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悍将席宝田，是清朝广西提督江忠义的副将。

江忠义（1835—1864），晚清湘军将领，晚清名将江忠源的堂弟，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江忠源（1812—1854），是晚清湘军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名将。

江忠源举人出身，文武双全。1852年他率军在广西全州蓑衣渡同太平军血战两昼夜，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中炮战死，江忠源一战成名。

1854年1月，太平军攻破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狂呼死战，身负七处重伤，力竭自尽，时年四十二。江忠义同他堂兄江忠源一样，也是湘军的一员悍将。

江忠义1852年十八岁从兄投军，1854年江忠源在庐州战死，江忠义继领其部众。此后在征战太平军的战场上，累功提拔知县，知府，道员，署贵州巡抚，贵州提督，后改授广西提督。1864年病逝，年三十岁！

《清史稿》评价江忠义：“江忠源诸弟并从治军，忠义最为杰出，将大用而早没，时论惜之。”江忠源，江忠义兄弟才华出众，英勇善战，但运气欠佳，一个战死，一个病死。席宝田则一生吉星高照，运气奇佳！

席宝田（1829—1889），清末湘军将领，湖南东安人。说席宝田运气特别好，有以下例证。

第一，时势造英雄，席宝田正好赶上了晚清太平天国起义这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时势。

席宝田，清末一介秀才，本打算在家乡开个私垫，收几个学生，养家糊口，默默无闻度过一生。恰在此时，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八旗与绿营兵承平日久，战斗力极其低下，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清廷万般无奈之下，下旨各省自筹经费，举办团练。曾国藩趁机在衡阳组建“湘军”，席宝田借此在家乡举办团练。

人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主要是针对乱世之中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言。席宝田得遇贵人，重重打脸了这一说法。

1856年，晚清重臣，湘军名将，湖南新宁老乡刘长佑（1818—1887）招席宝田为参军事，随军连年征战于江西、广西、湖南，镇压太平军，由一窍不通军事的秀才变成了运筹帷幄，熟谙军事的幕僚。

第二，巡抚赏识，组建“精毅营”，幕僚变将军。

1860年，好运气再度降临席宝田。湖南巡抚骆秉章命令席宝田回乡募乡勇千人，组建“精毅营”，抗击太平军。从而完成了由参赞军机的幕僚到手握兵权的将领的华丽转身。

席宝田把从湘军名将刘长佑处学到的练兵方法，一古脑儿用在“精毅营”的训练上，把部队锻造成为了一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战斗力惊人的劲旅，成为湘军三大主力之一。

1863年，太平军将领黄文金率军猛攻江西，广西提督江忠义率副将席宝田驰援，连战连捷。

第三，天赐良机，生擒太平军幼天王及一干首脑。

1864年，江忠义病死，席宝田率军驻守江西新城。这年6月，天京被曾国藩攻陷，部下湘军将太平天国国库洗劫一空，赚得盆满钵满，曾国荃，鲍超，程学启等将领将一车车的巨额财富运回家乡藏富乡里。

席宝田正在懊恼自己远离南京，无数的财宝自己一杯羹也未分到，谁知天大的好运气竟又让他碰上了！

1864年10月，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十六岁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等在一部分太平军的拼死保护下，突围至安徽广德，然后由皖南进入江西新城杨家牌，一头扎进了席宝田“精毅营”的埋伏圈中。

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席宝田头上！席宝田欣喜若狂，严令全军拼死战斗，不可使一个匪首漏网。

此时的这支太平军早已疲惫不堪，风声鹤唳，士气低落，稍一接触便全军溃散，席宝田生擒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及其他太平军首领数十人，缴获金银珠宝无数。随后乘胜狂追，部将荣维善俘获幼天王洪天贵福。

席宝田也凭此战功由道员升任贵州按察使，赏穿黄马褂，封云骑尉世职。假如主帅江忠义未病死，这功劳与财富，哪有副将席宝田的份？

第四，人说福无双至，福不单行。可席宝田偏偏就福运双至，在贵州镇压苗民起义时再次俘获起义领袖张秀眉，立下赫赫战功。

1868年，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了。席宝田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的部队纪律之差，同样是不容置疑的。

部队每攻占一地，席宝田都纵容部下烧杀抢掠，这给他积累了巨额的战争财富。现在太平军已被消灭，席宝田正担心兔死狗烹之际，好运气再度光顾到他！

贵州苗民起义爆发了！1868年，清政府令他扩招湘军万人，专办贵州军务！1870年席宝田率清军攻占义军根据地台拱，次年攻占起义中心凯里，夺得无数的财富。1872年，席宝田率三路大军合击苗族义军于乌鸦坡，俘虏并杀害义军领袖张秀眉。席宝田因军功累官至贵州布政使，光禄大夫，世袭骑都尉，追赠太子少保。

第五，征战沙场二十年，安然无恙；军纪败坏烧杀抢掠，安度余年。

席宝田镇压了贵州苗民起义后，由于“精毅营”在平乱战争中烧杀抢掠，名声太差，朝廷监察御史联名上书弹劾席宝田，民间士绅也群起攻之。

席宝田知道，功成身退的时候到了，旋即称病，辞官回到东安老家。席宝田回乡后成为了永州的首富，家产不可计数。回归故里的席宝田，广置田产，大兴土木，修建豪阔庄园，规模之大在东安前所未有，花了整整十年才完工。

据资料记载，庄园旧址占地面积9500多平方米。现存原院房16栋，大小60余间，建筑面积2448平方米。整座建筑设计非常精致、巧妙，木雕没有相同的图案，下再大的雨，雨一停地上就没有积水。

从1852年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到1872年辞官归里，二十年间身经百战却如履平地；每攻克一地即纵兵抢掠洗劫，“一船船的乡民运出去，一船船的金银运回来”，夺得泼天的财富，战争结束后，席宝田太平无事衣锦还乡，叶落归根。

席宝田的人生，从一介书生到手握重兵的大将，一路凯歌高奏，结局完美，真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传奇！

1889年6月，席宝田在家乡病逝，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席宝田去世以后，他的巨额财富成谜，至今也未找到。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说的就是做人要有度量，心胸要宽广。

胸怀宽广大度之人，往往会成为大家交往的中心人物，并且非常值得信赖，这种人也一定会有一番作为。而那些心胸狭窄之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人，就完全不同了。

曾国藩总结过一套评判标准，即以度量的大小来区分君子与小人。他认为“ 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 ”

而君子则不是这样，君子“ 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

所以，“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心宽不怍 。”

也就是说，小人因为度量狭小，致使人与人之间滋生猜疑和嫌隙。而君子不同，他所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能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心存正气。

受得了多大的委屈，就做得了多大的事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

“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 赶快挪开！”

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

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

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但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

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

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

“先人后己谓之让”。人的气度涵养高低，往往不在于你身怀什么长处，而在于你是否容得下他人，并能冷静审视他人，又用胸怀包容他人。受得了多大的委屈，就做得了多大的事。

人的忍耐力和魄力，是不可小觑的； 能够承受苦难和委屈的人，必然拥有博大的胸怀。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也说得头头是道。

曾国藩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

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行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

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人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几天后，此人便携巨款逃之夭夭了。贪污公款案报到督署，属下建议立即通缉此犯，曾国藩默然良久，叹口气，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由他去罢。

兵卒退下后，曾国藩说：“ 人不忍欺，人不忍欺 。”

过了几天，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发兵追捕。

曾国藩道：“此人不过是为了区区钱财，若是追捕得紧，必然逃到贼（太平军）军中，反为不美。这事就算了吧！”足见曾同藩的远见与胸襟。人若是襟怀太窄，容不得别人，做人的格局就嫌小了。格局太小，自然做不成大事。

清代钱大昕说过一句话：“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已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

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方能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湖南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京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看看他的字体，不料刘长佑竟然坚持不给。

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后，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长佑负责合围，刘草写了文稿将要呈给曾国藩，有人担心地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

刘长佑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

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非常正确的，称赞了刘长佑。

刘长佑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有过圣贤的功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有关这方而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吋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白责。

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

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您的病情。”

李鸿章说：“没有的亊，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

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

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

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反而没有觉察到吧。”

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曾国藩主张做人和交友都尽可能敞开心胸，让他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也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墨子》云：“ 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 ”江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来灌注，就能汇成巨流。被称为圣人的人，不推辞难事，不违背自然规律，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大人物。成大事之人必须要有足够的胸怀，胸怀决定器量，境界决定高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虽然不容易做到，但是积小步可以致千里，不如从小小的容忍开始，你能容下的事有多少，供你驰骋的世界就有多大！

刘长佑确实提出过这样的计划，“欲保云南，先攻日本”！

刘长佑是湖南新宁人，当时出任云贵总督，当时法国军队觊觎云南，刘长佑认为要换个角度思考清朝的国防策略，这个想法的提出并不是一时之想，而是从光绪元年到七年的时间，这七年的时间，刘长佑才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

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外藩邻国，最亲密的是朝鲜，最顺从的是琉球，最恭敬的是越南，其中朝鲜是盛京的门户，越南与云南唇齿相依，琉球远在海南，位置极其重要，但是当时法国对云南垂涎已久。

公元1881年，法国开始增加驻扎越南海军的军费，刘长佑认为此举就是夺取越南的先兆，倘若得逞，下一个目标就是云南，之后取四川，获取这些地区的资源。

但是很多人在想，既然是法国有这样的想法，刘长佑为何会提出攻打日本的计划？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行为为其他列强所效仿，日本一个岛国，从不向清政府朝贡，西洋人来中国通商，日本也紧随其后，那时候清政府是有能力的，不然日本也不会来清朝发展经济，所以清政府就一个要求，只要不捣乱，你们可以在这里通商。

然而日本不知感恩，同治年间，日本海从中挑衅清政府，但是同治皇帝并没有实际行动，随后他们看清政府没动静，就趁机灭了琉球，刘长佑认为琉球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我们也有义务替琉球征讨日本。

同样是国家，所以都有着同样的野心，倘若对日本入侵琉球一事不闻不问，其他列强势必会侵犯我国，而法国看清政府不插手琉球一事，自然就会攻打越南，因为他们也会认为我们不会插手，如果我们开始攻打日本，还可以彰显国威，震慑其他列强国家。

具体内容就是趁法国还没有攻占越南之前，清政府派兵攻打日本，收复琉球，如果此战胜利，还可以令法国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岂不是一举两得。

所以不能一味地休养生息，这样其他国家势必会效仿日本，时间一长，其他列强都觉得我们爱好和平，好欺负，就会围在一起图谋利益，那时候美国会来拿朝鲜、英国想要缅甸、俄国想要新疆，可谓是祸患无穷。

能不能赢不确定，但是清朝应该是有这个实力的，当时左宗棠率领的精锐刚好收复失地，清朝军队也算强大，按照刘长佑的意思，倘若慈禧太后能够支持自己像支持左宗棠那样，训练一支劲旅以及海军，也不是不可能收复琉球，进攻日本。

然而朝廷并没有采纳，慈禧认为这样要花钱，左宗棠收复失地的军饷朝廷只调拨了一部分，其余都是靠自己解决的，其实晚清政府一直都蒙在鼓里，认为自己可以慢慢发展，只是朝廷内部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清朝的发展，别人在前进，自己却止步不前。

所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全国总督计有八人，同治二年湘军将领任总督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九人任七缺。“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

湘军在镇压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

主要湘军人物（包括由湘军发展到淮军的人物）：

曾国藩，湘军统领。建立湘军，消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

曾国荃，藩九弟，1864年6月领军攻克天京(今南京)。

曾国葆，藩弟，战场瘟疫病逝。

曾国华，藩弟，咸丰八年十月阵亡于三河。

李鸿章，晚清重臣。由曾国藩一手提拔，并创立淮军。

江忠源，安徽巡抚，湘军前身楚勇领袖，咸丰三年十二月，于庐州战败投水自尽，四十一岁。

江忠济

胡林翼

左宗棠，晚清重臣，民族英雄，曾收复新疆。

杨岳斌

彭玉麟

刘长佑

李续宜，弟，罗泽南弟子，功在阻挡陈玉成，李于同治二年病逝，四十一岁。

李续宾，兄，罗泽南弟子，咸丰八年十月阵亡于三河。

刘蓉

刘坤一

程学启，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

丁汝昌，本为太平军将领，1861年投降湘军，1861年底编入淮军，曾指挥黄海海战。

蒋益沣

刘檡昭

刘锦棠

罗泽南，理学家，为曾儒师，劝曾国藩改新字[涤生]；咸丰六年于武昌郊外遭太平军少年兵击毙。

王錱

康福

孙开华，在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

　　这是清朝咸丰时期：

　　一清朝最彪悍善斗的一只军队——湘军大纪实

　　1851年，咸丰元年

　　1

　　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这个事件引发了延续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

　　湘军的历史，起始于金田起义的同一年。从此以后，湘军的历史就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密不可分、从纯粹客观的历史因果关系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湘军的兴起是果。

　　湘军在兴起之后，就和太平军成为尖锐对立的互动因素，推动着咸丰和同治时期一段历史的发展。

　　洪秀全率领起义队伍与清军作战的前几个月份里，湘军这个时代的产物，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日后将要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湘军人物，这时各自处在狭窄的环境里，静静地谛听着命运的脚步声，费力地揣测着：人生的转机，将会在何时发生？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许多多怀有经世之才的湖南人，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前程，将要由太平天国运动的进程来决定。

　　这一年上半年，即将投入镇压太平军作战的新宁人江忠源，正在家乡为父亲丁忧。这个三十九岁的七品芝麻官，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广东人洪秀全在他家乡南边不远处点燃的战火。

　　这一年，刚到不惑之年的湘乡人曾国藩得知，刚刚即位的文宗，为他统治的国土上危机四伏而忧虑，下诏让群臣评议朝政得失。这位二品礼部右侍郎积极响应朝廷的号召，在《应诏陈言疏》中议论朝政，指出人才、财用和兵力三大方面存在严重弊端。他提出了革除弊端的办法，强调人才决定一切。他心里感叹清廷官场腐败，庸才充塞。他认定自己的家乡湖南，有许多经世之才，长期被朝廷忽略。显然，他希望朝廷能够起用一批能臣干将，扭转危亡的局面。对他的奏疏，文宗批道：“剀切明辨，切中事情。”

　　这一年，未来将代表中国出使外国的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还只是一名三十三岁的进士，在家里为已经相继去世的父母居丧。他当时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将极力劝说老乡左宗棠和金兰结义的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他自己则将斡旋于江忠源、曾国藩和左宗棠这三位湘军大帅以及未来的淮军大帅李鸿章之间。

　　这一年，与江忠源同岁的益阳人胡林翼，补授黎平知县。他在辖地举办保甲团练，收效颇丰。黎平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寨，修建了四百多座碉楼。团丁们严格控制着要隘。胡林翼又下令储备谷物，以供城防，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

　　这一年，号为“湘上农人”、自比当今诸葛亮的湘阴人左宗棠，也是三十九岁，身无一官半职，只是一个举人，空怀一腔热血抱负，还在等待着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一年，四十四岁的湘乡人罗泽南讲学乡里，跟随他游学的弟子有一大帮。罗泽南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由附生被推举为孝廉方正。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身为理学先生，日后还要带兵打仗，并且饮弹而亡。

　　这一年，将以湘军水师大帅扬名天下的彭玉麟，在跟随官兵镇压李沅发起义之后，刚刚回到家乡衡州，然后受聘于富商杨子春，到耒阳为他经理典号。三十五岁的彭玉麟志在经商，无意从军，但后来事态急转，他自己的生涯，也由不得他自己作主了。

　　上面这些青史留名的湘军人物，除了江忠源以外，在1851年这个以太平军起义为标志的特殊年份里，在军事上都无所作为。他们散居各处，密切关注受到军事威胁的满清王朝，将如何阻止毁灭性战火的蔓延。

　　他们身处一个英才辈出的年代。太平军的阵营里，正在涌现大批杰出的军政人才，使腐朽的清廷，感到了咄咄逼人的锐利锋芒。他们自己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是他们热衷于思考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思考，他们将逐步地崭露头角，形成另一个阵营，来与造反的太平军争锋对抗。这个阵营，就是本书记述的湘军。

　　说到底，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阵营的对阵，就是两拨人才的对抗。湘军中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在这种对抗中崛起。因此，这些人物在清末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谱写了湘军全部的历史。

　　2

　　1851年上半年，湘军还孕育于几名湖南人命运中的偶然性，诞生不久的太平军，就已经迈着铿锵的步伐，使全中国为之震动。这支军队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使清军和朝廷感到了恐慌。太平军不可阻挡的势头，客观上为湘军的诞生和兴起提供了条件。

　　这个历史的条件，就是清军的战败。腐败的清军绿营部队，完全不是洪秀全新兴武装力量的对手。绿营为清廷镇守各地，养尊处优，由来已久，对于朝廷，只是聊胜于无，权当摆设。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描述了绿营的腐朽，说绿营官兵风雨天不作战，天没亮不作战，天热天冷不作战，月光太大不作战，简直就只能吃喝酣睡。

　　绿营官兵连一点苦都不能吃，怯懦怕死，败不相救，自然不在话下。面对太平军如此强大的对手，朝廷需要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抗立志要改朝换代的洪秀全起义军。

　　这支强大的军队，经过后来的历史鉴定，就是湖南人创建的湘军。它是一支由汉人领导的独立作战的军队，虽然满清统治者对它心存猜忌和狐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它的威胁，但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依靠这支军队，才能打败公然要推翻满清统治的造反者。

　　当然，朝廷对这件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在太平军攻击金田周边的县份时，清军已经打败了以陈亚贵为首领的广西起义军，腾出了兵力来对付金田的起义者。

　　湘西的两千名镇筸兵，已经开到广西。他们以强悍善战而著称。湖南湘阴人李星沅，身负钦差大臣的使命，也已经离开平静的湖南，来到南边山水秀丽的战场。

　　李星沅在这里碰到了他不喜欢的广西巡抚周天爵。这位巡抚和五十九岁的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一万人，会同以前派出的各路清军四千多人，将洪秀全的起义军包围在大黄江。李星沅和周天爵官位相当，都不愿屈居对方之下。他们没有过多地争执，而是采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奏请朝廷委派一位统帅，来广西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

　　朝廷就近挑选官员。大学士赛尚阿率领都统巴清德和副都统达洪阿，带领四千五百人驻扎在湖南，文宗决定把这个一品大员派到广西，还赏给他号称“神锋握胜”的遏必隆刀，以壮军威。

　　5月份，赛尚阿接到皇帝的诏命，代替李星沅出任钦差大臣。

　　可是，赛尚阿还没到任，洪秀全就率部从武宣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向北挺进，企图攻打象州。

　　广西的清廷大员频频向朝廷告急。朝廷希望湖南派兵出境攻打太平军。

　　当时湖南的巡抚是五十八岁的广东人骆秉章。他身负湖南的守土之责，不想把有限的兵力投入邻省的战场。他在6月份上奏说，湖南防兵只有四千多人，而永州、宝庆、靖州和郴州与广西毗邻，恐怕有造反者在湖南内应，所以不能再抽调兵力出境。提督余万清在朝廷催促下，打算领兵驻扎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地方，防守堵截太平军。朝廷命令湖广总督程矞采奔赴湖南的边境，也算是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这时，清军副都统乌兰泰和向荣率部在象州挫败了太平军，太平军返回武宣。

　　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钦差大臣一到省城，便感到兵力不足。何况绿营兵都是酒囊饭袋，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他知道，要对付蒸蒸日上的太平军，广西的清军，需要大量补充有生力量。于是，他下令增募潮州丁勇。

　　赛尚阿同时发现，清军缺少优秀的将领，兵力再多也是徒然。他想到了京官们向皇上推荐的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调派江忠源赶赴大营。

　　朝廷批准了赛尚阿的请求。江忠源接到赛尚阿的调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走上了博取功名的战场。

　　江忠源的这个举动，就是一部湘军史的发端。

　　3

　　新宁人江忠源是一个能够洞察社会的读书人。他在而立之年，就认识到嘉庆道光以来，社会危机四伏，于是预见到天下兵戈将动，形势将会大乱。客居京师时，他还关注着家乡的动态，留意湖南天地会党的动向。

　　这个年轻的新宁人，虽然身无官职，却能纵观全局，一点也不奇怪。他出身于秀才家庭，又考中了举人，自然会有些不凡的见识。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观察、思考和预见。他是一个实干家，血气方刚，意气风发。他将自己定位于经世之才，注重培养自身的执行能力。

　　江忠源想要的执行能力，就是建立和训练民间的武装力量。

　　应该说，江忠源本来是无意于做个军人的。他来到京城，是为了参加会试。他的老师邓先生在京城的宅邸去世。友人邹生和曾生病卧在床，江忠源朝夕照料他们。邹生和曾生后来也相继去世了，江忠源筹划将这三人送回家乡安葬。他行程万里，将他们的灵柩送回原籍，自己误了三年一次的考试。这种义举，在湖南人中传为美谈。

　　江忠源未能实现进士梦，失去了士人们渴望的进身之阶。他在失意之余，产生了另辟蹊径的想法。

　　江忠源看重乡谊，到了京城，少不得与湖南老乡结识往来。他与郭嵩焘交好，一起去拜会曾国藩，为他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擅长识人的京官曾国藩，与江忠源相见恨晚，感叹不已。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江忠源这样优秀的人才。曾国藩预言，这个比自己年轻一岁的新宁人是天下奇才，将来一定会扬名天下，为操守和义气而献身。

　　江忠源客居京师期间，与曾国藩一起，被誉为当时操节最佳的两个湖南人。北京城里有个传闻，说是京城里只要死了人，曾国藩必送挽联，江忠源必会帮忙买棺材。这两个湖南人的古道热肠，在官员和学者中有口皆碑。

　　曾国藩后来离开京城时，向皇帝举荐了他所看中的这个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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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预言是正确的。江忠源于1844年回到家乡，便做了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事情：联络乡绅，举办团练。

　　每到月初，江忠源便召集各村的丁壮，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技勇。

　　江忠源组建的武装力量，不是临时凑拼的乌合之众。他在团练中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规定了一套列阵和搏杀的训练方法。江忠源熟读兵书，现在得以把书本上的知识用于实践。他的这套方法，人们笼统地称为“练勇”。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民国，甚至在当代的民兵预备役制度里，也能看到那段历史的影子。

　　江忠源建立的武装力量，在三年后检验了战斗力。

　　1847年10月，新宁会党雷再浩等人起义反清，江忠源率领两百名团丁，配合清廷正规军攻打起义军。雷再浩率部辗转走到广西全州的梅溪口、大埠头一带，江忠源率领部队据守要隘，切断起义军的供应，并向当局建议，湖南和广西进行“会剿”。

　　这年冬天，起义军被迫退回新宁，江忠源使用反间计，杀害了雷再浩，镇压了这次起义。从此，他在乡里博得了通晓军事的声名，清廷赏给他一顶蓝翎顶戴，任命他为浙江秀水的知县。

　　短短三年，江忠源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这和他日后升迁的速度比起来，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从1851年开始，江忠源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由一个七品小官，靠着战功，跨越了许多人一辈子也爬不上去的十个台阶，成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令满朝文武瞠目结舌，也令湖南的读书人个个心痒，争相效仿。在这种意义上，江忠源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榜样。

　　但是，在1847年，江忠源刚刚步入官场的时候，并没有幻想以后的飞黄腾达，只是一心想着如何做好一个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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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年，江忠源奉派来到浙江。秀水县正遭天灾，赈灾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于是他担负起了治理一县的重任。

　　江忠源很快就发现，饥荒严重地威胁着秀水的百姓。为了挽救这场灾难，他只能伸手向豪富要钱，拿银子来周济灾民。但他是个朝廷命官，不能干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勾当。他只能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要拜祭城隍神，邀集所有的豪绅募捐救灾。捐了钱的，发一块“乐善好施”匾，以示表彰。不捐钱的，发一块“为富不仁”匾，规定要挂在宅门上，不许摘下，还责成地保巡视。

　　富豪们害怕家门口挂上必被千夫所指的匾额，几天里，纷纷认捐，县衙收到了十万两银子的捐款。江忠源亲自查核饥民户口，分发银两。规定下属五天汇报一次，严加核查，以防贫污。他的举措，受到百姓的拥戴。

　　赈灾告一段落，江忠源又小试武功，抓捕了十多名巨盗，社会治安稳定下来。巡抚吴文镕是个江苏人，但他把这个湖南来的小官看作国士，加以礼遇，并将他补授丽水知县，派他去治理连年决口的海塘。

　　文宗即位以后，曾国藩应诏推荐人才，江忠源的名字，就在推荐名单之列。朝廷决定，将这个干才送部引见。

　　但是，江忠源的父亲正在这时去世，江忠源不得不回到新宁的杨溪村，为父亲守丧。

　　1849年11月的一个夜晚，长沙下河街码头，停泊着许多渔船，上面灯火闪烁。渔船中夹着一艘官船，载着从水路赶往家乡的江忠源。

　　江忠源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发现少年时代的同乡挚友刘长佑，身着青衫，头戴席帽，站在他的跟前。

　　刘长佑比江忠源年幼六岁，十一年来，一直在岳麓书院求学，师从丁善庆。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年轻人，名叫刘坤一。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辈份很高，是刘长佑的族叔。

　　江忠源对于这叔侄二人的突然出现，颇为惊讶。询问之下，才知道刘坤一昼夜兼程，在今天赶到长沙，带来刘长佑父亲逝世的噩耗。同时，他还告诉刘长佑，李沅发的起义军在攻打新宁县城。

　　刘长佑固然感到了丧父之痛，但李沅发攻打新宁县城一事，也令他耿耿于怀。他立刻领着刘坤一，来找密友江忠源。这三个老乡在长沙聚首，纯属偶然。有谁会想到，此刻在长沙下河街码头碰头的这三个新宁人，都将成为大名鼎鼎的湘军大帅？

　　三个新宁人商议一阵，连夜弃船骑马，奔赴家乡。

　　他们商议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回家奔丧，第二件就是招募乡勇去打仗。

　　宝庆这个地方，素有尚武的传统，因此，就连这里的书生，也是颇有胆识，文武兼备。

　　刘长佑是大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靠经营本地的木材和其他土产发家，富甲一方。刘长佑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温馨的家庭里，在时事动乱时，却仍然愿意投笔从戎。

　　三个新宁人到家之后，招募了二千多名乡勇,向李沅发的起义军发起攻击。衡州人彭玉麟也参与了这次作战。靖州人储玫躬也带着一些乡勇来到新宁县城，并率部从小道赶赴隘口堵截起义军。这个书生从小爱读兵书，钻研列阵攻击的方法。在家乡就曾擒拿会党中人。他和江忠源、刘长佑等人，都有相同的志向。

　　这些带兵的书生配合清军，很快就将李沅发的起义镇压下去。

　　江忠源此后一直呆在新宁老家。因此，1851年太平军起义时，江忠源所在的位置，就在距离洪秀全起义军不远的新宁。

　　江忠源当时的处境，决定了他能够很方便地把湖南的乡勇带出省界，带到战火纷飞的广西。

　　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有一件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元1858年11月4日)的档案，记述了关于咸丰皇帝饬查京城水关铁栅损坏的故事。

　　这件上谕的原文是:“内阁奉上谕:御史富稼奏请饬查水关铁栅一折，据称正阳门东城水关铁栅损坏，水关洞开，殊不足以昭慎密，著步军统领衙门查明，将擅行开毁铁栅人犯严拏讯办，并将各城水关铁栅有无损坏情事，一并查明迅速具奏。钦此。”

　　水关又称水门，是在水路流经城墙的位置，建造孔券式涵洞或过梁式涵洞，让水道穿城墙而过。在水门涵洞内外，要设置二至三道铁栅栏加以防范，并派专职守军巡视、看护。水门本是疏导或节制水流穿越城墙的设施，明朝京师各水门“设立通水器具，于该衙门拨军二名看守，遇雨过，即令打捞疏通。”(《明会典》卷二百)。

　　清朝咸丰时期，朝廷对京师水门管理和防范的侧重点，与明朝略有不同，更倾向于是专为防范“刻下贼匪而设”。清朝咸丰时期，正阳门东城水关被损坏后，先是由位居五品的监察御史富稼直接上书咸丰皇帝，颁布上谕后，步军统领御门立即用两天时间对全城的水关有无损坏情况进行调查。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共有七座水门:东直门西头道敌台水门、朝阳门南头道敌台水门、崇文门西第七道敌台水门、正阳门东第十一道敌台水门、正阳门西化石桥水门、宣武门西水门、德胜门西龙王塘水门。外城七门中，除广安门至西便门之间“并无闸座水门”，其余各城门之间均有水门。这次调查中发现，不光正阳门东城水关，其他城垣也有部分水关铁栅栏损坏。咸丰帝所指“擅行开毁铁栅人犯”，虽然未曾被抓获，但是，从此便定下了一个定期巡查京城水关的规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步军统领衙门》案卷中，有几件档案都涉及到对水关的巡查，其中有一件是对内外各城闸座水门等进行查验的禀呈，步军统领衙门副参领达哈苏、三等侍卫绵性、候补总兵黄庆春等组织了这次查验。

　　咸丰皇帝选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1858年11月4日)，颁布谕旨彻查水关铁栅栏，除了“以昭慎密”，还有一个实际用途，就是要赶在河水上冻之前，修复各城垣水关的铁栅栏，防范“贼匪”借冰道从水关进入内城。朝廷要“捍卫”的“百姓”，是居住在内城中的达官贵人；而被朝廷视为“贼匪”的，显然是指城外的贫苦民众。城垣和水关的防范“贼匪”功能，在咸丰时期得到强化。一道城墙，把处于尖锐对立状况下的“城里人”与“城外人”分开了。这就是“咸丰皇帝饬查京城水关”告诉我们的一个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