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现代十大国学大师

　　 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频道等曾号称120万票投票出炉了一个十大国学大师榜单,选出了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和钱钟书入围十大,但他们接下来的第二轮十大排名活动成了太监办事,下面没有了。

　　　　但即使对于这个半截的十大，我个人凭粗浅的认识也不大认可，我觉得鲁迅，与蔡元培是进不去，鲁虽然写过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个与国学相距甚远，蔡元培主要是教育家；

　　　　冯友兰自当是大家，但他研究的主要是古代哲学史，胡适当然很强，但更是一个思想家与改革家，郭算得上是国学牛人，但进十大恐怕要差点。

　　　　所以民国文林炮制了一个十大国学大师，不敢说准确，只是尝试一下而已，如觉不妥大家尽管拍砖哈；

　　　　 一、陈寅恪；

　　　　 二、王国维；

　　　　 三、章太炎；

　　　　 四、梁启超；

　　　　 五、陈垣；

　　　　 六、刘师培；

　　　　 七、黄侃；

　　　　 八、顾颉刚；

　　　　 九、熊十力；

　　　　 十、刘文典。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

东汉末年的历史，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占据蜀地，孙权占据江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赵子龙的舍身救主，刘关张三兄弟的桃园结义等一系列，为后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和故事都发生在东汉末年。战火连年不休，刘备，孙权，曹操三人各自为营，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和范围。这的确是中国的真实历史，但是在《三国演义》等描写与叙述下，各个人物的性格以及形象都格外分明和直观。不管怎么说三国演义是一本小说，只能说在大体上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不是具体细致地描写每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在我们刻板印象中的三国人物，有很多可能是虚构的，很多事件也可能是虚构的，但这本小说读一读也可以大致了解东汉末年的情况。

我们这次要说的主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的真实存在的人，他便是神医华佗。王安石的《赠陈君景初》的诗更是有：“吾尝奇华佗，肠胃真割剖。”《三国演义》中也曾描写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很多人了解华佗也是通过《三国演义》。这位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曾被称为外科鼻祖，他更是发明了麻沸散也就是最早期的麻药，所以华佗对医学界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其医学理论和医学成就仍沿用至今。在所有中国人的印象中，华佗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标杆，但是却有华佗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人的说法。清华的教授陈寅恪摆出3大证据。

陈寅恪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职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一众高校。他所提出的论点，研究的课题都是深受史学界重视的。而他的理论与认识也无疑是权威，作为史学界的一个大神类的人物，他说华佗是印度人肯定是有着比较充分的史料考证的。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在我国唐朝时期深受重视。而陈寅恪的一篇文章便是写华佗与佛教的故事，来证实华佗与印度有着莫大的渊源，甚至可以说华佗很有可能就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

他的第1个证据便是麻沸散，而也是这一发明让中国在医学界的地位更有提高。而据史料考证以及华佗的笔记记载麻沸散是从曼陀罗花上提取出来的，而曼陀罗花不是中国的本土花类，曼陀罗花的原产地在印度。而华佗便是用了这种自己本土的植物发明了麻沸散，这便是华佗是印度人的证据之一。

第2个证据便是《三国志》，在《三国志》中有对华佗的描写，不仅是华佗发明药物，进行外科手术，还是他所医治过的病人，都有详细的记载。比如在救治太守陈登的行医过程被很详细地记录下来。而还有一本《神僧传》也是描写了太守陈登接受治疗的过程，这个过程与《三国志》中华佗的行医过程出奇的一致。但《神僧传》中所描写的行医人物是来自印度的耆域，耆域也是一个外科医生，这就与华佗的特点重合。

第3个证据便是华佗的名字，华佗在梵语中与“gada”发音一样，“gada”更是有“药”的意思。陈寅恪以这三个证据论断华佗便是耆域，耆域是印度人，同理华佗就是印度人。而且用佗字作名字的人很少，而佗字在梵语中用得比较多，所以华佗很有可能就是个印度人。

其实无论如何我们尊重各种历史说法，但是很多历史说法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据与史料考证，不然就不要乱说。因为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因素，历史不仅证明着一个国家所经历过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一个国家的艰难与成功历程，给一个国家的国民以警醒与经验，更给一个国家以底蕴。

参考文献：

《三国志》

《神僧传》

《赠陈君景初》

我每天都会写一点东西，以至于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不至于忘却，而这本书我记不太清楚了。王安石写诗说「试问道人何所梦，但言混忘不言无。」陈寅恪所历经的时代，是一个裂变期，正如王国维所说的文化之升降。

但是何必在这样一位天赋极高，学识极深的国学大家面前谈文化呢？书更多的写的是记录，记录这位古典文学家最后的大开大合。陈寅恪本身没有大开大合的人生闯荡，而时代给予他的每一样生存环境都出现了。从清华大学到中山大学，我所知道的是他每一种生存环境下的生存态度，这是了不起的。

我总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众多，且大家更为不少，但是能在任何一种生存环境中保留自己理念以及价值观的人太少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书中提到他的学生南下劝他北上，陈拒绝了，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彰显，知识分子有显性的，有隐性的。复杂度的直视就在于某些特定环境下所展现出来的抉择。

我记得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看完全篇文章我长叹一口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被时代的代入感给感染了，可能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歌给震撼了。那一个时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而那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又是那样纯粹。在如此扭曲的生存环境中却又如此风骨地存在，本身就是一幅悲歌画卷。

司马迁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精神世界的痛苦不可能等到那条小路的出现，所以当我们回视他们，或仰望他们时，某些以人为而传承的价值形式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这时才发现，没有慷慨激昂的豪情壮志，而是消散天际的无可寻觅。

体验是塑造一个人的最佳表现模式，陈寅恪有着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他不一定鸿篇巨制，他可以评弹词，可以写《柳如是别传》。那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可以想象中国文化的坚毅如何在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体现，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

而悲剧不在于不理解，不在于打击与扭曲，而在于忘却，我们何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何时开始束之高阁。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孩童家里有座老房子，他整日玩耍，却从来没有去过二楼，有一天他跑了上去，看见楼上悬着许多葫芦，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于是开始问自己的父母，问爷爷奶奶，而他们竟然没有一人知道，只告诉孩童，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作罢。春风秋雨，这孩子长大了，出了远门，一次他回家来，同样又爬去老宅的二楼，看着那些说不名字的东西，扯了下来随手扔去，因为他要开始装修房子了。

这就是我读到的国学大师的最后二十年，他在特殊的时代走完自己特殊的一生，而我们渐渐走向了那个孩童。

1932年夏，清华大学校园内“流言四起”，同学之间，因为一道题目而争论不休。

就在刚刚结束的新生入学考试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因为这道题而交了白卷。

这次的入学考试只有两道题目，一是以《梦游清华园记》为题，完成一篇作文；二是以上联“孙行者”为题，对出下联。

正是简单的“孙行者”三个字，成为了这次考试的“拦路虎”。

谁也没想到，经历了白话运动的洗礼，作为学术界最“时髦”的清华大学竟然出了一道对联题，学生们纷纷吐槽题目的食古不化，甚至连报纸都对此举进行了批评。

而这次考试的“始作俑者”正是陈寅恪。

最终，这场“风波”由陈寅恪亲自发文解释，才得以平息。

说起陈寅恪，他是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的老师；是王国维至死的知己；是梁启超自比不如的学者；是牛津大学建校三百多年来，首次聘请的中国专职教授。

他的学问，更是被傅斯年称赞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样一位学问渊博的人物，身上却有着一个个让人疑惑不解的谜团，海外游学13年却无学历，在晚年竟然花10年的时间，为一名青楼女子作书立传。

今天，柴叔就带你走进陈寅恪的一生，了解不一样的“大师”。

公子的公子

1899年，正值陈寅恪9岁之时，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因拥护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一起被牵连的还有儿子陈三立，也就是陈寅恪的父亲。

在此之前，陈宝箴是湖南巡抚，曾辅佐曾国藩，儿子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饱读诗书，中过进士，曾身居朝廷要职，后自愿回乡辅佐父亲陈宝箴。

在当时，陈家可谓是真正的名门世家，陈寅恪也因此被称为“公子的公子”。

然而，突来的变化让陈家境况急转直下，陈宝箴暴毙，陈三立下定决心从此远离政治，并一再叮嘱儿子要不以“应科举，求功名”为目的读书。

在父亲的教导下，陈寅恪饱读经典，12岁那年，踏上了远去日本的渡船，开启了海外求学之路。

转眼二十几载过去，1925年，梁启超兴致匆匆地走进清华校长曹云祥的办公室，此行，他的目的是向曹云祥力荐陈寅恪加入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团”。

此时清华国学院已有三位导师“坐镇”，分别是德高望重、曾是溥仪老师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声名远播、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留学归来、哈佛毕业的语言学家赵元任。

在这样厚实的导师团背景下，曹云祥问，“他有博士学位吗？”，梁启超摇了摇头。

曹云祥紧接着又问，“他有著作吗？”，梁启超又摇了摇头。

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这可让曹校长犯了难，最后，还是梁启超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作用。

梁启超说到：“我也没有博士学位，虽然著作有不少，但还不如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正是这一句话，让曹云祥下定决心聘请这位“无学历、无著作、无声望”的“三无”导师。

按理说，陈寅恪在海外游学多年，没有著作和声望尚可理解，但“混”个文凭总不是难事吧？然而，他唯一的一张文凭却来自于上海复旦公学，仅相当于高中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