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名“海东”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25浏览：4收藏

古地名“海东”现在是在什么位置？,第1张

古地名“海东”即江南的朐阴，你可能姓王，现将“莒州望族考略”附后，可以自己对照。

莒州望族考略

莒县在北周时期改南青州为莒州。隋唐直至清代一千多年间，莒时属青州，时属密州，时改城阳州，但大多属青州府；时领四县，时领三县，时领两县，时废时置。

隋代以莒为州，设刺使；唐代置莒州，州制在沂水，莒属；宋代属密州；金代时改城阳州，时又改莒州；元代以州治莒，领莒、日照、沂水、蒙阴四县；明代以州治县，领日照、沂水两县，属青州府；清代仍以州治县，属青州府，1730年（雍正八年）升为直隶州，仍以州治县，领沂水、日照、蒙阴县，1734年降为散州，仍称莒州。1913年改州为县。

莒州姓氏在近两千年的发展变迁中，各个氏族往来迁徙，氏族、名望、郡号等情况，宋元以前的已不可考。明清以后的姓氏，在莒县图书馆的一些氏族人的家谱中有记载，可以查考。这期间，形成的名门望族、赫赫大户、官宦名流，足可以震撼八方。现结合家谱、史志等资料对莒州名门望族作一考察，相信不仅可以丰富莒文化的内涵，从不同侧面，以历史这面镜子，了解莒地氏族兴替、繁衍生息、政治经济和人文发展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可以承前启后，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发展。

今天，莒地的姓氏已达450多个，人口110万，政治、经济和文化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一些名门望族，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今天我们仍然知道的不多，以下列出的这些姓氏，仅作为抛砖引玉，提供给有识之士，如有出入，敬请指正。

一、庄氏

莒邑望族大店庄氏，明洪武初年，徙自江南东海郡，已六百余年。始祖瑜，二世分五支，除世居大店外，长支海后，分住西北庄、河湾、林后、墩后、滩井子、老龙腰、西小庄、大官庄、薛家窖、孙家略庄、赵家楼、东莞、陈村、沂水清泉庄、城西乡波头汪、三山、马鬃窑、文家山后、碥山、齐家庄子、马家庄、兰墩官庄、塔巷、刘家石沟、宣文岭、中泉庄、竹园、范家柳叶、南道口、寨里河、朱家庄子、王家垛庄、莒州城里、诸城贾悦街、盛京（沈阳）、盱眙县等。二支涟后，分住纸房，莒州南关、将军山前、朱家庄子、井子、仕沟、滩井子、夏家沟、塔巷、鸡山、毛家堰、南小官庄、西小官庄、巷庄、田家村、水沟坡、沂水鹤水庄、山西、南京三河南、河北金家屯等。三支浩，失考。四支秀后，分住莒州城、石城、宣文岭、沙埠子、庄家庄、庄家埠墩、陈家埠墩、史家坡子、街疃、薛家窑沟西、小公塾、解家庄、周家坡子、王家坡子、四角岭、十字路、相邸、坪上、何家店、将军山前、仕沟、莛宾集前、水磨、小官庄、兰墩官庄、砖疃、南道口、墩庄子、下河、营子官庄、时家庄、老龙腰、沙汪头、店头、略庄、庞家垛庄、田家村、吴家朱流、朱楼、孙由集、云里庄、红沟官庄、西安庄、青州府、前横山、河阳河东、黑涧庄、双石头庄、北大崮庄、前葛杭、后葛杭、七宝山、山头渊、河南庄、匣石头、寨西庄、招贤西北汶村、三十里铺、岳家沟、城北堆子河、沂水司马庄、坦埠、珠宝庄、刘家店子、薛家孟堰、赵家孟堰、日照邵家沟、关东老城桐家庄子、埠宁县二套孙家崖村等。五支伸后，住汲家庄子。

明清两代，庄氏族人科甲连第，是四百余年的仕宦望族。族人中有进士七人（其中翰林一人）举人二十八人，岁进士十人，拔贡十二人，岁贡十九人，副贡三人，恩贡、优贡各一人，庠生九十三人，国学生、太学生、监生等二百零四人，所授官职巡按一人，道台二人、知府八人、知州六人、知县十六人、翰林院编修一人、县教谕十六人、训导二十六人、守备二人、兵部主事一人、工部主事三人、兵马司副指挥三人、礼部主事四人、刑部主事一人、内阁中书六人，其他二十五人，受朝廷封典三十三人。

庄氏家族为莒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较大贡献。十世庄咏，清乾隆戊申科进士，历任县知县、沧州知州、河间府知府等。著有《学庸固知录》、《杜津浅说》等，收入山东文献书目。十一世庄瑶，清嘉庆丁丑科联捷进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等职、乡试童考官、河南河北道等。十四世庄陔兰，清光绪甲辰科进士，授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晋侍读学士。后东渡留学日本，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国会议员、省图书馆馆长、孔子第七十七代嫡裔孔德成国学老师等职，书法善颜体，在鲁南有较大影响。

二、管氏

莒北小窑管氏，莒州望族。原籍胶东，宋时因避金乱，迁居江苏海州。明洪武二年迁于莒北双凤山后，辟地结茅立村，村名双山后。始迁祖三公四公失讳，子孙追谥曰：“滨海公”，五世失讳，至六世分为八支。长支迁居庞庄，三支、四支失讳，二支、五支迁居大窑庄，六支仍居双山后，七支迁居罗宅，石灰坡。八支迁居小窑村。

莒北小窑管氏，有“一门五进士”、“叔侄三翰林”之佳话，其功名集中在光绪年间，人数不过五、六，名次却列京榜，而且连属同支。据管氏族人称：其祖清、咸、同间尚是烧窑、放蚕之户。至管钿、管镇时，发家而求儿孙追名发迹。为求学不惜耗银财。尊师重教，家教严格。

管廷献，管镇之子，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探花。官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永平府知府等要职。管廷鹗，管镇之子，光绪二年丙子科进士，点翰林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省学政、山西、河南乡试正考官、国子监祭酒、光禄、太常、大理寺正卿……

管廷纲，管镇之子，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初任广西省雒客县知县，后任广西省警察总巡。管象颐，廷献子，光绪十六年庚壬科进士。历任清廷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宣统三年派理江南财政。民国建元曾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任总统时，令其任财政次长，颐拒而退职。

管象晋，管镇次子廷俊（廪生少亡）之子，光绪廿四年，戊戌科进士，点翰林。历任编修、知府等职。

三、张氏

莒州望族。张氏始祖如玉，始居城阳，二世宗愈始迁日照占籍太平桥。即：海曲太平桥张氏。三世衮；四世莘卿，五世长暐、次晔；暐子：行简、行信。莘卿、暐、晔、行简、行信五人号曰五贤。晔子：行敏、行正、行义，避元兵，迁海东清河村；七世复回日照太平桥。自一世至六世在金俱有封赠，载金史。明天启间有数支自日照迁莒张家庄（今名张家围子）。始迁祖失讳，无从查考，传系云字辈，即日照谱之十二世。始迁祖以下分三支，长支孟廌居张家庄，次、三失讳无考。居张家庄的又分二支，据1933年日照县太平桥张氏七修族谱载，长支传至三十世。据1993年张家围子谱序载，已续至廿六世。（将太平桥谱中的十二世云字辈为始迁祖，列为一世，可将现谱所列世代减去十一，即是迁莒后的世代）。

明清以来，张氏单传到五世祖后才兄弟二人，六世后共五人，祖孙父子一门四进士，两登相位，参知政事。《沂州府志》载：张莘卿，字商老，天德三年中进士，仕至朝散大夫熏骑都尉，镇西军节度副使。张暐，字明仲，张莘卿长子，正隆五年进士，调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张行信，字信甫，暐次子，泰定中进士。张行，简字敬甫，大定十九年进士。

四、莒州张家营张氏

张家营张氏，自明洪武廿五年从顺天府宛平县棋盘街来张家营，一世张胜，字开亭，授都指挥使。二世强；三世宠；四世续儒；五世胤，五世分五支；六世献祯，袭至六世都指挥使，清入关明灭，削籍为民。七世垣。世居张家营村（现属沂南县蒲汪镇）。

五、刘氏

峤山小沂水刘氏，汉室苗裔，系出于莒郡望彭城（有大元元贞二年主千户刘旺的立石和乾隆五十三年谱碑汉室苗裔碑文为证）。元朝居小沂水，始祖进，生五子：长用（乐农桑）、次文（莒州盐局税务体领、充盐局官）、三聚（充莒州盐局办课官）、四泽（充莒州首吏、改充莒县县尉、又充三县提领）、五旺（主千户）。各支派徙居上庄、小河、菜园（菜园一世、二世、三世失考，三世生五子：长顺、次、三无后失传、四辰、五仲）顺自菜园徙居后车疃，辰自菜园徙居前车疃，仲居菜园村。后世子孙有德行可称爵位可述后勒之石者三十二人。

以下结合彭城刘，略考东莞莒刘勰、城阳王刘章、小沂水刘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供参考。

彭城刘，即始祖刘邦，长子齐悼惠王刘肥，刘肥生九子：太子刘襄、次子刘章、三子刘兴居、四子刘将闾、五子刘志、六子刘辟光、七子刘贤、八子刘昂、九子刘雄渠、二世次子、刘盈为孝惠皇帝。城阳景王刘章，生一子刘抚（彭城内史），刘抚之后，一支为未出仕留名，为刘穆之的父亲，穆之生三子，长子刘虑之、次子刘式之、三子刘贞之；一支是刘爽（山阴令），其子刘仲道（余姚令），仲道生五子：刘钦之、刘秀之、刘粹之、刘恭之、刘灵真。刘灵真乃刘勰的祖父。刘勰父刘尚，宋越骑校尉。刘勰，字彦和，南北朝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著有《文心雕龙》，其远祖为汉城阳王刘章。

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刘章入主城阳国，到西晋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江北莒县刘氏大族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止，共计500年的时间，刘氏族人在此期间在莒地繁衍生息，人口定在不少数，可惜莒县刘氏家族谱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刘勰远族世系已难已确考。近年，在莒县峤山杜家沂水村的小刘家沂水刘氏，存一乾隆五十三年的谱碑，上书“汉室苗裔”其碑文载：“吾族隶莒始于朱虚侯之封，固汉室之支派也，第以物换星移，阅数朝兴衰升降，泽既斩而世乎，已莫可考焉……”朱虚侯，即城阳王刘章之早封号，“小沂水刘氏”在明清以后的多部刘氏家谱中记载，是元朝时期刘氏的祖居地。可见，应与刘勰为同一汉室支派，是城阳王刘章的后裔。

六、日照刘氏

自汉隶籍于莒。委因元社将屋，刘氏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徐刘）乱起，刘氏又逃居东海当芦村。始祖刘思源，遵奉朝廷诏命，于洪武三年（1370年），同祖人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雀窝，后人为这里取名喜鹊窝，后因祖居失火，住宅西移，改称草涧。二世祖福、禄、寿、喜、诗、书、忠、厚。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今三庄镇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城逄哥庄（现属高密市）将长子志干、次子志贞托付二世祖禄。寿公迁刘家庄（今三庄镇刘家庄），僖公居日照草涧庄，诗公迁注州（今黄墩大株州）、书公迁莒县（明谱载，书公分居西刘家沟；碑刻载，书公迁莒县）、忠公迁临沂（兰山全刘庄）、厚公迁沂水（刘家店）。

刘福后人，刘必显，为刘家第一个进士，明朝天启（1624年）中举，清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官至员外郎。刘必显生四子，长子刘祯，次子刘果，三子刘棨，四子刘棐。刘祯贡生，考授从六品。刘果顺治十一年中举，康熙三年中进士，官至江南提学道。刘棨（刘统勋之父）康熙十四年十八岁中举，十年后中进士。官至天津道副使。刘统勋，雍正二年中进士，官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是乾隆朝最受乾隆器重的重臣之一。刘墉（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官庄东阁大学士。刘环之，刘墉之侄，十八岁中举，廿八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七、沈刘庄刘氏

原籍海州人，始迁祖兴元，初迁于莒箕山阴之徕庄，赘于窦民，以功至莒密二州总管。二世、三世袭职。元末流离。五世宽，迁居屋山阴沈刘庄，据《重修莒志》载传至廿十世。有祖堂一所，祭田三十亩。

八、丁氏

丁氏远祖丁兴，世居湖北武昌。元末天下纷乱，持铁枪投朱元璋麾下，有“铁枪丁兴”之称，太祖呼为“黑丁”，以军功除淮安海州百户，子孙世袭而安居其地。明朝初年，沿海边境不时为倭寇所扰，故设卫所以防之，信国公汤和巡边，为坚壁清野之计，今临海居民内徙，始祖丁顺亦在应徒之数。丁顺初来日照定居于城南刘家寨迤东二里许。今丁家楼的东北隅，后人呼其丁家庄。始祖之后传四世，名讳均失记。清康熙年间，初修家谱时，以丁良儒为一世，二世丁尧，三世以后记载明晰。明末，丁尧受“大马徭”之困不支，几倾家荡产，不得已携家迁往涛雒镇。丁尧有子四；长介、次佩、三少亡、四珩。丁珩念先荫凋零，因成代业农，屡受官府之迫胁与豪强欺凌，几倾家，乃一意儒业，以冀读书人仁以解所处困境。丁氏从明初迁日照近二百年，才从事笔耕，始有文墨。丁珩有二子：长允元，次元登，乃到丁允元于明天启甲子秋举于乡，旋中崇祯辛未科进士。此为丁氏有功名之始，家声稍振。丁允元有子十二：长泰、次春、三时、四易、五昱、六早夭、七晨、八早夭、九晟、十景、十一昆、十二昂。丁时元之子丁士一，康熙丙武科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为清代丁氏官品之极。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同进士”匾额，祖孙系指允元、士一，父子系指时、士一，兄弟系指泰、时，叔侄系指泰、士一。从丁允元至其曾孙，已达一门六进士，（丁续曾康熙巳未科进士，丁勺曾康熙戊戌科进士。）

据查，清代全县中举者179人，丁氏占49人，中进士者41人，丁氏有14人。近代主要名人：长支十三世丁惟汾，为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十四世丁履俱，曾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三支十五世丁肇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为世界贡献卓著。

九、王氏

张仙王氏。王氏得姓于周灵王，太子晋，繁衍太原，北宋时有官于江南的朐阴（海东县），罢官后即赴居云台山下当路村，元末王良臣兄弟七人，同时迁徙，始祖良臣则迁莒州的张仙村（现五莲县七宝山镇）至三世分前后三支，老大生三子为前三支，老二生三子为中三支住崖头，老三生四子（一少亡）为后三支，前支居住前张仙、窝疃、窑头、黄龙汪、张老庄、邢家沟、泥沟河、官山沟；后支居后张仙、中村、錾子崖、仲崮、北杏、崖头、小湖、小雹泉，其他散处各村。据《重修莒志》载：时已传至廿十二世，始祖祠在中村，支祠在北杏，三在仲崮。据《张仙王氏族谱》载：现传至廿三代。

主要名人：清末：王献钦，任江苏宿迁县县令；近代：王尽美，祖谱上叫王瑞俊，字灼斋，又名烬美、烬梅。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市）中国***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

十、宋氏

黄埠宋氏始迁祖失讳。明成化七年由江苏省京东八里庄迁莒北黄埠，分二支，长支在岔河，二支在大罗庄。据《重修莒志》载，宋氏传至22代，分居东西黄埠，招贤镇、岔河、大小罗庄、东双庙、石汪峪、吉兰、前集、姜家庄、窑头、当门、源河等庄。

主要名人：宋平，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延琴，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抗战前中共莒县特别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宋维运，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莒地稻改最早试种成功者。

十一、李氏

水由、江庄李氏，明末由本省长山县迁莒，居水由村。一世失名，三世管，四世孟德，五世玉焕、玉任，分支玉焕迁居后江庄，后分住段家村、西湖、传家官庄、长安坡、埠堤、松园、略庄、西庄、陵阳、饽椤沟等庄。玉任后迁莒公婆山河北，又分住白家湖、解家庄、燕子湖等庄。据《重修莒志》载，李氏已传至十七世，四世孟德有连环铁甲传世。

李孟德，历任江南新安卫守备，康熙五年，诰授明威将军。其子李玉诰封宣武将军，其子李焕诰封武德将军。

十二、战氏

北汶战氏，明洪武初年来莒，后分住北汶、岔河、招贤、西双庙等村。据《战氏族谱》载，一世祖战完，故后葬于莱阳县房野村，因战完之妻姜氏携五子迁莒，故清乾隆年间修《战氏族谱》时，即以战完为一世始祖，完生五子：长懋易、次懋书、三懋诗、四懋麟、五懋孔；懋书生四子：长国儒、次国士、三国彦、四国策；国儒生三子：长维藩，次维宁、三维杨；维宁生三子：长和中、次启中、三钦中。和中生一子凯，钦中生五子：长子捷、次子奏、三子靖、四子烈、五子略；凯生一子锡侯；捷生五子：长子锡卿、次子锡伯、三子锡铤、四子锡黻、五子锡缨；烈生一子锡九；锡侯生四子：长子旭、次子晟、三子普、四子旸；锡伯生二子：长子睿、次子智；锡廷生五子：长子霈、次子云、三子霯、四子雷、五子淮；锡九生五子：长子龙韬，次子龙池，三子龙标，四子龙章，五子龙光。云生二子：长子岱森，次子嵩森。

战氏家族，自明代迁莒，历三世至战国儒，于天启五年考中岁贡，授郓城县训导，四世战维宁崇祯十五年岁贡。进入清代后，五世战钦中，于康熙廿一年考中岁贡，授冠县训导；六世战捷，康熙廿五年拔贡，授巨野县教谕；七世战锡伯，清乾隆元年岁贡；战锡九，乾隆七年岁贡，授临朐县训导；八世战云，乾隆三十七年恩贡。九世之后直至清末，从史籍和族谱中没有发现考中功名和外出做官的人。战锡侯虽是庠生身份，一生从未做官，但是雍正《莒州志》的主要分纂者，他广览博采，收集大量资料，使之流传于后世，贡献突出。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词目：家谱

拼音：jīa pǔ

基本解释

1 [genealogy;family history]∶家族里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2

[genealogical tree]∶有关一个种族的父系和母系的系统记录

详细解释

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宋史·艺文志三》：“ 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臣寮家谱》一卷。” 明叶盛《水东日记·范氏家谱世系》：“吾家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咸通十一年，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县丞，讳隋。” 清龚自珍《＜怀宁王氏族谱＞序》：“由是胪而为家谱，则史表之遗也；广而为家乘，则史传之遗也。” 赵树理《三里湾·从旗杆院说起》：“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基本含义：

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编辑本段]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愤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朕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朕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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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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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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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