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惠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长孙

第三代太宗（成祖）朱棣，乃朱元璋四子（庶出），朱允炆之叔

第四代仁宗朱高炽，乃朱棣长子

第五代宣宗朱瞻基，乃朱高炽长子

第六代英宗朱祁镇，乃朱瞻基长子

第七代代宗朱祁钰，乃朱瞻基次子（庶出），朱祁镇之弟（后英宗复位，代宗被废）

第八代宪宗朱见深，乃朱祁镇长子（庶出），朱祁钰从子

第九代孝宗朱祐樘，乃朱见深三子（庶出）

第十代武宗朱厚照，乃朱祐樘长子（武宗无嗣，乃由旁支皇室选择朱厚熜入继大统）

第十一代世宗朱厚熜，乃朱见深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庶出）之嫡长子，朱祐樘从子，朱厚照从弟

第十二代穆宗朱载垕，乃朱厚熜三子（庶出）

第十三代神宗朱翊钧，乃朱载垕三子（庶出）

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乃朱翊钧长子

第十五代熹宗朱由校，乃朱常洛长子（庶出）（熹宗死后无嗣，乃诏令五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第十六代毅宗（思宗）朱由检，乃朱常洛五子（庶出）（毅宗死后，明朝覆灭，宗室乃于南方割据）

第十七代安宗（质宗）朱由崧，乃朱翊钧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庶出）嫡子，朱由校从弟，朱由检从兄（安宗被清军所俘，群臣乃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韩王朱本铉监国，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

第十八代绍宗朱聿键，乃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庶出）八世孙，唐端王朱硕熿之长孙，朱由检族叔（绍宗死后，福建群臣拥立朱聿鐭，然而一月就被清军灭亡，乃拥立桂王朱由榔）

第十九代昭宗朱由榔，乃朱翊钧七子桂端王朱常瀛（庶出）四子（昭宗死后，明朝再无皇帝，1684年康熙攻占台湾后，最后一个监国投海自尽，明朝遂彻底灭亡）

你讲的两次大礼仪应该是说：明嘉靖皇帝明晰家谱的斗争，他力争自己这一脉成为正统而不是更随弘治、正德皇帝那一脉。最后经过20年努力争取得来。

第二次应该讲明万历皇帝到底是立皇长子常洛还是皇三子常洵为太子的问题，他最后失败，被迫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

后果不同的原因：1、皇帝自身的性格决定，明万历皇帝性格优柔寡断，不能在最后坚持己见，只是消极地抵抗，最后将明朝拖到灭亡的深渊。

2、皇帝身边没有得力的大臣，明嘉靖皇帝身边有大臣在支持他，与反对的大臣们形成对抗，而明万历皇帝却没有。

明废除宰相实行内阁制，皇帝稍一懒惰，大权就转移到内阁大臣手中。而满清建立了军机处，军机大臣完全成了整天揣摩皇帝心思的奴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著

第四讲 明代

乙、明代内阁制度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着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怜。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台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实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

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一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在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章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箚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而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不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大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才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只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着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部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虽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

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时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几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他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上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大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在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制度如何牵制着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第五讲 清代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

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先后经历了四代皇帝，分别是：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

　　费宏（1468——1535），男，字子充，号健斋，又号鹅湖，晚年自号湖东野老。生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卒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十月，享年六十八岁。江西铅山人，当地民间称作费宰相。

　　生干明朝中叶的费宏，少年聪慧，有济世之练达才干。仕途虽经曲折，然始终以高风亮节，与杨廷和、杨一清等人共治天下，深受君主、朝臣倚重，百姓称赞。

　　人物生平

　　年少有为

　　费宏十三岁中信州府童子试“文元”，十六岁中江西乡试“解元”， 成化二十三年春，费宏参加进士考试，中头名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时虚龄方二十岁，为明代最为年轻的状元翰林。这年八月，成化帝去世，参加修纂《宪宗实录》，总裁、副总裁都推重费宏，放手让他负责。孝宗弘治三年（1490年），礼部考试的试官、主考官是阁臣、礼部尚书徐溥和汪宗伯，他们信任费宏，试卷的评定、上奏的文章都让费宏草拟，这一次，选拔了不少英才，受到人们的赞扬。费宏虽年轻，但在从政的几年中，参与了大臣主持的政务，显示了他不仅有文才，而且娴于政理，办事练达。弘冶九年，为廷试执卷官。不久，调左春坊左赞善。从官阶看，与在翰林院一样，并不高，但翰林为清贵之府，赞善旨辅导太子之责，对官员品德、学问的要求很高，于此可见费宏在朝中时望之高。

　　守制复出

　　弘治十二年，母亲余安人去世，费宏回乡治丧守孝，第二年父亲又去世。守制期满（照规定三年，但实际上只有二年多），恰好朝中召修《通鉴纂要》，到弘治末年为官满九年，经过吏部考核，升为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朱厚照嗣位，参于修《孝宋实录》等，提拔为太常侍少卿，父母亦得封赠，又升为经筵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刚步入不惑之年，费宏已为王者师，官阶为正三品部堂大臣。

　　入阁辅政

　　当时，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擅权乱政，公卿百官在奸宦的*威之下，噤若寒蝉，不敢吐气，而费宏并不把这些一时得势的歹徒放在眼里，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刘瑾败亡被诛后，他主持改正被刘瑾等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费宏以敢于直言、勇于行动、办事得体，受到廷臣的敬重和信任。内阁缺人时，内阁大臣杨廷和首推费宏，得到朝盲的赞同和皇帝的批准，武宗正德六年，费宏四十四岁，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与李东阳、杨廷和、梁储，同心辅政，共治天下，朝野交口称赞，深得人心。

　　对抗宁王

　　宁王朱宸濠嗣位后，先恢复原有的护卫，乘机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他结交上宠臣钱宁、兵部尚书陆完等人，想乘机谋复被夺的护卫、良田，并用万金遍结朝廷显贵，不少官员被收买，暗中许愿同意给他增丁添地，费宏却神情严正冷峻地说：“听说他早就存有贰心，假如给他增添护卫，就会使他如虎添翼了。”这下，费宏得罪了钱宁，还得罪了权重势大而又跋扈凶横的、封地在他家乡的藩王宸濠，以及与宸濠勾结的朝中官员。护卫之事后，钱宁、宸濠勾结越紧，也就越加憎恨费宏。钱宁甚至派人日夜在费宏门前窥视，总想找出费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甘心。几个月过去，他们在清正廉洁的费宏门外一点东西也没有捞到，但贼心不死，多方勾结，上下乱窜，钱宁老在正德帝面前说费宏的坏活，并与心怀鬼胎、早就觊觎其相位的入人沆瀣一气。御史余珊弹劾费宏的从弟费寀不应留在翰林，并归罪费宏，攻击数落费宏。一天，忽然圣上有旨责怪费宏，在这种情况下，费宏只有引咎辞职。正德五年入阁三年多的费宏奉旨致仕，费寀也被罢免南归。

　　费宏离京后，宸濠的同党派人跟在费宏回老家的船后。船到山东临清一带，派去的亡命之徒放火烧了费宏的船，费宏回到家中，朱宸濠又唆使费宏家乡一些恶棍地痞，偷了费宏家的东西，烧了他的家，甚至毁坏费宏的祖坟。为了人身安全，费宏携家带口到另外一座城池避难，宸濠狗急跳墙，又出钱资助一帮坏人装成盗贼攻城，绑架了费宏的哥哥和弟弟。哥哥竟被杀死。这帮家伙也知国法难容，索兴公然为盗。巡抚孙公向朝廷请求派兵，才剿灭了这帮乌合之众，维护了地方的安定。之后，宸濠果然在正德十四年起兵谋反。他忘不了仇人费宏，一起兵就派数十骑去逮费宏。结果被地方官刘清源率领的部队打败。有人劝费宏躲一下，费宏不同意，与费寀打算组织义兵。这时佥都御史王守仁正在赣南，下令调集分驻各地的人马，进攻宸濠的老巢南昌。在各府县军队集中时，费宏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派人间道给王守仁送去自己对军事部署的意见，终于打败了宸濠。王守仁想把费宏的功劳上报朝廷，费宏婉言谢绝。御史谢源、伍希濡到王守仁军中记功，了解到这些情况，没有通过王守仁就将费宏、费寀在这次平叛中的功劳上奏朝廷，说：“当初宸濠想扩大护卫的时候，费宏、费寀就态度鲜明地阻止，并且预测到今天的情形，等到宸濠起兵谋反，费宏马上飞书上报，与讨伐的将领共同商定用兵之法。”后来，大臣们纷纷上书，争相请皇帝召见起用费宏。当时因皇上正南巡，未及处理。朱厚熜即位才十天，就降旨起用费宏和费寀，并派赵屿去催促费宏快快回朝。到了京都，敕封少保，仍为阁臣，并赐蟒衣、玉带，同时因平定宸濠的功劳，特将费宏返故里船上烧去的东西如数赐给。费寀不久升为南京礼部右侍郎。　

　　担当首辅

　　在嘉靖初年（1522年）“议大礼”事件中，首辅杨廷和同阁臣蒋冕、毛纪合力与皇帝争持不下，费宏的看法虽同杨廷和等一致，作为阁臣他也在论疏上署名，可不同于杨廷和顽强地坚持己见，使嘉靖帝难以接受。皇帝看出他们四人中态度有差别，认为费宏不错，等到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费宏进吏部尚书被任为首辅。四月，蒋冕、毛纪也因“议大礼”而离职回乡。他只因受国厚恩，未忍立即离去。正直的廷臣由于见费宏在朝而人心安定。

　　费宏为人正直和顺，对后辈爱护提携，受到入们的尊敬。嘉靖帝也很尊宠他。一次，嘉靖帝还御制律诗，命辑倡和诗集，皇帝亲自在费宏名字前面署上官衔：“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这引起在“议大礼”中与当时阁臣杨廷和等作对的张璁、桂萼的嫉妒。他二人自恃“议大礼”之功，常常勾结起来在皇帝面前诋毁费宏，甚至数次在奏章上诋骂他。嘉靖帝虽是抚慰费宏，但始终对张璁、桂萼二人没有一句责怪之语。费宏于是坚决要求致仕。嘉靖六年，费宏二次入阁近六年后离京返乡。这时，他的儿子懋贤刚考中进士不久，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土，而庶吉土当时人们称之为“储相”——储存在那里的内阁相位的接班人。懋贤也坚决要求回乡侍养，不要这锦绣前程。因为凭费宏的和顺、机敏、练达，斗不过张璁、桂萼，可见皇帝的天平已倾斜了，故而决心远离吉凶难测的政冶漩涡。

　　费宏是六年二月辞的官，到了十月份，张璁就以尚书、大学士身份入了内阁。过了一年，桂萼也入了内阁。于此可见费宏的二次出阁，完全是嘉靖帝为他二人入阁扫除障碍、创造条件。

　　张璁、桂萼进入内阁，张璁并曾一度成为首辅，位尊权重，但在正直的朝臣和正统的士大夫心目中，他们是一伙投机取巧的无耻小人。他们植党营私，罗织罪名，打击他人，更激起朝臣们的反感，后来连嘉靖帝也觉察到他们太过分了，由不满到厌恶。先是桂萼于嘉靖十年致仕，病死。到嘉靖十四年四月，张璁也离开内阁。

　　三次入阁

　　皇帝又开始想起为他江山社稷操劳的费宏了。这年夏天，皇帝问礼部尚书夏言说：“不知费宏近况如何？”夏言躬身回答道：“身体还挺健康。”第二天，皇帝就下诏重新起用费宏，并派行人（行人司属官，供差遭出使）王献芝前去促行。费宏在六月十五日冒着酷暑启程，并派人飞马上报朝廷。皇帝非常高兴，回信写道：“爱卿可以日夜兼程赶来，我等着见到你。”七月，费宏到达京都，皇帝正行“斋居”(嘉靖帝信奉道教），派中使慰问。费宏上奏给朝廷的奏章大都是当务之急的治国决策，皇帝看了更加高兴。随即召费宏在便殿相见，言语中多安慰、嘉勉，还赐给费宏一颗“旧辅元臣”的银质印章。从此，费宏每日到内阁上班，以备皇帝询问，案头需要批复的文件往往堆成小山，多次受命代皇帝祭祀先师孔子、帝社、帝稷，还蒙皇帝恩宠到西花园游玩。每到一些新设的机构去，总是停下车辇询问有关情况，对众大臣的进退，朝廷大政的得失十分关心。张璁、桂萼当政八年，打击报复，排斥异己，朝臣中门户之见甚深。费宏复出，人们感到天下将欣欣向荣、太平盛世有望。

　　不幸去世

　　由于年老体弱，积劳成疾，费宏脾病复发了，但他仍抱病处理国家大事，没有丝毫的懈怠。这时正碰上宫中启祥宫完工。皇帝要祭祀祖先，费宏在内殿侍奉皇帝，后来又陪着在钦安殿举行庆典。皇帝让费宏到皇宫后苑观赏，从右边门出宫已是傍晚时分，薄暮的无际透射出几缕晚霞，夕阳照在后苑的花木、宫殿之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这美丽让入惊诧，又让人感叹人生易老，时光飞逝。费宏轻叹一口气，拉一拉衣袖，顿觉这夜晚寒气逼人。他只喝了一点酒，几乎是没怎么吃饭，就上床休息了。准知这竟是费宏的长眠？!

　　费宏去了。“俄而伏枕长逝”，说明他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天是十月十九日。从他第三次入阁起算，他在宫中主持国家大事仅仅只有三个多月啊。费宏正希望用自己的智慧为朝廷尽忠效力，即是生病了也不颐惜自己的身体，如今只能留下遗憾了……

　　费宏从二十岁进入仕途至六十八岁逝世，历经三朝，两次致仕，三次入阁，辅佐两朝达十年，为官三十余年。虽屡遭谗言，或被贬，或被疏远，或被重用，始终是勤勤恳恳，忠心不贰。他两次主持礼部考试，一次应天乡试，四次为廷试读卷官，门生半天下，虽位至首辅，富贵己极，却一直崇尚节俭，食不兼味，除官服外，很少用丝织品。在他身上还可见到世代为农的家庭烙印。作为师从孔子、孟子的一代风雅大儒，其坎坷的一生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他是历史在明代中期贡献给我们的一位杰出的封建政冶家。

　　费宏居家时，开挖惠济渠，建筑新成坝，讲学含珠山，造福桑梓。费宏工诗善文，著有《鹅湖摘稿》二十卷，以及《湖东集》、《宸章集录》、《遗德录》、《惭愕录》等若干卷。另有徐阶、刘同升编《费文宪集选要》七卷，存于《四库全书》中。死后谥文宪，归葬故里铅山横林。

　　费宏无疾而终，享年68岁。世宗皇帝闻讣，念费宏忠心为国，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帝，乃有功老臣，遂赐费宏为太保，辍朝一日，亲自制谕三道祭文，率三品以上官员至费府悼念。并派宰相夏言护送灵柩返归费宏故里，按九千岁礼仪敕葬。

　　费宏葬地建筑由工部负责营造，计有牌坊、华表、石人、石马、石羊、石狮、石虎等，墓碑镌刻“诰授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赐文宪公费宏墓”。

　　费姓

　　一、姓氏来源

　　1、是远古大禹治水时，有个大臣叫伯益，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大费，他的后代有支以费为姓，如夏桀时去夏归商的费昌，就是他的后裔；

　　2、夏启分封其支子为费，以地为氏。

　　3、是古代春秋时，鲁桓公的儿子季友为大夫，被封为费邑的首领，其子孙便以封地为姓，相传 姓费。

　　二、郡望堂号

　　汉置江夏郡，现在湖北省云梦县。《姓纂》记载：系出拟姓，禹后。夏未有费仲、费昌。望出江夏。

　　1郡望：

　　江夏郡：西汉高祖时设置，治所在安陆(今湖北云梦)，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安陆市、钟祥县、潜江市、钙阳县东部，以及河南光山县、新县西部、信阳市东部、淮河南部一带地区。三国时期的曹魏、孙吴各置江夏郡：吴国孙权在公元221年分江夏、豫章、庐陵三地设江夏郡，治所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其时辖地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至江西省九江市一带地区；曹魏的江夏郡治所在上昶(今云梦西南)。西晋灭吴后，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北朝时期宋国移治到夏口(今湖北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隋、唐两朝的江夏郡即鄂州。此为费(Fèi)氏望。

　　琅玡郡：亦称琅琊国、琅琊郡。春秋时期的齐国有琅琊邑，在今山东胶县南琅玡台西北，有越王勾践迁都至此之说。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境内设琅玡郡，并附置琅玡县，治所均在琅玡(今夏河)，郡境为山东半岛东南部。西汉时期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并增琅玡国、柜县和祝兹侯国治于境内，下辖五十一县，包括今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阳、即墨、崂山、胶县、胶南、沂水、营南、日照、五莲、赣榆(今江苏赣榆)及青岛等地。东汉朝时期琅玡国改治到开阳(今山东临沂)。晋朝时期改置为琅玡省。北魏时期治即丘(今山东临沂)。隋朝时期又复置琅玡县。唐朝时期又裁废，境地归胶州、诸城，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临沂、胶南一带。唐朝乾元初年曾废黜，后有沂州琅玡郡。从魏、晋朝时期琅玡国起，琅玡台及秦朝琅玡郡治均不属琅玡郡(国)。另一处琅玡郡在今江苏南京一带，此后废置千余年。此为费(Bì)氏望。

　　费姓家谱目录

　　[ 江苏江都]费氏宗支衍庆图一幅 民国三年（1914）写本 江苏江都县图书馆 注：为布质挂谱。[江苏镇江]京口费氏宗谱六卷 清光绪十七年（1891）衍庆堂刊本 六册 现存美国[江苏武进]孟河费氏重修支谱六卷 （清）费伯雄等重修 清同治八年（1869）衍庆堂刊本 六册 日本 美国[江苏武进]琅邪费氏武进支谱十卷首一卷末 一卷 （清）费曾总修 费裕昆等编辑 清光绪十一年（1885）武进费氏念本堂木活字本 江苏常州市图 日本 美国 注：费湘始修於清嘉庆二十四年。[江苏武进]琅邪费氏武进支谱乙酉续编十卷 首一卷末一卷丙辰续编三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费树藩等编 清光绪间念本堂刊本 十二册 中央民院[江苏武进]琅邪费氏武进支谱曲不分卷 （清）费裕昆总修 清宣统元年（1909）念本堂活字本 八册 美国[江苏武进]琅琊费氏武进支谱八卷首一卷末 一卷 （民国）费裕昆纂修 民国五年（1916）费氏念本堂活字本 六册 北图 科图 日本 美国[江苏无锡]锡山费氏宗谱二十卷 （清）费念慈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源述堂木刻本 二十册 美国[江苏无锡]费氏宗谱十四卷 （民国）费兴大等重修 民国十六年（1927）尚志堂活字本 十四册 吉林大学[江苏常熟]宣埼费氏宗谱十二卷 （民国）费志和 费声令等重修 民国八年（1919）职思堂活字本 辽宁图[浙江鄞县]费氏万历谱 （明）费湳等修 明万历间钞本 天一阁[浙江慈溪]慈东费氏宗谱不分卷 清咸丰十年（1860）木刻本 四册 河北大学[浙江慈溪]慈东费氏三修宗谱三十二卷 （清）费锦荣纂修 清咸丰十年（1860）承志堂木活字本 三十二册 天一阁[浙江慈溪]慈东费氏四修宗谱四十四卷首一卷 （清）费声行 费承甫纂修 清光绪三十年（1904）木刻本 十册 河北大学[浙江奉化]吉奇费氏房谱 民国三十二年（1943）重修 写本 一册 浙江奉化县文管[浙江湖州]射村费氏族谱不分卷 （清）吴光等序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 六册 美国[浙江湖洲]射村费氏族谱不分卷 （清）费之逵修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 十二册 美国[浙江湖州]费氏宗谱 （清）费墀编 旧钞本 四册 中央民院 注：初修於清康熙间。[浙江嵊县]剡西费氏宗谱四卷 （清）费文信 费立钊重修 清道光七年（1s37）木活字本 浙江嵊县春联乡赵马小学[湖北武昌]江夏费氏宗谱五卷 （清）费錞编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 六册 上海图[湖北武昌]费氏宗谱五卷末一卷 （清）费廷璘等修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授易堂刊本 八册 上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