时期的姓氏相别，到秦汉以后的姓氏通用、姓氏合一，是姓氏演变的一大转折，至此，姓氏体系基本定型，历朝历代虽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基本上都遵循了“姓氏合一”这一模式，延用至今。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