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王姓名人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25浏览：4收藏

历史上的王姓名人,第1张

1、王羲之

（东晋时期书法家）编辑讨论21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

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2、王勃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文学家。

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

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

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

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

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

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

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3、王昭君

王昭君（约公元前52年—公元前19年），名嫱，字昭君（一说昭君非表字），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

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王明君。

王昭君是汉元帝时期宫女，后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

王昭君维护汉匈关系稳定达半个世纪之久，“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

4、王维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

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

唐朝著名诗人、画家。

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

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

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

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

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

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

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

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

著作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

5、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

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

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

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

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

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白被誉为诗仙；

杜甫被誉为诗圣；王维被誉为诗佛。

1、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2、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3、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扩展资料：

王维诗歌中借景寓情，以景衬情的手法，使他写景饶有余味，抒情含蓄不露。如《临高台送黎拾遗》：“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写离情却无一语言情而只摹景物。《送杨长史赴果州》：“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既是景语，也是情名，将道路的荒凉之景与行者的凄楚之情融为一体，自然、含蓄而又回味深长。

在王维的诗歌中，有不少采用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而且往往显得自然流畅，蕴藉含蓄。比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关怀体贴之情溢于言表。

王维写情之处妙处还在于对现实情景平易通俗的描写中，蕴含深沉婉约的绵绵情思。其《相思》一篇，托小小红豆，咏相思情愫，堪称陶醉千古相思的经典之作。

泰山石敢当

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要禁压不祥之俗，在民间甚为流行。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 石敢当 ”条中引用了史游的《急就章》及颜氏注，完全同意颜氏的说法。颜师古对石敢当的解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我们知道，《急就章》是当时的儿童启蒙识字书，若据颜注，石敢当就是姓石的那个人所向无敌，除非姓石的那个人当时名声很大，否则儿童很难接受其说，教书先生也很难讲解清楚。我们遍查古籍，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位汉代以前的名声很大的无敌英雄石某某，近现代学者邓尔雅指出。石敢当一语。出《急就章》，本无其人，后人特就文意石敢当以为喻而已。”（《民俗》41－ 42期合刊）宗力。刘群二同志亦认为：“西汉史游《急就章》有句云：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以为石乃姓氏，敢当为所向无敌。说者谓石敢当碑即取所向无敌之文。以镇，此说稍差强人意，然犹未尽。古语中此类语汇甚多，何故专取于此（《中国民间诸神》）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石敢当是五代汉时的勇士。明人陈断儒的《群碎录》云：“五代汉刘智远时，有勇士名石敢当，其慕古人名以自表见耶？仰即其人与？”杨信民的《姓源珠玑》亦讲“五代刘智远为晋祖押衙，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遇于卫州。智远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槌侍。晋祖与愍帝议事，智远拥入，石敢当格斗而死，智远尽杀帝左右，因烧传国玺。石敢当生平逢凶化吉，御侮防危。故后人凡桥路冲要之处，必以石刻其志，书其姓字，以捍居民”。

我们认为，石敢当之石碣（碑）与五代勇士石敢无关，理由有二：

（一）遍查旧、新《五代史》，有名石敢而无名石敢当者，亦没有把勇士石敢尊为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据《旧五代史·高祖本记上》记载：“应顺舍，晋高祖镇常山。唐明宗召赴阙，会闵帝出奔，与晋高祖相遇于途，逐俱入卫州，泊于邮舍。闵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铁槌立于晋高祖后。乃有变，敢拥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帝率众尽杀闵帝左右，逐免晋高祖于难。” 再据《新五代史·汉本纪要第十》记载：“ 潞王从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镇州朝京师，遇愍帝于卫州，止传舍，知远遣勇士石敢袖铁槌侍高祖以虞变。高祖与愍帝议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远拥祖入室，敢于左右格斗而死，知远即率兵尽杀愍帝左右，留帝传舍而去。”旧、新《五代史》记载虽然文字上稍有出入，但勇士系石敢而非石敢当则是一致的。

（二）石敢当在西汉史游的《急就章》中已见到，莆田县曾出土唐大历五年的“石敢当”石铭，据此，石敢当早于五代之勇士石敢明矣。清代学者翟灏在《通俗编》里也曾明确指出石敢当与五代之石敢无关：“据《五代史》，刘知远为晋押衙，高祖遇唐愍帝于传舍, 知远使勇士石敢袖锤侍高祖以虞变，谓植石所镌取此，即大历有镌之者，断知此说非矣。”

第三种说法是把“泰山石敢当”说成是“大夫”（即医生）。《茶香室丛钞》卷十记载：“国朝王渔洋山人王世祯）《夫于亭杂录》云：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北人谓医士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按：此五字南中有之，而无医病之说，亦无大夫之称。”单就这段文意即知，泰山石敢当为大夫的说法流传并不广，仅止于北方，而南中皆无。北方何以流传泰山石敢当为大夫之说，考其渊源，是流传已久的石敢当可降妖镇邪的演绎。在流传泰山石敢当可以治病时，恐怕已没有人考究其是人是神还是什么东西，不然，何以讲“能暮夜至人家医病”而不讲白昼亦能入人家行医？

据查阅文献资料及在泰安市境内的调查可知，凡刻（书）“ 石敢当”（或“ 泰山石敢当 ”）之类者，多用石质材料 ,而用其它材料者较为少见。1988年，在肥城县发现12处刻（书）“泰山石敢当”或“泰山石镇宅”者，除两处新房子是书写在墙壁上的以外，其它10处均是刻之于石的。立（砌）石刻“石敢当”之类语言的基本作用是什么呢？诸如莆田县出土的唐大历五年石铭云：“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是也。其它作用都是这种基本作用的引申或演义。“ 石敢当 ”三字中有“石”字，石敢当刻于石上，其作用是厌殃镇邪，从其深层内涵上考察恐不无内在联系。汪宗衍先生《石敢当》一文中谓：“《淮南·万毕术》云，‘丸石于宅四隅,则鬼无能殃也 ’,庚信《小园赋》，‘镇宅以埋石’。吴兆宜注《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民俗》86－89期合刊）。王成竹先生认为，这很可能是石敢当的由来。同时王先生又指出： “就石敢当三字字义讲，盖即石可当其冲也。故镇于庐舍，墙隅街衢巷门前直冲之处也。”（《中国民间诸神》）宗力，刘群二同志认为王成竹的见解“颇有道理”，并进一步指出：“ 宋庆历中所发现之唐代石铭（指莆田石铭），非如后代小石碑，而是埋于宅基下, 与上引镇宅之石颇相类。实际上，此即古代灵物崇拜之遗俗,以石为灵物,赋予辟邪镇鬼之神力埋于宅下，后又借用“石敢当”句，以壮声威。即如近代简化为小石碑，小石人，实亦视为辟邪之灵物耳。”（《中国民间诸神》）宗力、刘群认为石敢当是“古代灵物崇拜之遗俗”，极有见地，稍感不足的是没有展开论述。

灵石崇拜是一种十分原始且流行广泛的宗教习俗,它形成于史前社会,阶级社会有其习俗延续。灵石崇拜与祭天、祭地、祭山川、祭祖祈育及避邪厌殃等都有一定渊源关系。这里我们仅就与“石敢当”有一定的关系的，具有避邪厌殃作用的灵石崇拜作一番探讨。“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某些岩石所具有的奇特形状、颜色或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都可能被古人赋予灵性。台湾当地土人称神石为“石头公”，把它看作是保幸福、避妖邪的对象。我国羌族地区，流行有白石崇拜。关于白石崇拜的由来，羌人的传说：古人羌人和戈鸡人战争，不能取胜。当时有神梦中指示羌人，要用白石作武器，才能战胜戈鸡人。羌人如言而行，果然得胜。但不知此人的形象如何，便以白石代替以供奉之。非洲尼日利亚农村给神石供奉食物以求治病。新几内亚有一种神石，土人认为石里附有精灵，流通影响他物，如放在园圃内，即能增加收获。以上所引均为民俗学资料，就考古学资料来看，也不乏例证，甘肃永靖秦家齐家文化墓地，有不少墓随葬石块，石块有大有小，多呈白色，石块放在死者头部可或身体两侧，有的则围绕在死者一圈。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葬式，大都有石块随葬，少者五，六块,多的达105块。广西南宁地区的史前墓葬，如西津和长塘的不少墓中，流行着用一、二块未经加工的片石随葬,石块多放于死者头部, 有的墓则在人骨周围用石子圈起。1945年春，夏鼐先生在甘肃临洮寺洼发掘两座墓葬，都有大块砾石随葬。另外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的部分史前墓葬，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的部分墓葬也有石块随葬。值得指出的是，在史前墓葬中或在同一墓区中，随葬石块者总是少数，说明墓主人很可能是非正常死亡，墓葬中随葬的石块很可能是灵石，其目的是借助灵石来镇墓驱邪，防止死者变成厉鬼作。下面我们再回到石敢当的探讨上来。西汉史游的《急就章》有“ 石敢当” 之语，唐颜师古有注。前已指出，颜氏注“石”为姓不妥。石敢当的真正含义应当解释为“ 盖即石可当冲也 ”。即灵石可以避邪厌殃抵当一切。石敢当避邪厌殃之俗也可以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找到旁证：“河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暑热行疲, 顿息石人下小暝，遗一片饵去，忽不自觉。”此事被路人哄传, 说“ 石人能治病, 愈者来谢之”。又说“头疼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其腹 ”，“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故尊那墓前石翁为“贤士”。显然这是人们把石人作为避邪治病象征的一例。这里附带讲一下，泰山山顶碧霞祠院内两通碑，俗称御碑，至今有用硬币摩碑防病之俗。摩碰御碑者口念道：“ 御碑摩,御碑碰,摩碰御碑不生病。”此俗与上述应劭所记有相似之处，宋仁宗庆历年间，莆田县出土的唐代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石铭云：“石敢当,镇百鬼厌，百殃,官吏福, 百姓康，风教盛,礼乐昌。”此石铭原埋于宅下，其镇宅之意不言而喻。明清以后，用“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镇宅或镇巷陌桥道之要冲颇为盛。《通俗编》引《继古丛编》云： “ 吴民庐舍,遇街衢直冲，必设石人或植片石，镌石敢当以镇之。”袁枚的《随园随笔》亦载：“镌今俗为厌胜，树一石于庐所，曰‘石敢当’。“本世纪二十年代邓尔雅先生调查：“粤俗随地有泰山石敢当石刻。大抵其地有鬼物为崇或堪舆家以为形势而弗利居民，借此当煞气耳。以上所引的资料多属南方，其实北方亦然。前文引清代王渔洋山人（即王世祯）语“齐鲁之俗，多于村落巷口立石，刻泰山石敢当五字”可证。枣庄市底阁曾发现一块奇特的岩石，呈红色，高11米,宽0．65米，厚0．35米，上刻有“镇宅煞鬼，隆庆二年立”字样。隆庆是明穆宗朱载后的年号,隆庆二年即公元1568年。肥城县张庙村亦有“泰山镇石宅”小石碣发现。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有关石敢当之习俗，是古代灵石崇拜之遗俗，其作用，无论在何处，主要是避邪厌殃。

或许读者注意到，上述所引资料，有“石敢当”，亦有“泰山石敢当”，而较早的资料只讲石敢当而没有涉及到泰山石敢当，有“石敢当”亦有“泰山石敢当”，而较早的资料只讲石敢当而没有涉到。那么“泰山石敢当”出现及流行于何时呢？“ 泰山石敢当 ”，与“石敢当”又是什么关系呢？邓尔雅先生收集的一侧民间故事讲：相传康熙年间，将军拜音达礼年，以邸中东廊与浮图相向，居者辄不利。适道出江西，因诣龙虎山,乞张真人厌胜之术,甫就坐有赭衣道士跌坐盈西，真人指谓将军曰：“祈此师可也”。因礼拜之。道人曰：“此宅煞细故，以大字镇之当吉。”索纸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款著纯阳子书。将军惊谢，旋失道士所在，真人曰：“本日纯阳师值殿，公幸遇之，福缘无量哉。”遂奉发南归。勒石东廊，字径逾尺。见者咸谓出入虞褚间。

宗力、刘群同志提供的广东徐闻县民间传说谓：

康熙年间,数任知县皆到县不几日，即卒于任上。某黄知知其事，携一风水先生同赴任。先生察明系本县一座宝塔之影正落于县太爷公座之上，诸官皆因不能经受宝塔之压力而死。遂于县衙前立石碑，刻“泰山石敢当”五字，谓泰山之力可敌宝塔。此后遂无事。这两则民间故事虽然讲述的有所不同，但有其共同点：一是故事均发生在清康熙年间，二是皆以泰山石敢当镇邪。又清初人王世祯（1634年－1711年）谈齐鲁之俗时也涉及到“泰山石敢当”。据此可知,“泰山石敢当”流行于清初,其出现时间可能早至明代。石敢当前加泰山，其用意是借泰山之力以增威。泰山之泰字，古为“太”，也就是“大”，广意的太山就是大山，大山可以压妖镇邪,在古代神话故事传说中屡见不鲜。如《西游记》中的孙猴子（孙悟空），就曾被如来压于五行山下五百年。狭义的太山（大山）是指今泰安市境内之泰山。泰山巍峨高大,为历代帝王封禅告祭之所,是一座神圣的山。汉武帝刘彻赞叹泰山“高矣，极矣，大矣, 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明太祖朱元璋谓泰山“根盘齐鲁兮，不知其千百里；高耸入云兮，不知几千万仞”。泰山有无量的神威不言而喻，因而在避邪厌殃的石敢当前加泰山以期再增威力不难理解。

明清以后，直至今天，关于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传说甚多。我们手上掌握的这类民间故事传说，除邓尔雅先生收集的一则及宗力、刘群同志提供的一则外，见诸于文字的还有十余则，分别载于近几年出版的《泰山传说故事》（简称《传说故事》）、《泰山民间故事大观》简称《大观》）、《泰山民间故事》简称《民间故事》）、《泰山传说》简称《传说》）、《泰安风物》（简称《风物》）等书。

前文所引邓尔雅先生收集的及宗力、刘群同志提供的两则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传说，都把石敢当作“石”为基本出发点，它流行的时代虽然不算早（清初），流行地区也不算广泛，但就这两则民间故事传说的深层内涵而言，其来源是古代灵石崇拜的遗俗——石敢当镇邪厌殃意义的发展。莆田县出土的石铭，特别是石铭中 “ 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数语，对这类民间故事传说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这是正宗。另一类是关于降妖治病型的民间故事传说，它是把石敢当当作“人”为基本出发点。《大观》所载“驱妖型”二篇，驱鬼型一篇（为降妖治病类的变型）以及《传说故事》所载的石敢当传说，都可划归此类。这类民间故事传说多讲石敢当，既勇敢且又为鬼妖缠身的人治病，显然与清人王世祯所讲的北方人谓石敢当为“石大夫”有关。此类民间故事虽然把石敢当作为人看待但所述故事的深层内涵与作为灵石崇拜的具有镇邪厌殃作用的石敢当不无关连。

第三类是将石敢当附会于五代勇士石敢的民间故事传说。如古月同志整理的《石敢当》（载《风物》）、鲁岳同志整理的《石敢当》（载《传说》）都是如此。宝君、秋水同志整理的《泰山石敢当》（载《民间故事》）言石敢当原名“石钢”，被送外号“石敢当”。显然石钢之是五代石敢之转音。此类民间故事传说均讲石敢当英勇无敌除暴安良。认为石敢当与五代勇士石敢有关者，明清以后不乏其人，清人金綮编修的《泰山志》也讲：“石敢当乃五代时勇士……袖铁槌侍高祖，遇变，遂于左右格斗而死。稽宅经须避方煞，故取名石敢当耳。”石敢当与石敢虽然是两码事，但就石敢当可抵当一切及石敢当英雄无敌而言，多少还是有一点联系的。

第四类关于泰山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一是泰山与石敢当为两挚友型，二是唐太宗被泰山石阻挡型（见《大观》）。挚友型讲泰山与石敢当原为同窗好友。泰山家庭富裕，学习刻苦，考中了举人。而石敢当不但什么也没有考取，反而落到“独自一人在外过流浪生活”。有一次石敢当讨饭到泰山府，被泰山留住府上，一直以礼相待。数年后，泰山因公务外出，半年未归，石敢当自尊心很强，以为自己住的时间长了，泰山故意躲起来不见，故“永别了”。泰山办完公务回府后，听说石敢当死了，万分悲痛，也自尽了。因为泰山与石敢当情同一人，死在一块，后人纪念他俩，将泰山与石敢当的名字合在一起，即“泰山石敢当”。这则民间故事传说所述侠义之士者，泰山也，而石敢当似乎还是一位胡乱猜疑的小人。“阻挡型”讲：唐太宗骑马上泰山，到回马岭时，一看到马蹄盘，实在上不去了，他又好奇，非上不行，结果绕着道走，临走时说了一句：“我从长安来，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没有挡住我的，偏偏让泰山石把我挡住了。”借这个音，叫起了“石敢当”。查新、旧《唐书》，唐太宗李世民根本没有到过泰山，当然就更谈不上骑马上山被泰山石阻挡事了。这两则民间故事传说所述所谓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与石敢当的真实由来及内涵、作用差距甚大，与广泛流传的一系列石敢当的民间故事也大相径庭。笔者曾访问过泰山一带的许多长老，均无人知晓何时何地曾流传过这些民间故事，这是否有编造之嫌呢？

综上所述，石敢当是古代厌殃避邪类灵石崇拜之遗俗，与“人”无涉。西汉史游《急就章》中“石敢当”之语，应释为灵石可敌当一切。其后无论是莆田出土的唐大历年间之石铭，还是在桥头巷口要冲及宅舍立植（或埋）“石敢当”之石，其意一也。至于石敢当之前加泰山（即泰山石敢当），始于明代，流行于清代，达于今日，其意为借神圣的泰山以增石敢当之威力。关于石敢当的种种民间故事传说，在深层内涵上，有与石敢当的有正含义一致，有的部分相关，有的则完全不同。与历史真相有一定距离的民间故事传说之所以能够形成，自有其这样那样的原因。但近来有的同志借整理民间故事传说为名，凭着想象，再加编造，使之离历史真相更远，就未必可取了

近代有王若飞,王稼祥,王首道,

现代有王蒙,王小丫,王刚,

古代有王昭君：（公元前～世纪中叶），名嫱，字昭君，汉族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落雁。

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画家，外号“诗佛”。

王昌龄：（公元698～756年），字少伯，汉族。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王倪：伏羲和黄帝曾与王倪论道王倪是啮缺的老师，王倪论道道及天边，智达宇际。

王子成父：齐国大夫，累迁大司马，为齐恒公手下一员大将。因败赤狄功在周王室，被周定王赐姓王氏。为琅琊王氏开祖。

王子乔：被奉为“王氏的始祖。”王子乔是黄帝的四十二代后人，又名晋，字子乔，周灵王的太子，人称太子晋。史载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十五岁以太子身份辅佐朝政，灵王重之，诸侯从之。师旷见太子晋后，对其称善不已。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纵横家的鼻祖。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四大弟子闻名于世。

王斗：齐人，稷下先生，约活动于齐宣王时期。齐宣王以为贤，于是举荐贤士五人做官，齐国大治。

王绾：战国末年，秦国的丞相。

王龁：号信梁，战国末期秦国大将，经历三代秦王，为秦国宿将。王翦

王翦：姬姓，王氏，名翦。战国著名军事家，秦大将军，始皇师之，因功著晋封武成侯，同时也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王贲：王翦之子，秦代名将，与其父同为秦灭六国战争中的主要将领。

王陵：（公元前？～前181年），西汉初大臣。沛县(今江苏沛县西)人，以功封安国侯，官至右丞相。

王莽：（前45～后23年），新王朝的建立者，公元8——23年在位。

王充：（公元27～约96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著名哲学家。

王符：（约公元85～162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著名思想家。

王粲：(公元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王平：（公元～248年），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三国时期蜀汉将领，有谋略，是蜀汉后期名将。

王肃：（公元195～256年），字子雍，东海郡郯人。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

王浚：（公元206～286年），字士治，弘农湖县人，西晋著名军事家，曾指挥伐吴的战争，大胜。

王叔和：（公元210～280年），名熙，山东邹城人。晋朝人，魏晋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医书编纂家。

王祥：（公元185年～269年），字休征，祖籍琅琊临沂人，历汉、魏、西晋三代。仕晋官至太尉、太保。以孝著称，为二十四孝之一，“卧冰求鲤”的主人翁。

王导：（公元276～339年），字茂弘，祖籍琅琊临沂人，东晋初年的大臣，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谥号：“文献”

王廙：（公元276～322年），字世将。祖籍琅邪临沂人。东晋著名书法家、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屈指可数的音乐家。王羲之

王羲之：（公元321～379年或公元303～361年）：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琊临沂人，晋代大书法家。与其子王献之在书法上，称：“二王”

王徽之：（公元338～386年），字子猷。祖籍琅邪临沂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

王献之：（公元344～386年），字子敬，祖籍琅琊临沂人，晋代书法家、诗人，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

王珣：（公元349～400年），字元琳，小字法护，祖籍琅琊临沂人，晋代书法家，著作《伯远贴》。

王僧虔：（公元426～485年），字简穆，祖籍琅琊临沂，南北朝时期人，仕宋、齐两朝，书法家，官至尚书令。

王猛：（公元325～375年），十六国时期苻坚的丞相。

王通：（公元584～617年），字仲淹，隋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代大儒，卒谥“文中子”。

王勃：（公元649～676年），唐代诗人，唐初四杰之首。

王之涣：（公元688～742年），唐代诗人，《登鹳雀楼》久传不衰。

世称王龙标，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存诗一百七十余首。

王冰：（公元710～804年），号启玄子，曾任唐代太仆令。著名医学家。

王孝通：中国唐代算历博士，著名数学家，著作《缉古算经》。

王仙芝：（公元？～878年），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

王显政：五代时期著名孝子，蒲城义门王氏先祖，家有资财，乐善好施。

王全斌：（公元908年～976年），五代至北宋初将领。并州太原人。曾在后唐、后晋、后周为将。

王旦：（公元957～1017年），北宋名相。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官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天禧元年九月，王旦病逝，册封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仁宗即位后，为其立碑，并亲笔御书“全德元老之碑”。欧阳修奉旨为其撰写碑文，苏轼为王氏宗祠撰写了《三槐堂铭》。

王曾：（公元978～1038年），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科状元。取解试、省试、殿试皆第一，成为科举史上“连中三元”的状元。官至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卒谥“文正”

王惟一：（公元987～1067年），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神宗宰相。

王诜：(公元1036～1093年），字晋卿，北宋太原(今属山西)人，中国古代著名画家。

王重阳：（公元1113～1170年），北宋人，金道士，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

王约：（公元1252～1333年）元字彦博，号豫斋，赠文定公、梁国公，为仁宗帝儒师，任太子詹事、河南省右丞、集贤大学士，官荣禄大夫。工文辞，精蒙语，世称元初“鸿笔”，官历七朝五十余年，为元代名臣，深为元廷敬畏。条定《大元通制》，著有《潜丘稿》《史论》《高丽志》。

王实甫：（公元1260年～1336年），字德信。河北省定兴县究室村人。元代戏曲伟大戏剧家。中国著名剧作《西厢记》的作者。

王祯：（公元1271年～1368年），字伯善，元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中国古代农学、农业机械学家。

王冕：（公元1287～1359年），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会稽外史等。

王蒙：(公元1301～1385年)，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朝著名画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名世：（公元1567～1646年），明代人，武科三元及第。字史可，号翼宇。时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 “三绝”。

王铎：（公元1592～1652年），字觉斯，号嵩樵，别署烟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博学好古，工诗文。好古博学，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以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

王锡阐：（公元1628～1682年），字寅旭，号晓庵，又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明末清初历算学家，精通天文地理。

王士祯：（公元1634～1711年），原名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

王时敏：(公元1592～1680年)，明末清初画家。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江苏太仓人。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并称四王，外加恽寿平、吴历合称“清六家”。开创了山水画的“娄东派”，居清初画家“四王”之首。

王文治：(公元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南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清代文学家、书法家。工诗、书，书法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

王鼎：（公元1768～1842年），字定九，号省匡，陕西蒲城西街达仁巷人。清朝著名水利专家、政治家，曾任道光皇帝老师、军机大臣、林则徐老师，因反对朝廷重用琦善而尸谏。

王渔洋即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他年少才丰，于诗词、文赋无所不擅。

清初，王士禛以初露头角的青年，写了四首看似寻常的《秋柳》诗，却得到很多人的和作，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应有特殊的“魅力”在起作用。王氏《蚕尾续文·菜根堂诗集序》说：“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一作“千”）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自撰《年谱》：“顺治十四年丁酉，二十四岁。八月，游历下，集诸名士于明湖，举秋柳社。……赋《秋柳》诗四章，和者数百人。”“秋赋”，指秋季省会乡试举人。王氏已先在顺治八年辛卯十八岁时中举，十二年乙未二十二岁时进士会试中式因故来参加殿试（十五年补殿浅成进士）。这次他自己没有参加乡试，只是秉乡试之机，邀集一些应试者在济南大明湖为秋柳诗会。他上面说的都只是咏柳之事。但诗的《自序》说：“昔江南王子，感落叶以兴悲；金城司马，攀长条而陨涕。仆本恨人，性多感慨。寄情杨柳，同《小雅》之仆夫；致托悲秋，望湘皋之远者。偶成四什，以示同人，为我和之。”王子，指梁简文帝萧纲，其《秋兴赋》云：“洞庭之叶初下，塞外之草前衰。”金城司马，指东晋桓温，曾为大司马。《世说新语·语言》：“桓公（温）北征，经金城（属今南京市），见前为琅琊（太守）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寄情二句，《诗经·小雅·采薇》写遣戍役夫事；以“仆夫”称役夫，则见接连的下一篇《出车》诗。《采薇》宋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致托二句，用《楚辞·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兮澧浦。搴汀州兮杜若，将以遗兮选者。”虽极力写得掩抑婉转，而诗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感，非专为咏柳而作，也显然流露。当时和作者之多，必不乏窥见作者用意而引起共鸣的。

处于满族方奠统治基础的清初，民族矛盾深受忌讳，沧桑易代最关敏感，“文网”之祸大为可畏。作者下笔时，想早有预防，在句中多留辩解地步。王氏的外甥朱晓村为了宣扬此诗是为南明“故伎”而作，特为画图张挂，并作跋文。高丙谋《秋柳诗释》引朱氏跋文：“（诗）为明福藩故伎作也。伎，洛阳产，后随至金陵。鼎革后，流落济南，每于酒筵客座，谈及当年旧事，因叹人生无常，秾华易谢，故托秋柳以寄意云。“徐嘉《顾亭林诗笺注》，引唐葆年的话，更明指：“盖为郑妥娘作也。妥娘，福藩时歌伎，鼎革后，流落济南。且当时在座者姐妹二人，故有桃根、桃叶之句。晓村先生实为新城城王氏之外甥，寿逾古稀，多所见闻。”朱氏所为，当为王家避祸而散出的“烟幕”，但王氏自己亦先为此“烟幕”而预留“地步”，故诗篇作此解释既然可通，内容亦有近似，自然可以引起一些人的相信。

后来王氏作诗的用意，逐渐引起更多人的猜测和指陈。李兆元《渔洋山人秋柳诗旧笺》、郑鸿《渔洋秋柳诗笺注解》，都指出此诗是“吊明亡之作”，虽然字句间具体的理解，互有出入，未必尽合；但主题的掌握应该是正确的。清末张之洞《济南杂诗》之四自注：“山东巡抚署，为明济南王故宫，引济水贯其中。王渔洋《秋柳》诗，为故王作也。”陈衍《石遗室诗话》曾引之。按济南王始封者为英宗第二子，崇祯间嗣王由枢在清兵下济南时被执。其事未关大局，不易引起王氏那样为之张皇咏叹；且于词句亦较难绾合，故不具论。

王氏《秋柳》诗的主题，感慨明亡而不指斥清朝；且认为当时遗民志士的抗清行为，难以成功，不应继续。其形式，表面上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咏物诗，暗中却为寓有深意的“比兴”之作。其“比兴”，又故意写得婉约浑涵，使人可以作多种的想象与理解，以“多义性”使人不易坐实主题。王氏及身不曾以此诗遭“文网”之祸；据管世铭《追忆旧事》诗注、陈康祺《郎潜纪闻》、郭则澐《十朝诗乘》所载，直到乾隆朝还有人举发其诗的“连碍”，“疏请禁毁”，也没有得到请廷的批准执行，原因就在于此。现按原诗次序，简述其“多义性”表现于下。

秋来何处最消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第一联。赋柳：说秋天最引人消魂的，莫过于“西风残照”中的“白门”杨柳。白门是建康城西门，故址在今南京市。古乐府《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李白《杨叛儿》：“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金陵白下门留别》：“驿亭三杨柳，正当白下门。”比兴：在大明湖咏柳，不直写湖边之柳，忽跳写“白门”之柳，一则“大明”二字，怕直触忌讳；二则明太祖之兴与弘光朝之亡，皆在南京，正是主题指向所在，何况李白《忆秦娥》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更好借为凭吊千古兴亡的点睛之笔，使一起便涵盖题面。

第二联。赋柳：说往日春天，有参差燕影，随柳条而上下；今日秋天，燕子不来，它只有独自笼罩在晚烟中的憔悴之痕了。《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沈约《阳春曲》：“杨柳垂地燕差池。”比兴：李兆元《旧笺》、郑鸿《析解》，都以为上句的“燕影”写明成祖以燕王继位，迁都北京，重开盛业；下句则写南都亡国景象。此解或有“穿凿”过甚过实之嫌，只以杨柳的盛衰，象征明室的兴亡，也已自然叩题了。以后有类似情况也可只就大体上活看。

第三联。赋柳：说可供陌上行人系马、村中栖乌托身的杨柳，到了秋天，景象萧条，也不免使人有“愁生”、“梦远”之慨了。李白《广陵赠别》：“系马垂杨下”。“杨柳可藏藏鸟”，已见前。但《黄骢曲》的典故，似乎离得太远，有勉强“凑合”之病。《乐府杂录》：“《黄骢叠》，（唐）太宗定中原所乘战马。后征辽，马，上叹息，乃命乐工撰此曲。”乌夜村，《渔洋精华录》徐夔注引《舆志》：“海盐南三里有乌夜村，晋何准所居也。一夕群乌啼噪，准适生女。他日，复夜啼，乃（东晋）穆帝立女为后之日。”比兴：李兆元、郑鸿皆谓上句以唐太宗喻明太祖开国之盛；下句思念明太祖贤明的马皇后，李氏又谓相反的也可喻郑贵妃（弘光帝由崧的祖母）一类不贤后妃。则上句看似拙劣的用典，实际上却是用得最为工巧了。王氏此诗，善于表现其“多义”，用典多有似拙而巧、似泛而切处，下文还有例子。骤观不加细察，便容易误高妙为疵病了。

结联。赋柳：用下文典故，王维《送元二使西安》：“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把宋句反复歌唱，世称“阳关三叠”。又《世说新语·任诞》：载晋桓伊在南京为王徽之吹笛“三弄”事。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比兴：郑鸿《析解》：“或谓以玉关借指山海关吴三桂之事。余谓不然，盖指宁武失守，周遇吉阵亡。李自成虽大事屠戮，而城中无一降者。”

屈向邦《粤东诗话》释此诗，则谓“愁深”句，“指四镇中黄得功也”；“梦远”句，“指福王童妃也”；“玉关”句，“指孙白谷（传庭）潼关之败也。”若谓写“歌伎”，则起二句言其出身秦淮伎院；后六句则写秦淮所在地南京及歌伎的盛衰飘零。美人弱质，以柳相比，原为常事，不必一一指实，也无格难通的地方可以指摘。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

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

空怜板诸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

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第一联。赋柳：说秋天“涓涓凉露”要结成霜的时候，万千柳条正随风飘拂于池塘的岸边水上。《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刘禹锡《杨柳枝词》：“千条金缕万丝。”比兴：李兆元《旧笺》：“此为福王（弘光帝）作也。首句虚写南都将亡之象，次句比福王之不能自振也。”郑鸿《析解》：“次章专指弘光君臣也。首二句言君既昏庸，臣下虽多，半是阿谀苟容之辈，纯是一派衰颓气象。”

第二联。赋柳：以“青荷”、“黄竹”作衬托。何良俊《世说补》：“江从简少时有文情，作《采荷讽》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陈后主《三妇艳》：“中妇临妆台”。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可作女儿箱。一船使两桨，送儿还故乡。”这两句所用典故，与柳无直接关系，突兀插入，好象生硬凑合，也是为人诟病的主要例子，其实作用很为奥妙。比兴：李兆元《旧笺》：“三四句指马（士英）、阮（大铖）辈，言辅助之无人也。莲为君子花，而但余青荷，有群小在位、君子消亡之意。中妇镜，刺其昏暗不能补益君德也。竹亦应有劲节，而无如竟成黄竹，只可供女儿箱之用，刺其以声色奉君也。在朝之臣若此，南都安得不亡乎？”郑鸿《析解》，第三句略同学说；第四句则云：“盖指弘光帝征歌选舞之事。当时下诏选民间美女，供奉内廷，令校尉大事搜索。民间一闻此讯，朝议婚而暮已嫁，有投水自尽者。”此外，还可以有它义可解，如说中妇欲照，只有无光的青荷之镜；女儿随身，只剩粗陋的黄竹之箱。江浦舟中，仓皇逃命，正写出战乱中民间妇女一片遭乱的凄凉情况。

第三联。赋柳：说昔人著名的种柳之地，不但风景不常，更是人事全非。《精华录》注引《资治通鉴》，谓隋炀帝“自板渚（在今河南孟县）引河人汴，又自大梁引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琅琊，即诗《序》所用桓温对柳感慨的典故。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比兴：李兆元《旧笺》：“第五句以隋堤水比之，盖以福王征歌选舞，有类隋炀帝耳。第六句初看似节取桓温北伐之事，叹南明马、阮辈，并桓温之弗如。然温在琅琊，不过为内史，何以遽用‘大道王’语，虽曰借用（按，王氏此句自注：‘借用乐府语，桓宣武曾为琅琊’），不宜不伦若此。按《晋书》，琅琊王睿，生于洛阳，南渡后为晋中兴之主；福王亦生于洛阳，立于南都，而一年遽亡。较之琅琊，其始相类，其终大不相侔。则知先生所谓借用者，虽因宣武而借用乐府语，而用晋琅琊以例福王也。且晋五王渡江，而琅琊中兴，号称东晋。明季亦有五王，无一能中兴者，句中‘不见’，寄兴深矣。”郑鸿《析解》：“五句言弘光自河南失守，出奔淮庆，转徙淮上，马士英、徐鸿基等迎立南都，未及一年，遂至丧灭，是板渚之水依然，而沧桑已变矣。”又云：“六句以晋元帝形容之”，略同李说。

结联。赋柳：说洛阳杨柳，更不堪闻问。永丰坊，在洛阳。白居易《柳枝词》：“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目无人属啊谁？”比兴：明福王世袭地在洛阳，弘光帝由崧之父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农民军所杀。李兆元《旧笺》：“末二句用找补法，言南都之事已不堪回首，谁复向洛阳始封之地而致其凭吊乎？”郑鸿《析解》：“弘光不思讨赋，为父报仇，而日事荒*，未几失国，千古恨事。洛阳昔虽繁华，然丧乱之后，亦只有故宫禾黍而已。若过其地，岂堪含情重问旧时风景哉！”若谓写“歌伎”，则起联谓战乱中一切娇躯弱质的女性，同受流离之苦。次联谓歌伎出身微贱，也一样遭受此苦。三联谓歌伎所托身的藩王，也已灭亡。结联谓藩王旧日封地的洛阳已荒凉残破，不堪回首。

东风作絮糁春衣，太息萧条景物非。

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昔人稀。

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

往日风流问枚叔，梁园回首素心连。

第一联。赋柳：说晚春柳絮飞舞，扑人衣服；秋柳则满目萧条，令人叹息。比兴：明室内由盛至衰之象；或南明立国，已如春光向尽，亡后则旧事更凄凉可叹。郑鸿《析解》：“起句言明未诸臣半是柔媚昏庸之辈，其萎靡不振光景，不过如落絮之糁衣而已。而今賸水残山，不堪賸凭吊，岂复有往日繁华之盛哉！”

第二联。赋柳：说往日帝王宫中种植花柳，到今天都已物尽人空。扶荔官，在长安，据《三辅黄图》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王，在上林苑中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花异木。灵和殿，南齐宫殿名，在今南京。《南史·张绪传》：“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大，状若丝缕，……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尝赏玩嗟叹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比兴：李兆元《旧笺》引伊戒平语：“盖沧桑之感、云亡之痛兼之矣。”郑鸿《析解》：“三句不但言宫殿园亭，皆成焦上，即奇花异草，亦无存者，……四句言当时群臣同归于尽，遗老亦半皆隐遁矣。”

第三联。赋柳：说北雁南来，西乌夜飞，都是与秋柳在同一季节朝昏中的引“愁”之事。《西乌夜飞》，刘宋沈攸之所作歌曲。比兴：李兆元《旧笺》谓“相逢”句，“正指遗老诸公”。“好语”句，“则以我国家（按，指清朝）奉天承运，代明复仇，闯献余孽，胥已歼灭，不必效沈攸之妄兴恢复之兵，自取灭亡。按《资治通鉴》：宋荆州刺史沈攸之，以萧道成篡位，举兵东下，声罪致讨，顿兵郢城，兵溃而亡。《西乌夜飞》，其东下时所作也。”郑鸿《析解》：“（上句）指唐、桂诸王，……未几皆即沦丧”；“（下句）指郑成功、李定国诸人，……不识天命有归，然又进犯，不过自取灭亡耳。”陈衍《石遗室诗话》：“以余所闻，‘南雁’自指南中诸遗老；‘西乌’，指（顾）亭林在山西时；‘夜飞’，谓暗中煽动（反清）。”钱仲联先生《陈衍秋柳诗解辨证》以为当以郑说为是。谓“西乌夜飞，用沈攸之事，当然指统兵的统帅，而不能如石遗之说以在野遗民身份之顾亭林当之”；且亭林“康熙元年壬寅才作山西之游”，与“渔洋于顺治十四年作《秋柳》诗”的时间不合。按，“西乌”一句，应是王氏写诗时暗中经营的重点。万一有人告发，可以作为辨解此诗并非“反清”的主要证据。自顺治至乾隆朝清廷君臣都不追究此诗，可能就是从此句窥出其微意。

结联。赋柳：说秋柳衰残，与枚叔在“梁园”写柳的“风流”旧态和作者当日的“素心”，都大大相反了。枚叔，汉枚乘字叔，曾为梁孝王宾客。梁孝王在梁园忘忧馆，集诸名士作赋，枚乘写了《柳赋》。比兴：郑鸿《析解》谓枚叔“指侯朝宗。侯生从戎史公（可法）幕内，匡救之事甚多，且文名盖世，不减邹（阳）、枚（乘）。虽孤臣自矢，惜满朝小人，方与东林水火，谁是素心良友，荐而用之。侯家中州，故曰‘梁园回首素心违’也。”陈衍《诗话》：“‘风流枚叔’、‘回首素心’，指（钱）牧斋。”钱著《辨证》：“至于梁园枚叔，郑注指侯朝宗，切人切地。朝宗入清后中顺治乡榜，故渔洋有‘素心违’之诮。……如石遗所云指牧斋，则牧斋在明，未尝为藩园之助，梁园语无着落。”若谓写“歌伎”，则首联其人盛衰之感。次联谓改朝换代，宫廷之事大变。三联谓乱后相逢，皆遭难愁人；今后对去就归宿的选择，应该慎重。结联谓曾见太平盛况的文人，今日遭际，也不免有“素心违”之叹，何论区区粉黛之流的沦落。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

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

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

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

第一联。赋柳：以桃陪衬，说一望平野，桃柳皆在冷落荒烟中。桃根、桃叶，东晋王献之有爱妾名桃叶，妾妹名桃根。献之送别两人，作《桃叶歌》云：“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连两乐事，独使我殷勤。”比兴：李兆元《旧笺》谓此首诗为弘光帝的童妃而作。童氏为福邸旧妃，乱后投河南巡抚越其杰所。其杰为送至南京，弘光不认而下之狱，并命屈尚志严刑拷掠。首句指弘光“得新宠而行乐也，次句言任童妃之流落而不召也。”郑鸿《析解》：“起句言当在福邸时，亦曾两相笃爱，何异子敬（王献之）之怜桃叶。……次句言一朝富贵，顿改初心，恩爱岂能长保？亦犹时序迭更，忽然变为摇落。”

第二联。赋柳：秋柳、春柳，衰盛对比。旖旎,王粲《柳赋》：“览兹树之丰茂，纷旖旎以修长。”李白《愁阳春赋》：“何垂杨旖旎之愁人。”致缠绵，王昌龄《闺怨》：“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比兴：李兆元《旧笺》：“三四句言今日虽弃置勿顾，而妃自来叩阙陈词，是不啻‘秋色向人犹旎’也。‘春闺曾与致缠绵'，则正指旅邸相依，两情缱绻时也。”郑鸿《析解》：“三句言弘光虽负心，而童氏一片痴情，犹然缱绻。……四句言童氏一切情形，的是弘光之妃，必非冒充者，何忍杀之。”

第三联。赋柳：说帝王家与柳树相关的遗事，只能流传于“往年”而贻悲于“今日”了。新愁，魏文帝曹丕《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按指魏武帝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予始植新柳，自彼至今，十有五载矣。感物伤情，乃作斯赋。”公孙，指汉宣帝，他是汉武帝戾太子的孙子，藏匿民间。昭帝无子，乃辗转继承皇位。《汉书·眭弘传》：“孝昭元凤三年……上林苑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巳立。”宣帝小名病巳，这是他继承帝位的谶语。比兴：李兆元《旧笺》：“第五句‘愁'字‘悲'字，亦已暗包妃至弗纳、旋下狱情事在内而不忍斥言，是诗人温厚处。‘帝子'原指湘夫人，今指童妃。……第六句以宣帝诏求故剑（旧妻）大义责之。”郑鸿《析解》：“五句言太子一案。当时太子至金陵，百姓人人色喜，皆言上无子必以为子，不意令群臣会审，指为故驸马王丙之侄孙王之明冒充者。遂幽系囹圄，城破死乱军中，实堪浩叹。……六句言皆因满朝谄佞，以致真伪莫分，成千古疑案。设有正色大臣，何至于此，令人忆丙吉护宣帝故事。”

结联。赋柳：说秋柳往日盛况开于珠络鼓声之中，而今在夕阳中和松树凄然相伴，旧情难以追忆。比兴：李兆元《旧笺》：“末二句重复追忆当年以深悼之（童妃事）。妙在‘记否’二字直向福王心中下一棒喝，故与第四句意相应而不相复。第一首‘梦远’句追忆马后，见开国之如彼；末伤悼童妃，见亡国之如此，照应在有意无意之间。”郑鸿《析解》：“首章已点明‘白下’，此处只好借‘青门’（按，长安城门）暗指金陵。‘珠络鼓’者，言昔日秦淮画船萧鼓，何等繁华，不转瞬而已成瓦砾，令凭吊者抚今追昔，感慨流涕，目中所见，夕阳衰柳，与松柏相映而已。”若谓写“歌伎”，首二句，最是牵合此事、掩讳主题的重笔，大可借唐葆年“姐妹花”之说，辨解诗实咏伎而非悼明也。三四句，谓今日半老徐娘，乃是当日王门佳丽。五六句，谓“帝子”、“公孙”家事变迁的悲愁，乃与曾经栖托其门的风尘女子不能无关。结两句，谓今日沦落济上，何忍再追忆青春时居住秦淮河边的繁华景象。

说《秋柳》诗的主题是“吊明亡”，应该可信。但作者善于用“多义性”的手法抒写，使后人对主题及具体字句，作种种不同的索解甚至附会，且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解说得通，以掩散其主题及句意的确指性，正是其艺术“魅力”的成功所在。王氏论诗，喜言“如《华严》楼阁”，“缥渺俱在天际”（见《渔洋诗话》）；“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鳞一爪，安得全体？”（见赵执信《谈龙录》）“多义性”的手法，正近此种。但最可勘破“天机”的，莫过于这一段话：“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着，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见《香祖笔记》）这虽是后来之言，此时已深有体悟。要使“虎豹再寻他不着”，真是“夫子自道”。王氏自顺治十五年殿试后进入仕途，由于政治环境及自己生活道路的演变，诗作已渐少思念亡明之事，所以也不再多用这种“多义性”的写作方法了。《秋柳》诗既是他少年时初显身手的杰作，也是他应用“多义性”手法的一个不复重见的高峯。感慨深沉，神韵悠远，音调谐适，不即不离，极其耐人味和吟讽。《渔洋诗话》引陈元衡评比诗说：“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及。”似不为过。计发《鱼计轩诗话》：“王渔洋《秋柳》诗四首，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沈大宗伯（按，指沈德潜）痛诋其不切。”以沈德潜的眼力，而有此种“痛诋”，不是出于门户之见，或是故作糊涂了。朱庭珍《筱园诗话》：“本朝王阮亭《秋柳》，亦皆负一时盛名，以为佳作。其实不守字句修饰妍华，风调好听而已。神骨不骏，格意不高，皆非集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为式。”则是观察不细，只见部分“鳞爪”，未见“神龙”主体了。

1、王诩

鬼谷子名王诩、王禅，道号玄微子。战国显赫人物，华夏族，额前四颗肉痣，成鬼宿之象，创建鬼谷门派。著名谋略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纵横家的鼻祖，精通百家学问，因隐居云梦山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常入山修炼，深谙道法，神妙莫测。 “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为老学五派之一。鬼谷子主要作品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天髓灵文》等。其著作被后世称为“智慧禁果，旷世奇书”。

2、王翦

王翦，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战国时期秦国名将、杰出的军事家。少时喜欢军事，随侍秦王嬴政。率军攻破赵国都城邯郸，扫平三晋地区。统兵六十万大败项燕，消灭楚国。

联同儿子王贲，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最大功臣。凭借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与白起、李牧、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3、王昭君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人，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为“明妃”，王明君。

昭君出塞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汉匈两家一直保持了友好和睦关系。呼韩邪单于附汉与昭君出塞，不但结束了匈奴多年的分裂和战乱，而且为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加强了双方的交流，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必然产生对中原先进制度的向往，促使一些少数民效仿中原的制度。

4、王莽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西汉权臣，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篡夺皇位。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至23年在位。

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