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武丁。商王武丁继位时，国力衰弱，于是极力想恢复殷商当年盛况，却因找不到贤臣辅佐而犯愁。相传，有一夜武丁梦到叫“说”的圣人会辅佐他，于是四方找寻，终于在山西平陆东面傅岩之地找到，此人即是出身奴隶的贤相傅说。

武丁对傅说十分信任，君臣齐心协力，使殷商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死后，其后人认为他功劳盖世，可与开国君主成汤相比，应有自己的姓，遂以其名为氏，称为武姓，奉武丁为武姓始祖。

扩展资料

迁徙分布

武姓最早的发祥地在今河南省境内，其后在此地不断繁衍。春秋时的宋国是武姓来源地，故其早期的活动区域应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姓人口的增加，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局势的变化，其活动区域也不断地扩大，大约到战国时期，武姓之人已在中原一带比较广泛地活动了。

根据文献记载看，从秦末至汉初，武姓大体分布在：盱台（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陈郡（今河南省淮阳县）、沛县（今江苏省沛县）、梁邹（今山东省邹平县东北）、长安（今陕西省西安西北）以及今河南省东部一带。

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为争夺天下，豪杰竞起，一些武姓之人也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为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口迁徙比较频繁的时期，武姓之人从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迁移，主要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

-武姓

武则天死后诸武同韦后家族密谋不轨，被朝臣及李隆基等人一网打尽，武氏家族除少数婴儿外基本被杀光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中台（尚书省）右丞敬晖、司农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二张及其同党，逼武则天传位中宗，但对武三思的能量和反扑，完全丧失警惕。中宗是个昏庸无能之人，复位后，朝廷实权掌握在皇后韦氏、婕妤上官婉儿、娇女安乐公主手里。而武三思与韦后，上官捷妤私通，安乐公主又是武三思之子武崇训之妻。因此，中宗复位仅两个月，武三思就通过上官婉儿、韦后的关系，重登宰相高位。张柬之、敬晖等—看形势不妙，遂数劝中宗杀掉武三思，中宗不听；要求“抑损其禄位”，中宗也不听。张柬之等知大势已去，除了愤慨悔恨，已无可奈何！ 武三思掌权以后，积极网罗亲信，迫害异己。他把打击矛头首先对准他最痛恨的帮助中宗复位的新任宰相敬晖、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等5人。神龙元年五月，中宗给敬晖等5人进爵为王，但却罢了他们的宰相职务。表面看来是尊宠功臣，其实是削夺他们的实权。接着，武三思令韦皇后、安乐公主进谗于内，让走狗侍御史郑怡构诬于外，很快就一步一步地把敬晖等5人贬官、流放，直至残酷地杀害。杀害了敬晖等五王之后，大权尽归武三思，“凡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驸马都尉王同皎也是杀二张、帮助中宗复位的功臣，他非常痛恨“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武三思接到告密，即令党羽冉祖雍等，上书诬告王同皎与洛阳人张忡之，祖延庆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同皎等全部被杀。中书舍人岑羲因曾为敬玮等五王起草请削武氏诸王表，“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构当值，宣读此表，“辞色明厉”。武三思则贬岑羲官，出偃师构为润州刺史。朝官韦月将、高轸等曾上疏揭露武三思父子罪恶，有司秉承武三思的旨意，表奏“月将当弃市，轸配流岭外”。黄门侍郎宋璟坚持“月将所犯，不合至死”，大理卿尹思贞也借故要求推延刑期，武三思遂出尹思贞为青州刺史、宋璟为贝州刺史。武三思在排斥异己的同时，对阿附于他的兵部尚书宗楚客、御史中丞周利用等，大力提拔重用，作为自己的“羽翼”和“耳目”。时人把周利用、冉祖雍等斥之为武三思“五狗”。武三思常对人讲：“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真可谓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典型。 中宗的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韦后、武三思都很厌恶他。安乐公主，武崇训夫妻也经常侮辱太子，甚至呼太子为奴。武崇训又唆使安乐公主请求中宗废掉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太子李重俊气愤之极，于景龙元年(707年)七月，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千骑兵300余人，杀梦武三思、武崇训及其亲党10余人。武三思死，中宗追封其为梁王，谥曰宣；追封武崇训为鲁王，谥曰忠。唐睿宗立，下令将死去的武三思、武崇训斩棺、暴尸，平其坟墓。

武氏出过些响当当的人物呢，把现在家谱资料整理好，对激励后人还是 很有作用的呢。同心圆电子家谱，百姓通谱网家的呢。

得姓始祖：武丁。商王武丁继位时，国力衰弱，于是极力想恢复殷商当年盛况，却因找不到贤臣辅佐而犯愁。相传，有一夜武丁梦到叫“说”的圣人会辅佐他，于是四方找寻，终于在山西平陆东面傅岩之地找到，此人即是出身奴隶的贤相傅说。武丁对傅说十分信任，君臣齐心协力，使殷商达到鼎盛时期，史称“武丁中兴”。武丁死后，其后人认为他功劳盖世，可与开国君主成汤相比，应有自己的姓，遂以其名为氏，称为武姓，奉武丁为武姓始祖。

武姓分布：武姓最早的发祥地应在今河南省，其后再次第得到在此地得到不断繁衍，并迅速向邻近的山东及江苏等省迁徙。至汉时，山东武氏一直是一个兴旺、显赫的家族。出自此地的武姓，后大举地繁衍至今河南、安徽、山西等。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姓大举南迁成为江苏一大望族。其中在北方有一支武氏迁入今山西。唐代出了一个武则天，使武姓达到极为昌盛的时期，遍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