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会导致苏联解体？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26浏览：4收藏

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会导致苏联解体？,第1张

苏联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斯大林执政初期根据民族地域原则，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主体，使一些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或享有自治权。先后建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专区。每个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部长会议。在苏联及所在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之外，各自治共和国有权解决归它管辖的问题。自治州不是国家组织，没有自己的宪法和国籍，但与一般的州不同，它在行政上和经济上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民族专区是俄罗斯联邦境内以特定的民族成分和风俗习惯为特征的民族区域组织形式，隶属于该共和国的州或边疆区。民族专区1977年改称自治区。此后，又将一些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苏联解体的原因一、内因与外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的诸种原因的相互关系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即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苏联本身的政治经济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和阴谋分裂活动的结果。

诚然，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诞生的第一天起，帝国主义就把搞垮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作为它们对外战略的目标。战前它们采取武装颠覆的“扼杀”战略，遭到失败。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苏联转为实行“遏制”战略，即用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对抗力量”遏制苏联，阻止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扩大影响。“遏制”战略同时也包含和平演变的内容，如前所述，初期是把苏联的瓦解寄托在下几代身上，寄托在通过施加压力使苏联政策软化和变化上；后来是通过“思想接触”，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以期“有朝一日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从此美国对苏政策主体转为和平演变战略。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使苏联对外开放、对内实行民主化，逐步纳入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在对待苏维埃联盟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民主方向下的民族主义，以各种方式支持民族分离和共和国独立，以期达到肢解苏联的目的。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得逞，归根结底取决于苏联本身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上，苏联社会本身的问题是主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辅因。第一，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是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新思维之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以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第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政策的转变，其社会背景是苏联同美国军备竞赛和经济竞赛双失败，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三，广义说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由来已久，在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整个时期苏联***对此还是有警惕的。赫鲁晓夫虽然提出和平共处的对外路线，但没有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勃列日涅夫对西方开展的心理战、思想战，以及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也公开进行抵制和揭露。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直没有得逞。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国家利益，否定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施压下不断溃败，才导致苏联解体和剧变。第四，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竞赛，是苏联模式与西方经济制度哪个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竞赛。在苏联模式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决不会得逞的，到70年代新科技革命兴起之后，苏联模式不适合新科技发展的要求，经济进入停滞时期，而西方市场经济适合科技革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正是这一根本原因，加之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导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二、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相互关系上，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时期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在苏联解体上所起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

（一）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任内，不等于戈有责任，更不等于是戈的责任事故，如同一个绝症病人死在一个大夫值班时间内。然而，苏联患的既不是绝症，戈也不是没有直接责任。

苏联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解体。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联不是不可以避免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然而，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为苏联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说，对苏联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联盟形成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道路，各共和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达到共同繁荣和美好的未来而结合在一起；联盟赖以维系的最重要纽带是党的统一领导。而戈氏“改革”竟全面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认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削弱党和否定党，实行多党制，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最后自行瓦解党。这一切在政治上是属于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右倾路线错误，在关系联盟命运上搞的是挖掘联盟存在的基础和拆除联盟维系的骨架，因此对联盟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没有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应有的斗争。虽然1922年联盟条约规定了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但是后来退盟法又规定能否退盟必须经全民公决决定。苏联于1991年3月就联盟前途举行了全民公决，在多数加盟共和国参加全民公决，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苏联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不是利用全民公决的结果，同民族分离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而是抛开全民公决结果，妄图通过与叶利钦等少数***谈判决定苏联的命运，结果不是适度分权，而是向民族分离主义不断妥协和让步，无限度地承认共和国主权，导致联盟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在苏联解体过程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中，俄罗斯的态度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是权限划分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其独立决不是地方分立问题，而是联盟解体问题。发展下去，或者是戈下台，或者是联盟解体。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会不认识，但是思想的右倾、政治的软弱和个人的利益使他不是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统一，而是让叶利钦牵着鼻子走，一味妥协和让步，乞求保留一个总统职位。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毁了苏共和联盟岂有总书记和总统的安身之地。

（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在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和戈前时期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前者是直接原因，后者是根本原因。因为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背景是苏联传统体制特别是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政治蕴育着深刻的危机。第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引起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此以前矛盾已长期积累，达到只需一根导火线的程度。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右是“左”的反动，是因为“左”的路线长期统治，造成的问题相当严重，以致于能让右倾路线祸国一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考虑，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考虑，重点应是分析苏联解体的根源，分析传统体制的弊病，提出相应对策，确保国家统一和繁荣昌盛。

那么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或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名无实；苏共和联盟中央垄断权力，使共和国失去实权；各种决定权集中于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主权限于狭小范围；苏维埃在政治体制中地位下降和变形，使共和国的参政议政形式化；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使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民族在联盟国家中占有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依然存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政体制与分权性质的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加之宪法关于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积累了动因，提供了法律依据。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中央计划决定，造成共和国失去经济决策权；资源归属、企业隶属、产品物资和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共和国既无权也无力综合发展地区经济；产业政策和生产力布局按照全国的地区专业化分工进行，造成许多共和国经济“殖民地化”，结构单一、生产落后、生活低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经济建设只有一个积极性，束缚了地方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这一切形成了共和国经济主权要求和民族分离的历史根源。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因不是产生于体制内，而是来自体制外。生产的目的是完成国家计划，体制内没有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运行机制；产权虚位造成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企业经营和劳动者的动力不在体制内，而来自外部动员；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竞争，阉割了体制的效率机制，形成数量型经济和耗费型经济。由此产生这种体制的致命性弊端就是阻碍科技进步，尤其不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导致经济发展粗放经营，经济结构比例失衡，产业级次严重落后。这一切造成苏联经济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经过长期的效率下降，最后爆发衰退性经济危机。苏联模式带给人们的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而是危机的社会主义，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三、体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那么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长期存在，特别是当这种体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与联邦制国家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时，仍不放弃它，仍不进行模式性的改革呢？这就需要对体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探究。

我们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三个层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的矛盾和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经济体制上的教条主义，民族关系上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和霸权主义。

　　汉族历史

　　从约公元前7000年起，当今汉族主体的一部分巴、楚人在长江流域发展。前5000年左右，汉族的另一来源华夏族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开始逐渐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期，并先后经历了母系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公元前2700年，活动于陕西中部地区的一个姬姓部落，首领是黄帝，其南面还有一个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双方经常发生摩擦。两大部落终于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之后两个部落结为联盟，并攻占了周边各个部落，华夏族的前身由此产生。

　　约公元前2070年，启建立了夏朝，前1600年，商朝建立；前1046年，周朝建立。从西周开始，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形成了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和淮河、泗水、长江和汉水流域的楚族。在这期间，华夏族和楚族的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并以此区别于夷、蛮、戎、狄等诸多民族，但此时华夷的划分尚不十分严格。

　　春秋时期，华夏族同周边民族进一步融合，华夏族和楚族、秦族之间也逐渐融合。到了战国时期，各个华夏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陆续进入中原地区的夷、蛮、戎、狄也逐渐与华夏族融合，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族体。此时，华夏族的活动地域也扩展到了辽河中下游，洮河流域、四川盆地、长江以南地区等地。

　　秦灭六国，一统华夏。仅仅十余年，在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人的领导下，秦朝灭亡。随后同为楚人的刘邦和项羽争夺最高统治权，刘邦胜出，汉朝建立，并统治中国400余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并以先秦时期的楚族和华夏族为核心，融合了羌、匈奴的部分部落，形成了汉族。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主要是在黄河、淮河流域。从西晋末年起，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徙，到明、清时，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政策,间接导致南方汉族人口便超过了北方。从民国开始，汉族又逐渐迁徙至中国东北。自明朝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

　　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民族习俗

　　语言

　　汉族的语言为汉语，使用汉字书写。汉语属汉藏语系，按学术界较常见的划分方法，可分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七大方言（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参见汉语方言词条）。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对汉语标准语的规定，汉族所在的不同地区各有不同，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定为标准官话（以官话区的北京话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其称谓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别称为普通话、国语、华语），香港定位标准粤语（广州话）。中文的书写方式分别有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建筑形式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饮食习惯

　　主食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的川、粤、闽、皖、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饮茶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饮食中的信仰、禁忌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服饰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在灿烂的服饰文化的背后，包含着原创、融合与冲突，变化很多种款式，但宽袍大袖的特点，虽经风雨也未改变。

　　汉族服饰的主流款式溯源可以追溯到黄帝，“垂拱而治”；将此款式发挥极致者，乃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最终在汉朝，汉民族由于汉朝建立基本形成，其服饰的原始形态也定下来，主要是交领右衽，宽袍大袖。之后，其服饰历经演变，吸收了其他族的各种领制服饰，较大的改变是在唐朝，圆领的长衫引入，女装上也引入鲜卑胡风，基本脱离了单一服制；其次是清军入关，要求男子采用满族服制，虽有文人抗争，但很快被接受，交领服只被允许存在于戏子，僧侣道士中，并没有剃发时所引起的大规模反抗和流血冲突。经过清代的发展，汉族服饰长衫虽然是半交领，但在民间保持了汉族一贯的主流服饰特点，宽袍大袖，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原因，服饰种类增多，甚至脱离了汉民族原有的特点，如马褂，旗袍等，但这些服装的广为传播，成为汉民族的又一服饰形象。

　　最近流行的“汉服”，虽然在古代为了区别民族时用过，但从未形成过确定的概念。现在民间人士怀念交领服制，以流行概念”汉服”定义，意图恢复这种古老的服制。

　　文化习俗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乐天知命(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和尊敬祖先(而不是祖先崇拜)是汉族的主要传统观念。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传统节日

　　节日名称日期说明

　　过大年/春节阴历正月初一俗称过年，传统上从岁末除夕、新年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清明节阳历四月五日祭祖、扫墓

　　端午节阴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主题：吃粽子

　　七夕节阴历七月初七又称星期，即中国爱情节、情侣节，神话传说中鹊桥相会之日

　　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又称盂兰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有祭祀灵魂等民间习俗

　　中秋节阴历八月十五举家团圆节，主题：赏月、吃月饼

　　重阳节阴历九月初九敬老节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和各项科技在清朝之前也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