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家谱学基本理论，包括发掘、整理、利用家谱的一般方法、原则等；（2）谱主家族演变史，包括谱主中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姓氏、宗族的演变维系等；（3）家谱资料的专题利用，包括利用家谱资料研究历代人物（帝王家族人物、军界人物、政界人物、商界人物、医界人物、技艺界人物等）的传记、各种职业的演变发展，以及利用家谱进行地方史、民族史、文化史、民族学、地方语言、地方习俗等多个学科的研究。 中国家谱学始于汉朝，到隋、唐发展最盛。家谱修订与研究一直持续到建国前。建国后，家谱学一度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是在“文革”时，家谱损失严重，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日益重视家谱研究，有关部门曾对全国家谱进行普查。

1984年，国家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编家谱总目。一些大学图书馆已有馆藏目录，如《河北大学图书馆家谱书目》，收173姓，835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收130余姓，400种；《吉林大学图书馆家谱目录》收藏近1000种；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170余种；天一阁收藏403种；此外，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可观的收藏。据学者估计，我国现存家谱至少在6000种以上。

1988年7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和组织了首届中国家谱学研讨会。港台学者也十分重视家谱研究，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族谱201种；台北文献馆收集家谱2154种。

台湾还编有《国学文献馆现存中国族谱资料目录》，台北王世庆等人编有《台湾公、私藏族谱目录初稿》。香港学者罗香林、林天蔚、萧国钧、黎树添等很注意利用家谱研究的成果研究香港的历史。罗香林的《中国族谱研究》，被认为是港台谱学的基石。台湾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了一批谱牒学著作，并成立了“谱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

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也很重视家谱研究。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家谱学组织，其图书馆收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家谱的缩微胶卷，总量达100万卷，相当于每册300页的400多万卷印刷书籍，其中中国家谱便有3000种。编有《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著录1974年以前所汇集的中国家谱3109种，1983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日本宗谱学专家多贺秋五郎对我国的宗谱经过长期研究之后，写成了一部专著《宗谱的研究》（日本东洋文库出版）。 目前，在国内外都尚没有系统、完整阐述家谱学的著作。

家谱的作用和意义：作为各种研究资料。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历史人物传记。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地方史志资料。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蓝氏族谱中的重大发现

                          蓝垂芬

      族谱亦称家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中国现存各式各样的家谱有三万多种，其记载的历史渊源有长有短，推至公元前的年份更是有限。而我们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圳上村的《蓝氏族谱》所记载的历史却很久远，具体可上溯到公元前二千七百多年。这部家谱是1993—1994年续修的，本人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它辑录了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蓝氏族谱中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如各地的谱序、源流序、蓝氏受姓始祖源流世系考等。自家谱续修完成以后，这些年我又怀着极大的兴趣，对这部家谱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除2006年7月18日在《中国商报》公布过的《蓝采和实有其人》外，还有两个认知，可以分享给大家。

其一：炎帝、黄帝不是同时代人，他们也不是单独一个人，而分别是一个世系。

据《史记》记载，黄帝与炎帝两大部落爆发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合并，接受黄帝领导，并且结为联盟。中华民族由此发源，炎黄子孙称谓由此产生。

据我们《蓝氏族谱》记载，炎帝神农氏时代共一百四十年，经历了临魁、承、明、宜、来、里、节、茎、克戏、榆罔共十一位帝君。“十一世帝榆罔居空桑，为政求急务，乘人而斗其捷，于是诸侯携贰其臣蚩尤作乱，帝迁于涿鹿，时有熊国君公孙轩辕口头懋圣德诸侯归云，帝在位五十五年，诸侯尊轩辕为天子，降封帝于洛，神农氏亡。”可见，炎帝是先于黄帝出现的，炎帝以下十一代帝君都称神农氏，轩辕黄帝是与神农炎帝的十一世孙榆罔帝同时代人。轩辕黄帝被诸侯尊为天子后，榆罔帝被降封于洛，神农氏至此衰亡。

为什么《蓝氏族谱》中会有如此清楚的记载？这与蓝氏的发源有密切的关系。这将在下面谈到。

其二：可推算出自榆罔帝至夏商周各个帝王的在位年代。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号称“上下五千年”。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的信史只写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由此再往上溯的历史，则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

我从网上查到，我们国家在1996年就启动了一个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九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到2000年11月9日通过媒体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了一千二百多年，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商殷盘庚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但对于商代前期和整个夏代只是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并未列出各王的具体在位年代。

我通过对家谱的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古没有公元纪年的早期历史时期，完全是以“干支”来计算年份，并证实了几千年来用它记年的绝对准确性。家谱中所记载的蓝氏历世祖的生殁年份都标明了其所处的朝代帝王在位的第××年及当年干支年份。这是历朝历代修谱先辈忠实记录下来的，有相当的可靠性。我经过反复推算核准，认为家谱中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例一：谱中记载，蓝氏受姓始祖蓝昌奇“乃炎帝神农氏十一世孙帝榆罔之子，昔帝都空桑，时有熊国君贡蓝种一株，勃勃然生气异常，适诞生一子，帝甚喜，遂赐姓为蓝，命名昌奇，封郡汝南，受姓开基。”“公生于帝榆罔二十五年壬辰八月十五日辰时，少昊金天氏五年丁未七月十三日申时殁，享寿一百三十六岁”。经过推算，榆罔帝二十五年壬辰年应为公元前2729年。到公元2012年又是壬辰年，（2729＋2011）÷60=4740÷60=79，这样，蓝氏受姓始祖自昌奇公至今已接近七十九个甲子、四千七百多年了。

例二：二世祖蓝原吉（蓝昌奇长子）生于黄帝有熊氏二年甲子年（经推算为公元前2697年）正月初六日申时，殁于少昊金天氏二十八年庚午年（经推算为公元前2570年）十月十四日亥时，享寿一百二十七岁。经核对年表，至少昊金天氏二十八年正好是一百二十七年，这就可以证明黄帝有熊氏的在位年数是准确的。

例三：据《夏商周年表》，周厉王在位年代是公元前877年至前841年，在位年数三十七年。而据我谱记载，蓝氏第六十四世祖蓝超公生于周厉王五年丁亥年，经推算周厉王元年应是公元前878年癸未年。故周厉王在位年数应是三十八年。

根据家谱中的记载，可以推算出夏代以前早期帝王比较准确的在位年代及夏商周各代帝王更为准确的在位年代。这样，公元前841年以前历代帝王的在位年代就很清晰了。为此，我整理出一份《中华民族自炎帝至西周末历代帝王在位年表》附载于后，并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及历史爱好者，请给予批评指正。

中华民族自炎帝至西周末历代帝王在位年表

帝王名及年号

干支年

公元年

在位年数

炎帝神农氏

140

临魁帝

60

承帝

60

明帝

49

宜帝

45

来帝

48

里帝

43

节帝

不详

茎帝

不详

克戏帝

不详

榆罔帝

戊辰—壬戌

公元前2753—前2699

55

黄帝有熊氏

癸亥—壬寅

公元前2698—前2599

100

少昊金天氏

癸卯—丙寅

公元前2598—前2515

84

颛顼高阳氏

丁卯—甲申

公元前2514—前2437

78

帝喾高辛氏

乙酉—甲午

公元前2436—前2367

70

帝挚

乙未—癸卯

公元前2366—前2358

9

尧陶唐氏

甲辰—乙酉

公元前2357—前2256

102

舜有虞氏

丙戌—乙亥

公元前2255—前2206

50

夏后禹

丙子—癸未

公元前2205—前2198

8

夏后启

甲申—壬辰

公元前2197—前2189

9

夏大康

癸巳—辛酉

公元前2188—前2160

29

夏仲康

壬戌—甲戌

公元前2159—前2147

13

夏后相

乙亥—壬寅

公元前2146—前2119

28

夏少康

癸卯—癸卯

公元前2118—前2058

61

夏后杼

甲辰—庚申

公元前2057—前2041

17

夏后槐

辛酉—丙戌

公元前2040—前2015

26

夏后芒

丁亥—甲辰

公元前2014—前1997

18

夏后泄

乙巳—庚申

公元前1996—前1981

16

夏后不降

辛酉—己未

公元前1980—前1922

59

夏后扃

庚申—庚辰

公元前1921—前1901

21

夏胤甲

辛巳—辛丑

公元前1900—前1880

21

夏后孔甲

壬寅—壬申

公元前1879—前1849

31

夏后皋

癸酉—癸未

公元前1848—前1838

11

夏后发

甲申—壬寅

公元前1837—前1819

19

夏履癸（桀）

癸卯—甲午

公元前1818—前1767

52

商成汤

乙未—丁未

公元前1766—前1754

13

商大甲

戊申—庚辰

公元前1753—前1721

33

商沃丁

辛巳—己酉

公元前1720—前1692

29

商大庚

庚戌—甲戌

公元前1691—前1667

25

商小甲

乙亥—辛卯

公元前1666—前1650

17

商雍己

壬辰—癸卯

公元前1649—前1638

12

商大戊

甲辰—戊午

公元前1637—前1563

75

商中丁

商外壬

己未—丙戌

公元前1562—前1535

28

商河亶甲

丁亥—乙未

公元前1534—前1526

9

商祖乙

丙申—甲寅

公元前1525—前1507

19

商祖辛

乙卯—庚午

公元前1506—前1491

16

商沃甲

辛未—乙未

公元前1490—前1466

25

商祖丁

丙申—丁卯

公元前1465—前1434

32

商南庚

戊辰—壬辰

公元前1433—前1409

25

商阳甲

癸巳—己亥

公元前1408—前1402

7

殷盘庚

庚子—丁卯

公元前1401—前1374

28

殷小辛

戊辰—戊子

公元前1373—前1353

21

殷小乙

己丑—丙辰

公元前1352—前1325

28

殷武丁

丁巳—乙卯

公元前1324—前1266

59

殷祖庚

丙辰—壬戌

公元前1265—前1259

7

殷祖甲

殷廪辛

癸亥—辛丑

公元前1258—前1220

39

殷康丁

壬寅—壬戌

公元前1219—前1199

21

殷武乙

癸亥—丙寅

公元前1198—前1195

4

殷文丁

丁卯—己巳

公元前1194—前1192

3

殷帝乙

庚午—丙午

公元前1191—前1155

37

殷纣辛

丁未—辛巳

公元前1154—前1120

35

周武王（姬发）

壬午—乙酉

公元前1119—前1116

4

周成王（姬诵）

丙戌—壬戌

公元前1115—前1079

37

周康王（姬钊）

癸亥—戊子

公元前1078—前1053

26

周昭王（姬瑕）

己丑—己卯

公元前1052—前1002

51

周穆王（姬满）

庚辰—甲戌

公元前1001—前947

55

周共王（姬繄扈）

乙亥—丙戌

公元前946—前935

12

周懿王（姬囏）

丁亥—辛亥

公元前934—前910

25

周孝王（姬辟方）

壬子—甲戌

公元前909—前887

23

周夷王（姬燮）

乙亥—壬午

公元前886—前879

8

周厉王（姬胡）

癸未—庚申

公元前878—前841

38

周召共和

庚申—癸酉

公元前841—前828

14

周宣王（姬静）

甲戌—己未

公元前827—前782

46

周幽王（姬宫涅）

庚申—庚午

公元前781—前771

11

注1前文提到有关炎帝至榆罔帝是第十一世孙的说法，与炎帝神农氏的在位年代只是笔者按家谱记载抄承下来的，由于历史太久，各地的说法也不一致，因此不一定准确。

2成汤后有大丁、外丙、中壬三代帝王，在蓝氏族谱中未见记载。

3盘庚迁殷在盘庚继位十四年癸丑年（公元前1388年）。

****：

蓝垂华，中国商业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已退休。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明春东园22号楼2单元301室；

邮编：100160；

电话：010-83709036,13683608072

蓝垂芬（乡村退休干部）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圳上村

邮编：337012

电话：13036299029

蓝氏族谱有关问答

问：关于蓝氏族谱中的重大发现你是怎么认为它是准确的？又是怎样推算出来的？

答：本来我就是在家谱中发现一些异常情况，带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的。比如：我们的早期祖先，特别是公元前以前的越早他们的寿年就越高，历代的祖先生殁寿葬与当时的帝王在位年代又记载得如此清楚，还有我谱在始祖至108世的祖先生、殁年份只有干支年和帝王在位年代，而没有公元年份。因此，我首先从我本人起按直系关系一直查到始祖，再从这些祖先之间的出生间隔年数来看是否准确，结果我整理出一份直系出生间隔年表；第二是我以六十年干支记年法逐一查出公元前的公元年份，至于历代帝王在位年数，我也是在历代祖先的生、殁时间与帝王在位年代，用干支记年法推算出来的，年表推算出来后，为了更进一步确认它的准确性，我又用历代祖先的生、殁、寿年生（上）死（下）与帝王在位年代加以核对，结果，将这一百多代的祖先一一查对，无一例不相符。

问：仅凭你们的家谱记载，又没有什么文物古迹予以证实，怎么能相信你的准确性呢？

答：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祖先是怎么这样清楚地从头至尾将历代祖先的生、殁、寿、葬记录得这样详细，特别是在几千年以前，又没有现代文字，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刚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的后期，那时的生、殁、寿、葬同样有那么清楚，还有那葬地的坐向方位与现代的基本一致，那时候的科学怎么就有这么完备，还有那时候的人寿年会有那么高，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要回答的是，我们的祖先一定是凭什么依据记录下来的，否则他没有必要将每位先辈的生殁寿葬写得这么详细，我也看过外姓的家谱，他们就没有记载这样清楚，只是将每代人的名字记录下来了，如果他们要假造这样一个历史，也没有精力将这些年份推算得这么准确，特别是那时候还没有采用公历计年法，他们也没有象现在一样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而假造一些文物。

我这里还想说明的是，在我们的祖先中，在始祖昌奇公以下第69世有个尹亹(meng)公（公元前713-608年）他生于周桓王七年，为楚国大夫，他为寻找到蓝氏的始祖根源，曾编修出了蓝姓近2000年的家谱，而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是在公元前104年，他比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要早六百年。

至于那时候的寿年与科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如果站在反对的一方说，应该是那时候的人寿年会比较短些，因为那时候没有现代的医学技术，也没有现代人那么懂得保健知识。站在支持一方的观点是那时候的人口稀少，自然生态纯真，人的事业欲望少，记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说唐尧禅让的历史典故就可以想象那时候人的心态，加上那时候又没有那么多如烟、酒和社会压力等这些致命伤。若要证实这一现象，那就要从各姓氏的家谱中找出是否有着普遍现象，或在出土历史人物中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实。

至于那时候人死后安葬的方位等科学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和科学，很可能那时候的科学就是重视这些事情，而现在只不过是继承了这些科学。

至于整个历史年表，我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出了三个帝王可以证实，司马迁的史记早期历史也没有历代帝王在位年表，而只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记载，在图说经典白话“史记”的殷本纪中的一个故事中说：“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子孙，他是商王祖丁的儿子，盘庚的哥哥阳甲当了七年国王去世后，盘庚继承了兄长的位置，成为商代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当政二十八年，很有作为。”这两位帝王的在位年数刚好与我推算的相符合，还有是商朝的开国帝王成汤在位13年也和我推算的是一样。

我认为出土文物是证实历史最好的依据，但如果按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去用文物古迹等方式去研究，若找不到系统的历史记载，要想将我国的早期历史完整地挖掘出来，我看是行不通的。

若在各种方志和家谱等有文字记载的地方去探索，查找这很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途径。

（关于古人寿命在书面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中为何都那么长的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古代真正纪年法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历法一年是十个月，而且没有举世统一，对于每个人的寿命基本是凭个人记忆和说法来定的，没统一的认定。从黄帝历到颛顼历到夏启72历法，都不统一，每个人的年岁大多是自己的说法，相对长一点的多有夸张，比方彭祖800岁，这显然是神话色彩的表述——蓝善清补注）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历史民族大融合中，各个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也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

追溯最早家谱的产生为口述家谱，资料显示：“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家谱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它的发展也是根据历史朝代的政治体制来进行兴衰交替的演变。现在就跟着小编来了解一下家谱的起源吧。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的局面影响，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后，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

周代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族”本来只是 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但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其死后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 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便渗进了主从尊卑的阶级斗争里，其功能也是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

“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 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 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

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 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也泛滥起来，这也是利益驱动所致。

五代以后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起来，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踪溯源、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宗族的作用。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家谱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族人行为准则的一种约束力，其姓氏文化也得到大力的发展，为现在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民间史料。

总之，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已经成为历史学家探究真实历史的考证资料，它的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到士族再到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村民家中发现距今200年完整家谱，我这样看待流传已久的族谱。

一、村民家中发现距今200年完整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许多族谱无法保存，这是一种遗憾。邢台市襄都区豫让桥街道办事处界家屯的王建国和媒体进行了联系。

他说，他家里保存着乾隆时期的一套完整的族谱，记载着王家从山西迁到邢台的整个过程。

王先生说，家谱是他父亲的珍藏，他以前也没有太过关注，但现在有时间了，他觉得有必要继续写下去。

二、可能是假家谱在古时候，几乎每一位开国皇帝都会编造自己的血统，让自己的家族和曾经的皇帝、将军们有牵连，而有些名流更是乐此不疲。

比如刘邦，他是山东的一个布衣人，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便自称是唐尧刘累之后，伪造了商周以来的有关谱系。

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谱匠”，专门修假家谱，编造家谱，每一位先祖都是帝王将相，甚至还有历代的封号、封号、名人传记等等，如果不仔细研究的话，很难分辨真假。

假家谱传到民间后，每隔几十年就会进行一次认真的修复，到了今天，已经很难分辨真假了。

造成家谱内容失真的主要原因是编者的文化素质不高。在编者的构成上，没有专门的组织来培训和甄别家谱，也没有严谨的考据。

谱员的文化素质是影响家谱质量和家谱内容可靠性的重要因素。

而家族族谱，以前只会在家族中流传，不会有外人插手，也不会进行审查，只要得到族人的同意，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传承下来的族谱就很难分辨真假了。

再加上后人修改族谱，也就是让这种错误继续下去。

谱牒学·家谱的收集与研究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已知中国大陆公藏的家谱约有一万余种，收藏单位主要是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化馆以及科研院所等。藏谱量较多的单位有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等。

北京图书馆的家谱收藏是世界中国家谱总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民国十七年 (1928年)致函各界，征求家谱，至今馆藏家谱已达三千余种。八十年代中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家谱整理工作，内容包括集中存书、编目、印制软片目录、编写《北京图书馆藏家谱提要》等。1990年4月，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正式成立，中心在家谱方面的主要职能是整理并收集家谱和家谱学著作; 开设阅览室，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览和咨询服务;编辑出版有关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开展家谱学的研究工作等。关于北京图书馆收藏及整理家谱的详况，可参见张志清《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家谱综述》(《谱牒学研究》 第3辑)。

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新风，谱牒学研究风气渐浓。首先是有关研究文章的大量发表;继之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学术团体，如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以及山西、福建、河南、上海等地方性谱牒学研究会; 同时各家谱收藏单位的整理工作亦提上日程。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召开过几次年会，并编辑出版了学术性论丛《谱牒学研究》，现已出版四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此外，一些学术性刊物，如北京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等，还设立“谱牒学研究”专栏，登载有关研究论文。

在台湾，八十年代以前，著名图书馆收藏旧家谱的数量极少，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仅藏有十余种，中央图书馆也仅有二三十种大陆人家的旧谱书。从1981年起，联合报文化基金会成立国学文献馆，致力于收集海外珍贵中国书籍、档案，供社会与学界使用，家谱资料为其主要项目之一。该机构除向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复制缩微胶片以外，还从日本、英国、香港等地购置，到八十年代末，收藏量已达六十种，成为台湾地区收藏家谱量丰富的机关。在台北还有中国文化大学与摩门教族谱服务单位收藏有家谱资料，也供读者查阅。

谱牒学·谱牒学研究概况·家谱纂修的研究

对清代及之前家谱的纂修、体例、书写等的研究，已被包括在前一部分谱学史的研究成果中。在此要述及的是有关今人家谱撰修的研究。四十年代末，潘光旦《说家谱作法》(《社会科学》[清华]5卷1期，1948年)一文专述了家谱的普通作法。1949年后，大陆不倡导修纂家谱，而在香港、台湾却保持了修谱传统，或为坊间工匠所编，或由族人自修。同时发表了不少有关修谱方法的文章，主要有易熙吾《家谱之征集和纂修》(《台北文物》6卷1期)、杜学知《家谱的纂修方法》 (《中国内政》4卷1期，1952年)、盛清沂《台湾家谱纂修之研究》(《台湾文献》14卷3期，1963年)、吕彼得《发展谱牒的研究与制作刍议》(《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1卷1期，1978年)、盛清沂《当前编修家谱之体例》(《台湾文献》29卷4期，1978年)、赵振绩《中国姓氏源流与族[祖]谱之制作》(《华学月刊》85卷，1979年)、何兆钦《谈台湾修谱活动》(《中央月刊》12卷3期，1980年)、王世庆《台湾地区族谱编纂史及其在史料上的作用》(《台北文献》51、52卷合刊，1980年)、李鸿儒《对当前氏族修谱之我见》(《东方杂志》14卷6期，1980年)、傅瑞萃《如何来填写自己的家谱》 (《陕西文献》46卷，1981年)、盛清沂《家谱制作浅谈》(《宗亲谱系学会年刊》69卷，1981年)、谱系学会《家谱制作方法简例》(《陕西文献》47卷，1981年)、李焕明《论现代家谱的制作方法》(《台糖通讯》72卷18期，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