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郡：汉置丹阳（杨）郡，治宛陵（今安徽省宣城），三国吴移治建业（今南京市），隋灭陈后废。炀帝又以蒋州（今南京市）为丹阳郡。

「广」源出

广（Guǎng广）姓源出有二：1、出自古代传说仙人广成子的后代，以广为氏。据汉《风俗通》载：“广成子之后”。相传广成子是上古仙人，隐居崆峒山石室中。《庄子》书中说，黄帝曾多次向他求教如何取天地精华，助五谷生长，养育百姓，及修身之要。广成子之后有广成氏，亦有广氏。2、出自汉代广武氏所改。西汉初封过两位广武君（陈余、李左车），其后姓广武氏。后改为单姓广氏，称广姓。

得姓始祖

广成子。据《风俗通》记载，广姓是广成子之后，望出丹阳。丹阳，是我国十分古老的地名，所指的地方迭有变动。先秦时期，共有三处以丹阳为名的地方。汉朝实施郡县制度以后，先后又有许多以丹阳为名的郡和县。三国时的东吴有丹阳郡，则在今南京市的东南；到了南北朝的后魏时，又在河南省项城县的东北置了一个丹阳郡；隋朝时，再度复置丹阳郡于南京。广氏后人奉广成子为广姓的始祖。

迁徙分布

广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相传古人广成子，是位难得的'贤人，他为了修生养性，隐居在崆峒山石屋。黄帝经常拜访他，以求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他的后人先以广成为姓，后简化成广。汉朝，曾在广武（今河南省雁门）为官的李佐车，他的后代原以广武地名为姓，后来简化成广氏。同时，陈余也曾在广武为官，后代也现以广武为姓，后又简化成广姓，望族居丹阳（今安徽省宣城）。2000多年来，以丹阳为名的县也有好几个。广氏家族“望出丹阳”，即以丹阳为繁衍中心，可是历史上以丹阳为名的地方这么多，究竟哪个丹阳才是广氏家庭的“老家”呢？根据考证，与广氏家族有关的丹阳，有的认为是现在的江苏省丹阳县。广姓是我国罕见姓氏，当今分布内蒙古鸟海，陕西韩城，甘肃酒泉，河南卢氏，湖北武昌，广东澄海，广西田林，云南陇川、马关，四川合江等地。潮汕在澄海100多人，主要居东里镇。

广姓宗祠通用对联

〖广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职司中翰；碑立赣州。——佚名撰广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明初六安人广嵩，洪武年间举楷书吏（专用楷隶誊抄古文书籍的官吏），后任中书令。“中翰”，为明、清时内阁中书的别称。下联典指宋代人广汉，任赣州通判，有惠政，百姓立碑纪念他。

〖广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开国孝廉，任中翰楷书之职；赣州军事，俪士元别驾之才。——佚名撰广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明广汉事典。下联典指宋广汉事典。

中医学派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而产生的，各学派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明代王肯堂在《明医杂著》中就曾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之大全矣。”中医的学派有明显的继承性，大的学派像医经学派、伤寒学派，能够千余年一代一代继承发展下去而不衰，甚至传到国外，例如在日本流传有伤寒学派和丹溪学派医学。一个学派群体的发展创新能力是个人能力的高倍放大，而且通过学派间的学术争论扩大了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例如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间的争论，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之间的争鸣，以及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争论等，促使各学派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放大，各学派不断吸收他派之长，互相渗透交叉，此起彼伏，汇流成干，形成中医学继往开来的一条长河。

医经学派　致力于基础理论方面研究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叙述医经家时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汉代时曾有医经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但仅有《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一书承传下来。它从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制方等方面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则等进行了系统而综合的叙述，《内经》从此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历代均有研究《内经》、发挥《内经》的医学家及其著作，主要有：梁代全元起著《内经训解》；唐代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王冰著《素问释文》；宋代林亿等著《素问释文新校正》；元代滑寿著《读素问钞》；明代吴昆著《素问吴注》,马莳著《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李中梓著《内经知要》,张景岳著《类经》；清代张志聪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沈又彭著《医经读》等。

经方学派　重视运用经验方的一派。《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中医学从用单味药物发展为组合成复方治病，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时代的经方著作。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很重视经验的积累和搜集，如《孔丛子》一书所载：“夫三折股而后为良医，梁丘子遇虺毒而获瘳，虑有与同疾者，必问所以已之方焉，众人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据所以已方之优劣也。”《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包括《汤液经法》、《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妇人婴儿方》、《金创瘛方》等，说明西汉时代，经方已成一大派别。经方学派在六朝和唐代成为主导学派，当时著名医学家都有经验方的著作。例如，六朝有陈延之的《小品方》、阮炳的《阮河南药方》、范东阳的《范汪方》、葛洪的《肘后方》、释僧深的《僧深药方》等。唐代经方家三大著作有甑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北宋的三大经方家有陈师文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等；因经验方的盛行，北宋徽宗也曾主持编纂《圣济总录》二百卷，所集有效方剂约2万首，其搜集之富是空前的。元代有危亦林撰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有朱棣撰集的《普济方》。清代著经验方的传人仍不绝如缕。 围绕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探讨张仲景论治伤寒(古代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总称)的学说和辨证论治规律，以及研究张仲景本人、《伤寒论》版本流传的一批医学家。

自从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来，历史上对它研究的有四五百家之多。该书最早的编次者是晋代的王叔和，他尤其重视从治法研究《伤寒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晚年才得见张仲景的著作，他在六经分类条文的基础上，又采取突出主方，以方类证的办法整理《伤寒论》，以利临床验用。同时他认为凡疗伤寒，不出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这三方三法的范围，希望以简驭繁把握《伤寒论》的精髓。但当时张仲景的医著、医术流传不广。《伤寒论》广泛传播并得到深入研究始于宋代。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论》为学者提供了定本。整理者之一的林亿，率先提出《伤寒论》113方、397法之说。宋代的朱肱、韩祗和、许叔微、庞安时等，均有著述，各抒心得。例如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伤寒论》的六经，就是足三阳、足三阴六条经络，这种以经络论六经的见解最先触及了《伤寒论》六经实质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伤寒论》研究厥功甚伟的是金代的成无己。成氏《注解伤寒论》，首次博引《内经》诸说，以释仲景辨证施治的道理，开引经析论、以经解经的研究法之先例。

至明末，不仅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倍增，而且在伤寒学派中又分成许多流派。明代学者治《伤寒论》强调学仲景非拘执其“方”，而是致力于阐扬他的“法”，也就是辨证施治的原则。为了不走因循旧时随方衍义的旧套路，便于阐发《伤寒论》的精华，明末的方有执推出了“错简”说，认为通行的《伤寒论》年代久远，简编错乱，虽经王叔和编次，仍存在不少人为的错乱，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重订编次主张。他在《伤寒论条辨》中，削去《伤寒例》，把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立说，并作为仲景原书要旨，其实与孙思邈的麻、桂、青龙三方三法名异而实同。清初喻嘉言附和“错简”说，将方有执的主张又演为“三纲鼎立”说，即“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喻氏更重视“法”的整理，在方氏《伤寒论条辨》基础上，订正伤寒397法。此后张璐、吴仪洛、程应旄、章楠、周扬俊等，更从而和之，后世称这一派学者为“错简重订派”。他们对王叔和、成无己持非议态度，引起了另一些医家的反对。例如，明末清初张遂辰及其弟子张志聪、张锡驹与错简派针锋相对，认为王叔和、成无己所做的编次注释工作均有助于仲景的《伤寒论》；该书皆仲景原文，绝非错简，不主张随意取去重编；在阐释仲景方法上张氏及弟子亦多有心得。清末陈修园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故现代多称他们为“维护旧论派”。

在《伤寒论》六经的实质及如何更好地归纳《伤寒论》精义方面也有不少争议。如宋代朱肱曾以六经为经络，清代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响应：“伤寒之病，必传经络，仲景分六经，不出‘灵枢’经脉。”因此他对六经证候从经络角度予以增删。属于维护旧论派的张志聪和属于错简派的黄元御，在六经的实质上看法倒是一致的，即以六气来分析六经，以脏腑来联系六气。清代的柯韵伯对朱肱的六经为经络之源也持有异议。他认为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且反对喻嘉言的三纲鼎立说及397法的划分，主张按方类证，如有关桂枝汤的各条文统归桂枝证。其后徐大椿亦仿而行之，谓仲景著书不过是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可言，于是他以桂枝汤、麻黄汤等12类汤，来归类《伤寒论》113方，从而形成以方类证派。与以方类证不同的是以法类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钱潢和尤在泾。尤氏《伤寒贯珠集》不像其他伤寒家那样拘泥于条文字句，而是另辟蹊径，以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刺法这八法来概括三阳篇，谓诸法如珠，贯通全论。此外，沈明宗、包诚等则主张分经类证。伤寒学派中的学术主张争奇斗艳，各派通过争鸣，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的理论构架、六经实质、辨证方法、论治精髓等进行了讨论，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医临证水平，活跃了医家辨证论治的思路。 因创始人刘完素系河北河间人而命名的学派。刘完素生于宋金对峙时期的北方金国，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保童秘要》等学派开山之作。其学派内又有张从正与朱丹溪等人，不仅继承了河间之学，又有自己的创新而卓越成家，后人甚至将张从正、朱丹溪与刘完素、李东垣并列，称金元四大家或四子学派。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是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开始于研究外感病之火热病机，继而演变为研究内伤之阴虚火旺病机。它促进了中医学病机学说的发展，亦为后来温热学派奠定了基础。

刘完素的火热学说思想，渊源于《素问·热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火热论的主要论点是“六气皆能化火”说。临床运用则分为表里二证，火热在表，则用辛凉、甘寒之法以汗解；火热在里，则用承气诸方以下解；表里俱热，则用防风通圣散、凉膈散以两解之。自完素以后，讨论火热病的理法方药乃自成体系，成为火热论派。

直接承传完素之学的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浮屠传之罗知悌，罗知悌传之朱丹溪，丹溪传之赵道震、赵以德、虞诚斋、戴元礼、王履、刘叔渊等人，而以朱丹溪最著。私淑完素之学的有张从正、葛雍、镏洪等，以张从正的影响最大。张从正虽言“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临床亦多采用完素所制诸方，但不都强调“兼并同化”。而谓凡非人体所自有以致病者，不论其为火热与否，概属邪气。主张祛邪务尽、攻邪从速，而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之说。三法亦分表里，在表汗之，在里或吐或下之，特别是用吐法有得心应手之妙。说明从正师河间而又发展了河间之学，便成为攻邪论者的宗师。

朱丹溪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受到完素火热论的启示，发挥为“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变六*之火邪，为内伤之火热。所谓“阳有余”，乃指相火之易于妄动而言，相火妄动，则阴精易伤，是为“阴常不足”，于是提出养阴泻火之法。使河间之火热论一变而为滋阴说，这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纵观河间学派，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是该派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家。其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家立说同，各有发明，各尽其妙用，皆足资取法。 易水学派肇始于金代，因创始人张元素是河北易县(金之易州)人而称其为易水学派。该派以张元素著《洁古珍珠囊》、《医学启源》、《洁古家珍》，李东垣著《脾胃论》、《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罗天益著《卫生宝鉴》等为代表。该派传人及私淑者还有王好古、薛己、李中梓、张璐、赵献可等名家。易水学派与河间学派之间既有学术争鸣又互相尊重，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美谈。

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以研究脏腑病机及其辨证为中心内容。元素之学，先后传于李东垣与王好古，李东垣之学传于罗天益。私淑李东垣的学者，有薛己、张景岳、李中梓诸家。赵献可又私淑薛己。传献可的学者，有高鼓峰、董废翁、吕晚村诸人。张璐对薛己和张景岳二家之学均有所承受。李中梓之学一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易水学派的师承关系，大体如此，而以张元素、李东垣、张景岳、薛己、李中梓、赵献可六大家最著名。张元素在《灵枢》、《素问》、《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以脏腑的寒热虚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探讨脏腑的虚实病机，在当时的诸医学家中是最有成就的。在制方遣药方面，又发明性味归经和引经报使之说，实不愧为一代宗师。李东垣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以脾胃为元气之所出，相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因而发明升阳泻火和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后世称之为补土派的先导者。张景岳理论上属医经学派，临床则信服张元素、李东垣之学，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制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诸名方，而为阴阳两补之巨匠。薛己为明代一大临床家，学术思想渊源于张元素、李东垣，同时又遥承王冰、钱乙之说，而重视肾中水火，因而临床多脾肾并重；李中梓重视先后二天，既酷似东垣，又酷似景岳。赵献可虽私淑薛己，而对肾命水火说，独具匠心，提出“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为命门，并对六味丸、八味丸大加阐发，广泛应用，以肾命概括脾胃，但又与薛己的学术思想略异。王好古师事张元素、李东垣，而于阳虚的三阴证独有发挥。易水学派还特别留心于精气虚损一面，尤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其临证治疗，多偏于温补，故时人称之为温补学派。 研究温病学而演成的学术流派。温病指起病较急，热象较盛，传变较快，容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热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春温、暑温、伏暑、湿温、秋燥、温疟、伏气温病等。温病的研究是在“诸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的事实，经实践积累、理论升华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叶天士及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代表作有《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因温病范畴也属于外感热病，但又与伤寒有所区别，故温病学派在崛起时就有着学术上的争论。温病学家主要研究温病特有的传变规律、察舌验齿等诊断手段和辨证方剂等。但温病学说的理论还不仅限于治疗温病，对杂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导价值，温病学派把中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在温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刘完素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后，其门人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常德《伤寒正统》都对此大加阐扬，认为治热之法惟表里二途，力主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从而形成“寒凉派”。此后，元末明初王履在《伤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温病“感天地恶毒之气”，“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决不要以伤寒六经诸病通治”。此时对外感热病诊治通行的说法是：“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表明外感伤寒和温热病的治疗已逐渐分离。事实上河间学派是温病学派的先驱。

明代末年，温热病流行，诸医用伤寒治法不效，这一新问题促进温病学说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吴又可在实践基础上，指出当时流行的是温疫，而非伤寒，按疫施治，大获奇效。于是他撰成《温疫论》，提出温疫是戾气所感。他对戾气所入之门(口鼻)、所受之处(客居膜原)及特殊的传变途径均有论述。主张温疫与伤寒应严格区分，治法当以疏利(疏达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秽)为要务，还提出温病下不厌早，汗不厌迟，总宜顾存津液为原则。这些主张给后世温病学家以很大的启发。此后清初的戴天章，以吴又可之源为基础，详言温疫病状，以分辨气、色、舌、神、脉等诸方面来区别温疫与伤寒，其治法则有汗、下、清、和、补五法。清代乾隆年间，瘟疫又复流行，当时余师愚认为温疫乃运气之*热，内入于胃，敷布于十二经所致。因此他创制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泻诸经表里之火，对斑疹的辨析亦有说明。这一时期，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们对温热病的病因、症状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其病机理论上尚未能统一，还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叶以后，医家对温病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临床大师叶天士提出，新感温邪，上受犯肺，逆传心包。又提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他把温邪进入人体的病理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邪在卫，可汗解，在气乃可清气；初入营分，还须清气透营，即入血分，方可凉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温病的见解。他的言论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温热论》中。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从此确立。此外，叶氏在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等方面也有许多卓见。与叶氏同时的薛雪，对温热病之一的湿病，在病因、病机、病证、治法等方面亦有专题系统认识，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

此后对温病学说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吴鞠通、王孟英等。吴鞠通在深研叶天士医案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写成《温病条辨》，为系统论温热证治之始。他按温热病的传变情况，自上而下地划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阶段，建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三焦辨证实质上结合脏腑来讨论病位、病势，揭示了温病病程中脏腑病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他将清络、清营、育阴三法作为治病的大法，总结出了桑菊饮、银翘散等一系列与治法相适应的名方，从而确立了温热学派包括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的理论体系。王孟英对温热学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温热经纬》一书中。此书汇集温病名家学说最多，以《内经》、《伤寒论》为经，叶天士、薛雪诸家论说为纬，广征清代温病学家之论，附以王氏自家评议，淹贯各家之长，不抱门户之见，对温热学说的总结及普及起了较大的作用。温病的研究至此则进入了成熟时期。 清末民初主张将中西医学汇聚沟通的一派医学家。在此主旨下，有试图从理论上汇通者；有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综合使用者；也有主张借以改进中医或中医科学化者，因他们对中西医为不同理论体系尚缺乏深入了解，致使该派的学说和实践只展现于一时，没能流传下来。但因该派的学者们在一个时期内，致力于兴办学校，创立期刊，意在通过接受新知，取长补短发展中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起到了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播中医学术的作用。此外，汇通学派还成为其后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中西医汇通思潮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洋医学大量涌入中国而逐渐形成的。西方列强获得自由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特权后兴办了一些医院、医学校、药厂；传入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在内的各种西医书籍，吸收留学生，派遣传教医士来华。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迥异，必然给传统医学的发展前景带来影响。由于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方法，中西医汇通派又有着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汇通的进程上也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

有一派的思潮认为中医传统的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是优于西医的体系。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西医体系中有些值得学习的内容，而学习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持住中医固有的体系，不至于湮没在西洋医学浪潮的冲击之中。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唐容川。他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的话，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认为中医已发展到“气化”的阶段，超越了解剖学的阶段。这种汇通是比较初级的，甚至可以说是貌合神离的。

另一种思潮则认为，中西医这两种体系各有长短，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这样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人认为可以贯通两者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学习了西医的知识。

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的汇通还没有深入到临床应用阶段。

恽铁樵对西医作了较深入的学习、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汇通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著作中与全盘否定、消灭中医的谬论开展论战，维护中医的生存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欲昌明中医学，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认为这种中医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学。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等。

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他的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杨则民《内经哲学之检讨》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中医理论之提高、中西医辨证和辨病之互通。

汇通派的理论，形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潮流。近代中医学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股思潮中。

周氏：除加入满洲八旗的汉姓周氏以外,满洲老姓为周延氏（正黄旗）、宗佳氏（也作“周佳氏”,正红旗）、洪衮氏（也作“洪果氏”,镶蓝旗包衣）和周成氏（镶蓝旗）有改汉姓为周姓的这四个姓都不是大姓,旗籍在《通谱》里都可以查得到

周延氏：世居讷殷江地方隶满洲正黄旗

周德武,正黄旗人天聪时归附其曾孙四十九,任护军

宗佳氏：世居辉和地方隶满洲正红旗

吴资,正红旗人其孙满丕,原任骁骑校；扎克丹,原任护军校曾孙五十九,原任护军校；常德,进士出身

洪衮氏：世居萨哈尔察地方隶镶蓝旗包衣

阿珠瑚：镶蓝旗包衣人其子费额尔塞,原任六品包衣大；马操,原任护军校

周成氏：世居长白山地方隶满洲镶蓝旗

和尔和：镶蓝旗人其子达理,原任佐领其孙达尔泰,亦原任佐领

而入满洲八旗的汉姓周氏,大多数为包衣,除镶红旗外,各旗都有,尤其以内务府包衣最多另外,也有少数正身旗人,隶满洲镶红旗（如甘肃巡抚周文华、知州周鼎、州同周廷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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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祜（亦名王佑），祖籍莘县（宋时属大名府，今属山东省），以文学见长。五代时先仕晋，后及汉、周，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拜其为监察御史，颇得赏识，官职不断升迁，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乃举家迁来京城，落户开封。时在宋乾德三年（965年）至开宝二年（969年）之间。

　　王祜落户开封的具体地址，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说在仁和门外，清周城的《宋东京考》说在望春门外。这仁和门和望春门实际指的都是曹门，即今曹门关中街偏北一带。

　　宋开宝二年（969年），有人密告魏州节度使符彦卿谋叛。魏州即大名（大名县亦名魏县），宋太祖乃派王祜权知大名府。那个时候，莘县一带归属大名府，宋太祖要王祜衣锦还乡，许以“便宜”行事，并以赵普（一说王溥）相位相许的真实用心在于除符，王祜自是心知肚明。但王祜至大名接任后，明察暗访，却查无实据，数月无闻。宋太祖乃驿召面问，王祜直言禀报，符彦卿无谋叛事实，并以自己全家百口性命担保。甚至直谏太祖吸取晋、汉（五代）皇帝因猜忌而滥杀无辜的教训。太祖听后很不以为然，乃把王祜改派知襄州。如此以来，王祜升迁宰相的许诺当然是落空了。王祜赴襄州任前在其宅院内，手植槐树3棵，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以我们今人的思想揣度王祜当时的心情，很可能对自己当不成宰相有点生气，可能是“别看我不能位列三公，我的子孙一定有能担任宰相，位列三公的”气话。当然，也可以认为王祜这句话是他的自信或远见。但他以三槐比拟三公确是无疑的。

　　后来的事实果不出其所料，他的儿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做了宰相，使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三槐堂不仅成了王祜一支的堂号，而且成为整个王氏大家族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三槐王氏。

　　褒公西入咸阳，传四世至綝公，綝有十子，第三子曒公为潞州刺史，曒公八传至言公，为唐滑州黎阳令，言公生彻，为后唐进士，官至左拾遗，彻公生佑，是为三槐王氏始祖。

　　佑公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后晋天福年中，以书见桑维翰，维翰称其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至后周，仕为魏县、南乐二县县令。宋太祖即位，擢拜监察御史，后加集贤院修撰，转户部员外郎。至宋太宗时，知河中、开封二府，以病请告，拜为兵部侍郎。佑公生逢五代战乱，历事后晋、后周和宋朝，皆以文武忠孝而显名。佑公宦居于汴梁城东时，筑室于仁和门外，尝手值三槐于庭院中，言称其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来王佑裔孙因之而称为“三槐王氏”。

　　三槐王氏自祜公以后，簪缨相继，历世为官，子孙分任各处，子孙散布于海内外。

　　代三槐王氏历任朝中要职，元时虽然蒙古人排斥汉人，规定不任汉人为正职，但三槐王氏在朝中亦不乏其人，如王因的曾孙王约被元仁宗帝敬为儒师，官至太子副詹事、河南省右丞、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赠梁国公、文定公，官从一品，为三槐王氏元代官职中最高者。元廷推恩三世，赠王约的父亲王松年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惠 ，母成氏，追封梁国夫人；王约的祖父王通，赠资善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汴梁郡公，谥庄穆， 祖母陈氏，追封汴梁郡夫人。王约的曾祖父王因 , 赠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汴梁郡公，谥敬懿 ，曾祖母张氏，追封梁郡夫人。

　　王约的政绩颇丰，《元史》有传。元蒙史有评价“元朝前期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忽必烈逝世。四月，铁穆耳从和林到达上都（今内蒙古多伦东北），在重臣伯颜、玉昔贴木儿的支持下，由宗室诸王会议推立为帝，是为元成宗。 成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自己将奉行先朝的‘成规’，但实际上还是对忽必烈晚年的一些政策做了调整。中书右司员外郎王约的上书则较为具体地表达了成宗的守成政治方针。 王约建议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停止所有非急需必需的土木工程，免除历年积欠的赋税，重新核实纳税的民户，以减轻民众负担，与民休息；同时设立义仓，赈济贫苦孤独之人，开放打猎等禁令，实行有利于农业的措施，以安抚民众，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整顿吏治，打击贪污受贿，革除多年的积弊；慎重地选择官吏，尤其要慎重地选择直接治理民众的府、州、县长官；重新修订律令，严明赏罚；裁减多余的官吏，精简机构；减省烦琐的条文，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提高办事效率。在对待周围邻国关系上，不要斤斤计较于要求别人朝贡，甚至为此动武，应该以恩德招抵远方之人。此外，王约还主张办好学校，以培养人才，以及朝廷上下都应该了解民情等等。王约的建议实际上成为成宗一朝，特别是元朝前期的施政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