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屑坝后人移民湖北的家谱

大冶《余氏宗谱》：“一世祖捻，南宋人，世居江西南昌县瓦屑坝。第三世壁胜生荣叔、荣英。荣英自江西徒居湖北大冶。”

黄陂《谢氏族谱》：“谢伯六于洪武七年(1374年)自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筷子巷瓦屑墩迁黄陂西南乡共木岗。”

爱莲堂《冈邑月峰周氏宗谱》：“始祖鼎三公于洪武二年由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黄冈。”

黄冈敦伦堂《喻氏宗谱》：“始祖省一公籍乐平县，洪武七年奉旨迁黄冈下伍乡。”

黄岗孝友堂 《张氏宗谱·永宁菴叙》：“本族由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黄冈。”

黄岗同庆堂《张氏宗谱》宜堂公草谱序：“始祖世雄公于明洪武二年自饶州府乐平县地名瓦屑坝来楚入籍。”

黄岗三槐堂《王杨宗谱》：“南宋时因兵乱由山东迁江西省南昌县瓦屑坝，

元末再迁黄冈团风镇。”

黄冈德星堂《义门陈氏宗谱》：“迁黄始祖仁杰公由饶州府乐平县地名瓦屑

坝马桥下迁居黄州府黄冈县庶安乡龙丘。”

黄冈敦本堂《黄氏族谱》：“始迁祖自政，原籍江西饶州府瓦屑坝，明初徙

楚省落籍黄冈县邾城之南庶安乡。”

黄冈《吕杨陈氏宗谱》：“我始祖文泗公原籍江西饶州府都阳县瓦屑坝自元政不纲，义师四起，徐寿辉屯驻薪、罗、黄、汉，千里躁踊成墟。及明祖定鼎后我文泗公迁黄冈上伍乡青丘村，”

《夏氏宗谱·柏公判明》：“吾住江西饶州府瓦屑坝，起程到筷梓巷上船，到湖北省城，居住西门外。”

黄冈《许氏宗谱·大房支序》：“始祖明甫与兄清甫，于洪武二年由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瓦屑坝迁入黄冈县庶安乡古龙丘碾斋湾。始祖因碾斋起湾名，意者，如盘石之安也。”

湖北郧西道光年间《杨氏宗谱》记载，其始祖为江西鄱阳瓦屑坝人，从陕南辗转迁移至鄂西北。

见诸方志与其它资料的还有：

薛家庄，薛兴一明初永乐、宣德年问由豫章南昌县瓦屑坝中平屯迁大冶纱帽山南麓左今薛家庄(今属陈贵镇)。[1]

湖北黄冈《库李宗谱》：始祖库义通，字道源，岁进士，公原籍江西饶州府乐平县泥儿垮瓦屑坝，于明洪武初奉父仲祥公、叔太叔祖万彝公、弟义益迁湖广黄州府。[2]

《黄陂县志》：该县东甘棠铺镇万姓宗族是明初由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过籍而来。

《黄冈县志》：陈姓“其先世在宋代自江西江州瓦西坝迁居浠水。后世由浠水分支居黄冈邱店、韦家凉亭。”

《古姓史话》：“洪武二年(1369年)抚州府临川县筷子巷瓦屑沟的古德七，移居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古家湾。”

读铁改余家谱感言

西南地区铁改余姓是一个大姓，主要分布在川、滇、贵等省的长江中上游地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说自己的老祖宗是成吉思汗，有的出示家谱，有的是老人口传，在集居区甚至于还保持众多的蒙古族习俗。1983年以后有部分家族还恢复了自己的蒙古族别。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网上发表不少文章。从这些文字看，铁改余是蒙古族，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而在成吉思汗后裔这一点上却幸煲椤K撬堤挠嘈帐怯窭锊牢崾蟵燕帖木尔}元叛臣的后裔。这在余氏族人中引起了反感，他们说学者先生歪曲了余氏家史。为此，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余氏家谱目前较多，大多是明清时代的撰写谱或抄录谱。最早一本是明成化年间余子俊撰的《青神余氏家谱》。这是一本余氏始谱，其它余氏家谱几乎都沿用了它，但加上了各自的观点，作了扩写。这些扩写五花八门，是引起混乱的主要原因。要理清世系，确认真实的先祖，关键在于第一本始谱。

余子俊四川青神人，明景泰进士，成化任兵部尚书，明史有烈传，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也长于志谱和诗赋。他的诗词在川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当地民众，至今仍朗朗上口。他和元史撰写人宋濂是同乡（宋居蒲江），深受影响，是余子俊撰写家谱的原动力。从余子俊所写余氏族源一章可以看出，其史实和修辞，用语与宋濂写的成吉思汗传无异。对整过元朝的兴衰、皇室传承、得失评价，与元史相符，乃至年代，最多也只有一、二年的出入。在全谱中没有一个传说，也没有任何神话。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如：粤稽我祖，始姓奇渥温。其先尧时人，本胡地蒙古郡人也。与女真国为邻，居北方。其远祖姓奇渥温，名孛端义儿。母曰阿蓝，夜梦见白光自穸而入，化为神，感而生子，名曰孛端义儿。状貌奇异，沉默少言，长为蒙古部长。这段话在元史 太祖篇是这样写的：

浠实（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太祖其十世祖孛端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儿也。孛端义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赀，不及之。孛端义儿曰：“贫贱富贵，命也，赀财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孛端义儿以缗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

子孙世袭其爵位，至十世，其势越大，孙名铁木真者，有大志，并吞诸部。在宋宁宗开禧元年，称帝于斡难河之源，号大元太祖皇帝（成吉思汗）。与宋争衡，灭国四十，在位二十二年崩。太子立，号为太宗。宽仁恕物，尊贤礼士，以孔子五十世孙孔元擢为衍圣公，世袭官爵，修孔子庙，并赠诸贤位，与宋共灭金人，金地悉为元有。在位十三年崩。太子立，号定宗，在位三年崩。定宗弟立，为宪宗，在位九年崩。其弟忽必烈立，为世祖文武皇帝。忽必烈生于宋宁宗嘉定八年。仁明英睿，志气恢宏，初领各道军侵宋，及端宗年间，遂举兵伐宋，而天下及一统。

世祖知天下军民久困，发粟散财，诏罢各路军匠人役免差，流民兴学，天下喜曰：不意吾君仁德至此，规模远出汉唐之上。寿八十，在位三十五年崩。

皇孙铁木耳立，号成宗，改年曰元贞，曰大德，在位十三年。封其弟铁木见为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悉遵古制，蠲商旅之税三之一，蠲民田租十之二。近臣奏曰：江南贫者，多佃富人之田，今所蠲者，施其田主，佃民未沾圣恩，宜佃民当输，田主亦如所蠲之数。帝纳其奏，颁召天下，民多感之。在位十三年崩。

传海山，立为武宗，改元至大，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赠诸贤位。立常平仓，百姓感恩，在位五年崩。武宗弟立，为仁宗，诏儒臣讲大学演义，封宋诸臣，举孝廉，黜贪污。罢各路工匠人役，远近戴德，寿六十，在位九年崩。太子立，为英宗，改元至治。英宗当仁宗病时汤药亲调，焚香告天，求以身代，及仁宗崩，哀毁过礼，近臣有献七宝带者，帝曰：卿不引进一贤，而引进一带，是以利诱我也。在位三年，为奸臣所弑。位传宪宗长子，名也孙铁木儿，初封晋王，镇北边，因奸臣谋弑英宗，迎立为帝，承祖宗旧业，无年损益，颇称治平，改元者二：曰：泰定，曰：致和。在位五年崩。无子，群臣迎武宗长子嗣位。号明宗，在位八月崩，武宗次子立，为文宗，赋性宽仁，在位五年崩。升遐之日，远近哀慕，位传明宗次子，初封鹿王，及承位，号宁宗，在位二月崩。请旨于后，迎宁宗兄立为顺宗，即位之日，地震山崩，妖昨昼现，天降血雨，百物皆赤。刘福通作乱，陈友谅称帝，徐寿辉、邹普胜俱起兵，以红巾为号，与元为难。攻陷江西、湖广各郡，明太祖于癸卯起兵，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大败之，红巾悉平。戊申，太祖取各州郡，势如破竹。顺帝得报，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太子、公主，避兵北行。

以铁木儿右丞相庆童住守燕京，七月二十八日夜帝皆北去。

明兵执元淮王，解赴行营，不屈而死，太祖以宾礼葬之。

燕平，太祖建都南京。

庚戍元年元顺帝崩，在位三十六年，群臣奉梓棺归葬胡地。太祖知顺帝顺天命而去，故谥曰顺帝。封元皇孙买的八剌为崇礼候，元臣被执者，皆宥之。

大元自太祖至顺帝，十三主，一百五十九年。

关于铁改余，《青神谱》是这样记的：祖十人避乱入蜀，至泸州凤锦桥，相议各散，曰：我弟兄此别，存亡未料，可各呤诗一句，以为后日子孙之验。遂撮土为香，对天誓曰：后有子孙，皆我十人遗种，如有知而不认亲者，促寿，后必不倡。遂相泣而别。一往富顺，一往夹江，一往内江，一往叙府，一往泸州，一往青神，一往犍为，一往重庆，一往荣县，一往眉州。其诗长幼为序，诗曰：

我本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

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插柳桠。

否泰是天皆由命，悲伤思我又思他。

十人失散知何处，如梦云游浪卷沙。

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化作万千家。

余子俊是庚六公余德成的四代孙，他出生时曾祖健在，对余氏家变并非年远事湮。以一个很有造旨的史学家，他不会去歪曲自己的家史的。何况把一个刚推翻的先朝皇帝作为自己的先祖，作中国人来说那是要避嫌的。他握百万，智勇过人，明皇帝不怕他造反！如果不是历史的真实，他是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而这个真实的历史明皇帝也是认可的。在余子俊死后，明皇赐礼葬，御题对联：青松古柏壮金牛，寒共漫草埋忠魂。按蒙语不花是姓，是公牛之意。这与谱中的不花铁木耳、不花铁木见等皇姓相符。同时还赐有一对石狮子，造成形与明陵相似，至今仍存。

余子俊陵园有很多石碑，现存的世系碑，从一世到二十一世清楚可考。

皇孙铁木耳立，号成宗，改年曰元贞，曰大德，在位十三年。封其弟铁木见为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这一段的前部分有元史可考，而后一句“封其弟铁木见为南平王，食邑湖广麻城。”元史中没有查到相关记载。当然史海无边，没有查到不等于就去否定它。

由此看来要把玉里伯牙吾氏强加为铁改余的先祖也是立不住脚的。

余姓来源有四：1、春秋时秦由余之后。据《风俗通》所载，余姓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以字名为氏。2、据《姓考》所载，相传夏禹之有余氏。3、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据《国语》所载：“潞、洛、泉、余、满五姓，皆赤狄隗也。”4、由他族和他姓改姓而来。如云南镇雄县余姓，原复姓铁木，有诗为证：“余本元朝宰相家，洪兵赶散入西 ……前传诗句词如此，后嗣相逢系本家”，（见《余氏总谱》），另僳僳族以鱼为图腾的挖饶时氏族，汉姓为余；羌族余约志房名，后改为余；四川、甘肃一带白马藏族之严茹氏，热则氏、陪茹氏等汉姓为余；锡伯族余木尔其氏汉姓为余；其他如苗、彝、布依、满、土家、白、保安、羌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由余。春秋时秦国的大夫，也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人，逃亡入西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初在西戎任职，后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贤德大度，便留秦国为相，很得穆公信任。时秦作为众多诸侯国之一，其地位并不显要。由余为上卿后，果然不出穆公所望，他助秦穆公谋划攻伐西戎之策，灭国十二，拓地千里，而称霸西戎，最后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由余因曾为秦国富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人引以为荣，遂以其字为氏，尊其为余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春秋时的秦国，建都于雍（今陕西风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由余的后裔在春秋时应繁衍于这一带。秦汉以后，余姓族人东迁，一支迁入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一支迁居江南，主要繁衍于今安徽。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余姓的后人基本上是同时不断地繁衍滋长，但北方较南方发展态势要弱得多。魏晋南北朝时，余姓已成为新安郡一带望族。此际，北方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士族开始第一次大举南迁，余姓大族所处之地正当其冲，故其南迁也就不可避免。其中有一部余姓族人继续南迁，进入湖北、湖南等地。南朝宋有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以孝行著称，为唐代以前唯一见诸史册之余姓人物。唐代以后，余姓才得以迅速繁衍壮大起来，并逐渐在东南部一带形成两处望族。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有余姓将佐随往并落籍福建。唐末，有建阳（今属福建）人余镐在黄巢攻陷建州时，避居莆田，后耕隐壶山以终；还有余渊海因避黄巢兵，自福建同安北迁邵武，于唐僖宗光启年间再转入韶州曲江县（今属广东）武溪，是为余姓入粤始祖。此后不久余渊海次子余咸徙居湖南长沙，三子余衮迁居浙江杭州，长子余从留居当地。其三子后裔又有迁江西之奉新、临川、广东之五华、梅州、大埔、平远、海丰等地者。到了宋代，余姓基本上遍布全国，而且人才济济。明洪武年间，余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北、安徽等地。明清之际，余姓不仅遍及江南各地，而且北方之余姓也得以繁衍发展。清代，有余姓自福建迁至台湾，此后又有移居海外者。如今，余姓分布广泛，尤以四川、广东、江西、云南、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多此姓，上述七省余姓约占全国汉族余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

郡望堂号 余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的郡望如下：1、新安郡，晋时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西），隋时治所在休宁（今属安徽），后移治歙县；2、下邳郡，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3、吴兴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4、高阳郡，治所在高阳（今河北盏县）；5、武溪郡，治所在今湖南乾城一带。

堂号：“下邳”、“清严”、“忠惠”、“敬义”、“敦睦”、“亲睦”、“四谏”、“风采”、“八贤”等。

宗族特征 1、据《闽南旧志》所载：“两宋以上，余姓无显者，自斯而降……，其族蕃衍，盖已盛矣。”2、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据一九二九年余自清修《余氏族谱》，安徽六合余姓一支字行为：“隆庆康贤，培宽振泰，信寿品宁。”

又有：

余氏之始祖究在何方？据查阅余氏源流史籍及有关资料，得知有多种说法：①说是文王苗裔由余有功于国，声名大振，卒后，子孙遂以祖名为姓，此乃余氏之始（见《余绍贤堂族谱》及有关余氏源流史料）。②说是大禹三子空又名罕，被封为余渡王，子孙后来就以余为姓氏。又说是大禹之裔孙少康之庶子无余，被封为越王，子孙又称余氏。（见《1975～1978年香港余氏宗亲会会刊》转载台北市中华电台播讲百家姓之介绍）。③说泰国、美国纽约、马来西亚、台湾基隆市均成立有徐、余、涂、佘等姓宗亲总会，说徐、余、涂、佘同出一家（见1980年出版之《旅泰徐氏宗亲总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对于“余氏源于大禹”和“徐、余、涂、佘同出一家”之说法，故暂且不能否定，有待贤人文士加以阐明揭示。认为，说由余是余氏之始，说来有理，并有史料根据。比如欧阳修撰之《襄公余靖墓志铭》内赞襄公“自少博学强记，举凡历代史记……无所不通。”可见襄公之博学多才，为史学专家，对余氏之源流，他自己撰写之《下邳余氏世谱序》内有一段文章说“按余氏之先世，出自黄帝之子玄嚣，又三世至弃，后三十世有苗裔曰由余，由余卒，其后世子孙以王父为氏，乃姓余也，此余族之始也。又据《姓氏寻源》也说余姓是秦由余之后（见辞源和康熙字典）。由此而知之，寅公后代子孙皆源于秦由余，即是说来源于文王，可以肯定无疑。

余姓来源有四：1、春秋时秦由余之后。据《风俗通》所载，余姓为“由余之后，世居歙州，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吴兴。”以字名为氏。2、据《姓考》所载，相传夏禹之有余氏。3、出自赤狄族，为隗姓之后。据《国语》所载：“潞、洛、泉、余、满五姓，皆赤狄隗也。”4、由他族和他姓改姓而来。如云南镇雄县余姓，原复姓铁木，有诗为证：“余本元朝宰相家，洪兵赶散入西 ……前传诗句词如此，后嗣相逢系本家”，（见《余氏总谱》），另僳僳族以鱼为图腾的挖饶时氏族，汉姓为余；羌族余约志房名，后改为余；四川、甘肃一带白马藏族之严茹氏，热则氏、陪茹氏等汉姓为余；锡伯族余木尔其氏汉姓为余；其他如苗、彝、布依、满、土家、白、保安、羌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由余。春秋时秦国的大夫，也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人，逃亡入西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泛称）。初在西戎任职，后奉命出使秦国，见秦穆公贤德大度，便留秦国为相，很得穆公信任。时秦作为众多诸侯国之一，其地位并不显要。由余为上卿后，果然不出穆公所望，他助秦穆公谋划攻伐西戎之策，灭国十二，拓地千里，而称霸西戎，最后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由余因曾为秦国富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人引以为荣，遂以其字为氏，尊其为余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春秋时的秦国，建都于雍（今陕西风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由余的后裔在春秋时应繁衍于这一带。秦汉以后，余姓族人东迁，一支迁入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一支迁居江南，主要繁衍于今安徽。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余姓的后人基本上是同时不断地繁衍滋长，但北方较南方发展态势要弱得多。魏晋南北朝时，余姓已成为新安郡一带望族。此际，北方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士族开始第一次大举南迁，余姓大族所处之地正当其冲，故其南迁也就不可避免。其中有一部余姓族人继续南迁，进入湖北、湖南等地。南朝宋有余齐民，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以孝行著称，为唐代以前唯一见诸史册之余姓人物。唐代以后，余姓才得以迅速繁衍壮大起来，并逐渐在东南部一带形成两处望族。唐初，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有余姓将佐随往并落籍福建。唐末，有建阳（今属福建）人余镐在黄巢攻陷建州时，避居莆田，后耕隐壶山以终；还有余渊海因避黄巢兵，自福建同安北迁邵武，于唐僖宗光启年间再转入韶州曲江县（今属广东）武溪，是为余姓入粤始祖。此后不久余渊海次子余咸徙居湖南长沙，三子余衮迁居浙江杭州，长子余从留居当地。其三子后裔又有迁江西之奉新、临川、广东之五华、梅州、大埔、平远、海丰等地者。到了宋代，余姓基本上遍布全国，而且人才济济。明洪武年间，余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北、安徽等地。明清之际，余姓不仅遍及江南各地，而且北方之余姓也得以繁衍发展。清代，有余姓自福建迁至台湾，此后又有移居海外者。如今，余姓分布广泛，尤以四川、广东、江西、云南、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多此姓，上述七省余姓约占全国汉族余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

郡望堂号 余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的郡望如下：1、新安郡，晋时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西），隋时治所在休宁（今属安徽），后移治歙县；2、下邳郡，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3、吴兴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4、高阳郡，治所在高阳（今河北盏县）；5、武溪郡，治所在今湖南乾城一带。

堂号：“下邳”、“清严”、“忠惠”、“敬义”、“敦睦”、“亲睦”、“四谏”、“风采”、“八贤”等。

宗族特征 1、据《闽南旧志》所载：“两宋以上，余姓无显者，自斯而降……，其族蕃衍，盖已盛矣。”2、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据一九二九年余自清修《余氏族谱》，安徽六合余姓一支字行为：“隆庆康贤，培宽振泰，信寿品宁。”

又有：

余氏之始祖究在何方？据查阅余氏源流史籍及有关资料，得知有多种说法：①说是文王苗裔由余有功于国，声名大振，卒后，子孙遂以祖名为姓，此乃余氏之始（见《余绍贤堂族谱》及有关余氏源流史料）。②说是大禹三子空又名罕，被封为余渡王，子孙后来就以余为姓氏。又说是大禹之裔孙少康之庶子无余，被封为越王，子孙又称余氏。（见《1975～1978年香港余氏宗亲会会刊》转载台北市中华电台播讲百家姓之介绍）。③说泰国、美国纽约、马来西亚、台湾基隆市均成立有徐、余、涂、佘等姓宗亲总会，说徐、余、涂、佘同出一家（见1980年出版之《旅泰徐氏宗亲总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对于“余氏源于大禹”和“徐、余、涂、佘同出一家”之说法，故暂且不能否定，有待贤人文士加以阐明揭示。认为，说由余是余氏之始，说来有理，并有史料根据。比如欧阳修撰之《襄公余靖墓志铭》内赞襄公“自少博学强记，举凡历代史记……无所不通。”可见襄公之博学多才，为史学专家，对余氏之源流，他自己撰写之《下邳余氏世谱序》内有一段文章说“按余氏之先世，出自黄帝之子玄嚣，又三世至弃，后三十世有苗裔曰由余，由余卒，其后世子孙以王父为氏，乃姓余也，此余族之始也。又据《姓氏寻源》也说余姓是秦由余之后（见辞源和康熙字典）。由此而知之，寅公后代子孙皆源于秦由余，即是说来源于文王，可以肯定无疑。

江西余氏宗谱卷（清）何秀倬续修 清同治六年（1867年）钞本 四册 科图；

安徽·庐江何氏宗谱三卷首一卷末一卷（清）何大海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崇本堂活字本 五册 江苏苏州市图；

安徽庐江·何氏族谱不分卷（民国）；何振沣修 民国十五年（1926年）石印本 一册 人民大学 安徽宣城·凤洲何氏宗谱十二卷（清）何茂春 何培增纂修 清同治六年（1867年）木活字本 十册 安徽博；

扩展资料：

江西余氏宗谱中《祖训》篇有“五不欺”之说：居家不欺亲，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并且谆谆告诫族人：“终身行之者，其在此乎！” “无一刻不殚其心力，无一处不竭其精诚”。《崧里何氏宗谱》在《传家训铭》里对族中男性作出了“五不容失一”的家规，首要一条是孝敬父母，纪念先人“不得有稍差”。

《球山义门何氏宗谱》中有“百行孝为先”的说法。规定了对“忤逆不孝”之子孙实行惩戒的条款：鸟尚反哺，羊犹跪乳，“对亲有岔戾之容，唐突之语，即为忤遂。该房长自应以家法责治。”诸如忠君爱国，敦亲睦族，扶危济困，体恤贫弱，关心孤寡等忠孝仁义思想都是何姓人的共识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内容在何氏族谱中比比皆是。

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今天的家庭状况与古代的家庭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封建宗法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家训文化亟需加以梳理和创新。继承传统家训教化与实施新型家训教化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这就需要从事伦理学、社会学及家庭教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三是家庭教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坐标问题。如上所说，当今社会中家庭仍然承担着一定的教育职能，甚至可以说家庭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优劣得失、家庭文明程度高低反映和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明程度，而这又依赖于家长的道德素养和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因而家庭教化应成为家庭成员积淀道德品质、建设道德文明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站在这一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家谱之体现，能合书、图、史、表、志为一体者，它的利用价值就显得大些。家谱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资料为副，但一张好的、照片仍是能将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特质传达出来。

将、照片纳入家谱的意义在于，为家族传承提高了一个最直接的环境背景，使家谱不在局限在文字文字记录、整体概念也变得鲜明而生动起来。

只要是能让人对家谱有更进一步认识的古地图或老照片，均应该被收入家谱里，包括：

1．老照片：家中存有的古老黑白照片、一家人的合照等，都有其历史价值，也是见证家谱的最原始材料。

2．祖先（遗像、人物画、肖像画）：中国历代以来多有大量之人物画及肖像画，其中有大部分是为了纪念先人，或表达对圣贤亲人的追慕。也有些家谱将家族先人中显达之人，画出其仪容，置于卷首，以求达到光大族望，启迪后人的目的，有些也刊载一些先人手泽遗墨。

3．风水图（祠堂图、墓图）：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在古代更是家族聚会之所，所以一般的家谱均有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有些更是附刊墓图，有些甚至详记地理方位。人们相信一个家族的兴衰和祖辈所居住、埋葬的地点有很深的关系，这些都蕴涵着丰富的“风水”内容，所以也被称为“风水图”。

4．故居/村庄图：明清族谱中不但记述居址迁徙，很多富家所修的谱书中，还以精美的版图，印制出他们家族的庭院、楼阁、书斋、房舍等。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杨、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为纪念家族史祖或名人而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随着姓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以各姓氏名门望族发祥地的郡名作为郡号的由来。

大家族日久人众，或是遇至天灾连年之时，族人就会因迁徙流离，而散布各地。于是就有了在“总堂号”之下，再加入“分堂号”名称的方法。“总堂号”代表家族（姓氏）的发祥地，寓后人以不忘本源，“分堂号”则是族人迁徙至新地，成为当地有名望家族后，以该地的郡号作为堂号，“总堂号”和“分堂号”统称为“郡望”。

因为各族姓基本上都是以郡名作为自己家族的郡号，所以就有了若干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现象。例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堂号名称的另一出处：自创堂号，乃家族中人自立的堂号，该堂号名称一为有别于各姓氏的分支别派，二为铭记祖先或名人的公德事迹或教诲。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正德元年所纂《余氏会通谱》内容包括新旧序、跋、辨、图、外传、外纪图、世系图、茔域图、卷末跋、后序。《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内容已较全面，包括序、凡例、列士、金氏该国、世系、事略、行实、行状、墓志铭、杂著、记、诗、赞、规约。嘉靖十八年许璞、许汉纂《许氏统宗世谱》内容涉及序、名人传记、行状、墓志、世系。嘉靖三十四年朱世恩纂《朱氏统宗世谱》内容涵括历代谱序、敕命、凡例、像赞、祠屋图、墓图、传、世系图。嘉靖三十七年黄侍、黄仁德纂《左田黄氏孟宗谱》内容包括序、图、地理志、姓氏源流、世系、文翰。隆庆六年许可复、许凤翔纂《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吸收并总结了嘉靖以前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该谱涉及历代谱序、目录、世系图、考、先世文翰、序、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挽诗、行状、赞、祭文、谱说、后骗子、领谱字号等诸项内容。万历以后，字谱内容较前更为丰富。隆庆、万历年间歙县殷氏宗族“始为谱，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其后内容又扩充了“世德、规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文、遗迹、里社九考。”万历五年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涉及目录、书法、凡例，历代谱序、像赞、迁源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序、跋等内容，该谱的列诸项涵盖了后世家谱所具备的基本内容。万历十八年程弘宾纂《歙西严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分谱序、谱例、纪源、传疑、传信、世系、世传、内传、保莹、遗翰、族约、续后十二篇。万历末年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涉及序列、题辞、谱引、谱歌、谱诗、恩荣录、曹氏先达、迁徙源流、坟墓、后序、跋、谱约、支谱图、统宗谱系小叙、系图、事略、重修族谱叙略、家乘序、诗集序、遗嘱、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万历以前所修宗谱相比，内容得到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上述明代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宋元谱相比较，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

关于体例方面，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据翟屯建先生研究，明代宗谱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纲目体，以纲统目；二是条目体，一事一目，互助统辖；三是纲目与条目的混合体。且愈往后，这种混合体的方法在宗谱编纂中愈益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明代以后所修宗谱相比较，有明一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且大体上已定型，此后清、民国年间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

2016年3月媒体报道：仙桃市张沟镇新西村81岁陈江培老人保存的《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扉页楷书“义门陈氏江州老谱”字体古朴苍劲，纪年“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清晰可见。族谱为黄绫质地，手工抄写。族谱记载了义门陈氏牛公庄的3位先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江西吉水迁至湖北沔阳越舟湖，世袭至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家族历史。现在这一支系已发展到近2万人，分布于仙桃各地。全国“非遗”评审专家、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这部《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是迄今发现的成书最早、保存最好的谱牒，极具史料价值，够得上“国家级历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