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11日，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为首的八国联军2000余人，攻陷大沽口自天津登陆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北京城。义和团在首领曹福田的誓死抵抗下虽取得了“廊坊大捷”但却无力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阻挡八国联军的精兵良炮。

八国联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寸草不生，并于当年8月15日的凌晨攻破紫禁城东华门，震恐不已的慈禧火速携带光绪帝等皇室贵胄仓皇逃亡西安避难，史称“太后西狩”。

由于害怕沦为金发碧眼的洋人的俘虏，慈禧太后充分发扬老祖宗的“八旗遗风”，可了劲儿的发飙暴走，在短短十来天时间里，一路狂奔至相隔两千多公里的西安古城。也正是因为逃跑过于狼狈仓促未及妥帖备足后勤辎重，西逃路上的慈禧饥肠辘辘犹如饿鬼投胎般抵达西安。

而就在慈禧开启“胜利大逃亡”的前夕，她还念念不忘让军机重臣下令绞杀义和团的命令，同时以李鸿章为全权代表留下来负责给自己收拾烂摊子。

那么，曾经高举“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此时处境又是当如何？其实，义和团自兴起伊始便与清廷的爱恨纠缠让人风云莫测。

1897年，山东爆发“巨野教案”，义和团趁势崛起，山东巡抚张汝梅亦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驱逐盘踞在胶州湾的德国传教士势力，但德意志帝国却采取军事恫吓的方式，迫使清政府“由抚改剿”，此后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铁的手腕将活跃于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残酷镇压，义和团化整为零转战京畿周围，并由此一路做大。

而此时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进入白热化，作为政治女强人的慈禧也不愿任由洋人摆布，义和团宣扬的“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传闻逐渐传到了慈禧耳根子里。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派出以赵舒翘、刚毅为首的考察团对义和团的“神功”进行调研，企图借助“天兵下凡”、“神功护体”的妖术来剿除西方蛮夷。

但偏偏义和团是善于造假的高手，当刚毅、赵舒翘目睹义和拳民“胸口碎大石”和“刀枪不入”的神功后，不作仔细甄别向朝廷回报了此番“天神相助”的雷人见闻。

慈禧御览奏折后大为惊喜，感叹五百年来天兵下凡，遂作出对“十一国宣战”的草率举动，很快，义和团拳民在京畿附近大肆焚烧列强使馆，并祭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将客居京津一带的洋人砍瓜切菜。

西方列强人身受到了严重威胁，多次照会清廷要求翦除义和团，慈禧却置之不理，在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列强派出了八国联军向北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而义和团此前宣扬的“天兵下凡，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下化为粉齑。

而此时的慈禧，麻木僵硬的表情中似乎突然意识到上当了，为了挽回颜面，她下令处死了赵舒翘，并让刚毅率领义和团充当了八国联军的炮灰。

八国联军也在这种无关痛痒的羸弱抵抗下攻破紫荆城，并火烧圆明园，同时在紫禁城内开始了疯狂的抢劫，曾作为政治中枢心脏的紫禁城圣地，在列强无情的摧残下面目全非。

在有了这番痛彻心扉的感触后，慈禧终于深刻意识到清廷根本毫无资本与西方列强对抗，推行变法迫在眉睫，也就在“西狩”期间，慈禧撩响了变法的号角，并于同年年底返回北京城继续享受起了奢华无度的生活。

而有了这次八国联军侵华的血的教训，此后的慈禧对列强的无理要求几乎全盘接受，甚至抛出“量中华之物力结帝国之欢心”亮瞎双眼的口号，甚至日俄战争在满清的龙脉东三省血撕，清廷在慈禧的主导下视若无睹地“中立”。

当一个国家彻底沦为列强案板鱼肉时，我们不禁要问一句“两大强盗在主家火拼，主人真的可以完全中立无动于衷？”，然而，当拂去历史的尘埃，慈禧老人家也许会说“哀家的紫禁城都没了，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卖国求荣？”。

1900年，11国列强展开了一场疯狂的侵略行为，蓄谋已久的计划也终于落实，清政府面对这场残酷的报复行动，表现得十分软弱，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虽然不甘再做洋人的附庸，企图有所抵抗，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屈服，最终，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清廷也完全成为了洋人的朝廷。

但论起八国联军侵华的原因 ，很多人都以为是列强的无端行为，虽然说有之前谋划已久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当时清朝自身的一些行为激怒了那些野蛮的侵略者，也才会有了近代以来的一次大磨难，让众多人深受困 苦。

而要论起八国联军侵华的野心，实则还是要从《马关条约》的签订说起。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 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 社会 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也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的国家，逐步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当时的日本国立得 到很大的提升，野心也逐渐显露出来。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至，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朝出兵朝鲜。而这也给了日本挑起战争的借口，企图在此谋得一定的利益。

但此时的清政府本身就处于一种十分困扰的境地，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内耗巨大，而在对外之上，虽然所有北洋海军的支撑，但因为长久以来并没有在海军上的投资，使得海军的武器有了一定的落后，这也是甲午海战之上，中国海军难以取得优势的重要原因。

战争的最终结果也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清政府惨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多艘战舰被击沉。而日本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当清政府被日本打败的消息传到 西方列强的耳中之时，可谓是让他们十分振奋。此前，虽然说他们也在不断实施自己侵略的计划，但其实都有所克制，并没有掀起特别大的浪花，他们一直忌惮如果逼急了清政府，会让他们有所反抗。但 直到日本打败了清军，他们也终于明白，此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过软弱，不必太过畏惧。因此，列强的瓜分野心显露无疑，一场谋划正在酝酿。

战争失败的结果，清政府无非就是割地、赔款，但受苦的最终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沉重的负担强压在了民众之上，他们能做的就是反抗。

1897年11月，山东 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及理加略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 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列强的野心正在不断显露。

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这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当时的义和团对于洋人 及其物件是一种完全仇视的态度。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也正是这种疯狂的举动，使得列强们也开始有所行动。1899年至1900年夏，多国列强就开始采取联合督促行动，多次通告、照会，请求清政府信守此前签订的有关传教保护条款，平息暴乱，制止拳民仇杀基督教人士和毁灭教堂。

此时的关键问题就是看清政府的态度，到底该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问题，不想再做附庸的清政府，会抓住这次机会有所反抗吗？

此前的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起义，自然是采取一个镇压的态度，毕竟这应该是属于当时时代里的一次动乱，因此前期对于义和团清政府都是不断派武力镇压。

1899年冬， 毓贤因山东教案问题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渴望专权的慈禧太后此时十分不满，因为她连自己国内的事情都决定不了，实在是太过憋屈。

因此，此时的慈禧已经决定要向列强宣战，如果能够利用义和团打赢列强，那自己还是这天国的最高权力者，但是如果打败了，她无非就是积极认错而已，慈禧的算盘打得确实精彩。

1900年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 朝廷柔服远人，至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近更索我大沽炮台，归伊看管，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理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清廷公然向英、美、法、德、日、俄、意、奥、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宣战。

在宣战之后 ，清政府就开始政府对列强展开行动，不断攻打各国公使馆，同时也对外国的领事馆采取行动，妄图对当时在清国境内的外交官、传教士、侨民等进行一次疯狂报复，清政府的这些行动必然会引起列强的不满。

清政府这样大肆对传教士采取行动，实在有点不合道义，毕竟将刀挥向平民，实在是太过牵强，这一步走的是太过无理。

当时，清政府还公然悬赏捕杀洋人 ：“杀一男夷者，赏银50两；杀一女夷者，赏银40两；杀一稚子者，赏银20两。”

慈禧为何会在此时疯狂向列强采取行动呢 ？实则是源于一份伪造的情报。这份情报称：各国公使决议“勒令皇太后归政”。这无疑是激怒了慈禧，让她有所举动 。

但这份情报并非是列强所为。当时慈禧曾欲废光绪帝，另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帝，因为外国使团反对而未能如愿。载漪眼看儿子当不成皇帝，对列强恨 之入骨。他的亲信便伪造情报，说列强将逼迫西太后归政光绪帝。嗜权如命的西太后，才不惜一切后果，走上宣战之路。因此，清军战败之后，西方列强提出“惩办祸首”。慈禧虽无恙，端王载漪被终生 圈禁。

当时全国多地都对传教士采取了一种疯狂的举动，更有甚者，连之前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汤若望、利玛窦等人的墓葬，也被人损毁，此时许多人已经迷失了自己。

这样的行为自然会让列强有所举动。

当传教士不断被侵扰之时，列强们也采取了行动。

原本的野心加上此时清朝国内正采取的一系列疯狂的行为，让列强可谓是来势汹汹，一场大战自然无法避免，虽然是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但何尝不是对清政府的一种警醒，尤其是他们这次的表现，已经惹恼了列强们。

而攻入北京城之后，慈禧太后西逃 ，看清现实的她，再次将炮火对准了义和团，企图尽快剿灭，以减缓列强的怒火，不至于让自己受到牵 连。因此，受苦的最终还是这些此前被压迫的老百姓们。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也这样走向了自己的终点。

最终，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平均每个中国人赔偿一两白银。列强将此次的怒火归结于每一个当时清朝的国内人。

义和团运动，虽然打着“扶清灭洋” 口号，可是既没能“扶清”，也没能“灭洋”，清朝更弱了，列强更强了，反倒成了“引洋灭清”。烧的、杀的基本都是中国人，损毁的是中国自己的电线杆和铁路，洋务运动以来的积攒的现代化成果遭到毁灭性破坏。只是一场对自己民族而言的灾难性的暴乱。

这场运动反而给了列强一次侵略的借口，反倒是列强 们的忙，实在是有太多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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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

2。

太平天国运动，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4年(清同治三年)，洪秀全等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

　　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后建国号“太平天囯”，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号称天京（今南京），定都于此。。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陷落，洪秀全之子兼继承人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虏。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囯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因清朝推行薙发易服，太平天囯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一众均被称作“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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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 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 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 慑于帝国主义 ，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 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见教案)。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画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它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19世纪的最后两年，中国出现了极为混乱的局面。慈禧恼恨外人干预她的废立图谋，利用民间酝酿已久的仇洋情绪，引发了义和团的出现，引发了民教之间争斗，最终酿出八国联军的侵略。当时最乱的省份是山东，在几位巡抚治理不善之时，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其精明的头脑和杰出的行政才能，把极烂的摊子治得肃然平静。就连八国联军四面出击，但到山东地界，也收兵不再前进。

因此，李鸿章称赞：“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

自然，如果用过去越乱越好的观点看待，那将另当别论……

袁世凯的行政才能，在小站练兵时已得卓越表现。练兵不过半年时就有人上奏参劾他，皇帝派荣禄饬查，随同办案的有陈夔龙。荣禄对袁世凯未予通知，便迅速驰往小站军营。饬查后，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详细记述了去小站所见。当他一行到达小站，见该军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向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指荣禄）默默查看，对我说：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我说素来不懂军事，但旧军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声面。文忠说：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后来，袁世凯之名再度升华，连光绪都当面称赞：“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非常好。”当袁世凯练兵满三年，清政府又派大员到小站验收视察，验收结果“各种操典战法全都极为精绝”。因此受到优待，于1899年6月被实授工部侍郎。

溥

在袁世凯练得精兵，又荣得实缺之时，国家又出了麻烦事，把他推向了再度显现身手的方向。

这就是人们比较熟知的慈禧因光绪的背叛、欲置她死地，让她下决定“行废立”。因外人的干预，治光绪不死，终于以她弟弟的外孙、她侄女婿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待时取代光绪为君。

结果，更进一步激起内部大臣、外部绅商以及逃亡海外的康、梁等保皇派勾结洋人的同声反抗。这使原本就仇视洋人的旧派统治集团，对一切与“洋务”，“维新”有关的事物更仇视了。官僚统治集团的这种态度又直接影响了社会上存在已久的保守、仇外情绪。于是，戊戌年后中国下层社会，走过两千多年封建道路的广大不识字的农民，竟也形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这种情绪的爆发，与当时的反对瓜分的“爱国主义”混在一起，根本就区分不开。

随着德国强占胶州、英国强占威海，西方传教士随着侵略者步伐踏上山东腹地。“爱国”保种与仇洋、仇教和排外情绪在山东爆发。传教士压迫地方官袒护教民，使本来对地方官有着保护期望的百姓大失所望。便组织了反抗与仇外团众，托庇民间帮会，于是由民教纠纷的个案很快转变为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下的民教冲实。而中国原本的封建神教便趁虚而入，成了对抗洋教的“保护神”。从1897年的山东曹州教案，到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三年内民教冲实愈演愈烈,竟连换了四位巡抚。

前三任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属于保守、仇洋官员。他们基本上都对教民抱着情绪，站在仇洋民众的一边，本想平息动乱，结果愈来愈乱。张汝梅不仅站在仇教的“义民”一边。还想“将拳民列入分团之内，听其自保身家，守望相助”，使拳会合分化，迅速蔓延，铸成大错。

“昭信股票”发行目的是为了集资向日本偿还赔款。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发动侵华战争强行要中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迫使出现财政危机的清 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

名不副实的“昭信股票”

晚清的所谓“昭信股票”，实际上是清 于1898年发行的第二次公债。既然属于公债，为何却名为“股票”，而且还冠之曰“昭信”？要解释个中缘由，需从清 发行第一次公债说起。

昭信股票的出台

到1898年，清 又面临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而财政左支右绌的窘困。

1894年，清 为应付甲午战争军需浩繁、内帑空虚之困境，以“息借商款”名义发行第一次公债。但因贪官污吏的层层敲诈勒索与劝捐之意完全相背，弊端百出，仅半年之后即不得不停止发行，并使公债这一新事物信誉扫地。

到1898年，清 又面临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而财政左支右绌的窘困。是年1月，右中允黄思永向朝廷上了一道“奏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仿西方国家以股票筹借巨资之例，再次发行公债。他认为“股票胜于银票，故举国信从，趋之如鹜……中国风气若开，岂难渐收成效。”鉴于此前“息借商款”之种种弊端，唯需建立良好信誉，“中国集股之类，惯于失信，人皆望而畏之，即铁路、银行、开矿诸大端，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故信从者少。”所以，应将该债券名为“股票”，并冠以“昭信”名目，“以冀通行而昭大信”。黄思永还乐观地表示：“因国计自强派股，皇上昭示大信，一年见利，既速且准，自非寻常股票可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

此疏入奏之后，朝廷谕批“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当时正愁赔款无着，也赞同“息借华款为补救万一之谋”，遂于2月上奏朝廷，请求准由该部“印造部票一百万张，名曰昭信股票，颁发中外”。另对黄思永提出“先派官借以为民倡”的做法，户部也表示赞成，奏请朝廷“降旨饬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由于发行“昭信股票”是应赔款之急，因此户部特别强调，各省地方官须将发行数额随时报部，“听候拨还日本赔款，无论何项，不准挪移动用。”

值此之际，清廷最高统治者也别无他法筹集大宗款项，只能当即应允照行。上谕宣称：“当此需款孔亟，该王公及将军督抚等均受朝廷厚爱，各省绅商士民，当亦深明大义，共济时艰。”于是，名为“股票”，实为公债券的“昭信股票”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台了。

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发行该票的清 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

3月初，户部奏准发行“昭信股票”章程17条。该章程规定：每票100两者印50万张，计股银5000万两;每票500两者印制6万张，计股银3000万两;每票1000两者印制2万张，计股银2000万两，共计1亿两，由户部设立昭信局遴选司员经理。

“昭信股票”的式样是四周为龙边，录印奉旨年月，开列领票银数，下半分20小方，写明年份银数，每年付还一次即裁去一方，后幅印有“昭信股票”简明章程。每票编列号数，纸心及骑缝各盖印一颗，印花用朱色印泥。每票除联票外，另缮号册，以备稽查。

户部设立专门机构即昭信局，局内设给票处、收银处。各省藩司设昭信分局，以省命名。在京认股，款交户部昭信局，照章领票。在外认股，款交省昭信分局领票，或交殷实商号代为领票，款存该号候拨，惟该商号须有各商号连环保结，报部报司存案，始准承办。至于认股之人，或开列官阀姓名，或堂名别号，悉听其便。

“昭信股票”规定20年还清，以年利5厘计息，遇闰不加增。前10年还息不还本，后10年本息并还，本还则息减。“商号承办收发股票本息，亦宜略酬其劳，拟令京外汇兑此项票款概交该商号专办，以资津贴。”另还规定：“昭信股票”可以抵押售卖，与产业凭券无异，惟抵押售卖后应报局立案。如有遗失，可向所在地昭信分局挂失，由昭信分局出示禁止抵押售卖遗失“股票”。3年之后，由昭信分局给予凭单，将原票作废，“所有应付失票之本息，仍按认股年例给发”。为防止勒索现象发生，户部所订章程严格规定“不准勒令捐输”，“倘各州县印委及经手劝集之人有藉端扰累勒捐者，准人告发，或别经访闻的确，即分别治罪。”

不难看出，与4年前的第一次“息借商款”相比较，“昭信股票”已更为明显地具有近代公债的性质。但是，“昭信股票”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公债存在着差异。发行该票的清 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清朝统治者可以要求文武百官“领票缴银”，王公大臣也有请求免领债票，将所缴银两作为报效者，朝廷则给予奖励，使所谓“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昭信股票发行不畅

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

“昭信股票”预计发行总额1亿两，但结果并不比第一次的“息借商款”好多少。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对于缓解清 的财政危机并未起明显作用。无可奈何的清 只得又向英、德等国举借外债，并以7处厘金作抵，使各省京协各饷及防饷等向取于厘金者骤形短绌，可谓拆东墙补西墙。

不过，也不能说发行“昭信股票”所集现银，对于解清 财政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丝毫没有作用。近2000万两的额外款项，在当时也是难得的。“昭信股票”所集现银也曾用于赈济，例如山东黄河水灾泛滥，沿河各州县遭灾十分严重，户部即曾划拨“昭信股票”银20万两用以赈济。两个月后，山东巡抚张汝梅又以“ 灾区太广，来年仍须接放春赈”，奏准截留“昭信股票”银20万两作为春赈款。

“昭信股票”之所以发行不畅，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脱离近代中国客观现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千家驹先生在其所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的序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公债发行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而这两者当时都是不具备的。”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发行近代公债需要两方面的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近代金融机关、金融市场，两者之间实乃相辅相成。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会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出现，这在中外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均不例外。

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商业者自身即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困难，因而根本不具备大量发行公债的成熟条件。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当时也为数甚少，而且没有证券交易所，金融市场当然不可能兴盛。尽管户部所拟章程规定“昭信股票”可以售卖，但由于流通渠道极为有限，实际上很难变成“有价证券”。购买者不能通过认购“昭信股票”转售获利，只是徒增负担，自然也就缺乏购买兴趣。

广大民众生活贫困，更无钱购买公债，这是“昭信股票”难以发行的又一个客观原因。自鸦片战争之后，清 因多次战败须不断偿还战争赔款，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也耗费了大量资金，为了弥补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清 除了向外借债，还以各种名目层出不穷地添捐加税，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已不堪忍受。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广大民众，当然无钱购买公债。即使一般商人，也因本小利微难以认购。有些地方官逼迫商人认购，采取强硬手段“拘集商民，勒令认捐”，激起商人强烈不满。在发行“昭信股票”的同时，清 还议定于当年4月加征铺税药牙，使商人更难以承受。陕西巡抚魏光焘上奏说明：“商民财力有限，若同时并举，诚恐顾此失彼，难期有济，请暂为展缓”。户部也只得奏准各省铺税药牙一律暂缓开办。

发行昭信股票的恶劣影响

御史徐道j曾于“昭信股票”发行仅一个多月，上了一道奏折，说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过一二，而种种弊端则“不可胜言”。

还应阐明的是，清 发行“昭信股票”不仅未能达到筹集1亿两巨款的初衷，反而带来了一些恶劣影响。

首先是加剧了民众的经济负担，造成了种种烦扰。虽然户部拟订的发行章程说明不得“藉端扰累勒捐”，上谕也曾强调“不准苛派抑勒”，但类似弊端仍层见叠出。有的地方官将“昭信股票”“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户部也承认：“股票扰民，屡经指摘”。朝廷更为此而不得不迭发上谕：“各省办理此事，名为劝借，实则勒索，追催骚扰闾阎，莫此为甚，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督抚通饬各该地方官遵照部定章程妥为办理，商民等愿领与否，各听其便，如有不肖官吏藉端指派，致滋扰累，当即查 照 惩 办 ，以 杜 流 弊 ，而 顺 舆情。”但在此之后，地方官以摊派勒索手段派购“昭信股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有鉴于此，清迁只得于1898年9月7日发布上谕，说明“各省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扰民”，自即日起，除京外各官仍准随时认领，并官民业经认定之款照数呈缴外，“其绅商士民人等，一概停止劝办”。

其次，是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末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原本经费匮乏的工商业者，此时更见短绌，急需筹集资金扩大投资。清 却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通过“昭信股票”向工商业者勒索强借，从而使得工商业者的处境更为艰难。清 的这一举措，与日本明治 集资向工商业者借贷以“殖产兴业”的方针，形成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明治 为扶植工商业者发展民营工业和对外贸易，主动向工商业者发放贷款，不仅在国库基金中设立“个人贷”项目，而且增加“劝业资本贷款”，各府县也都陆续发放“劝业贷款”。日本工商业者在各级 的资助下，克服初期资金短缺的困难，不久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清 不论是“息借商款”，还是发行“昭信股票”，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曾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产生过重要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与风险。”清 “仿行外洋”发行所谓“昭信股票”，却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加速资本原始积累， 工商业发展，而是向工商业者勒索强借，以偿还战争赔款和缓解财政危机，因而不仅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相反还起了阻碍作用。

“昭信股票”的其他一些流弊与消极影响，当时即有人上奏从多方面加以陈述。御史徐道j曾于“昭信股票”发行仅一个多月，上了一道“昭信股票流弊甚多请速筹补救”的奏折，说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过一二，而种种弊端则“不可胜言”，其要者为造成银号、钱铺倒闭;地方官藉端勒索，苛扰商民;不肖官吏借机盘剥，中饱私囊;驱民尽投洋教等。这些论述，大体上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最后应该说明，“昭信股票”的发行，目的就是为了集资向日本偿还赔款。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却还强行要中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迫使出现财政危机的清 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并由此导致上述各方面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