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

曾姓起源于姒姓。

1、黄帝的第25子叫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据说鲧的妻子因梦食薏苡而生禹，当时的舜帝就赐予禹姒姓。发明甑的曾人部落，是姒姓部落的一支。禹治水成功，舜将帝位禅让给禹。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国号夏后氏。

2、夏朝建都于阳城，即今河南禹州市。夏王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为甑子爵，在甑（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建立鄫国。

3、古代习惯以封地为姓，曲烈便从此姓鄫。实力并不强大的鄫国历经夏、商、周，直到春秋，即公元前567年才被莒国所灭。怀着亡国之痛的太子巫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其后代用原国名“鄫”为氏，除去邑旁（阝），表示离开故城，不忘先祖，称为“曾”。

4、曾姓长久以来，一脉传自禹的后裔太子巫，名副其实的4000年前是一家，故有“天下一曾无二曾”的说法。 

来源二：

少数民族曾姓。在京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满族、苗族、黎族中都有少量曾姓存在，但其绝大部分的父系是汉族。

扩展资料：

姓氏的分类

1、单姓

单姓(dān xìng)：只用一个字的姓。与复姓相对。如：“王、李、张、刘、陈、智、杨、黄、赵、周、吴、徐、孙、马、胡、朱、郭、何、罗、高、林。据统计，中国有单姓6931个。

2、复姓

复姓(fū xìng)，指由两个及以上的汉字组成的姓氏。如：欧阳、司马、上官、西门。复姓的来源较多，如官名、封邑、职业等，有些则源于少数民族改姓。

3、《中国姓氏大辞典》显示，中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双字姓9012个、三字姓4850个、四字姓2276个、五字姓541个、六字姓142个、七字姓39个、八字姓14个、九字姓7个

4、分别为：西木感给特杜立给特、西木萨给特杜立给特、西姆萨给特杜立给特、那乌那基尔杜立给特、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儿、乌朗汉吉尔莫吉尔敏、奥勒特给特玛鲁基尔、十字姓1个即：伙尔川扎木苏他尔只多。

-曾姓

-姓氏

王若飞、宁静、伊扬、刘婕、颜振豪、刘孜、何洁 ，聂远，舜天齐

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周朝的分封制度

封建多氏

周朝的“嫡长宗法继承制”与“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姓氏的主要来源。要了解中

国姓氏的源流，必须清楚周朝的封建多氏。

在我国历史上，夏商周是相互衔接的三代，史学家多以“三代”相称。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商两代王朝的国家元首，皆称“帝”，而不称“王”。夏朝的帝位一般地由儿子接任，间或也有

兄弟接任的现象发生。

在夏朝之后，商殷的帝位大多由兄长接任，再传给弟弟，最后再由最年幼的弟弟传给长兄的长子，或传给自已的儿子，这就是“兄终

弟及”或者与“父亡子继”并行的“双轨制”。商殷十七世三十帝中，“兄终弟及”者，计九世十四帝，叔侄相传者四帝，父子相传

者十二帝。《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相争或争相代立。”从而造成“比九乱世”的局面。殷

商后期，“兄终弟及制”为“父子相承制”所代替。

《史记·殷本纪》有这样一段描述：帝乙的长子微子启生在微地，封为子爵名启。因启的母亲是身份下贱的婢妾，启虽是长子，也不

能立为帝。帝乙的小儿子叫辛，辛的生母是正宫皇后，嫡出，所以就就让辛继承了王位。这位帝辛就是使商殷亡于其手的殷纣王。从

这段史实说明，在商殷末年，已经确立了“嫡长继承制”。

周族部落源于我国西北高原，在古嬗父时期，还没有建立“嫡长继承制”。古公少子季历继承周国，而太伯（长子）、次子虞仲，先

出奔长江三角洲。后来，在那里建立了吴国。季历传位于其长子姬昌，姬昌又传位于其长子姬发。姬发就是周武王。

公元前11世纪的20年代，周武王姬发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西安），并改“帝”为“王”，他便是中国历史上的“

千古第一王”。周武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确立并普遍推广“嫡长继承制”。

周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有江山300多年。周天子为了保障周家王朝的江山一统，其王位明确规定“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

贤。”周天子作为法律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是国王或者爵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庶子哪怕是比嫡子年长或者更有才能，也不准成为继

承人。这样，就使弟统于兄。庶子虽然说不能继承王位，但是，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这一“宗法传制”，各朝历代历

历相传，延续近3000年，直延续到清王朝的覆灭。

一言蔽之，周朝的“宗法传制”，就是“嫡长继承制”。这就是说，其王位只他的儿子中的长子才能继承，以保证江山永远掌握在自

已氏族手中。这种“嫡长继承制”，是典型的“血缘传制”，有三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一、传嫡长；

二、传长不传庶；

三、传男不传女。

周朝的“宗法传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太昊伏羲氏“正姓氏”“制嫁娶”以后，经过漫长的两三千年。在这段历史时期内，随着男性在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作为“性”

的存在，那些男性首脑，已经不再是“一夫一妻”，而是逐渐地“一夫多妻”。历史发展到了周朝，漫长的母系社会彻底被父系社会

所替代，父权家长制已经风行天下，“一夫多妻制”已经普遍实行。由于“一夫多妻”，必然会带来许多“副产品”：

一、妻子多了，儿女也多了；

二、儿女多了，是男儿继承王权还是女儿继承王权；

三、哪一个妻子生的儿女继承王权？

这些“副产品”必然要提到议事曰程上来了。到了周朝，周王知道江山得来的不易，为保障江山不丢，出台史无前例的“宗法传制”

，是理当所然的了。

汉代蔡邕在《独断》中曾经这样记载，“三代”的“一夫多妻制”是这样的：

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妇。

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

周人上法帝喾正妃，又九九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嫔。

诸侯一取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

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这么众多的妻妾嫔妃，必然会生下一串又一串儿女。这么多的儿女，如果不分个先后秩序，如果不立个规矩，如果没有个章法，在继

承王位的问题上，岂不是乱套？岂不带来不可收拾的祸害？这就是周代的“宗法传制”产生的历史背景。

周代的“宗法传制”规定：以母为本进行区别，以子女母亲的身份与出生的先后，把所有的儿子（不包括女儿）分为嫡庶两类。所说

的“嫡”者，指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称谓“嫡生”或者称“嫡子”，即是“正宗”的意思。所谓“庶”者，指妾所生的儿

子，称谓“庶子”或者称“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

对于“嫡”与“庶”又有严格与具体的规定和称呼：

一是正配，称妻。

妻所生的长子，一般称谓，在20岁，称三哥；宗法称谓，称嫡长子，继承人为嫡子。

妻所生的次子，一般称谓，在14岁，称六哥；宗法称谓，称嫡次子，在继承权上，称庶子。

侧室称妾，妾所生的儿子，下列称谓：

第一妾所生的长子，一般称谓，在25岁，称大哥，在宗法称谓上，称庶长子，没有继承权。

第一妾所生的次子，一般称谓，在19岁，称四哥，在宗法称谓上，称庶三子，没有继承权。

第二妾所生的长子，一般称谓，在22岁，称大二哥，在宗法称谓上，称庶次子，没有继承权。

第二妾所生的次子，一般称谓，在15岁，称五哥，在宗法称谓上，称庶四子，没有继承权。

诸侯的嫡长子宗法明确规定可以当国君，一姓之祖，又是一国之祖。姓也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虽经百代而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大

宗”。又因为“别子为宗”的规定，“别子”虽然不能继承君位，但“别子”是世君的兄弟，尽管名份上有尊卑，一般地都被分封到

采邑，成了卿大夫，别立一氏成了新氏的始祖。而其别的其他庶子，再立别的氏，被分封到乡、亭为氏。这样以来，在政治上，形成

了一张巨大的统治“天网”，以姓氏的宗法分布开来，具体说就是：

周朝天子，姬姓－－－嫡长子，姬姓。

天子的庶子（别子），诸侯国君。

诸侯的嫡长子（大宗）－－－继承君位承姓。

诸侯的庶子（小宗）的庶子A，为卿大夫，被子分封到A邑，以A邑的封氏；

诸侯的庶子（小宗）的庶子B，为卿大夫，被子分封到B邑，以B邑的封氏；

诸侯的庶子（小宗）的庶子C，为卿大夫，被子分封到C邑，以C邑的封氏；

卿大夫A的嫡长子（大宗），继承卿大夫，继承A氏。

卿大夫A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甲乡，以乡为氏，为甲氏；

卿大夫A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乙乡，以乡为氏，为乙氏；

卿大夫B的嫡长子（大宗），继承卿大夫，继承B氏。

卿大夫B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丙乡，以乡为氏，为丙氏；

卿大夫B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丁乡，以乡为氏，为丁氏；

卿大夫C的嫡长子（大宗），继承卿大夫，继承C氏。

卿大夫C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午乡，以乡为氏，为午氏；

卿大夫C的庶子（小宗），庶子的儿子（士），分封到已乡，以乡为氏，为已氏。

在如此周代的宗法制度下，仅一个诸侯国君之下，就产生了A、B、C、甲、乙、丙、丁、午、已等多“氏”。这些“氏”，无论是

以国为氏，无论是以邑为氏，以乡为氏，以亭为氏，都是乡大夫、士等贵族，即使是级别最低的“百工”，也非是一般下层的“奴隶

”或者“平民”。而只是在贵族统治阶级中的等级不同罢了。周代如此的统治程序，一四七列，三六九等，可谓“壁垒森严”。从这

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朝时代的“姓”与“氏”，其具体内容与远古比较，已经发生了内容的变化，成为周王朝统治人民的工具。

顾炎武在《曰知录》中这样说道：“最下者庶民，庶民者无氏，不称氏者称名．．．．．．者氏类族也，贵别也。”

“氏”是有爵位的贵族统治阶级的称号，家庭出身成了是不是贵族的根本与标志，社会地位完全由家庭出身决定。不是贵族出身的庶

人，不是一代没有“氏”，而是世世代代得不到“氏”；出身贵族家庭，子子孙孙都可以得到“氏”，而且永远是贵族。郑谯在《通

志·氏族序》中对先秦“三代”的“姓”与“氏”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姓’与‘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郑氏说得再确切不过了。正因为“氏”这么“贵重”，那些贵族的名字，首当其冲的就是突出“氏”；而那些没有氏的名字，只要一

听就明白是平民百姓。三代时的名字这样排列：

男子的名字：氏－－－行辈－－－名（或者字）－－－性别（为父或者甫）

女子的名字：夫国家名－－－行辈－－－本姓（或者字）－－－性别（为母或者女）

这些都是严肃场合使用，男子名四个字，女子名五个字，显然是不太方便。在实际曰常生活中大多实用简称，也就是行辈加名（或者

字加）。诸如以诸侯封国名为“氏”的名字“齐环（郑灵公）”，以卿大夫及其后裔受封邑名为“氏”的名字“屈原”，以居地为“

氏”的“西门豹”，以官名受封的“少师庆”，以祖先的名字或者以谧号为“氏”的“孔丘”等等。

这样以来，以远古的“姓”与“氏”和三代的“姓”与“氏”，虽然字是同一个字，但是具体内容，就有了的本质区别。

远古的“姓”是用来表示氏族与氏族全体成员“祖”或者说“源”的集体标志，同姓不通婚。其“氏”是用来表示“宗支”或者说居

地的标志，男子称“氏”。而在西周以来的“三代”，“姓”“氏”却成了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天下的“工具”。

周王朝始行了“宗法传制”，创立了中国的“分封制”，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周王朝为了百姓防止造反，周朝法律规

定：

第一、周王朝的国王以京都镐京（今西安）为中心，沿渭水下游与黄河中下游划出了一大片土地，建立由国王直接统治的特别行政区

。这个特别行政区，称之谓“王畿”。这就是周王朝的“核心”区域。

第二、周王朝把“王畿”以外全国所有的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的若干块土地，分封给建国有功的各路诸侯。这些封国的面积都很小

，实际上是一个个城堡似的各个军事据点，以此为中心，军事控制周围地方，二三十个封国加起来的总面积也没有“王畿”之大。这

样以来，就保障了周王朝对封国的绝对控制。诸侯封国如“群星伴月”一样，环绕保护着周王朝的“王畿”，以保证周王朝的安全。

不唯如此，为了江山的铁统，周王朝又“封建诸国”，这一手也更厉害。其“封建诸国”分为“同姓封国”与“异姓封国”两种：

“同姓封国”是属于血缘关系的封国。

凡是周王朝姬姓的王亲贵族，人人有份，个个封国，都能得封一块土地，得封一国。因同为一姓，称谓“同姓诸侯国”。这是把天下

人人共有的土地，以国法的形式划分到个人私有名下的开始。在周初，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周武王封其兄弟立国的有1

5人，姬姓立国的有40人。

王季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省苏州）；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

东虢（今河南省荥阳东北）；

西虢（今陕西省宝鸡东）。

文王之子分别封于：

管（今河南省郑州市）；

蔡（今河南省上蔡西南）；

猿（今山东省汶上西北）；

霍（今山西省霍县西南）；

卫（今河南省淇县）；

毛（今地未祥）；

聃（今湖北省荆门东南）；

郜（今年内山东省成武东南）；

雍（今河南省修武县西）；

曹（今山东省定陶西）；

滕（今山塍县西南）；

毕（今陕西省咸阳西北）；

原（今河南省济源西北）；

郇（今山西濞临猗西南）。

武王之子分别封于封于：

晋（山东省翼城西）；

应（今河南省平顶山）；

韩（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

周公之子分别封于：

鲁（今山东省曲阜）；

凡（河南省辉县西南）；

蒋（今河固始县西北）；

邢（河北省邢台）；

茅（今山东省金乡西北）；

胙（今河延津县北）；

祭（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

召公之子则封燕（今年内北京）。

平定武庚叛乱以后，周公摄政时期，又封周王朝王室弟子26国。

“异姓封国”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有功之臣的封国，像姜子牙封到齐国（山东省临淄）。

第二种情况是封一些既不能征服，又要防止他们作乱的部落，实行政治上的安抚。诸如夏王朝的后裔东楼公（姬姓），被封到杞国（

今河南省杞县）。已经灭国的殷纣王之子武庚（子姓），封到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后来，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被周成王平定

杀了，改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为宋国国君。

周王朝的“封建诸国”，结束了中国千古如林的“部落”的存在，“告别”了人人公有的“大家”。从此之后，“部落”为“封建国

家”所替代，人类300万年存在的部落，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人类进入了“封建国家”。

在周王朝，诸侯各国直属周王朝直接管辖，周王一人决策天下。这里再也没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的“公有制”。从周朝立国的那一天

起，这里变成了“国家”。所谓“国家”是以“国”为“家”。“家”是私有的标志，那么“国家”就是以把“国家”私有了，“国

家”的概念就是私有的概念。“国家”成为私人的了。

在周朝，周天子封的这些诸侯国，为便于管理，其面积有大有小，因而诸侯国国君的地位有高有低。所以，周王朝封国国君的爵位分

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而且，五级之下还有“第六级”，称为“附庸国”。“附庸国”的面积更小，附庸于附近较大

的诸侯国。这“五级爵位”规定也非常严格。其地域公国50平方公里，侯国35平方公里，伯国小于侯国，子国25平方公里，男

国的面积更小，那些附庸小国还不满25平方公里。因此，西周初期的诸侯国的面积是很小，跟部落没有多少差别，因为当时的人口

不过1370多万（见赵文林《中国人口史》）。

周王朝在三百多年（公元前1066年－－771年）间，对其各路诸侯直接分封，叫着“封建诸侯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厉

害的分封，这就是诸侯的分封制。这些诸侯也学着周王室的“王畿”，也只管诸侯国的“中心地域”，把其“中心地域”以外的其它

土地，像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一样，再分割给他的“亲属”－－嫡长子以外的庶子等辈，称之谓卿大夫。这一类封地称之谓“采邑”。

卿大夫得了土地，也学着诸侯的办法，再分割给其亲属——嫡长子以外的庶子等辈，叫着“士”，称着“禄田”。由以上叙述我们可

以看出，在周王朝，其分封建制形成了以周“王畿”为中心的统一等级分封系列，其中有三个环节：

第一是周王朝的直接分封，周天子分封诸侯国；

第二是由诸侯国君再分封，由国君分封采邑；

第三是由卿大夫再分封，由采邑分封为禄田。

周王朝以“王畿”为中心的统一分封系列，具体的体现了周王朝的嫡长宗法继承制的严密性：

周天子的继承人：大宗－－嫡长子继承王位，众庶子为小宗－－分封为诸侯；

诸侯的继承人：大宗－－嫡长子继承诸侯国君位，众庶子小宗－－分封为卿大夫；

卿大夫的继承人：大宗－－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众庶子为小宗－－分封为士。

周王的“宗法传制”，直接导致了国土的“分封制”。国土以层层严密分封的诸侯（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等组织罗网

，明确了大一统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国君位，保障了王权世世代代的血族统治，以把所有的各层庶子分封出去，保障了天下尽可能性

的安定，为周朝江山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周朝三百余年，把大国分封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又分封为众多卿大夫采邑，采邑又分封成无数禄田。这样，表面看来五彩缤

纷，实际上是血族统治，天下一家，天下一姓。

关于周朝“氏”的本意，《礼记·丧服小记》具体解释了周代宗法的主要内容：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尊宗，敬宗所以尊祖祢

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解释周代“氏”的一把钥匙。文中所说的“祢”即是“父亲”。

诸侯国国君的嫡长子继承其父当了国君，国君的庶子，也就是国君嫡长子的弟弟之辈，也称“别子”。这些“别子”没有权利继承君

位，必须分立出去自成一家，获得新氏，成为这一家支新氏的始祖。这就叫着“别氏为祖”。

“别子”的嫡长子，继承新氏家支，又成为新氏宗派的大宗，这就是“继别为宗”，又叫“大宗”。

只要这个新的同氏宗派存在，大宗作为同氏宗派的元首与代表的地位就永远不变，这叫着“百世不迁其宗”。同宗派奉之为“宗子”

。

“别子”除其嫡长子之外，当然会有其他的儿子，即是庶子。“别子”的长子、长孙、长曾孙等等，也都会有庶子，这些庶子系数属

于小宗。这些小宗各继承其第一代庶子，各代继承其父（祢）。所以说“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了五世（五代），就没有了

丧服的规定，这就是“五世则迁”之说。

正因为有“五世则迁”的规定，小宗只奉继高祖、曾祖、祖、父（祢）四世传宗的小宗，而高祖以上超过五世的小宗不再尊奉。这样

，每增添一位后裔，他们所尊称的小宗，就相应发生了一次变化，这就叫着“祖迁于上，宗易于下”。

至今，一般人只知道自已的高祖、曾祖、祖与父（祢），而不知道自已的远祖，大概与此也有关吧！

周朝的“嫡长继承制”又法定，同氏宗派的大宗不能绝户，而小宗可以绝灭。例如周公旦是诸侯鲁国的国君，当他回朝庭任职以后，

就由他的嫡长子伯禽到鲁国继承君位，是为鲁公。鲁公的弟弟（别子），必须分出自成一家，建立新氏。所以凡被分封到凡地，成为

了凡氏的始祖；伯龄分封到蒋地，成为了蒋氏的始祖；他的四弟被分封到邢地，成为了邢氏的始祖；胙侯分封到胙，成为了胙氏的始

祖，后来又改为作氏；茅权分封到茅地，成为了茅氏的始祖。他们各自的嫡长子又继承新氏家支，将氏传承下去。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是周朝一统天下的宗法，同时，也是各式各样的新氏所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越来越多，宗族越来越大，随着子子孙孙繁衍越来越多，聚族而居不利于群体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不能容纳那么多人在一起生活。

于是，人们不得不分迁居于外。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统治天下的需要。这就必应势产生了分封，分封就是“封

建”。这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名词的来历。

随着历史的脚步前进，时代的发展，后来由于诸侯国、采邑（邑、关）、禄田（乡、亭）的地名转变成了“氏”。有的以国为氏，有

的以邑为氏，有的以关为氏，有的以乡为氏，有的以亭为氏，有的以地为氏。于是，各式各样的氏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遂之，姓氏也

就绚丽多彩起来。

由于“封建”的产生，那些分殖于外的人，无论是以国为氏，无论是以邑为氏，还是以乡为氏，还是以亭为氏，还是以地为氏，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皆不忘本，相互联通，这是人群生存的需要，这就产生了宗法。我国古来有“有分土、无分民”的说法。这就是说，

有分土，则有胙土命氏产生新氏的分封；无分民，那是因为同出于一个祖先，同根共祖，都是受治于大宗之下的宗子。

我们可以看出，“氏”非同小可，“氏”的分化与演变，已经成为周朝宗法分大宗与小宗的名号。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是周天

子得王以后，对所得权力再分配的一种形式，是一统天下的一种统治方法。我们还可以看到，新氏族产生又是一宗，他们也在发展。

人口不断增加，同氏族人数增多之后，又不能相容，又不得不进行分殖，再开辟新地，再次分出去自已的同氏。随着人数的增多，又

进行分支，以致发展无穷，复加如此。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发展下去。如像一棵大树，干生枝，枝生叶，一氏家族生发开去

，遍地开花，布于天下。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法定，使各地分散的子子孙孙都尊奉第一代获得新氏的先祖为“开氏始祖”。这样，“氏”就成了表示第一

代分出去的支系及其后裔的“姓”。如周公旦氏族：

周公姬旦的嫡长子伯禽是鲁氏始祖。

周公姬旦的庶子即别子被分殖出去：

其别子凡伯分封到凡地，是凡氏的始祖。

其别子伯龄分封到蒋地，是蒋氏的始祖。

其别子第四子分封到邢地，是邢氏的始祖。

其别子胙侯分封到胙地，是胙氏的始祖。

其别子茅叔分封到茅地，是茅氏的始祖。

这样的后果，作为“姓”生发开来，作为“氏”也普遍开花了。当然，这是一个“姓”与“氏”大发展的时代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周朝的“始祖”概念、“姓氏”概念与远古的相比已经发生了演变。例如太昊伏羲氏之后，“次有柏皇

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

皆袭伏羲之号。”说的是从柏皇氏至无怀氏这十五代皆袭伏羲的“风”姓，“始祖”是太昊伏羲氏不变，“风”姓也不移。而在周朝

的“始祖”“姓氏”就与太昊伏羲时代说的实质就大不相同了。

吕思勉在《中国制度氏·宗族》中这样说道：“人类既知的统系，必有所以表示之。时曰姓、氏。姓所以表示女系，氏所以表示男系

也。然及后来，男子之权既增，言统系者专以男为主，姓亦改从男。特始祖之姓，则从母耳。周制，始祖之姓曰正姓，百世不改。正

姓而外，别有所以表示支派者，时曰庶姓，庶姓即氏也……（《大传》）注：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疏曰：‘正姓

，若周姓姬，齐姓姜，宋姓子。庶姓，若鲁之三桓，郑之七穆。’盖正姓所以表大宗，庶姓所表小宗也。”

如此之宗法，每一个人既是自已祖先的后裔，同时又是自已后裔的祖先。也即是周朝每一个被分封出去的同姓诸侯，既是与周天子同

姓，同是姬姓的后裔，同属一宗；同时，他们以各自的封地为国名，则成了被封各小宗及其后裔，即以国为氏。他们即是大宗的分支

，又是各分支的开氏始祖。周朝如此宗法纽带，把周朝从宗法上成为一个“大氏族”“大家族”“大家”。说起“家谱”，他们是同

根共祖，同出一源，百姓同根。我们下面看一看周朝姬姓分封支系的开氏始祖：

姜源－－后稷－－周太公古嬗公父（同一父性始祖）：

周太公古嬗公父被分出去的支系开氏始祖（别子为祖）：

（1）长子太伯－－吴氏开氏始祖；

（2）次子仲雍－－吴氏传代始祖；

（3）三子季历－－昌（周文王）

周文王姬昌被分出去的支系开氏始祖（别子为祖）：

（1）伯邑考；

（2）武王发；

（3）管叔鲜，管氏始祖；

（4）周公旦；

（5）蔡叔度，蔡氏始祖；

（6）曹叔振铎，曹氏始祖；

（7）成叔武，成氏始祖；

（8）霍叔处，霍氏始祖；

（9）康叔封，卫氏始祖；

（10）聃季载，沈、聃氏始祖；

（11）（11字），郜氏始祖；

（12）伯廖，廖氏始祖；

（13）雍伯，雍氏始祖；

（14）叔绣，滕氏、始祖；

（15）毕公高，毕冯、魏氏始祖；

（16）丰侯，丰氏始祖；

（17）郇侯，荀氏始祖。

周武王姬发发被分出去的支系开氏始祖（别子为祖）：

（1）第四子，应氏始祖；

（2）邗叔，于、邗氏始祖；

（3）成王诵；

（4）唐叔虞，晋氏始祖。

周公旦被分出去的支系开氏始祖（别子为祖）：

（！）伯禽，鲁氏始祖；

（2）凡伯，凡氏始祖；

（3）伯龄，蒋氏始祖；

（4）第四子，邢氏始祖；

（5）胙侯，胙氏始祖；

（6）茅叔，茅氏始祖。

纵观周朝姬姓的开氏祖，关于周代“姓”与“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姓”是统一血缘、同一女性始祖、具有共同族亲的

称号与标志；“氏”则是源于同一父姓始祖被分封出去的若干支系的开氏始祖的称谓标志。

周代的“宗法传制”和“分封制”，以严密的法定组织，与政治权力、生产资料土地等结合成一体，一直流传了300多年没有变化

。即使在周朝灭亡之后，那些新兴的的各代王朝，“换汤不换药”，基本上也都效发周朝的“王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中国的姓氏在周代是蓬勃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发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许多没有过的姓氏，同时，也形成与决定了

中国姓氏制度发展的基础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