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常说人生有三碗面:人面 场面 情面,有谁知道其真正含义?
1、杜月笙的“体面”:就是做事恰如其分,不可失了身份,
杜月笙讲过:“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中年后的杜月笙为人处世谨慎小心,比年轻时少了一分咄咄逼人的霸气。
2、杜月笙的“情面”: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
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1930年代以后的杜月笙,越来越以地方绅士的身份期许,稳定地方,参与公益,助力教育,主持公道,某种程度上,杜的确已脱胎换骨。
3、杜月笙的“场面”:场面,就是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企业、银行、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够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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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的人物评价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杜月笙有过人的投机沾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
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杜月笙心里一直对文化向往和敬畏,发迹后与文化界甚密,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
参考资料
人民网-《人生需要吃好“三碗面”》
分类: 草堂话谱
说不尽的《大佛潘氏》
《大佛潘氏宗谱》,又作《大阜潘氏宗谱》,“佛”、“阜”同音,在家谱中此二字常互用,没有一统,故这二个谱名互见。大佛潘氏,有二个流派,一在安徽的歙县,一在江苏的苏州。支有异而源同,二地修谱,也是大佛和大阜相迭出现。新安之潘,自毕公高子季孙公食采于潘,遂以为氏,世居荥阳。其后宦游闽中,寓闽三山。至唐僖宗时,有名(讳逢时,谱为一世祖)公者为歙州刺史,值巢扰乱,因即治之篁墩家焉。子万一公,徙于寒山,及鲁孙瑫公(三世,谱名大震,讳瑫)始迁大佛,则今潘氏卜居之所自也。
而苏州之潘氏,即自歙县大佛迁来,潘景郑先生在《著砚楼读书记》中有《大阜潘氏支谱》一文,说:“吾族系出新安,世居歙之大阜村,清初,吾十世祖筠友公始卜居吴中。九世祖其蔚公,由杭州府邑庠生候选主事,家居不仕,多行隐德,传到吾高祖芝轩公始显达。嘉庆、道光间,迁吴族指渐繁,遂有支谱之辑,至咸丰三年,刊成初谱,综其事者,为从曾伯祖西圃公。至同治八年,重加修辑,仍由西圃公主之,是为第二刻。自是循二十年一修之规,至光绪十三年从伯祖辛芝公续为修订,越光绪三十三年,从兄轶仲又事增修,即此本也。余生于是岁,而谱内已不及列入,先君子嘉公手录于世系表上。至民国十五年续修,即为最后一本矣。此书为第四次修辑之本,眉端犹有先人遗笔,迭更丧乱,行笈携随,未至散失。旧修各本,二十年前悉以罗致,壹皆弆藏家乡。比岁旅食沪上,不暇顾及故居,家中长物悉被论斤称担,荡然无存。此书之成,与余齐年,环顾沧桑,冉冉将老,缅怀终岁饥驱,焉能长护斯籍耶?残岁检笈得之,亟捐藏合众图书馆,俾异日犹可踪迹焉。癸未小除夕记。”
知迁吴者,自潘景郑先生的十世祖筠友公始。筠友公,谱名仲兰,明末经商往来吴中,卜居南濠,后迁黄鹂坊桥,在《大阜潘氏支谱》中为二十四世,父孟信(二十三世),子景隆、景文(二十五世),无论是吴谱还是徽谱,世辈均同。我所得第一部为《新安大佛潘氏宗谱》,又作《新安歙南大佛潘氏重修宗谱》,是民国十四年据清顺治八年刻本用木活字本排版重印,敦本堂六卷六册。是谱是安徽商人在2007年11月21日带到宁波地摊出售,我一老友看到后即与我联系并帮我代购,又以2000元的价入我手中,查谱卷四第三十四叶,有“廿四世仲兰:孟信公次子,字谷馨,娶漳潭张氏,子二,(景)隆、(景)文;女二,长适章歧汪,次适径口王。侧室倪氏。生万历己酉,配生万历。为人慷慨敦义,经营盐业,拓振家声,瞻窘急而完人夫妇,赎鬻卖而嫁人子女,乐输金以襄宗谱,诚族党之铮铮者。长子景隆,字汉先,业儒,娶张氏;次子景文。”民国十五年吴县《大阜潘氏支谱》记载中“廿四世仲兰”在下面多了“筠友公”三字,而父孟信及子景隆、景文均同,确为同一人无疑。可知这位潘仲兰,就是苏州“贵潘”的发韧之祖,他次子景文的后裔,实在是不简单:
潘宗洛,字书原,号巢云,别号垠谷,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至偏沅巡抚,三掌文衡,皆称精鉴。在湖南时,出入苗界,群苗底定,政绩甚著。工诗文,著有《中丞集》四卷。
潘亦隽,字守愚,号榕皋,又号水云漫士,乾隆己丑科进士,工行楷篆隶,善画山水,画兰尤得天趣。卒年九十有一,著有《说文蠡笺》、《三松堂诗文集》、《水云词》等行于世。
潘亦藻,字思质,号畏堂,乾隆甲辰科进士,官刑部主事、刑部郎中。
潘世恩,字槐堂,号芝轩,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状元,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侍读学士加太傅。子孙科第踵武,极人爵之荣。卒谥“文恭”,著有《思补堂集》。
潘世璜,字黼堂,世恩弟,乾隆六十(1795)年探花。
潘曾莹,字申甫,别字星斋,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工诗文辞,亦善书画,尤长于史学。有《赐锦堂经进文稿》、《小鸥波馆文钞》、《小鸥波馆诗钞》、《小鸥波馆补钞》、《小鸥波馆词钞》、《鹦鹉帘栊词》、《题画诗》、《画识》、《画品》、《画寄》、《墨缘小录》等文章传世。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盦。幼好学,涉猎百家,喜收藏,储金石甚富。咸丰二年壬子恩科探花,任侍讲、侍读学士。卒谥“文勤”。著有《滂喜斋藏书记》、《功顺堂丛书》等行于世。
潘承弼,字良甫,号景郑,幼习经,长而学词曲并有造诣,后随曲学大师吴梅游,再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研讨国学。建国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状元、探花连绵不断,“贵潘”之贵令人惊喜莫名,没想到的是,这一部《大佛潘氏宗谱》,在带在我惊喜的同时,也是我大把大把花钱的开始。2008年1月26日去金华,会见中国家谱网的总裁江源先生,在他们的藏馆中,看到了一册顺治八年的刻本《大佛潘氏重修宗谱》,是谱不分卷,只剩一册世系,顺手一翻,就看到了孟信、景文父子的世系,即议价商购。江总本就是家谱收藏家,又创办了中国家谱网,自是十分为难。好在他所藏是以数码光盘为主,对于原件还不算是十分看重,又碍于情面,也无法拒绝,只好开了个三千元的价格。清顺治朝是明清政权交替之时,社会动荡不安,今存世的家谱中,这一时期的极少,但毕竟是册残本,再三商议后,以对折即1500元的价购下。此册内每一叶中逢均盖有“新安歙南大佛潘氏宗谱”章,我所藏的民国本,即是据此刻本翻印,在仲兰世系中,重印本每字均连在一起,中无空缺。而在此原本中虽每字均同,但中有空白,则字义通之多矣:“孟信公次子,字谷馨,娶漳潭张氏,子二,(景)隆、(景)文;女二,长适章歧汪 ,次适径口王。侧室倪氏。生万历己酉 ,配生万历 。为人慷慨敦义,经营盐业,拓振家声,瞻窘急而完人夫妇,赎鬻卖而嫁人子女,乐输金以襄宗谱,诚族党之铮铮者。”可见原本胜于后印也,惜为残本。但毕竟顺治谱难得,几乎胜过明版,虽残也是珍品。
《大佛潘氏》的事情远不止此。自从三八节到过徽州,之后歙县老谭又来联系,说有一部《棠樾鲍氏宗谱》,是清晚的钞本,还有一部五十二册的光绪木活字本《仙源杜氏宗谱》,连箱都到了他的手上,约我去看。自然又得找个双休日过去,就选在了清明后一天的4月5日星期六。还没下高速,歙县的老徐电话来了,上一次去徽州,他正好去了千岛湖,没能碰上。他来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他手上有部康熙刻本《曹村曹氏》一厚册。电话来得及时,瞌睡碰上枕头,正好。下高速后先到了他的家中,曹氏谱没能看中,却看到了几册手抄的《大阜潘氏宗谱》。
谱共五册,均为光绪间所抄,其中一册特厚,中有衬纸,老徐示价2000元,另外四册各500元一册,亦为2000元,共4000元。我仔细查看,一册书衣上标为“三仲公支”,为世系;一册失去书衣,亦为世系;一册书衣上未书任何文字,却是谱序、凡例、文诗钞、志铭传序、跋等内容,实为首册;一册为卷二十六,所录全为志铭传序;余下那一册特厚的,亦为世系,不过前有谱序一篇,落款为“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季冬月三十二世孙潞龄谨撰”。世系自二十六世始,翻几叶,即看到“廷护公派兆鼎公支”,有二十六世兆鼎,为“景文公长子,字敷九,浙江钱塘县岁贡生,处州府松阳县教谕,迁苏州,详载松鳞庄支谱”;后一叶为“廷护公派兆臣公支”,有二十六世兆臣,为“景文公次子,嗣景隆公后,字舜邻,浙江钱塘县岁贡生,候选训导,貤赠文林郎,直隶怀来县知县,晋赠奉直大夫顺天府苏州知州,生于康熙……”,比之他的兄长兆鼎,世系详细得多。不过,“贵潘”是兆鼎之后。
我惊奇于老徐为何要价如此之高,老徐振振有词,说这是潘潞龄亲笔所写,是县志有记载的人物,自然是名人手稿,这个价还是老朋友的情面在。呜呼,凡事就怕这样,再三商价,老徐一口咬死,就是降不下来,弄得我是半点脾气也没有了,想缘分没到,多说也是无益,打算撤退,以后找机会再说,已到了这个价位,旁落他们之手的概率很小。恰在此时,来了一位做书画生意的商人,是老徐的熟客。老徐本想打他的牌子,再抬我的价,可这位朋友随手翻了翻,说,送我也不要,随后就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给老徐留半点情面。就他这一句大不敬的话,却让老徐给我便宜了一千元,以3000元成交。这要放在以前,一千都不会要,现在,哼哼。这位叫潘潞龄的老先生,除了吉林大学因为有二册他于清光绪十七年纂辑的《大阜潘氏族谱》钞本提到过他外,其它地方都没“百度”到,可让鄙人着实多花了许多不该花的白花花的银子。
这五册红格钞本,版心有印成的“大阜潘氏宗谱”,下为“敦本堂藏”,毛装,字体倒也精美,银子的肉痛还好只在一时。从老徐家出来,抖擞精神,再到老谭家,拿了《棠樾鲍氏宗谱》和《仙源杜氏宗谱》,这二部谱价不高也不低,但也算难得,要知棠樾鲍氏碑坊那可是大大有名,心情好了不少。
《大阜潘氏族谱》的故事还得发展,就是前几天的4月12日,从老徐家拿到这几册抄本还不到一个星期,邻市的老符从合肥回来后跟我联系,说手上有一些谱。过去,他家的桌上竟然也有几册手抄的《大阜潘氏族谱》,看得我差一点跌倒。阿弥陀佛,难道《大阜潘氏族谱》跟我较上劲了?
这一次的《大阜潘氏族谱》,有四册开本比老徐家拿来的略大些,也是红格,版心也有印成的“大阜潘氏宗谱”和“敦本堂藏”字样,也是毛装,但都是世系。字体甚劣,非同一人所抄是显而易见的,问价,老符是我的老主顾,仁义,只要了七百。在把其它的一些谱都一一成交后,老符又拿出了一册《潘氏支谱》送我。这一册却是刻本,版心下刻“松鳞庄藏”四字,前为世系,后为志铭传述和墓图,也是一册残本。但世系中有潘兆鼎的后裔,二十八世宗周,三十世潘世恩,三十一世曾莹、曾绶,三十二世祖同、祖荫等辈均在,“志铭传述”中各有详传。
适合“松鳞庄藏”和“潘氏支谱”著录元素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有咸丰四年松麟庄刻本《大佛潘氏支谱》二十四卷首一卷、同治八年潘氏松麟庄刻本《大阜潘氏支谱》二十四卷首一卷、光绪十三年松麟庄刻本《大阜潘氏支谱》二十四卷首一卷等几种,我手上的这册残本虽没有分卷,但应该是出于这几部中的其中之一,是修纂刻印于苏州,再由族人带回到歙县的。
大佛潘氏清初徙入苏州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至乾嘉以后成为苏州势力最为煊赫的科第世家,而那些留在大阜以及后来由苏州迁回故里的潘氏族人,虽分居徽、苏两地,但还是往来不断,互有影响。在苏州的《大阜潘氏族谱》中,有一篇潘锺瑞写的《歙行日记》,就是光绪年间叙其回家展墓的经过,其中这样记载:“(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傍晚叔陶叔遵鎔来,说苏州话,盖自幼在苏,去年归乡与棣园叔同住。二十五日,德夫弟来,亦能苏话”。在歙县的顺治本中,有篇《谱终纪事》这样说:“尔时綋兄远在苏门,数百里外……凡四阅月,綋兄始得归而相与图终焉”。可见自始至终没有断过联系,不过由于徽苏两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两地家族的发展结果有霄壤之别,留在大佛的日渐式微,生活困窘。以至于传世的《大佛潘氏宗谱》,自顺治后,只到清晚才有潘潞龄先生来续修,而且还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连梓行都成了问题。
本来以为《大佛潘氏宗谱》的故事到此可以告一段落,没想到最近接到徽州方向传来的消息,又有一部民国年间的《大佛潘氏宗谱》活字本出现,全本有十二册之多,要价二万,令我咋舌,但一番相思之苦,大概又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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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有句话,叫刀切豆腐两面光,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能够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看看杜月笙接触的那些人,三教九流,不少跟杜月笙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有利益利突,但最终都跟杜月笙成为了朋友。
比如王亚樵。
王亚樵是斧头帮帮主,暗杀政治的大哥大,看谁不顺眼,就要拿斧头砍人,曾经刺杀过蒋介石、汪精卫、日本大将等人。可以说,没有他不敢杀的人,只存在他想不想杀你。
而王亚樵在上海混,自然跟杜月笙产生了交集乃至冲突。
当年,王亚樵因为上海轮船招商的事跟杜月笙起冲突。张啸林建议找机会杀掉王亚樵。但杜月笙觉得此计不行,因为王亚樵手下众多,而且都是亡命之徒,要是杀了他,就等于跟数百人结仇。杜月笙的意见是退一步,让出一些利益,然后结交王亚樵这个朋友。
讲数的时候,王亚樵带着一帮兄弟来,杜月笙就只是跟张啸林还有黄金荣来了,其实就透露出一个意思,他跟王亚樵不比狠,不比人数,只比大家的面子。
这样,两方握手言和。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人跟杜月笙成为了朋友,任何人到了上海滩,只要有点名气的,杜月笙都给予帮助甚至接济,什么戴笠、张学良等等。那杜月笙的面子当然越来越大。
说一下章太炎,此人是学术界的泰斗,他是怎么认识杜月笙的呢?
就是平事。
章太炎的侄子在英租界出了事,章太炎虽然是大师,连梁启超都瞧不起,但大师也有短板,社会上的事搞不掂,最后找到了杜月笙。
杜月笙没提任何条件,就帮章太炎把这事给平了。平了之后,还专程上门拜访章太炎。这当然让章太炎感到十足有面子。
要没前面帮忙这事,杜月笙就是拿着银票上门,人家也未必理。但帮了忙,还来送礼这就不一样了。
二来,杜月笙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对文化人很尊敬,对章太炎也很客气,两者之间,一个是文化人,一个是江湖人,但骨子里很对味,就此成为了朋友。
章太炎就此成了杜月笙这个江湖皇帝的国师,替杜月笙找祖宗,往上找到了北宋名臣杜衍。等于用文化给杜月笙装点门面,替杜月笙修祖谱,还帮杜月生改成了杜月笙。
杜月笙修祠堂,章太炎专门写文章《高桥杜氏祠堂记》,里面把杜月笙夸上天了。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
彪[彪、彣、虩,读音作biāo(ㄅㄧㄠ)]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晚期毛叔之女彪氏孟姬,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谱》记载:“彪,姓,出齐郡,周有卫大夫彪夫,宋有彪虎臣,今河南均州有彪氏。”
彪氏,出自周王朝时期毛叔之女彪氏,全称彪氏孟姬。“孟”,古时候是长女之意,长子称“伯”。
西周王朝初年,周武王姬发把胞弟姬叔郑(周文王第八子)分封于毛邑(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建立毛国,为伯爵国,因此史称姬叔郑为毛伯郑或毛叔郑,简称毛叔。毛叔在周王室曾担任司空一职,因司空是三公之一,故又被称为毛公。
不过,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的记载,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姬伯聃(一作姬伯明)被兄长周武王封在毛邑,但毛邑不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而是在河南宜阳东北一带。
西周时期,当女子出嫁时,父母常要为她专门制作陪嫁器物,即金文中自铭为“媵“者。在此类特意铸造的媵器中,妇名除称其姓外,还必须称其丈夫之国(氏)名。同时,由于妇女是娣侄从媵制,需要将兄弟姐妹的排行明确表示出来,伯(孟)仲叔季的排行,不仅是区别同辈兄弟姐妹的需要,也是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
在著名的周朝青铜器毛叔盘上,就铭刻着其为毛叔送给女儿彪氏孟姬作陪嫁的宝盘,希望她长寿,子孙后代永远享用该宝器:“毛叔媵彪氏孟姬宝盘。其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
毛叔郑是周成王的叔父,即史籍《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毛公。毛叔郑彪氏孟姬就是毛叔郑之长女彪,嫁与卫国上卿姬彪夫,称孟姬。在毛叔盘铭文中未称其国名,而称其氏“彪”,故称“彪氏孟姬”。西周初期,子孙以母姓为氏是普遍现象,因而在彪氏孟姬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母之名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彪氏正宗。
注:
毛叔,到底是姬叔郑还是姬伯聃?
本书认为,叔郑封于毛国之说较为可信并有根据,而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则有待商榷或进一步考证。因为,伯聃在历史上是否有其人还有待考据,而叔郑则确然史有所载。
在史籍《逸周书·克殷解》中记载:“……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逸周书》,原名《周书》,亦称《周志》,又名《汲冢周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记载了周王朝的史实和制度等。此书出自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的魏王古墓,古已有之。
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他的《经学略说》中,对《逸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今观《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价值亦略相等。正史之外,犹存别史(《史》、《汉》无别史,《后汉书》外有袁宏《后汉记》,其中所载事实、奏议,有与《后汉书》不同者,可备参考。《三国志》外有鱼豢之《魏略》、王沈之《魏书》,不可谓只《三国志》可信,余即不可信也),安得皇古之书,可信如《逸周书》者,顾不重视乎?”
《逸周书·克殷解》的那段文字,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作了引用,可见毛叔郑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史籍《后汉书·古今人表》中记载:“毛叔郑,文王子”。
东汉学者应邵在《风俗通义·姓氏篇》中记载:“毛氏系周文乏第八子叔郑封于毛,即周大夫毛伯,其后代以国为氏。”
唐朝学者张九龄在《姓源韵谱》中记载:“毛氏以国名姓氏,源于姬姓,文王第八子封于毛,周大夫毛伯是也,后因氏。望:荥阳、西河。”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中曾记载有 及 这一条目:“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旂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弁阝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右《毛伯古敦铭》。嘉祐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冏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盩厔,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
在欧阳修的札记中清楚地表明,《毛伯古敦铭》中的毛伯就是毛叔郑。诸多毛氏谱内谓之叔聃者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了“鲁卫毛聃”,遂以为名聃。
毛伯郑是西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八弟,西周初年被封于毛,爵位为伯,故史书称其为姬叔郑、姬郑、毛叔郑或毛伯郑,四种称谓同为一人。
毛叔郑的后代因治国有方,周宣王姬静曾赐鼎奖励,世称毛公鼎。此鼎于清道光年间在岐山县贺家出土,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皇钜制,被郭沫若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周人原为姬姓,武王灭商以后,除按照尊崇上古帝王的习俗,对炎帝、黄帝、尧、舜、禹等 “先古圣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如姜太公吕尚进行封赐外,一次就封“其兄弟之国十有五 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当时还把商纣之子(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仍居朝歌,治理商代遗民;同时分王畿之地为三部,命自己的三位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领一部监视武庚,谓之“三监”。谁知武王死后因继位的成王年岁幼小,由其叔父周公旦摄行政事,引起三监的不满,勾结武庚和商朝旧属反周势力发动了叛乱。周公平息叛乱以后,深感保卫新生政权的急迫性,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周公回师以后,举行了又一次的大规模分封,“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初两次封国一百多个,“封诸侯,建周姓”,把本族子弟和姻亲分封于当时叛乱者盘踞的地带和千里王畿线上,由这些亲族封国为周王室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毛国系周朝姬姓国。毛国与鲁、卫诸国一样,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巩固周王室统治而分封的诸侯。在史籍《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在史籍《荀子·儒效》中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些诸侯都是按照形势发展和需要而次第分封的,分封过程也不限于周武王、周成王时期,实际上在周康王、周宣王时期都在继续分封。
西周初期,周武王把胞弟叔郑封为毛(陕西岐山一带)伯。毛国之君,世代任周王室卿士,称“毛公”。叔郑在周成王姬诵时期任司空,位列三公之一,与召公、毕公齐名,具有极高的威望。例如,周穆王姬满外出巡游时,毛公与祭父等随行,曾与许国之君等一起在洧水之滨举行盛大的宴会活动。
姬叔郑为毛国开国之君,其后有姬班、姬庴、姬卫、姬得、姬过等。在史籍《左传》中提到的毛伯卫、毛伯得、毛伯过,就是指姬卫、姬得、姬过,均为周王室外卿士,子孙世袭伯爵。
毛伯(郑)不仅是毛国的首领,还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他的伯爵爵位可以由其子孙世袭继承。毛伯是位很有军事才能的大臣,他不仅跟随武王伐纣建功立业,在武王逝世,成王继位后,还多次带兵(主要是毛姓部落)征战,见诸于史籍。
过去,一些史籍上流传是伯聃封于毛邑之说,应为误传。
在史籍《通志·氏族略》中称: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伯聃(一作明),受封于毛邑(今河南宜阳),爵位为伯,故世称伯聃(伯明),他的后世子孙以其封地命姓,遂成毛氏。
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并非叫伯明,而是康叔,就是卫叔康。在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倒有个姬叔明,但据说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七十二子,史无记载有封地,更何况《封神榜》乃小说家言,不足以采信矣。
而在某些毛氏族谱中,将毛伯谓之叔聃,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左氏传》中记录有“鲁卫毛聃”,所以遂以为名聃,这是源出左丘明的《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记载的“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国最初的封地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周宣王时的毛公鼎、毛伯敦盖等都出于陕西扶风,这证明了西周晚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存在着毛国。据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的推测,毛公的采邑最早在陕西扶风,东迁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今河南籍水毛泉(今河南宜阳)。但此时的毛的封地已大为缩小,降为周王畿内的采邑。
在史籍《姓氏寻源·毛氏》中记载:“周采邑毛即河南籍水毛泉也。”在史籍《路史·国名纪戊》中记载:“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说明当时人所记载的毛伯所封之地已经转封在河南籍水的毛泉,这与后世所传的“伯聃封于毛邑说”一脉相承,互有所证。
因此,本书认为伯聃可能是毛伯的后裔,在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后,毛国也随之东迁于河南宜阳。毛伯(郑)的伯爵爵位由他世袭继承,并继续在周王朝中担任司空之职,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事务,食采于毛(今河南籍水毛泉)。
在后世所传的各种毛氏族谱中,均不见有将毛伯聃作为毛氏得姓之祖的说法,如:
在《韶山毛氏族谱·源流记》中记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宋工部尚书让,世居三衢……占籍吉之吉水龙城家焉。二十一世传至毛伯温公(以江西始祖毛让为一世)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考据西江宗人执谱相访,实属西河嫡派。”
在广西《贺州毛氏族谱》中记载:大唐开元乙亥(公元735年)秘监贺州毛衷序:“我始祖周懿亲国也。按《左氏》载:封国十有六,而毛其一焉,叔郑封为毛伯,而子孙因以为氏。秦并天下,罢侯,置守其地,而子孙遂涣散四方焉。”
在北宋毛渐《清漾毛氏族谱》中记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封建宗亲,以弟郑封于毛。逮至周衰而国亡,其地入于荥阳,子孙因以为姓焉。毛氏之始,其源于此也。”
目前,唯有在湖南《锦堂毛氏族谱》中,晋咸和元年(公元325年)州陵开国侯毛宝自序曰:“毛氏本姓姬也,乃文王第九子,讳叔郑,封于毛,是为毛伯,而为毛氏之始祖。”显然,该族谱将叔郑指为文王第九子,当为错误。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姬彪夫,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西周初期,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45年,周成王姬诵时期,叔父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据史料记载,卫国本封于康(今河南禹州),故姬封又称康叔。周公将黄河与岐河之间武庚的封地及遗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祺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给康叔,使这七族遗民成为卫国的臣民,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国号卫。
封康叔时,周公曾作文相诫,这就是著名的《康诰》。卫国在最强盛时疆土有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以及山东省西部一小部分,与晋、宋、齐、鲁等国相邻。
卫国居于周王朝的北方,与狄为邻,常遭狄人入侵。春秋中期,卫懿公在位时喜好养鹅,且*乐奢侈。他养的鹅都有禄位,可以乘大夫一级的车出入宫门,大臣百姓非常不满。周惠王姬阆十七年(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国,卫懿公让大家抵抗,国人却都说,鹅有禄位,让鹅去战斗吧。将士们全无斗志,全军覆灭。狄人攻入卫都,卫懿公被杀。后齐、宋援卫,立戴公于漕(今河南滑县旧城),于是漕成为卫国的第二个国都。
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658年),卫国在齐国的帮助下重新建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卫国在楚丘时,卫文公姬辟疆当政。卫文公接受亡国教训,修明政事,奋发图强,重整军备,国力军力大增。
周襄王姬郑十年(公元前642年),北方的邢国联合狄人再次攻卫国,遭到了卫国的强大反击。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卫国灭邢国。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为避狄人,卫国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
卫国虽为十二诸侯之一,但却是一个弱国,常受其他诸侯国的支配,进入战国后,国力更弱,无法抗拒七雄的进攻。
战国晚期,周郝王姬延五十三年(燕王喜元年,公元前254年),魏国军队占领濮阳,卫国成为魏国的附庸国,但只有濮阳一地。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国攻下魏国的朝歌和濮阳,将濮阳作为秦国东郡的治所,迁卫君及其支属于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附庸。故而秦国在灭六国时并未触及卫国公室。
直到秦二世嬴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才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灭亡。因此,卫国是西周所封十二诸侯当中除秦国之外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家,也是立国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
卫国自康叔公元前1045年开国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废卫君角为庶人,共历四十二王,八百三十六年。
卫康叔的裔孙为姬彪夫,是卫国建国后第三任君主卫考伯指正时期的卿大夫,其妻就是毛叔郑彪氏孟姬,在姬彪夫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康叔后裔,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卫康叔名姬封,公元前1055年,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康叔在当地统治有方,很快就把商朝的殷都改成了西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成了卫国的始祖。
卫国传三十七世后,于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被秦国所灭,秦国大军攻破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俘虏卫元君,将其贬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其后裔子孙四处迁逃,其中有迁逃至古彪邑者。
古彪邑,就是今缅甸王国旧都城蒲甘,卫国王族后裔有以避邑名称为姓氏,称彪氏,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晋国君主晋平公姬彪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晋平公姬彪,为晋悼公姬周之子,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逝世后葬于今山西省侯马市西北新田。
晋平公执政时期,令著名的贤臣祁黄羊举荐人才,祁黄羊先后推荐了仇人解狐和自己的儿子祁午,留下传诵千古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美誉。晋平公曾在平阴大破齐军,在弭兵之会中与楚国平分霸权。
晋平公晚年好女色,因而有疾,在周景王姬贵四年(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告戒他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
晋平公逝世后,其子姬夷即位,是为晋昭公。晋平公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五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襄王后裔,属于以音讹字为氏。
不氏,源出魏襄王后裔不雨氏。
魏襄王魏嗣,是魏惠王魏罃之子,公元前?~前296年在位,逝世后别谥为魏哀王、魏襄哀王。
周慎靓王姬定三年 (魏襄王元年,公元前318年),魏襄王曾联合韩、赵、楚、燕诸国,以五国合纵进攻秦国,结果不克而返。后派遣大夫惠施为魏国出使楚国。
周郝王姬延十九年(公元前296年),魏襄王病逝,其子魏昭王魏遫即位。
魏襄王的后裔子孙中有不雨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不氏。不氏古读音为biāo(ㄅㄧㄠ),这在典籍《正字通》中有明确记载:“不姓之不,转注古音,音彪。”
有不氏子孙以古音为字讹,遂称彪氏,世代相传至今。
二 分布:
今陕西省的西安市、安康市、铜川市,河北省的礼县、保定市,重庆市的彭水县郁山镇,安徽省的宣城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台中市等地,均有彪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齐 郡:西汉时期先为临淄郡,后改齐郡,治所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其时辖地在今山东淄博市和益都、广饶、临朐等县地。隋、唐两朝改为青州北海郡。
均 州:东汉光武帝四年(公元28年),刘秀遣刘隆屯田武当,始建武当县城,后改为均州。唐朝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僭位,废唐中宗为庐陵王,农历4月迁均州。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元),设均州武当郡,领县武当、郧乡;后宋太宗把儿子楚王元佐削职为民,安置在均州。宋朝时期,名臣苏辙、尹诛、韩维、种谔、范纯粹、沈括等先后均有被贬官降职至均州的历史。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守御千户李春续以修筑。明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知州胡成熙修竣砖石建筑。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州人贾洪诏等呈请署总督郭中丞柏荫,筹拨公款七千余缗,重修筑均州城临江桥护城堤,长五十余丈。均州城东临汉水,南遥接武当山。一般说古均州城位于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其实真正的古均州原址是在丹江口市肖川县,均州古城因为1958年修建丹江水库大坝而被淹没,永远沉没在汉江河底。今大丹江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于1973年竣工,水域面积八百四十平方公里(一百二十六万亩),蓄水总量达八十一亿立方米。现在,人们可以在武当山上净乐宫的位置看见若干从江底打捞出来的古均州遗骸。
章太炎求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办完事之后还亲自登门道谢,有两点原因:一是当时社会风气对文人非常敬重,杜月笙虽然是流氓出生,但是对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心怀敬畏;第二点是杜月笙希望借助章太炎抬高自己的身份。
章太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人,是鲁迅、周树人、钱玄同,黄侃,刘文典等人的先生。章太炎也是一个非常狂狷的人,他曾拒绝清华大学的邀请,理由是看不起梁启超和王国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去求杜月笙帮忙呢?这事还得从他的侄子身上说起。
国学大师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的侄子因为法租界上的一处房产和别人起了纠纷。对方有钱有势,又是个粗人,并不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账。章太炎无奈,只要写信请当时上海滩上的“地头蛇”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是解放前上海滩上的三大流氓头子之一,他本身没什么文化,但对文人很敬重并且心生向往,与其他两大流氓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比起来,杜月笙无论从打扮还是气质上了来说,都要斯文得多。
保存完好的杜月笙公馆
杜月笙发迹后,一直为自己的出生低微感到苦恼。现在见章太炎这样的社会名流来求助,自然乐意,二话不说就给他办成了。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去苏州拜见了章太炎,感谢他对自己的赏识,并送上了2000块大洋的见面礼。2000大洋这在当时可以买一处豪宅了。
杜月笙位于莫干山的别墅
章太炎被杜月笙的诚心感动,根据《周礼》的一句话话: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为杜月笙该“生”为“笙”,并另送他一个大名:杜镛。后来甚至还为杜月笙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使杜月笙的出身抬高了不少。
杜月笙常说人生有三碗面:人面 场面 情面,有谁知道其真正含义?
本文2023-11-26 15:54:39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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