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期在我省戍边的一位青年军旅书画家杨中文同志，把他近年来创作的一批中国书画作品送来让我看看。因为他正筹备举办一次个人书画展，并把作品出版一本集子，即将付梓，嘱我写点意见，并也作为序言吧。 杨中文这个名字，我在书画界尚少听到。或许因为退职挂名，自己年老目昏，少过问当前书界活动的缘故，难免孤陋寡闻。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有许多真正有志并潜心于探索与创构优秀艺术作品的年轻艺术家，不那么急功近利，不大自我宣传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好的媒体信息传播手段，也有方便迅捷的出版方式和渠道，良莠不齐，人才庸才并存、艺术与垃圾共处的现象，在书法界尤其热闹。而不善于自我推销和张扬的艺术探索者就很不大为人们所注目。中文是因为不太见诸媒体，还是因为只是我的漠然才不知情，都并不要紧。因为自古以来，艺术家奉献于时代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抄作。因此，我抽空把中文的书画作品认真读了几遍，还是就作品论人吧。 中文的书画，以隶书和行草为主。其隶书出自汉碑，汉碑为隶书之源，凡习隶书有成绩者，几乎无不是从汉碑入手的。只摹唐以后乃至今人隶体者，乃至故点蚕头，矫描雁尾，波磔做作，笔弱体呆，多成俗书，了无可取。中文是一个来自豫东沃土，心怀报国丹心，热血澎湃的中原赤子。他经十多年部队训练的磨砺，长期感悟军旅人生，其风雨历程，铸就了一种北方男儿豪放的性格，所以在隶书的研习中，他主要宗师汉隶。大汉之风曾横扫中原，立足天下，而隶书是汉朝盛极之艺术表象，亦是中原文化之核心。中文选择了隶书作为创作主体，并以汉隶为宗主，则表达了一种军人气质。中国的两汉时代，在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奠定完善了具有奇丽浑朴，庄严厚重的隶书书写风格。达到了令后代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峰。直到清中叶以后考古风起，出土碑刻数以千记，从而有了碑学复兴之风影响及于现代。在汲取汉隶作为自我风格方面，中文以睿智的选择和择优的学习方法，遍临汉碑精华。他把传统艺术根植胸中，熟悉掌握各种运笔技巧，谙熟各碑家法，其中尤以好大王碑古朴方正、沉着浑厚的结体作架，省略隶书波磔，参以楚简使转流利，自然随意的线条，结构造型奇诡善变，用笔坚定疾厉，斩钉截铁，势沉力雄，一气贯之，往往会令观者懔然而生敬畏之感。中文在隶书创作中大汉之风舒展明朗，潇散空灵之气溢漫于字里行间。而在具体的结构和用笔方面，则又勇于探索新路，立意写出自家面目。他的结字，并未全依汉隶的端庄严整，而是随势流走，布白自由，字体大小错落变化，用笔则更显得自由奔放，从而有了许多的新意象。他还汲取了汉简的随势波磔，篆书的中锋钢柔并用，乃至于行草的点画交错和侧锋灵动，时见章草波捺的态势。这些书法创新的创作方法，远远不受传统隶书的程式化的限制。这样一种新艺术气象的追求，勿论如何是值得探索的。尽管我们也许认为尚不能称尽善尽美，但中文在走着自己的创作道路。如果把以古为体和创新为用的探索之路走好走通，美的意象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隶书之外，中文较擅长的还有行草。说实在的，我对行草书有更多的偏爱，因而也难免有更多的偏见。手不莫高而眼光却很严酷。当今中国书坛的“行草书”被两种“书法”（如果也真是行草书法艺术的话）搞的让人啼笑皆非。一种是大量的误把“写毛笔字”当作书法的“学者”充斥国中。其“毛笔字”既缺乏传统功力，字中无帖意也无碑味，“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孙过庭语），结字蠢笨，用笔滑俗。有的干脆不用笔而用手、用棍子，似乎中国人只要会用墨在纸上写汉字就可以是书法家。另一种是充斥于当今各种“权威”书展甚至一再“获奖”的那种完全抛开传统审美感知的流行书风。这些“书家”有功力，但却故意搞怪，自我结体，偏锋横扫，以丑为美。因为有人占据书坛，并累累以“金奖”鼓励“丑书”，结果一次大展，竞相比丑。不知中国书法还有没有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审美观点。 我看中文的行草书，感觉他在传统临习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写的魏晋碑体正书，虽不能说很好，但也能笔笔到位，字字严紧，古拙而不失雅秀，是完全重传统的作品，可看出用功不少。他的行草书尤以小品条幅见佳。其书结字秀美，细看几乎字字有古意，用笔洒脱灵动。书写中时出险绝，但不怪诞，从而使整篇章法富于变化。去掉卷中险字，就十分清雅俊美，归之于传统一路，并毫无逊色。然而无此中险境则难免单调，故通篇能在传统中生发出创新意象。有的作品能做到一起呵成，思维敏捷，行云流水，气势纵横，苍茫华滋，或题跋、或创作，常透出一种大家风度。有的行草写得较稚拙，有较多的变体，其中夹有秦简汉碑笔法，又感到他是在意图追求一种时尚，偶有流行书风的探索和试验。这种探索只要把握好“度”，是可以开拓新意象的。和当今那些因为自己是“名家”、“大师”而故意写“丑”唬人欺世的评委们不一样，中文有习汉隶的功底，若用之于行草，其艺术创作的道路当有进步。而中文以如此年轻而有这样的审美感受，是很可喜的。中文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探险者，在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时尚的夹道中苦苦追求艺术的天地，是勿论如何值得支持与鼓励的。清代有碑派、帖派之宗，也出过不少大家。中文也学习清人的一些东西，只要不断进取，将来必有更好的成绩。 艺术史上常有画掩书名，书掩画名的现象。而中文的书法始终是为绘画服务的，其在入伍前以擅工笔画而闻名，人物、花鸟各具神采，造型基本功扎实，色彩淡雅，线条硬朗。然而他也深知中国画的灵魂是书法，故在书法达到一定的高度时，不自觉的又进入写意画的创作，使其创作渐入佳境。入伍前，他曾在美术学院攻读中国画，所以他的工笔画创作有着扎实的造型基础，加之对色彩的敏感性和书法笔墨功夫的领悟，再加上军营生活的创作激情，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几年真切的生活体验，面对大自然赋予的创作源泉，他一发而不可收，速写稿曾数以千计。他以花鸟画作为创作主体，大量汲收了如青藤、八大、昌硕、蒲华、虚谷、白石等古代大师们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加上雨林自然景观的提炼，成为他笔下溢情流采最富表现力的艺术塑造。他的绘画清致淡雅，墨法淋漓，用笔放逸，情趣横生，有时加上长跋感悟，诗情画意跃然纸上。笔法上他力求避免层层叠加，色彩艳丽的非中国画僵化构图模式，章法构图疏密有致，以画寓情，既是对生活过的云南边疆土地的热爱，也是对戍边军营生活真实的写照。 以上就是我看了中文的部分书画作品后的一些感想。或许有几处过誉，但我以为这也是情理之中。须知中国书画特别是标志涵泳着中国传统艺术的书法，确乎太悠久、太深厚。当今出个真正的书法家太罕见。对于一个来自军旅中的年轻书画家，一个有才华、有追求的青年艺术人才，我们就应该激励，助他成长。 我又看见一个出生于黄河边，成长在红土地，熔铸于军队，潜心于艺术的新人向我们走来。也应该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和光荣的军队，有部队正确的政治素质和优良的训练作风，才能够培养造就出许多年轻有为的艺术人才，为我们军队乃至全中国书画艺术的未来作出更多更大的奉献。 是为序。

1、伊洛地区程氏字辈：“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倓洛璋铭、毓秀广远、相传大千、源推其业、长流万年”以及新续辈字“恪守秉正、修齐治平、道珩仲兴、志笃永恒”。

2、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程氏字辈：“国家传世德，理学必宗先，孝支宜为则，崇文作善元。”后来又往下续了二十个辈—字：“燕翼富强本，知书万道全。品行铭高洁，昌兴起俊贤。”

3、湖北仙桃、天门、洪湖一带程氏字辈：“忠厚传家远，诗书衍庆长。果克从斯语，定贤德荣昌”。

4、四川广安区程氏字辈：文武朝天子，世代祝明君；儒学崇兴正，才德有光荣；尚纪先泽远，家国道长清。（共三十字）

5、河南信阳程氏字辈：建德修道，敬守先则。薪茹培学，永振家声。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现代人对现代散文似乎是越来越情有独钟。有别于受制于音韵与格律拘限的“诗词”、虚构于人物与情节描写的“小说”以及框架于舞台与对白的时空限制中的“戏剧”等文学形式，“现代散文”以她独有的轻松、飘逸、淡远、婉曲、清雅、空灵、纤柔、冷悄乃至雄浑、劲健、奇诡等多种“形散而意不散”的艺术手法，以小品文、随笔、速写、报告文学、游记、杂感、书信和日记等诸多形式，将现代人心灵的喜怒哀乐、睹物思怀、叙事说理、舒情逸志尽释无疑。她们时而似素描、似散步、似谈心、似絮语；时而又似广角镜、似万花筒、似生活中的一朵朵浪花……而正是有了这种种人心中的情感的自然流畅与宣泄。才有了现代人可以聊以寄托梦想与情思的一方静土。

这本《中国现代散文精品鉴赏》，正是收集了我国从1919年到1949年的这30年的时间里，作为新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精品。其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可喜的，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散文“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关于这段历史时期散文小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可说是呈现着繁杂而又多彩的景象。恰如朱自清在1928年所概括的：“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背影·序》）

但对大多数编修家谱的人员来说，这个名字抽象了些，所以最后定稿的名字叫《怎样编修现代家谱》。全书分为基础知识、观点理论、具体编修三大部分。

　　社会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人编修家谱的理论和方法有很多都不适用了，必须要有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所以，笔者追求一部与世时俱进，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编修家谱的文本；追求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编修家谱的文本。

　　更重要的是，文本中极力主张家谱理论及编修方法的变革，尤其是家谱理论的变革。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变革的主张前无古人。

　　这个变革不是无根无据、凭空杜撰，而是遵循事理，切合时代的变革。

　　文本除考虑观念的变革而外，还注意全书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完整性、指导性、适用性。除具有家谱的一般知识（如姓氏起源、祠堂与堂号、姓族郡望等）而外，更有家谱概念的创新、编修现代家谱应树立的指导思想及观念、现代家谱内容的宏观构架、现代家谱的主要内容、女子彻底入谱问题、增强现代家谱中人种科学的含量、家谱的社会作用以及如何具体编修现代家谱等等。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文本没有面世之前，社会上还没有一部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的家谱理论和编写方法的书籍传播应用。也即是说，这是一部关于家谱文化的崭新的著作。

　　时代呼唤这样的文本产生。社会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古人的修谱观来记述现代人事，其结果必定是不伦不类。何况，古人的家谱理论非常零散而不系统。对家谱文化的性质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何况，古人在录入内容上有重大偏废，如将女性排除在家谱之外。

　　实践呼唤这样的文本产生。是的，在中国，编修家谱之风重起于青萍之末，看其势头，可以说方兴未艾。但我看了今人编修的不少家谱，令人叹息。不仅没有吻合时代的进步，反而不及古人的水平。纰漏百出，错讹累累，荒丛芜杂，呕哑嘲哳。今天的人编修家谱采取马马虎虎、潦潦草草的态度，既是对当代人自身犯下的错误，又是对后人犯下错误。

　　从黄帝时代产生家谱文化到现在，人们注重于家谱编修的实践，不重视家谱理论的探讨，因而家谱理论不仅不系统，也没有重大突破。宋代欧阳修和苏东坡创造了“欧、苏记载法”，仅仅是具体的世系记载法而不是家谱理论。

　　对古人遗弃女性的“男系氏族观”应当彻底否定，对古人“隐恶扬善”、“为亲者讳”的基本修谱观也不能一概赞成。只记善的一面，不记恶的一面，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不利于后人吸取经验教训，不利于后代人格精神的健康发展。

　　因此，我动了撰写《怎样编修现代家谱》或《现代家谱理论及编修方法》一书的念头，把家谱理论和编撰实践结合起来，并力图使文本体现鲜明的时代性、丰富的科学性、创新的进步性、有益的历史性。为家谱文化的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无疑，本书的基本知识部分不可能不吸收古人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但理论部分，全系创新。力图将先进的、优秀的文化观运用到家谱理论中。

　　凭我的直觉感到，要寻找：一部令你耳目一新的研究家谱文化的文本，一部优秀的现代家谱编修教材，一部指导现代家谱编修的工具书，《怎样编修现代家谱》一书就是！如果你具备了编修家谱的基本文化基础，认真地阅读此书之后，就一定能编撰出一部质量一流的体现当代人文精神和风貌的家谱来。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中译本能够呈现于读者面前，总算实现了我们大家敬重的罗荣渠先生的遗愿。

荣渠师在80年代初访美期间，获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享誉西方学术界，是西方大学生必读的参考书，遂以浓厚的兴趣研读了这部著作。他认为沃氏的世界体系理论反映了7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理论的最新趋势，于1984年发表题为<关于开创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文章中，还论及世界体系理论对近现代世界史研究的影响。荣渠师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不是一般的世界近现代史著作，而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5个半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对我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应该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80年代中期，他约请在沃氏执教的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科学系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路爱国、朱青浦等着手翻译该书第一卷。他们因学业繁重和人员流动，几年间仅译出一半，于是荣渠师另请他的几位学生译完了第一卷，并约我组译该书第二卷。由于组译工作，荣渠师与沃勒斯坦书信往来渐频，情意渐笃。1987年沃氏来北大讲学时，把《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赠给荣渠师，并在卷首写道：“但愿中国历史学家会帮助我们为《现代世界体系》作出富有意义的阐述。”

由于联系出版受阻，拖延了几年。自高等教育出版社作出了出版此书的慷慨承诺后，荣渠师帮助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学术出版公司取得版权转让，同时约请黄席群先生初校第一卷的译稿。黄先生在校完导言和第一章后生病，又转请宋蜀碧女士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