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姓氏对应汉姓的取法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皇帝赐姓。比如，据《马湖府志》和《叙州府志》记载，现今雷波县的杨姓土司，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投诚纳土，赐姓“杨”。

2、以彝语谐音取汉姓。在彝族的众多姓氏中，有很多姓氏与汉族百家姓中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彝族人就用谐音来取自己的汉姓。如玛氏，取汉姓马；“木垫”“莫色”“蒙孔”中的“木、莫、蒙”与汉姓“毛”之音相近，便姓为“毛”。

3、以彝姓意译为汉姓。彝族人取汉姓中，有一大部分是根据彝姓意译过来的。如曲比的姓，“曲”意为“白色”，故取汉姓为“白”。又如俄、阿主、依火、阿溜等彝姓，翻译过来分别是熊、狐狸、柳树、猴子等意思，故又取熊姓，有的取胡姓、柳姓、侯姓。

4、是老师取的学名。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彝族姓名长，不好记，加之汉族老师对彝族学生的姓名读音不准，为便于记忆，汉族老师就给部分彝族学生取了汉姓汉名。

扩展资料：

彝姓，通常为两句，每句四字，如上所举的例子。第一句为氏族标志(图腾)，有山、河、湖、石及植物，后一句为分宗祖名及姓氏或地名及姓氏。其基本模式：标志(图腾)、源头(搂衣)，分宗祖名或地名、氏族名称(彝姓)。如“马倮搂衣，语哼卯歹。”

可以理解为“以马倮(杜鹃花)为标志，在语哼(祖名)分宗后的卯歹氏族(家支)；”密所搂衣，麻迷楼吉。“可以理解为”以密所(植物名称)为标志，在麻迷(地名)分宗后的楼吉氏族(家支)。

但由于地名的演变、社会的变革、古代彝语的失传等诸多因素，今天对“搂衣”的会意难求甚解，只宜粗不宜细，知其大意即可。

史书《清实录》、《乌蒙纪年》中视为人名的阿底、黑胯等，都是氏族名称或者说彝姓，不是人名，故“黑胯”死后有黑胯。彝姓全称中都有“搂衣”一词，凡问“搂衣即问彝姓，问彝姓即说”搂衣“。”搂衣“一词是什么含意呢？仅解释为”源头“或”源流“很难让人理解，要从彝姓的产生说起。

彝人家族繁衍，历九代、十一代、十三代时，要举行分宗仪式，变宗亲关系为姻亲关系，扩大开亲范围。其分宗仪式即”做斋“祭祀大典，规模浩大，仪式隆重，凡同祖先的人家不管你迁徙有多远，都要赶来参加，不容忘记自己的根源。做斋首先是祭天地，次祭祖先。

念完祭天地祖先的经书之后即占卜取分支水(源头)的方向，由分宗家族成员准备一只公绵羊驮上取水用的壶，喂点盐水之后赶朝占卜所得的方向去找水。

白摩看羊在什么地方吃水，就在什么地方取两壶净水回祭场，并记下取水地方的地理特征及草木石等名称，作为新分家支的标志(图腾)和分支源头，并给新家支取名后用彝文记入史册。新的”搂衣“从此成立使用。

-彝族姓氏

江姓主要有四大起源，一是源自颛顼孙伯益，他的后代玄仲受封于江国，最终子孙以江为姓。二是源自翁姓，西周时期，昭王的庶子受封于翁山，改姓为翁，福建翁姓人中儿子有江姓。三是源自唐朝宰相萧遘，他的儿子萧祯因渡江逃难而改姓为江。

1 源自玄仲

颛顼的后裔伯益的小儿子玄仲就是江姓的始祖之一，他在商末周初的时候，受到了周王的赐封，最终建立了江国，不过因为江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好，位处楚国、宋国和齐国之中，并且临近淮水，常年江水泛滥，所以最终被楚国覆灭，也没有强盛起来，江国的遗民也就只能逃亡到其他地区，最终以故国为姓，表示纪念。

2 源自翁姓

在西周初期的时候，昭王饿的庶子被封于翁山，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定海，于是后人以翁为姓，直到宋代的时候，位于福建泉州的一个翁姓族人生下了6个儿子，分别都取了不一样的姓，其中就有一个江姓，最终他的子孙也就有一脉江姓。

3 源自萧遘

在唐朝末期的时候，局势非常混乱，且常年战乱，所以宰相萧遘在黄巢之地被杀，最终他的小儿子萧祯只有带着家人，迁徙到今天的安徽黄墩，这里也是萧遘的居住地，不过这次的迁徙并不容易，是很辛苦的渡过了江才得以避难，于是为了纪念这一经历，最终他们将姓氏改为江。

4 源自少数民族改姓

与赵姓起源和来历一样，江姓中也有部分是少数民族改姓而来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蒙古族中的江吉氏，在明朝的时候被冠于了汉姓，从而改为了江姓。还有清朝时期，四川的土司辖木坪，他的藏族原姓叫做坚赞，后来才改为了江姓。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

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

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

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

《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

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

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

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

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

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湖南澧县西燕子山的传说。认为庹氏的先祖是春秋齐国齐悼公时的国相田乞。其子田常(田成子)在父亡故后继续为相,控制齐国政权, 并采取“宫变”,杀死齐简公,立齐平公,政权完全控制在田常手中。 到了田常曾孙田和时,于公元前391年，废黜齐康公,自立为君,史称“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周安王诏示天下，承认田和为齐侯(以上参见《辞海》1980年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1913页；《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1988年版,岳麓书社/长沙出版社)。到了宋代，田氏后人早已没有王位了,但仍不乏在朝为官之人。 如宋徽宗时, 田和之弟的后人田亮的次子田熙（又说为田和之裔三十八代孙）就官至四川成都太守。 而田亮的长子田虎,本来袭爵在朝为官,但却干了谋反朝廷之事。其侄儿田良〖田熙之子， 生于宋神宗13年(公元1079年)，宋徽宗元年(公元1100年)20岁时, 曾任永定(今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都司之职长达10年,后退职入川侍奉母亲〗, 与母亲一起多次规劝，仍不听从。结果谋反失败，田氏一族遭到朝廷追捕抄斩，田虎全家被杀。田良为避杀身之祸，已提前更名为效微, 与母亲及其一家人从四川成都迁至湖南慈利县他原来作过官的地方附近（疑为澧县），并改田姓为庹姓。庹者度也，度虎必败之意。时间当在公元1121年前后(北宋宋徽宗时代，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之时，“靖康之乱”—宋钦宗之前)，至今已有880余年了。

以上传说参见《江南庹氏宗谱》（庹名立编，1904年版）。

由此看来,庹姓始于田良，籍于湖南慈利, 是庹姓第一人。

我们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的洛阳、何店、大堰坡三乡镇，京山县以及由湖北随州洛阳东迁至安徽省的郎溪、宁国、宣城三县的庹氏, 原先就遵从此说。并认为庹姓的来历是：

田良更名为庹效微后, 共生四子：国震、国泰、国明、国清。其中国震(生于宋高宗元年,公元1127年)、国泰为庹姓，国明、国清之后人复姓田。国震一门在慈利传代至第十七世，有邦彦公长子庹锦袍,号五常，生于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到明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46岁时，被朝廷派任“河南之阳卫指挥”。（注：卫，明朝兵制。明朝实行“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府设所，几府设卫，卫设指挥使，统兵士五千六百人。河南之阳：今河南南阳地区。）

庹五常共生三子及收养一螟蛉子(义子)，是为庹万清、庹万贤、 庹万栋、庹万洪(义子)。庹五常任河南之阳卫指挥后, 将四子均从湖南慈利迁至随州(北楚随邑),屯田守城，史称“军户”。（ 注：军户，平时种田，田由国家分配或指定地方自行开垦，战时则奉命出征打仗。而平时则有二份人守城，八份人种田。）

据《江南庹氏宗谱(卷一)1904年版》记载： 长子庹万清迁居随南仙山后不久，又迁到“随南西乡庹家畈去了”，即是今大洪山一带。其子孙分布在今大洪山北的随州洪山、长岗、双河等乡镇，后代昌盛。三子庹万栋迁居随南仙山后不久，则迁到“随邑北乡去了”。（注：此两说今无人证、物证。）而次子庹万贤，则为随南仙山籍庹姓第一世祖。至修谱时(1904年) , 历330年（1574年—1904年），传十五世，存宗仲、宗礼、宗孔、宗国、宗先五公五门。 义子庹万洪亦同为随州洛阳籍一世祖，至修谱时，传十三世，存宗彻公一门。以上是为“宗”字派“老六门”。我们湖北随南仙山方圆六十里以及京山县、安徽省郎溪、宁国、宣城三县之庹姓, 均系“老六门”之后,“派行”相同。

但是，查全国《庹氏族谱》(湖南版)，在田良的后人中没有庹五常这个人。庹五常是湖南慈利田虎的后人。

壮 族

壮族(原作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已有人口155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3％，是我国唯一的10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

在壮语里，将姓称作“栏”，即房屋的意思。表明壮族“姓”的本义是指生活在同一间大房屋里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称号。

壮族早期的先民没有姓氏，是古代“百越”的一个分支。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陀，虽然已有赵姓，但他是由河北真定迁入壮区的中原人士。另据多种姓氏辞典对“韦姓”的解释，有一支韦姓出自韩姓，是汉代功臣韩信被杀后，萧何暗中将其子孙送往南粤(今广西、广东一带)，韩信子孙为避祸，以韩字半边“韦”字为姓。这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士迁居壮区的又一例证，说明壮族与汉族交往由来已久。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壮族姓氏是《新唐书》中的“列传·南蛮”：“西原蛮(即壮族古代称谓)，居广容之南，邕桂广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天宝初，黄氏疆(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可见当时已有了黄氏、宁氏、韦氏、周氏、侬氏等大姓。习惯上把这些大姓聚族而居的区域，以“洞”命名，分别称作“黄洞”、“侬洞”、“吴洞”等等。反映了这些姓氏与氏族部落组织的密切关系。

关于壮族姓氏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①集会赐姓

据壮族民间传说，其先民原来没有姓氏，各部落首领在一个叫江岩的地方集会，商定姓氏。因主持人势力强大，被推为首领，以“黄”(皇帝)为姓。其余养黄牛的，就以“莫”(黄牛)为姓；会猎鸟的以“陆”(鸟)为姓。大家都因有了姓而高兴。但当时为大家杀牛做饭之人，却因未得姓而发怒，以刀拍击砧板愤愤不平。主持人见状，灵机一动，就以“岑”(砧板)给他为姓。

②以居地为姓

壮族部分姓氏与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如：农姓，汉语是指农耕种植，而壮语却是森林或树木浓密的意思，即指住在森林里的人；甘姓，汉语是甜的意思，壮语却是岩洞的意思；谭姓，汉语中是谈的意思，壮语却是指水塘，意指住在水边的人们。

③以职业技艺为姓

前述“莫”。汉语中是“无”、“不”的语思，而壮语中却指黄牛，意为养牛人。蓝姓，汉语中指颜色，壮语中却指用竹或藤编织的篮子，可知其祖先擅长于篮筐编织。巫姓，可能是与为人驱邪祈祷的巫术有关。

④以原始的图腾崇拜为姓

壮族先民与其它民族一样，也曾经历过原始的氏族社会，故而部分姓氏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如龙姓，即源于对古代蛟龙(鳄鱼)的崇拜；麻姓，在壮语中是狗的意思，源于对狗图腾的敬仰。狗在古代壮族中有很崇高的地位，可能与西南各族传说中的神犬盘瓠有关。此外如陆姓，壮语中为鸟，与鸟的崇拜相关。

⑤受外族特别是吴越和汉族影响

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壮族统属于“百越”，秦汉时期，就有汉族移民迁居壮族地区。如前述南越王赵佗，即因战乱入居壮族地区，必然会对壮族姓氏文化产生一定影响。现今壮族中的部分汉姓，即是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有些壮族姓氏与汉姓相同，但从读音和词义上考察，却有很大差别。如前述“莫姓”(黄牛)、“陆姓”(鸟)、“麻姓”(狗)、“黄姓”(皇帝)等，即是成例。

当今壮族，以黄、韦、侬、莫、岑为大姓，多为历代部落首领土官世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免遭世人对“蛮夷”的歧视，在其所修族谱、家谱或其它传记中，多攀附内地迁来的汉族或功臣名将为自己的祖先。将祖籍说成是来自中原内地。如泗城岑氏，称其先祖岑仲淑是浙江余杭人，宋时随狄青平定侬智高，以功封镇其地。再如南丹州莫氏土官，在唐开宝七年(974年)即自称节度使。遣牙校陈绍现奉表修贡，请求内附。《宋史》、《明史》、《舆地胜纪》中，均有明确记载，但南丹莫氏土官家谱、碑刻与传说中，却称自己的始祖是莫伟勋，为宋代狄青部将，随来广西。

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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