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的生平：

荣毅仁，男，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荣毅仁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荣氏家族发家史：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百分之29。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荣氏实现了新的复苏。

荣氏指无锡的荣德生、荣毅仁父子。荣德生 （1875～1952） 又名宗铨，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荣德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著《乐农纪事》。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至民国11年（1922年）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后申新纱厂增至9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荣氏家族与鼋头渚没有关系，而与梅园有关，梅园是荣氏家族的花园。荣德生在无锡西郊购地辟建梅园，修筑开原路，重修南禅寺妙光塔等。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

王郅隆，字祝三。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于天津。父亲是粮商兼管运粮船的船帮把头。王少时入天津一家粮店当学徒，因舞弊被掌柜辞退。嗣后转做粮食和木厂掮客，兼营元庆木号。他善于投机，在一次买空卖空中发了横财。之后，他凭借钱财进行政治钻营，纳捐得清廷候补道衔，历任黑龙江、湖北、安徽等省盐务采运局总办，成为天津著名大盐商。1902年英敛之创办天津《大公报》，王为大股东。1910年张新吾等创办天津华昌火柴公司，他入股任董事，1918年华昌与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合组丹华火柴公司时，仍任董事。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勒令返回河南老家“养病”，安武军的倪嗣冲也回到天津，王郅隆利用各种机会同倪嗣冲拉上关系，结为密友。1913年7月，倪嗣冲任安徽都督后，王任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常驻京、津，为其采办军需供应。同时，由倪嗣冲、段芝贵等出资，在安徽、河南等地贩运食盐，成为倪嗣冲的财政掌管人。他通过倪嗣冲的关系与段祺瑞手下干将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等结党营私；与段芝贵等侵占了长芦盐商何炳宗等的资产后，组设天津长顺盐业公司攫取巨利；还和段祺勋、靳云鹏、许世英等合办河北井陉正丰煤矿公司。1914年周学熙任财政总长，以“支大收小”为由[1]，取缔了长顺盐业公司，改由芦纲公所承办，王曾多次试图恢复未成。

1916年春，天津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换，他在天津开办了保市银行。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在政治上更加得势。他通过段、徐等人，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等拉上关系，并参加了日本僧人吉井芳纯在日租界金刚寺设立的中日密教会(会长段祺瑞，副会长王揖唐、高凌霨)，与王揖唐、倪嗣冲、张弧等，号称“八大金刚”。同年9月，王郅隆接办英敛之的天津《大公报》，聘胡政之任经理兼编辑，自任总董。

1917年5月，周作民、吴鼎昌等创办天津金城银行，王为该行发起人之一，投资十万元，曾任该行第一、二届董事兼总董。同年8月，王和日商大仓洋行、日本棉花会社合办天津裕元纱厂(1918年后，日资先后退出，改由大仓洋行给予贷款)，资本二百万元，主要投资人还有王克敏、陆宗舆、倪道杰等。次年4月投产，后资本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五年之内获纯利六百余万元。1923年后，由于欧美列强势力的卷土重来，以及官僚办厂承担利息过高，裕元负债额达二百九十万日元，遂为日商所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