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连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进犯关中地区，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身系国运 初战告捷

郭子仪的父亲郭敬之，历任绥州、渭州、桂州、寿州、泗州五州刺史。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从小爱读兵书，练武功，无论读书还是习武都刻苦认真。郭子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杰。他不仅武艺高强、阵法娴熟，而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传说，他20岁时，在河东(今山西太原)服役，曾犯过军纪，按律处斩。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他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造化，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救下了这条年轻的性命。郭子仪果然不负所望。参加武举考试后，便获高等补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职。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晋职。天宝八年(749年)便出任安塞军使，拜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出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这时由于唐玄宗专宠杨贵妃，不理朝政，政治十分腐败。他又在边镇设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不过12万人。节度使后来又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逐渐发展成割据势力，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和进行的叛乱战争。

安禄山，本姓康，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混血胡人。母亲是巫婆。他年少丧父，随母改嫁到虏族将领安延偃家，因而改姓为安，字禄山。开元初年，安延偃携带他投归了唐朝，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硅的部队里做事。

安禄山因为偷羊的罪被押送到张守硅的军帐，张守硅准备杀掉他。临刑前，安禄山毫无惧色，大声呼叫：“你不是要灭掉两蕃吗？那为什么还要杀掉我？”张守硅见他身体魁武，长得又白又胖，是条汉子，又听说他知道6种蕃语，将来必有所用，于是放他一马。张守硅还把他和唐宁夷州突厥族人史思明一起提拔当了捉生将。史思明就是后来同安禄山一起造反，自称“大燕皇帝”的逆贼。

安禄山作战勇敢又有智谋。他还特别善解人意。有一次，张守硅在闲谈中，无意流露出嫌安禄山太胖的意思，安禄山就立刻警觉起来，每次吃饭都不敢吃饱。这事传到张守硅的耳中，张守硅更加觉得安禄山将来有大出息，竞把他收为养子。从此，安禄山青云直上。

天宝元年(742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到河北采访，安禄山对他百般谄媚，拿出很多金钱结好张利贞的左右人员作为私恩。张利贞入朝，极称安禄山有才干，玄宗便任用他为平卢节度使兼任柳城太守。于是有了入朝奏事的机会。第二年入朝，他的奏对很符合旨意，玄宗很欣赏安禄山办事干净利落，于是迁升为骠骑大将军。第三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

这时朝廷由宰相李林甫专权。安禄山便大肆贿赂他。李林甫嫉恨儒臣因战功提升，对自己不利，便劝玄宗大批启用蕃将，因此皇帝对安禄山的宠爱更加牢固。

安禄山大行韬晦之计。他表面上装作愚蒙不敏以掩盖其奸诈。天子让他去见皇太子，他故意不叩拜，左右官员指责他，安禄山说：“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是何官？”皇帝说：“我百年后将皇位付给他。”安禄山谢罪说：“臣愚蠢，只知天下有陛下，而不知有太子，罪该万死。”于是再叩拜。当时杨贵妃得到皇帝的宠幸，安禄山即请求做贵妃的养子，皇帝同意了。他叩拜时，必先叩拜贵妃后叩拜皇帝，皇帝对此感到奇怪，他回答说：“蕃人是先母后父。”皇帝非常高兴。从此以后安禄山存有朝廷不难对付的心理，令麾下刘骆谷居住在京师，为他窥伺朝廷的动静。安禄山晚年更加肥胖，腹部松驰到膝盖，两只臂膊用力拉牵着腹部才能行走，可在皇帝面前跳起《胡旋舞》，仍然迅疾如风。皇帝看着他的腹部说：“胡儿腹中有何物而这样大？”安禄山说：“惟有一片赤心!”玄宗于是被他的赤诚所感动。天宝六年又进升为御史大夫，封他的妻子段氏为国夫人。皇帝给安禄山在京师建立府第，让宦官监督工程，告戒他们说：“要好好部署，安禄山的眼孔大，不要令他笑话我。”为他雕窗镂户，台观池沼的华丽都超过了他的身份。皇帝登临勤政殿，御座的东间特设金鸡幛，中置一榻，诏令安禄山坐，来表示对他的恩宠。太子进谏说：“自古以来幄座不是人臣应当享有的，陛下宠爱安禄山过分，必然要骄慢。”玄宗置若罔闻。

当时社会由于长期太平，人民已忘记战争，皇帝春秋已高，被受宠的美人牵制封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替把持朝政，纲纪大乱。安禄山估计天下可取，造反的阴谋日益炽盛，每当他经过朝堂龙尾道时，就要向南北侧目窥察，好久才离去。

安禄山回到范阳后筑雄武城，扩充兵士，积聚粮食，暗中派遣胡商到各地经商，每年坐收百万之利，同时为他采购了大量叛乱物资。为了迷惑皇帝，他骗诱契丹各酋长，大排酒宴，酒中放麻药，待他们喝得酣醉，将其全部斩首，先后杀戮数千人，将被杀人的耳朵献到阙下。皇帝不知真情，赏赐给他铁券(免死牌)，进为东平郡王。安禄山还不满足，又求兼领河东，玄宗遂拜他为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他遂兼制3个道，兵力称雄天下。

安禄山造反的苗头皇太子和宰相都有察觉。杨国忠屡次上奏说明安禄山的野心，唐玄宗也有些不放心了，杨国忠出主意说：“现在把安禄山召进京来，他若有意造反，怕我们扣留他，肯定不敢来；若无意造反，他就敢来，这叫‘做贼心虚’。”唐玄宗觉得是个办法，就下旨召安禄山进京，不几日，安禄山真的来了，唐玄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他庆幸自己没有错怪安禄山，并在华清宫摆宴招待。酒酣之际，安禄山在唐玄宗面前放声大哭，边哭边诉怨道：“臣是蕃人，受人歧视，又没有一点学问，可是圣明的皇上并不嫌弃，不断地提拔，我真是感激不尽啊!臣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杨国忠，他一直想要杀掉我，请皇上为我作主啊!”唐玄宗听了这一番哭诉，更加同情和信任安禄山了，还授给他左仆射的官职。

安禄山从京城出来，惟恐杨国忠有埋伏，疾行出关，以日行300百里的速度返回了自己的范阳老窝。

从此，再有人报告说安禄山要造反，唐玄宗就怒气冲冲地斥责报告人诬陷，还将他绑缚送给安禄山处置。但报告人还是很多，有人拿出了确凿的证据，唐玄宗才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还是采用杨国忠的计策，降旨召安禄山进京。可是，这次安禄山称病推辞了。唐玄宗又施一计，为安禄山的儿子赐婚，要安禄山前来认亲，安禄山还是推辞不往。唐玄宗一切都想过来了，可是为时已晚。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诸蕃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日夜兼程，以每天60里的速度长驱南下杀人中原。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领本军讨逆，唐朝的国运几乎系郭子仪一身之上了。

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内地多年末发生战争。在和平环境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被叛军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地就席卷了一大片地区。在安禄山的放纵下，叛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烧杀掳掠，奸*妇女，强抽壮丁，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使得沦陷区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长期沉溺于游乐宴饮的唐玄宗由于对这场叛乱毫无应变的准备，事到临头，仓促应战。他急派封常清、高仙芝去东京洛阳募兵抵抗。但乌合之众难敌虎狼之师，洛阳很快陷落。玄宗在盛怒之下，处斩了封、高二将。当时的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朔方(唐方镇名，镇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右兵马使郭子仪被升任为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立即亲赴校场，检阅三军，誓师出征。

756年四月，朔方军旗开得胜，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败叛军薛忠义，坑其骑兵2000人。接着郭子仪又使别将公孙琼岩率2000骑兵攻击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大获全胜。马邑的收复使东陉关得以重开，从而打通了朔方军与太原军的联系，使安禄山下太原，人永济，夹攻关中之军事行动无法实现。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捷报传到京城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大夫。

朝廷命郭子仪回到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则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这一出击方向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经郭子仪的推荐，朝廷任命李光弼(契丹人)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分了1万军队给李光弼，送他出征。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口，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奔常山(今河北正定)。史思明闻讯，率5万大军从西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展开激战持续40多天。李光弼消耗很大，寡不敌众，被迫困守。只得派人向郭子仪求援。郭子仪急率军东进，火速驰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合，以10万官军，与史思明会战于九门城(今河北省藁城西北)南，大获全胜。

史思明新败后，又收整了5万叛军，退守博陵。博陵是河北重镇，西依丛山峻岩，东临百汇群川，易守难攻。郭、李两部久攻不下，郭子仪决定退守常山，采取先疲后打的战略，转战歼敌。史思明求胜心切，采取了追踪跟进的策略，企图重创唐军。“我行亦行，我止亦止”。郭子仪将计就计，亲选500精锐骑兵，交相掩护，牵着史思明的叛军疾速北进。史思明不知是计，一连追了3天3夜，追到唐县时，才发现前面只有500骑兵，方知卜当，然而已经人困马乏。郭子仪乘其疲惫不堪之机，返军掩杀，大败史思明于沙河，又打了—个大胜仗。

安禄山忽闻败报，心惊胆寒。急忙从洛阳抽调2万兵马，派谢希德北上增缓。又发范阳老巢的精兵万余人，令牛廷蚧南下助战。会合5万叛军准备卷土重来。

郭子仪这时驻扎恒阳(今河北曲阳)，他见贼兵兵锋甚锐，兵力大增，欲求决战，仍然实行疲敌战术。加紧修缮防御工事，深沟高垒，严阵以待。“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夜袭其幕”，使5万叛军欲战不能，欲退不可，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特别是郭子仪的扰敌战术，使叛军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几乎连休息也做不到了。当叛军被拖到相当疲劳的程度时，郭子仪对李光弼说：“敌已疲惫，我们即可出战了。”于是两位大将在嘉山(今河北定县)摆开了战场，布好战阵，史思明等叛将也列阵而至，一场大战随即发生。郭子仪指挥得当，唐军奋勇无畏，锐不可当。叛军士气低落，阵势混乱，四处溃逃。史思明见败局已定，吓得慌不择路，坠下战马，丢了头盔，连靴子都跑掉了，光着两脚，拄着一条断枪，逃回博陵。他总算捡了一条命。叛军被斩杀4万多人，被生擒5000余人，损失战马5000余匹。郭子仪指挥官军乘胜前进，进围博陵，声威大振。

嘉山一战，对军心民心产生极大的影响。河北10多郡，自发集结武装，支援和响应官军，地方军民纷纷诛杀叛兵叛将，归迎唐朝。

安禄山丢失河北，则后方交通线被切断。叛军将士家在范阳者，都惶惶不安，忧虑后退无路。安禄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慌，对他的军师高尚、严庄骂道：“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起兵已经几个月了，后路被郭子仪切断，只剩下汴、郑几州，进退两难，万无一失在哪里？”他和谋士们不得已才考虑出一个放弃洛阳，撤回范阳的计议。

郭子仪在河北的辉煌战绩，扭转了唐军仓卒应战的被动局面，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这时郭子仪提出了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的方略。如果朝廷采纳这个方略，平定安史之乱已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时刻，昏庸的唐玄宗却听不进郭子仪的正确意见，而对杨国忠的瞎指挥，乱参谋却言听计从。结果造成潼关失守。叛军从困境中得以解脱，使战局急剧恶化。

当时驻守潼关的哥舒翰是位突厥人。立过许多战功，担任过陇右和河西两镇的节度使。此时由于年老多病，已回长安居家休养。安禄山叛军进逼潼关时，唐玄宗为了借重哥舒翰的威名吓走敌人，就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领兵御敌。哥舒翰推辞不准，只得抱病出征，把军队驻扎在潼关一带。他十分清楚，自己带领的十几万唐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不能打硬仗，守住潼关就不错了。因此采取以守为攻的稳妥之计，潼关守得很好。杨国忠看到哥舒翰兵权在握，怕对自己造成威胁，权势不保，于是插手哥舒翰的作战指挥。杨国忠密奏唐玄宗，派使者催促哥舒翰速出潼关，收复陕郡、洛阳。哥舒翰明知这样蛮干，只能招致失败，可是又不能违抗圣旨，他失声痛哭一场后，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领兵出了潼关。在灵宝县西南中了叛军的埋伏。几场苦战下来，葬送了十几万唐军的性命，哥舒翰被杀，潼关失守。京城长安暴露在叛军的面前，已经岌岌可危了。

唐玄宗知长安不保，听信了杨国忠的建议，奔向四川逃跑。第三天，唐玄宗一行走了100多里路，来到马嵬驿。愤怒的士兵杀死了祸国殃民的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唐玄宗说：“士兵们杀了杨国忠，不把贵妃正法，他们就无心保驾了。”众怒难犯，自己的安危就在片刻之间，于是玄宗不得不忍痛割爱，将杨贵妃赐死。马嵬驿哗变平息下来后，唐玄宗继续向西南逃难。百姓上路拦驾，请求玄宗留下来率领人民讨伐叛贼。玄宗无奈，只得分出2000人马留给太子李亨，让他主持军事，留下来平叛。朔方镇的留守官员劝李亨称帝，以便号令全国。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即位，是为唐肃宗。

收复两京 重整河山

唐朝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首都设在西京长安。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很快攻占了东都洛阳。安禄山看到洛阳宫阙尊雄，心情急欲僭号。第二年正月便僭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封他的儿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任达奚殉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还设置了百官。潼关失守后，安禄山还没有到长安，士民就逃入山谷，宫嫔哭着散匿逃亡，将相府第之家委弃的宝货不可计数，不逞之徒成群结队争抢财物，一连几日都抢不完。又剽掠政府盈库，百司帑藏，抢完便放火烧毁其余的财物。安禄山到长安，大怒，便大规模搜索了3天，民间的财产也全部进行抢掠，百姓更加骚动不安。安禄山怨恨他留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杀。便取皇帝的近属霍国长公主、诸王的妃妾、子孙姻婿等100多人全部害死，用来祭祀安庆宗。朝中群臣随从天子走的，诛灭其宗族。

京城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洛阳是陪都，在政治和军事上也很重要。叛军占领长安、洛阳后，整个局势急转直下，朝廷危在旦夕。收复两京对挽救危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肃宗即位后，便图谋收复两京，诏令郭子仪班师。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5万人从河北来到灵武。这时，新的朝廷刚建立，军兵少而且弱。及郭子仪、李光弼全军来到皇帝的行在，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才形成，人民才觉得有所希望。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依旧兼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肃宗检阅六军，到彭原郡时，宰相房珀请求领兵1万人，自己任统帅去讨伐贼兵收复长安。皇帝平常就很重用房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军队开到陈涛时，被贼兵打败，丧师殆尽。刚要进行讨伐，军队就丧失一半，只有依靠郭子仪的朔方军作为国家的根本了。

唐肃宗求胜心切，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吊、女子皆归回纥”的无耻条件，向回纥借兵15万。并且任命自己的儿子李做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他深知李椒也只配当个挂名元帅。恳切地嘱托郭子仪要全力以赴。郭子仪答道，自己准备破釜沉舟，不消灭叛军，以死谢罪。

郭子仪从房官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要收复两京，必须先夺潼关，攻入陕州(今河南陕县)，击溃潼、陕之间的叛军，截断叛军的后路，然后才能直取长安。唐肃宗同意这个意见，命令唐军按照郭子仪的军事部署去奋勇雄斗。

贼将崔乾柘据守潼关。郭子仪在潼关大破贼兵，崔乾柘退到蒲州据守。这时，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曼、司土徐炅、宗子李藏锋等人，被贼兵关押在蒲州，四人密谋等王师来到时为内应。及郭子仪进攻蒲州，赵复等人杀死守城的贼兵，打开城门迎郭子仪进城。崔乾祜逃到安邑，安邑的百姓假装投降，崔乾枯的军队进城门快一半时，城上的悬门落下，打击贼兵，崔乾柘没有进入城门，才得以脱身东逃。郭子仪遂收复陕郡的永丰仓。从此潼、陕之间不再有贼寇抄掠。

公元757年，安史内讧，安禄山被帐下李猪儿杀死。李猪儿幼年时就开始侍奉安禄山。成为阉人后，对他更加亲敬。安禄山反叛后，由于着急上火眼就瞎了，不久又得了疽疾，更加急躁，左右侍奉的人，稍不如意，即被鞭挞。李猪儿被侮辱的次数更多。严庄虽然是亲信，也时常遭到鞭笞奚落，所以二人非常怨恨安禄山。安禄山僭号后，宠幸段夫人，爱她的儿子安庆恩，欲立他为太子。安庆绪颇有所闻，很是畏惧。严庄也怕变难一起对自己不利，便私下对安庆绪说：“君听说过大义灭亲吗？自古就有不得已而为者。”安庆绪暗中晓示说：“对。”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侍奉君上的罪可数吗？不行大事，离死没有多少日子!’’遂与他定谋。至德二年正月初一，安禄山诏见群臣，疮痛很重，草草罢朝。这天夜里，严庄、安庆绪手持兵器在门外把守，李猪儿进入帐下，用刀捅了安禄山的腹部。安禄山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佩刀，手击幄柱呼道：“是家贼!”一会儿肠子溃流在地，随即死了。矫称安禄山传位给安庆绪，仍伪尊他为太上皇。

安禄山死，朝廷想要大举进攻。诏令郭子仪率军直趋京师。军队在谲水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斗，唐军失利，部队溃败。郭子仪退保武功，来到朝堂请罪。九月，随从广平王李做(即李豫)率蕃汉军队15万进攻长安。回纥派遣叶护太子率领J~000骑兵帮助唐朝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太子在宴会上亲近修好，共同发誓要平定国难。郭子仪与贼将安守忠、李归仁在京西香积寺之北战斗，从午时至酉时，斩贼首6万级。贼将张通儒放弃长安，逃到陕郡。第二天，广平王李叔进入京师，城中老幼百万人，夹道欢呼，流着泪说：“没有想到今天又见到官军。”肃宗在凤翔听到捷报，群臣称贺。

郭子仪收复了都城长安后，又奉命率军乘胜东进，攻打洛阳。洛阳守将安庆绪听说唐军前来攻城，慌忙派大将庄严、张通儒带领15万大军前去迎战。叛军在新店(河南省郏县西)与唐军相遇。新店地势险要。叛军依山扎营，居高临下，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

郭子仪趁叛军立足未稳之机，选派2000名英勇善战的骑兵，向敌营冲杀过去，又派了1000名弓箭手埋伏山下，再令协助作战的回纥军从背后登山偷袭，自己则亲率主力与叛军正面交战。战斗打响之后，郭子仪佯装败退。叛军倾巢出动，从山上追赶下来。这时，突然杀声如雷，唐军埋伏的弓箭手像神兵一般从天而降，万箭齐发，无数的箭簇像雨点一样射向敌群。郭子仪又杀了个回马枪。这时，叛军的背后又传来高呼声：“回纥兵来了，快投降吧!”叛军前后被围，左右遭打。在唐军和回纥军的夹击之下，被打得一败涂地。庄严逃回洛阳，同安庆绪一起弃城北走，官军一举收复洛阳。

郭子仪因功封为代国公。不久，郭子仪入朝，肃宗慰劳他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郭子仪顿首感谢。

公元758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北庭行营节度李嗣业、襄邓节度使鲁炅、荆南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滑濮节度许叔冀、兴平节度李奂等九节度使60万军队围攻相州，讨伐安庆绪。皇帝因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国家的元勋，难以相互统属，所以不设立元帅，只用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

从洛阳逃到相州的安庆绪，明知已被唐军困于死地，便以让皇帝位为代价，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率5万精兵杀来。

以九节度使的兵力本来可以一举灭敌，但群龙无首，诸将各自为战，互不统属。鱼朝恩是监督和操纵九节度使最高官职人员，但他根本不懂兵法，不知用兵。这次联军战斗唐军损失严重，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丢掉。

宦官鱼朝恩一向忌妒郭子仪，便把相州失利的责任推到郭子仪身上。唐肃宗不明是非，信以为真，便削了郭子仪的兵权，以李光弼代替郭子仪的职务。

上兀三年二月，河东发生叛乱，杀死统帅李国贞，太原节度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朝廷对此很忧虑。而后辈的将帅没有能力弹压，势不得已，遂起用郭子仪出镇绛州(今山西新绛)。三月，郭子仪辞朝赴镇，肃宗身体不适，没有见一个朝臣。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没有见到陛下，是会死不瞑目的。”皇帝将他引到卧室内，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情，全都委托给卿了。”郭子仪呜咽流涕而出。郭子仪来到绛州，擒拿杀害李国贞的贼首王元振数十人，将他们处死。太原的辛云京听说郭子仪诛杀王元振，也将杀害邓景山的人诛杀，从此河东诸镇将帅皆遵奉国法。

公元762年四月，李豫即位。内官程元振当权，认为郭子仪功高难制，巧行离间之计，奏准罢免郭子仪副元帅之职，让他充任肃宗的山陵使，督工皇陵的建造。

史思明在相州替安庆绪解了围，自认为立了大功，要和安庆绪平分兵权。安庆绪不答应，史思明就把他杀了，吞并了他的军队，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他听说郭子仪被夺去兵权后，于759年五月，从李光弼手中，夺取了洛阳，占据洛阳不久，就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了。

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唐代宗李豫，在危亡面前，不得不启用郭子仪，他任命雍王李适(即后来的德宗)为统兵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又向回纥借兵10万，攻打洛阳。史朝义败走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史朝义的部下田承嗣、李怀仙等见大势已去，遂率部向官军投降。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看到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便上吊自杀。至此延续了7年零3个月的安史之乱才算完全平定。

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国力虚弱。由于讨伐北方叛军的需要，西部的军队，大部被撤走调离。吐蕃乘虚深入内地，大举攻唐，占领了陕西凤翔以西、邻州以北的10几个州。763年十月，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很快打到长安城下，吓得代宗逃到陕州避难。于是，吐蕃兵占领了长安。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当自己的统治工具。纵兵焚掠，长安洗劫一空。

朝廷在没有什么别的御敌之计的情况下，急忙下诏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郭子仪接到诏书时，只有骑兵20人。他从洛阳到武关，才收拾散兵游勇4000余人。到达陕西蓝田时，各路勤王之师才相继到达。为了共赴国难，共雪国耻，收复京城，各路大军都表示愿意接受郭子仪的统一指挥。

郭子仪分析了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后，采取声东击西、虚张声势之计。他派羽林军大将长孙全绪，带领200轻骑，到蓝田城北面，白天擂鼓呐喊，夜晚燃起火把，牵制吐蕃兵力。佯作向蓝田城东进军的姿态。暗中亲率主力杀向蓝田城西。与此同时，他又派遣禁军将领王甫潜入长安，暗中连结京城中的少年豪侠作为内应。郭子仪迅速集中兵力，奋勇攻击，打得吐蕃措手不及。吐蕃兵直向蓝田城东冲杀，扑了空，方知中计，吓得惊惶失措。这时，京城中的内应，此起彼伏高喊：“郭令公(指郭子仪)亲率大军来了!”吐蕃兵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战而走，慌忙逃离。

长安陷落15天，又被郭子仪收复。

自吐蕃入侵后，皇帝的车驾东逃，人们皆归咎于程元振，谏官多次参奏他。程元振心中惧怕，又因郭子仪重立战功，他不想让天子回京，劝皇帝暂且以洛阳为都来避开吐蕃的侵寇，代宗同意了。下诏书多日后，郭子仪听说了，他极为不安，上书代宗，奏疏中说：

长安之地，古代称为天府，右面控制陇、蜀，左面扼守崤、函二关，前有终南、太华的险峻，后有清渭、浊河的坚固，是神明的腹地，王者所都的地方，土地方圆数千，里，带甲之兵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可以出击，无利则可以退守。近来，因吐蕃的侵逼，銮驾到东部去巡行。是因为六军之兵，向来就不是精练的部队，全都是些市肆屠沽之民，他们只是挂个虚名，来逃避国家的征赋，等到驱赶他们去打仗时，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够胜任。也有的人暗中输献财物，以此请求免去军籍。另外宦官掩蔽各地的实情，致使各种政务都荒废了。遂使陛下振荡不安，退居于陕郡。这些都是因为委任的失当，怎么可以说是秦地不好呢!

陛下所忧虑的是京师遭到剽掠，粮食不足，国用缺乏。依臣之见，只要轻征薄敛，抚恤百姓，简选贤才，托付老臣练兵御悔，中兴之功，旬月之间就可有所希望。

代宗看过上表，流着泪对左右侍官说；“子仪尽心于国家，真正是社稷之臣。朕要急早回京师。”公元764年十一月，皇帝的车驾从陕州回宫，郭子仪伏地请罪，皇帝将车停下来慰劳他说：“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便赐给他铁券(免死牌)，在凌烟阁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

亲说回纥 大败吐蕃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社会内部矛盾重重，真是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叛变，屡引回纥、吐蕃攻唐。

唐朝将领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人。安史之乱时，从郭子

郭子仪也曾被任用：

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各地多年未发生战争。军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被叛军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叛军每到一个地方，烧杀掳掠，奸*妇女，强抽壮丁，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使得沦陷区广大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期沉溺于游乐宴饮的唐玄宗由于对这场叛乱毫无应变的准备，事到临头，仓促应战。他急派封常清、高仙芝去东京洛阳募兵抵抗，但洛阳很快陷落。玄宗在盛怒之下，处斩了封、高二将。

在这紧急关头，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朔方(唐方镇名，镇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右兵马使郭子仪被升任为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兵东讨叛军。郭子仪立即亲赴校场，检阅三军，誓师出征。756年四月，朔方军旗开得胜，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败叛军薛忠义，坑其骑兵2000人。接着郭子仪又使别将公孙琼岩率2000骑兵攻击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大获全胜。马邑的收复使东陉关得以重开，从而打通了朔方军与太原军的联系，使安禄山下太原，入永济，夹攻关中之军事行动无法实现。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捷报传到京城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大夫。 朝廷命郭子仪回到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则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这一出击方向的选择无疑是正的。 经郭子仪的推荐，朝廷任命李光弼(契丹人)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分了1万军队给李光弼，送他出征。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口，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奔常山(今河北正定)。史思明闻讯，率5万大军从西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展开激战持续40多天。李光弼消耗很大，寡不敌众，被迫困守。只得派人向郭子仪求援。郭子仪急率军东进，火速驰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合，以10万官军，与史思明会战于九门城(今河北省藁城西北)南，大获全胜。 史思明新败后，又收整了5万叛军，退守博陵。博陵是河北重镇，易守难攻。郭、李两部久攻不下，郭子仪决定退守常山，采取先疲后打的战略，转战歼敌。史思明求胜心切，采取了追踪跟进的策略，企图重创唐军。“我行亦行，我止亦止”。郭子仪将计就计，亲选500精锐骑兵，交相掩护，牵着史思明的叛军疾速北进。史思明不知是计，一连追了3天3夜，追到唐县时，才发现前面只有500骑兵，方知上当，然而已经人困马乏。郭子仪乘其疲惫不堪之机，返军掩杀，大败史思明于沙河，又打了—个大胜仗。 安禄山忽闻败报，心惊胆寒。急忙从洛阳抽调2万兵马，派谢希德北上增缓。又发范阳老巢的精兵万余人，令牛廷蚧南下助战。会合5万叛军准备卷土重来。郭子仪这时驻扎恒阳(今河北曲阳)，他见贼兵兵锋甚锐，兵力大增，欲求决战，仍然实行疲敌战术。加紧修缮防御工事，深沟高垒，严阵以待。“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夜袭其幕”，使5万叛军欲战不能，欲退不可，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特别是郭子仪的扰敌战术，使叛军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当叛军被拖到相当疲劳的程度时，郭子仪对李光弼说：“敌已疲惫，可战。”于是在嘉山(今河北定县)摆开了战场，布好战阵，史思明等叛将也列阵而至，郭子仪指挥得当，唐军奋勇无畏，锐不可当。叛军士气低落，阵势混乱，四处溃逃。史思明见败局已定，吓得慌不择路，坠下战马，丢了头盔，连靴子都跑掉了，光着两脚，拄着一条断枪，逃回博陵。叛军被斩杀4万多人，被生擒5000余人，损失战马5000余匹。郭子仪指挥官军乘胜前进，进围博陵，声威大振。嘉山一战，对军心民心产生极大的影响。河北10多郡，自发集结武装，支援和响应官军，地方军民纷纷诛杀叛兵叛将，归迎唐朝。 安禄山丢失河北，则后方交通线被切断。叛军将士家在范阳者，都惶惶不安，忧虑后退无路。安禄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慌，对他的军师高尚、严庄骂道：“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起兵已经几个月了，后路被郭子仪切断，只剩下汴、郑几州，进退两难，万无一失在哪里？”他和谋士们不得已才考虑出一个放弃洛阳，撤回范阳的计议。 郭子仪在河北的辉煌战绩，扭转了唐军仓卒应战的被动局面，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这时郭子仪提出了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的方略。如果朝廷采纳这个方略，平定安史之乱指日可待。但是，唐玄宗却听不进郭子仪的正确意见，而对杨国忠却言听计从。结果造成潼关失守。叛军从困境中得以解脱，使战局急剧恶化。 当时驻守潼关的哥舒翰是位突厥人。立过许多战功，担任过陇右和河西两镇的节度使。此时由于年老多病，已回长安居家休养。安禄山叛军进逼潼关时，唐玄宗为了借重哥舒翰的威名吓走敌人，就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领兵御敌。哥舒翰推辞不准，只得抱病出征，把军队驻扎在潼关一带。他十分清楚，自己带领的十几万唐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不能打硬仗，守住潼关就不错了。因此采取以守为攻的稳妥之计，潼关守得很好。杨国忠看到哥舒翰兵权在握，怕对自己造成威胁，权势不保，于是插手哥舒翰的作战指挥。杨国忠密奏唐玄宗，派使者催促哥舒翰速出潼关，收复陕郡、洛阳。哥舒翰明知这样蛮干，只能招致失败，可是又不能违抗圣旨，他失声痛哭一场后，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领兵出了潼关。在灵宝县西南中了叛军的埋伏。几场苦战下来，葬送了十几万唐军的性命，哥舒翰被俘，潼关失守。 唐玄宗知长安不保，听信了杨国忠的建议，奔向四川逃跑。第三天，唐玄宗一行走了100多里路，来到马嵬驿。愤怒的士兵杀死了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唐玄宗说：“士兵们杀了杨国忠，不把贵妃正法，他们就无心保驾了。”众怒难犯，于是玄宗不得不忍痛割爱，将杨贵妃赐死。马嵬驿哗变平息下来后，唐玄宗继续向西南逃难。百姓上路拦驾，请求玄宗留下来率领人民讨伐叛贼。玄宗无奈，只得分出2000人马留给太子李亨，让他主持军事，留下来平叛。朔方镇的留守官员劝李亨称帝，以便号令全国。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即位，是为唐肃宗。

说郭松龄是郭子仪的后代，这个除了他们自己家的家谱外没什么证据，而且就中国历代来说，攀附历史名人做祖先也是一种很常见的事。

郭松龄是奉系大将之一，以起兵反奉差点逼的张作霖下台闻名。按照他的家谱记载，郭松龄是唐朝汾阳王郭子仪之后，在明朝时候移居东北，不过这个说法也只能当作参考。

家谱是中国记载一个家族繁衍生息和主要人物的书，应该说在一定时间内，家谱还是可以反映出某个家族的出身和所属关系。不过时间一长就难说了，因为战乱等原因家谱中断或遗失的情况很常见，往往是到太平年间才进行重新编写，其中难免出错，所以时间越长，家谱越不可靠。而从唐朝到民国，历时时间很长，其中经历大规模的战乱都不少，郭松龄的家谱到底有多严谨，这个就很难说了。

而且中国历代攀附名人是一种很常见的事，也就是把忠臣显贵等有良好声誉的名士列为自己的始祖，比如说朱姓很多以朱熹作为先祖，而包姓很多以包拯为祖，甚至有不顾历史名人出身一网打尽的，比如贵州《清河张氏宗谱》将张良、张飞等历代张姓名人都编写了进去。另外还有一种倒过来的情况，就是某个名门没落以后，主动将当时的同姓名人拉进来。比如南宋时的杨沂中（杨存中），深受赵构宠信，死后追封和王。名将杨业的后人因为杨沂中的祖先叫杨信，于是认定和杨业的父亲杨信是同一人，将杨沂中也加入族谱。虽然杨沂中的祖先是儒生，而杨业的父亲是割据一方的大将，不大可能是同一人。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族谱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因此说郭松龄是郭子仪的后代，这个也只能看看，别当真。

辈份的来历

辈份的来历源于族谱的编修。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认同宗是旧汉社会的一种习俗，将姓氏识别为同一个氏族，这种习俗自古以来就存在。

李唐统治者自称老子后，将老子尊为“玄元帝”，五代后唐郭崇焘以汾阳王郭子仪为远祖，西征渡江，祭祀汾阳王墓。掩盖你的非贵族或较低的背景。例如，金代的石乐将石朴引为同一宗族，并以他为据点；梁厚景以侯天为氏，对他很好；五代的罗少伟以著名学者罗寅为舅舅，送给他很多礼物。

为了获得财富，紧紧抓住那些有权势的人。例如，金朝的孙弼和他的表弟时尚、辅助和燕与孙秀一起加入了家族；唐朝的李逵见到大太监李富国时，举行了后人的仪式，并被称为国王的父亲；宋朝的史正之和史浩是不同的。他们崇拜郝，为他们的父亲工作。还有一些人不属于同一姓氏，但与共同宗族一样强大。例如，北周文帝给唐晋姓宇文，宇晋说他兼修，愿意同姓结亲，在后世，“同宗”、主要是由于弱者与强者的亲近。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强者往往与贫困学生交往，他们主动跟随，自称叔叔和侄子，成为同一个家庭。认同宗可以交一个有名的帖子来表明宗族关系，“连宗”必须举行仪式，将人聚集在宗祠里，按照他们的世代写进家谱，然后按照自己的族人和家人的“礼仪”进行交流。这是封建宗法社会中由于权力而相互联系和利用的一种手段。                                                                                                  

 安史之乱 （战争）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战争过程

　　叛军参与将领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安庆绪：安禄山次子。

史思明：其貌不扬，懂六蕃语，与安禄山为同乡。

史朝义：史思明长子。

　唐军参与将领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陈玄礼、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颜真卿、许远、张巡、颜杲卿、鲁炅、张介然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属下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禄山乘铁舆，其属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之声震地。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河北都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太原以及东受降城的人奏报安禄山造反，而唐玄宗仍然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没有相信。

唐廷反击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召来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唐玄宗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且叛军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日渐衰颓，很快就要发生内乱，（那时）再攻打他便可不战而擒。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因此他们二人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二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对郭、李良谋置之不理，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抚膺恸哭。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招揽失散的兵卒，想要继续把守潼关。吐蕃将领火拔归仁带着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来了，请元帅上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马，火拔归仁及众将扣头说：“元帅拥有20万兵马，一场战斗就把他们都抛弃了，有何脸面再见天子？且元帅没有见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吗？请元帅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就把他的腿绑到马肚子上，连同其他不顺从的将领一起投降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崔乾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

长安失陷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突破这两个重镇而直取长安！后来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敌军有了回撤的打算。

但是晚年的李隆基已经利令智昏，不复年轻时代的英明果决。高仙芝和封长清采取固守的正确作战方法，使得远道而来的敌军想速战速决的计划不能得逞，而且潼关作为长安的屏障，也有力的护卫了长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却在李隆基面前说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坏话，诋毁他们与安史叛军相勾结，所以迟迟没有与叛军正面交战，李隆基不经过仔细调查，竟然将二人斩首示众，致使朝廷失去了两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将领！

之后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翰正确的判断了双方的形势，也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而且奸相杨国忠又在鼓动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翰出战，哥舒翰在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不得已带兵出战，最后果然大败，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

唐玄宗所在的长安得知潼关失守后一处混乱。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皇帝到勤政楼颁下制书说要亲征，众人都不信。这天，皇帝的禁军仪仗迁到了大明宫。傍晚，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外面都一无所知。安史大军日渐逼近，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后来行到马嵬坡，六军将士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等人，高力士等人缢杀杨贵妃，旋即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李隆基在得知这一切后相当无奈，毕竟不是自己愿意退位的）

经过左藏，杨国忠想毁掉这些财宝不让贼兵得到，唐玄宗说：“贼兵得不到财宝就会搜刮百姓，不如把它们留给贼兵。”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

　　马嵬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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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日，唐玄宗一众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愤怒，陈玄礼认为杨国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请李辅国转告太子想杀杨国忠的意图。这时吐蕃使者正率领20多人围堵杨国忠，抱怨没食物。有官兵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骑着马逃到西门，被众人杀死肢解，头被枪挑着竖在驿站门口。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魏方进被一并杀死。国忠妻裴柔同及儿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陈仓被县令薛景仙杀死。陈玄礼及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贵妃。高力士劝说玄宗保军心安定，杀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此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北上灵武。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长安失陷，君储逃亡，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肃宗即位

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为朔方诸将所推而自行登基。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充朔方节度使；李光弼被封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奉诏讨伐叛军。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睢阳之战

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至十月，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是抗击、牵制安禄山叛军的著名城市攻坚战，史称“睢阳之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人南下，尹子奇为安庆绪手下之名将，率领大军扫荡河南，此时河南城镇纷纷陷落，惟有军事重镇睢阳未陷（睢阳即今商丘县地内）。睢阳太守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因宁陵城小，难以抵强敌，故张巡率兵3000自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入睢阳，与许远合兵共6800余人。尹子奇全力攻城，张巡率领将士，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叛军20余次进攻，连续战斗16昼夜，共俘获叛军将领60余人，杀死士卒2万余人，守军士气倍增。许远因张巡智勇兼备，于是自己守城，将作战指挥交张巡负责，自己担负调运军粮，修理战具等后勤保障工作，战斗筹划都出于张巡。两人密切配合，使叛军久攻不下，只能围而不攻。

睢阳之战，张巡从757年1月开始，到757年10月陷落，最后，终因病饿力竭，寡不敌众，城被叛军攻破，张巡及其部将36人遭杀害。苦撑了十个月，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个月之久，保江淮免于战乱十个月。而睢阳之战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以不足万人之众，屡败贼兵，无一败仗，杀伤贼兵十几万人，而敌首领也非无能之辈，这从尹子奇被张巡射瞎一目，而又因为壮其义、爱其才，欲要招降张巡，可见不一般了。睢阳之战，尹子奇为报屡败损目之仇，使安庆绪前后大兵几十万人被张巡所牵制。如此方使唐朝能够反攻、使郭子仪能够从容收复两京。

当时，朝廷仅剩下长江、淮河流域的赋税支撑着，睢阳位于大运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镇，如果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张巡、许远守睢阳，兵力最多时也不满7000，前后400余战，竟然歼灭叛军12万人。睢阳坚守10月之久，在此其间朝廷不断地得到江淮财赋的接济，已完成了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前一个月已收复西京长安，在睢阳陷落后10天又收复了东京洛阳，叛军再也无力南下。唐朝天下得以保全，全仗睢阳坚守10月之久。

　安禄山被杀

安禄山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