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厄斯·儒略·凯撒

　　公元前100～前44

　　著名的罗马军事和政治领袖盖厄斯·儒略·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出生在一个政治大动乱的时期。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在第二次战胜迦太基之后，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次胜利使许多罗马人大发横财，但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扰乱了罗马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许多农民的财产被抢夺一空。最初的罗马元老院只不过是个小城市的元老院，实践已经证明它已经不能合理地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政治上腐化堕落，贪污受贿到处盛行，整个地中海周围地方都因罗马人的昏庸统治而遭灾受难。约从公元前133年起，就在罗马出现了一场长期的动乱。政治家、军事将领和民众领袖相互间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游击队（如公元前87年马留的游击队和公元前82年索拉的游击队）经常在罗马神出鬼没，东袭西扰。虽然昏庸的统治这一事实路人皆知，但是大多数罗马公民希望继续维持共和制政体。儒略·凯撒也许是第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民主政体不值得挽救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凯撒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年青时就步入政坛，有关他所担任过的各种职务、结过的各种联盟和政治崛起的详细情况纷繁复杂，在此不打算加以叙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58年，他42岁时被任命为罗马所辖的三个行省的总督。这三个行省是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位于意大利北部）、伊利里可姆（在今南斯拉夫沿海地区）和纳博尼兹高卢（法国南部沿海地区）。那时他统帅四个罗马军团，大约有两万将士。

　　在公元前58年到前51年期间，凯撒率领这四个军团，入侵并征服了高卢所有其余的地区，大体上包括今日法国和比利时以及瑞士、德国、荷兰的部分地区。虽然他的部队在数量上还不及他的对手，但却战胜了高卢地区的部落，把直到莱茵河畔的所有领土都纳入了罗马的版图。他还派遣两支部队渡海到英国，但未取得永久性的战果。

　　当时业已成为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凯撒，由于征服了高卢，回到罗马后即成了一位受到普遍爱戴的英雄，他深得民心；强大至极，但他的政敌则对他嫉恨不已，当他完成军事指挥后，罗马元老院下令让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即不许带部队返回罗马。凯撒感到忧虑不安，如果他不带部队返回罗马，他的政敌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干掉他，他的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于是在公元前49年1月10日至11的夜晚，凯撒率领他的部队越过意大利北部的卢比孔河，长驱直入抵达罗马城，以表示对元老院的蔑视。这种明显的不法举动引起了一场内战，一方是凯撒的军团，一方为忠实于元老院的部队。这场内战持续四年，以凯撒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最后一战是在公元前45年3月7日在西班牙曼达进行的。

　　凯撒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自己最适合担当建立罗马所需要的有效而开明的专制制度的任务。公元前45年10月他返回罗马，不久就成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44年2月有人要为他加冕，被他拒绝了。但由于他是一个军事独裁者，所以这并未给拥护共和制政体的反对派消除疑虑。公元前44年3月15日（著名的三·一五），在一次元老院会上凯撒被一伙阴谋者暗杀。

　　凯撒在他的晚年期间，开始筹划一场生气勃勃的改革运动。他计划在整个罗马帝国内重新调配军队元老，让罗马的贫民到新社区去重新安家落户。他把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新征服的几个民族中去。他计划在意大利城市中建立起统一的市政体制，还计划了一个庞大的建筑工程和罗马法典的编纂，还实行了许多其他改革。但是他未能为罗马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立宪政体，也许这是使他早归西天的主要原因。

　　由于凯撒在曼达的胜利和在罗马遇刺之间仅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的许多计划从未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很难说假如他没有遇刺，他的政府究竟会怎样开明，怎样卓有成效。在他所有的改革中，最有持久影响的一项是实行一种历法①。他实行的历法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

　　儒略·凯撒是历史上聪明绝顶的政治人物之一，具有多方面的天赋。他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杰出的将领，优秀的演说家和作家。他的描写征服高卢的《高卢战记》一书长期被看作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许多学生认为在所有的拉丁文学著作中它最通俗易懂，最动人心弦。凯撒果断勇敢，雄姿飒爽，潇洒倜傥。他是一个风流公子，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一个荒*无度的好色狂（他最闻名的风流韵事是与克丽佩脱拉之间的著名罗曼史）。

　　人们常常指责凯撒的人格，他极欲获得权力，当然就利用职权大发横财。但是与大多数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不同，一般说来他既不虔诚也不虚伪。在同高卢人的战争中，凯撒凶暴残忍，但是对被打败的对手却特别宽宏大量。

　　德国的皇号Kaiser和俄国的皇号Czar都源自“Caesar（凯撒）”一词，这是他的名字所享有的威望。他的名声一直都比他的甥孙——罗马帝国的真正创始人奥古斯都·凯撒显赫得多。但是儒略·凯撒对历史的影响并不等于他巨大的声望。他在推翻罗马共和国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夸大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因为罗马共和政体本来已摇摇欲坠，濒于覆灭。

　　凯撒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征服了高卢，他所征服的领土差不多被罗马统治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这些地区已经完全罗马化了，实行了罗马的法律、风俗和语言，以后还实行了罗马基督教，当今的法语基本上是来源于拉丁语的口语。

　　凯撒征服了高卢，对罗马本身也有重要的影响，确保了意大利几个世纪不受来自北方的侵略，其实对高卢的征服也是确保整个罗马帝国安全的一个因素。

　　如果没有凯撒，罗马人迟早也会征服高卢吗？罗马人在数量和技术上都不比高卢的部落优越。但是罗马在凯撒征服高卢以前和以后的一个时期里都在迅速地扩大。由于当时罗马部队的战斗力强，罗马到高卢的距离近，还有高卢各部落之间的不和，看来高卢没有什么保持独立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凯撒是打败庞大的赛尔特部队、征服高卢的将领，他入此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成就。

　　注释：

　　①指儒略历，现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阳历的前身，公元前46年儒略·凯撒决定采用，故名。每年平均长度365．25日，历年中的平均年为365日，4年1闰，闰年366日；每年12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只有2月平年29日，闰年30日。其继承人奥古斯都从 2月减去 1天加在 8月（因 8月的拉了名即他的名字奥古斯都），又把 9月、11月改为小月，10月12月改为大月。儒略历历年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积累到十六世纪末，春分日由3月21日提早到 3月11日。后经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 Ⅲ）于1582年命人加以修订，而成现今通用的公历

　　恺撒之死

　　公元前44年，恺撒被推举为终身独裁官。元老院、公民大会和各种职官形式上虽然保存，但实际上一切听命于恺撒。他的出身被神化，他已经成为罗马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在恺撒独裁统治期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统治基础，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恺撒一方面加强了罗马帝国与其它帝国的联合，另一方面，提高了各行省的地位，而削弱了元老贵族的势力。所以，恺撒的独裁和改革遭到一部分元老贵族的坚决反对，其代表人物是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而布鲁图是恺撒的主要政敌庞培的部下，现在又被凯撒宽恕，并继续信任和重用。

　　恺撒和庞培早年曾经担任执政官。当恺撒在罗马帝国西部打仗的时候，庞培在帝国东部(今天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一部分)也屡建战功。庞培虽然是恺撒的亲密朋友，却十分嫉妒恺撒。恺撒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在士兵中的威信又日益增高，使庞培深感不安。公元前49年，他怂恿元老院解除恺撒的兵权，命令他立即从高卢返回罗马。

　　恺撒接到命令，知道这是庞培的阴谋。他反复考虑，决定带领军队打回罗马，利用这次机会在罗马建立独裁政权。

　　恺撒带领军队，走到一条叫做卢比孔的小河边。罗马法律规定：任何将军没有接到命令，不得带领军队越过这条小河。否则，就要当作谋反来治罪。恺撒当机立断，对着部下大声喊道：“骰子已经掷下去了!”他跨上战马，跃进溪流，大军紧紧跟随在后，很快就越过了卢比孔河。

　　庞培没有料到恺撒会这样果断地进军罗马，迎战不及，只得带着25万人仓皇逃往希腊。恺撒进入罗马后，迫使元老院同意他成为罗马的“独裁者”，随后又得到了统治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权力。等罗马局势稍稍稳定以后，恺撒立即进军希腊，讨伐庞培。庞培被打败，逃到了埃及。恺撒也跟着追到埃及。埃及国王为了讨好恺撒，派人刺杀了庞培，把血淋淋的人头送到恺撒面前。谁知恺撒却把脸一沉，转过头去。这个高傲的独裁者不愿意看到他的政敌被别人杀害，他下令处决了杀死庞培的人。

　　这个时候，埃及托勒密王朝正发生争夺王位的纠纷，恺撒支持了以美貌闻名的女王克娄巴特拉，并且在她的深宫里住了半年之久。

　　接着，他的军队又进入小亚细亚，只用5天的时间，就平定了庞培部下本都王子的叛乱。他用最简洁的拉丁文写了一份捷报送回元老院，上面写的是：“Veni, vidi, vici”(意思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打胜了”)。这个战报充分显示了恺撒用兵神速的特点。再过两年，恺撒从北非转战西方，又在西班牙扑灭了庞培两个儿子的反抗。但他宽恕了庞培手下的将领，把他们收为自己的部下。其中最被重用的就是布鲁图。

　　恺撒的凯旋受到罗马人热烈的欢迎。有些人想拥戴他当皇帝。从公元前509年塔克文被赶走以后，罗马就没有过帝王。罗马人仇视帝王，反对恢复帝王的职位。恺撒虽然内心十分想当皇帝，也不敢轻举妄动。在一次节日盛会上，执政官安东尼突然把一顶皇冠戴在恺撒头上。可是只有少数人鼓掌，大多数人都在叹息。恺撒一看这种情况，认定还不到称帝的时候，就取下王冠扔在地上。安东尼连忙拾起皇冠又给他戴上，他又扔掉了。人们看到恺撒一再拒绝戴上皇冠，就欢呼起来，纷纷向他致敬。

　　恺撒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却已经拥有许多尊贵的称号：“终身保民官”、“祖国之父”等等。法律规定他坐在黄金象牙宝座上处理公务，他的画像同天神放在一起。他获得了无限期的独裁权力。

　　有些人看出，恺撒的权力愈来愈大，总有一天会戴上皇冠的。因此，他们组织了阴谋集团，决心除掉他。这些阴谋者当中，有一个就是那位受到恺撒信任的布鲁图。

　　公元前44年3月15日，元老院举行会议。恺撒单身一人来到会议厅。虽然他事先已经得到警告，说有人这天要谋刺他，但是他仍然拒绝带卫队。他说：“要卫队来保护，那是胆小鬼干的事。”恺撒大步走进大厅，坐到黄金宝座上，笑着说：“现在不就是3月15日吗”这时候，阴谋者都身藏短剑，像朋友一样围在他身边。其中的一个人跑到他面前，抓住他的紫袍，像是有什么事要请求他似的。原来这就是动手的暗号。众人一拥而上，用短剑刺向恺撒。恺撒没带任何武器，他奋力夺下紫袍，进行反抗。他的腰部中了一剑。接着，一剑又刺进了他的大腿。他看见这一剑正是他最信任的布鲁图刺的，不由得惊呼：“啊，还有你，布鲁图!”他放弃了抵抗，颓然倒下，用紫袍蒙面，听任他的仇敌乱刺、乱砍。他一共被刺23处。其中3处是致命的，恰巧死在庞培雕像的脚下。

　　在出席元老会的前一天，恺撒和他的骑兵长雷必达一起用餐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怎样一种死法是最好的”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最后，恺撒表示，他愿意突然而死。谁料想，第二天他的预言就应验了。

　　恺撒被杀死以后，布鲁图说：“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可是罗马的平民没有一个人对恺撒之死表示高兴。当凶手们手提着血淋淋的短剑走出元老院的时候，和他们所预料的欢呼场面相反，看到的只是表情冷漠、充满怀疑目光的人群。

 大航海时代:帝国兴衰的缩影

　600年，作为明帝国首都的南京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庞大的宝船队七次从南京龙江关缓慢地驶入长江，借道太仓附近的浏河口进入波涛汹涌的东海，然而这些奠定了明帝国15世纪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动并没有使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海运城市而流传于世，仅仅在郑和最后一次泛舟下海后几十年，曾经宏伟的南京宝船厂就变成了荒芜河滩上的小作坊，宽阔的浏河入海口也逐渐淤塞。同样，当1498年达茄马带领他的小舰队到达东非时，当地的原住民对他们带来的诸如玻璃珠、粗呢等礼物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欧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为何明帝国的海上事业在最辉煌的顶峰突然衰落？答案似乎必须从曾经作为它诞生地的遗址中才能找到。

　宝船与奢侈的肮行

　相对于整座喧闹的南京城，位于南京滨江路与草场门大街的宝船厂遗址还算是一个静谧的地方，尽管遗址的门口已经打出布告，宣告即将把这里变成拥有包括南洋半岛景观群落、波斯湾景观群落，乃至明式水乡与小吃街的“郑和下西洋文化公园”，但除了一些在建筑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几乎没有游客来参观这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600年前的中国无敌舰队”诞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与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环绕着三座“作塘”，布满藻类的水面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已经淤塞的沟渠。然而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这里，而非那座位于西北，已经荡然无存的明代龙江船厂，才是制造那些犹如海上移动城堡般“宝船”的确切地点。“我从1959年就住在这里，从三叉河口到现在的银城花园，漓江路。有两公里长的地方都叫宝船厂。”新华造船厂退休干部杨斌对记者说，“清代管中山路这一带叫宝船滩，这里的老百姓以南为上，北为下的原则，将这里称呼为上、中、下宝船，直到民国初年重新规划南京时更名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实就是制造宝船的干船坞，在解放初期还能看到6个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个。宝船厂当年就处于长江岸边的河漫滩地带，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积在作塘两侧，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坚实的黄土，再次加固，经过夯打形成堤岸。”曾参与过2004年6号作塘发掘清理工作的江苏文史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对记者说，“这里应当可以制造相当规模的船只，因为6号作塘长为400米，宽是40米。1957年就在这里发现高达11米的大型舵杆，我们还找到了34处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台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残件。”

　考古发现是否能证明这些海上霸主确实存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夸大杜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坚称，早在宋代，中国就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而自 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它们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可达120吨。在设计上，船底变窄犹如刀锋一般，以便能够劈开海浪，从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运来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他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干船坞造船法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提及：“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从墩台和水深来看，宝船应为平底船。因为墩台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还有大约1迈克尔的台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业时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么这个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够，所以宝船一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成员季士家表示，“像福船这样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稳定性强，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滩上，作为陆地上的指挥办公场所。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满喇加，就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描述，最大号宝船的船体建筑包括头门、仪门、官厅、库司等建筑，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能当作一般的演义小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对记者说，“它证明了诸如曾经随同郑和出海的马欢、巩珍等人对宝船记载的确实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宝船完全可能存在过。宋徽宗时期为了出使高丽，造有6艘顾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笔记小说《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南宋时期洞庭湖杨么起义军所用的车船，可以达到三十六丈的长度。”

　在研究人员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到600年前在这片江岸上宛如好莱坞巨片一样的场景：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各省的能工巧匠，连同家属络绎不绝地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在永乐初年的鼎盛时期，大约有2万——3万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按照技能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厢大约一百户。另外还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运建材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在船厂中央，7座作塘中横亘着宝船巨大的龙骨，工人们在塘底先修筑以夯土为基础的墩台，在其上搭建名为“台架”的脚手架，然后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然后再以层层叠加的木板构成船侧板，桅杆则竖立在已经丈量好，被称为“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子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并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样的涂料也被覆盖在联结船板的耙钉与马蹄钉上，以免铁锈腐蚀木头的纤维。桅杆使用的材料是坚固的杉木，而船身则使用榆木和来自四川的楠木。较大的船只拥有四层甲板，最底层用来安置泥土与石块等压舱物，第二层则是船员的宿舍与货舱，第三层甲板则连接舱外的厨房与舰桥，最高层的甲板往往是士兵们的作战平台。当船只完成后，作口的门闸就缓缓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从而让宝船直接进入浩荡的长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并非一个随便的数字，官方长度的一尺，从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国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维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种——礼、义、廉、耻。在整个船队中，除了最大的宝船，还包括载运供品的八桅马船，承载给养的七桅粮船，和使团成员乘坐的客船。根据马欢《瀛涯胜览》与《郑和家谱》中的记载，全体人员包括品级不同的太监，户部与鸿胪寺官员，乃至医生，军士，通事，书算手，买办，共计26000——27000人。

　船队一旦开航，最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谙习水性，不畏风浪”的水手，他们用“牵星术”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准确判断船队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痦也”。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在《武备志》中保存的二十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四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至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成圆形的罗盘上刻有八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四十八方向的导航。负责这些复杂观测职务的海员被称为“火长”。这些经验丰富的首领海员还要同时担负起计算时间与航速的责任，在海船上，一昼夜被分为十更，每更大约是2小时24分钟，良好天气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是一更20英里，即每小时八节。这个速度无疑是这些大小不一的船只都能轻松保持的，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船队在海上航行时不可能保持《武备志》中复杂的密集队形，而很可能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

　从南京到浏河的见证

　马府花园坐落在南京太平南路东侧的马府街上，与街道上车水马龙的繁忙相反，在公园里，只有一些老人在荷塘边浓密的树阴下专注于琴棋与太极拳。作为南京郑和研究会理事，郑和第19代嫡孙的郑自海先生告诉我们，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这座曾经是郑和府邸的公园将被重新修建为郑和博物馆，“建文四年，郑和作为守备太监进入南京时，还用原名马和，因为他在靖难之役中，于北京附近的郑村坝立下军功，所以在永乐二年，才改名郑和。但是府第仍然被称为马府。”郑自海说。根据老人回忆，马府有72进房子，不过在太平天国运动定都南京时都被焚毁了，后来光绪年间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浙江人聚集的新安会馆，而郑氏家族就散居在南京，或迁移至苏州、常州，甚至祖籍所在地云南玉溪和昆阳。不过传说郑和全副戎装的云锦绣像，还有使用过的宝剑，仍然埋藏在马府街的地下。老一辈人都传说，这张画像上的郑和与史册中描写的一样，是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浓眉大眼，符合他有智略，知兵习战的个性。

　相对于这些传说，郑自海在近几年中最关注的是家谱的搜寻，根据家族中的记述，郑和的家祖是元朝的咸阳王赛典赤，全名为赛典赤·瞻思丁·乌马尔，“赛典赤”的意思是“圣裔的贤者”。按照《元史》中的说法，赛典赤是归顺成吉思汗的西域 ，历任燕京路总管，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在忽必烈时代，担任云南行省政事，后被封为咸阳王，“明初沐英平定云南后，不许用胡姓，让所有 改为汉姓，所以分为十大姓，长子叫马速忽，就是郑和的直系先祖，迁到南京后，直到建国初期，每年初一，郑氏家族都要聚集在净觉寺，打开家谱，把新生的成员名字登上去。”郑自海说，“家谱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咸阳家谱》，明代史仲彬《致身录》中就记载有这本书，明确称‘和为咸阳之裔，夷种也，永乐中，受诏而行游西洋’。”遗憾的是，《咸阳家谱》已经在“文革”中散轶，踪迹全无，直到1990年，在十九世孙女沈郑氏的家中，发现了四块木板，盖过水缸，结果发现是《咸阳世家宗谱》的木刻封面。也证明了家族内部，关于自十世以下，就以“大尚存忠孝，积厚自流宽，蕃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二十字为排行字的习俗是正确的。

　相对于马府，另外两处见证了郑和功绩的遗址多少令人有些惆怅，从马府行车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位于下关区热河路的南京静海寺，院落和建筑虽然宏伟，但却是1987年与1996年重修的结果，除了那块在厢房墙壁中被发现，记载了郑和率27000之众，乘坐两千料海船下海等只字词组的静海寺残碑和邻近天妃宫遗址中残留的“洪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惟一见证了600年历史的只有两块衔接房梁与支柱之间，刻有花鸟图案的“鹊替”。而距离它不远，由郑和监工，耗资250万两银子，动用了10万名夫役，从永乐十年开始历时20年才完工的大报恩寺更是片瓦无存。那座高达240英尺的琉璃宝塔，于1856年毁于战火，我们只能从著名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中领略它的雅致与优美：“位于南京的近郊，你看那座瓷塔，奇异而且古老，高耸入云天，整座塔多彩多姿，完全融入一个缤纷的彩色世界，就像阳光照耀下花团锦簇的迷宫。”

　从南京出发，乘坐长途汽车沿高速公路行驶3小时，就可以到达郑和庞大船队的出海口，位于太仓东南的浏河镇，这里不仅是太湖的泻水道，也是浏河与长江的汇合处。在镇东南的河口，河面已经宽阔至百米以上，大大小小的驳船与拖轮在河面上缓慢地行驶。向导指向远方一处高岗说，那里就是明代烽火台所在“宝山”的地方。根据道光朝《刘河纪略》的记载，永乐十年，平江伯陈暄因“黑夜风雨，船多覆溺”，而奏请在刘家河海口东南建一座土山，在上方建烽火台，烽火台高三十余丈，以狼烟与烽火引导进港的船只，永乐一朝之内，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刘家河遂被称为“天下第一码头”作为见证，明代诗人陈升曾有诗《娄江夜泊》，描写当时海洋贸易的盛况：“古娄江上浪掀空，万斛楼船苇叶同，蜃气虚洋掩明月，尤雨度淮乘疾风。”从河口再向南20公里就是长江与东海交接的吴淞口，崇明岛的轮廓在淡薄的雾霭中清晰可见，在河岸一望无际的芦苇中，掩藏着望海亭的残基，季士家告诉我们，从元代开始，海员们都习惯出海前在这里烧香，请求天妃和其他神灵的保佑，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在郑和于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十六日立于刘家港天妃宫的《通番事迹记碑》上，讲述了他们在远洋中的“圣爱尔摩火焰”，这种常出现在暴风雨中树梢、桅杆、尖塔顶部的青色闪光，无疑是他们在出航时虔诚祈祷，从而使天妃显灵的标志，“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燮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

　“刘家港在海运停止，漕运兴起之后就逐渐废弃，清代初年《崇明县志》也有记载，说郑和宝船船大，难进浏河，而附泊崇明，说明航线由于逐渐停运而开始变窄。”浏河镇郑和纪念馆馆长刘咏说。到了清代，严如煜已经在《洋防辑要》中记述在万历年间，这里的港口已经被海潮带来的沙土所壅塞，“仅存一线”。港口的兴衰无疑是一个国家海运兴衰的晴雨表，15世纪初，明朝的水师还拥有3500艘各型的舰船，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岸各海岸巡检司，而400艘则集中在南京一带。但仅仅过了一个世纪，登记在册的船只就只相当于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小部分，其后的整整300年中，中国驶向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字只增长了一倍，最高峰时不过295只，载重不超过500吨。在位的弘治皇帝下令，民间修造两桅以上的船只即为死罪。在郑和的航海壮举100年后的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苏州府志》再次提到了一批从刘家河登陆，来自海上的外来者，然而他们不是外国贡使，而是倭寇。他们登陆后，肆虐至昆山、太仓、苏州，屯兵和临时集结的乡勇在接敌后一触即溃，兵器火药与铳炮“半被掳去”，然后占据昆山县城作为巢穴达45日之久，从而成就了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此立下的赫赫战功。

　航海终止与郑和的命运

　浩荡的宝船队无疑是明成祖好大喜功政策的完美缩影，然而它本身的衰亡也蕴涵在繁荣之中：永乐十四年，大运河的整治完成，在短短的5年之中，长达130多英里的河道被疏浚，从而使作为国家税收命脉的漕粮不必再通过海道运输。野心勃勃的朱棣同时决心迁都至北京，在郑和远航的同时，大约超过100万工匠在北京从事建筑工作，终于一场天降的灾难被不满的臣下看作是上天不满的警告：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一场暴风雨席卷了北京，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作为天子，朱棣不得不对这种警告有所反应，他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并豁免昔年受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取消了宝船船队的远航，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而且朝廷的国库现在几乎空虚。这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而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当成祖之子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刻对父亲的政策采取了极端的收缩：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从实际的立场出发。维持这个八方来朝的帝国代价巨大：大量进贡的外来奢侈品“番货”，不仅要求被全部收下，甚至也要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加倍给予赏赐。在永乐九年，郑和船队初次访问满剌加后，以国王为首，总数达540人的庞大使团来华，赏赐给这些“向化之民”的品物包括黄金百两、宝钞四十万贯、钱两千六百贯，以及成百上千匹的锦绮与帛。这些奢侈品除了堆放在京城的府库中供应朝廷的开支，很难作为流通的资本对整个经济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作为对策，朝廷不得不用这些“番货”来发放官员的工资。《明实录》中就记载，宣宗时，户部就要求北京的文武官员领取苏木、胡椒来作为他们的俸米折钞，苏木每斤折合宝钞五十贯，胡椒每斤折合宝钞一百贯。五品以上京官，7/10的官俸折支胡椒与苏木，3/10发米。

　在郑和的反对者中，最坚决的也许是重掌户部尚书一职的夏原吉，他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捎人等，各放宁家。”而庞大的远洋舰队则被安置在福建长乐与刘家河的港湾内，被永久搁置起来，任其朽坏。

　永乐皇帝的征伐、海上探险和宫殿营建超过了当时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岁入的两到三倍，但更致命的危机来自明朝本身效率低下的财政制度。1425年，当宣德皇帝即位时，作为朝廷流通货币，没有准备金与盈余的宝钞已经贬值为1/4到1/7，仅仅被允许用来交纳税课和赃罚。作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田赋也开始不为国家所掌握，因为耕地的分割常常使得大土地所有者可以以不同的名字分开登记自己名下分散的土地，用以逃避应当负担的“役”与“均平银”等具备累进税制，同样，由于缺乏现代性的统计核算制度， 也无从掌握那些脱离土地的户籍人口，结果就是逃亡人口的税额不断地被加到未逃亡者的头上。在为建造郑和船队出力最多的长江三角洲，富庶也因频繁的海上探险而衰落。维持郑和宝船队所需的浩大开支与物资供应，常常是无偿供给或者从田赋中扣除，称为“役”与“办”。《皇明典故纪闻》中就描述，造修船只所需的松木与楠木，分别每隔五年与七年征收一次，开支由军队卫所与里甲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分摊，然而地方 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或准备金来支付这项浩大的开支，只能分摊到田赋上，或者以库房中囤积的陈年货物来抵账。而在造船时，即便是像《漕船志》这样的官方文献，也认为官办工厂制订的营造标准过分苛刻。一条长十丈的运输船，官方制订的木料耗费大约是200“料”（10料为1丈），而民间标准则是官营标准的一倍，其他诸如油灰，铁钉与绳索等耗材也会相应增加。在顾炎武等儒家知识分子看来，这些措施很难摆脱“暴敛”与“苛政”的名衔，然而他们并不明白各地的“提举司”与船厂并非现代意义上拥有预算、现金储备和会计制度的企业，船厂只负责指定工程标准，并将征集来的原料下发。而在船只制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要卫所与工匠自行承担，从而使得官营工厂的工匠与卫所水军常常集体逃亡，以躲避这些不可承担的开支，这种现象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到了15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官营手工业户已经逃亡了3/4，而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也造成了明朝无力征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出洋，因为这些服兵役的军户很多并非自愿。根据大明会典，每一军户除开要出一男丁应军役，还要承担本卫所的其他征发。除了月粮一石，士兵没有任何现金收入，只有不定期的宝钞赏赐，从宪宗朝开始，就连月粮也已经开始被折支苏木和胡椒。这样就使卫所军士的逃亡成为普遍现象，例如洪武朝广西官军定额为12万人，而到了孝宗时代的1492年就只剩下大约18000人。郑和航海下属官军，也来自南京之龙江卫、水军卫、金吾卫、锦衣卫以及太仓江阴地区其他卫所，在初次西洋航海100年后，南京的兵部尚书就上奏折，称曾经跟随郑和扬威各国的水师已经蜕化为一批鹑衣百结的“狡谲诬赖”，他们“典卖旗甲，恣意横行，折干盗卖之弊，种种莫诘”。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拿破仑波拿巴是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创立者，历史上称之为拿破仑一世。他纵横驰骋於欧洲战场二十多年，指挥过将近六十次战役，常常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多少次战胜英国和欧洲封建国家组成的反法联盟。他的军事实践活动，对於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相当巨大的影响，后人称赞他是「真正的军事艺术的巨匠」。拿破仑好像是一个传教士，他是用刀剑和枪炮来传教的，他走遍了全欧洲以宣扬「全国皆兵」的福音，结果，终於使这项福音成为所有深感困扰的欧洲人民的军事教条。拿破仑曾经这样感慨的说：如果我和卢梭都不存在的话，这世界是否会比较宁静？这个问题只能留待后人去判断了。

第壹节生平背景

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拿破仑生於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父亲夏尔波巴拿曾获法学博士学位，在该城任法律顾问，拿破仑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及三个妹妹，仅靠父亲薪金维持全家生活，家境比较清寒。一七七九年，拿破仑不到十周岁，靠著科西嘉总督的帮助和贵族的特权，获得法国王室奖学金，进入法国东部布里埃纳的预备军官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这位未来法国统治者的军人生涯。拿破仑在该校就学六年，本来想当海军，但由於母亲不赞成，就选了炮兵专业，他学习勤奋，精心钻研有关军事的各种科学知识，奠定了自己军事素养的基础。

一七八四年十月，拿破仑在预备军官学校毕业，被保送到巴黎军事学校深造，在巴黎军事学校中发现整个学校是那麼富丽奢华，曾向副校长陈情这种教育制度的害处，尔后在部队如何适应艰苦的任务。在第一学年结束时，由於学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取得炮兵少尉的军衔，被派到驻扎在瓦朗斯的陆军拉费尔炮兵团服役，拿破仑十六岁就踏进现役部队，在见习期间他亲身做过士兵所做的一切工作，获得了基层工作的经验。一七八六年，因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困难，拿破仑返回科西嘉岛，清理产业，处理债务，帮助母亲渡过难关，当他返回团队后，意识到自己将以军事为终身职业并决心将来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自己利用闲暇之时，阅读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以及历史上著名统帅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等人的传记，由於勤奋学习，他在现役部队中很快成了年纪最轻且有政治抱负而又精通炮兵业务的出类拔萃的军官。

一七八九年，二十岁的拿破仑迎接法国大革命的来临，他对当前统治阶级一直有强烈的反感，於是便毫不犹豫加入共和主义的革命派。当时许多职业军人被指为保皇派而遭到放逐，拿破仑便在人才不足的情况下，崭露头角。一七九三年，革命军攻击土伦要塞，拿破仑立下大功，因而被拔擢为少将，一七九五年他镇压巴黎暴动，被特任为国内军总司令。青少年时的拿破仑浮沉差别待遇、贫困、革命的激流中，现在终於幸运地攀住了浮木。

一七九六年，拿破仑以二十七岁的英年被拔擢为义大利军团总司令，而跃登历史舞台，八年后，三十五岁的他便当上法国皇帝，君临法国与欧洲诸国，真可谓是英姿焕发的『旭日将军』。然而到了一八二五年，他却在四十六岁的盛年败於滑铁卢，被放至圣赫勒拿岛，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其殁落之迅速，令人联想到秋天的落日，可说是好景不常的『斜阳将军』，其过程也是当今天人类一些军略、军事学家，始终要研究的。做为一位天才领袖，拿破仑突破传统，发明以局部优势展开各个击破作战的命令战法，而瞬间席卷整个欧洲，然而当战场扩大时，却暴露出鞭长莫及的缺点，最后败於以具备独立能力的战略兵团展开组织作战的训令战法。兹简述拿破仑一生，由盛而衰之过程：

土伦之役，展现军事天分：

一七九三年九月，拿破仑被派往参加围攻土伦的战役。土伦由於反革命势力的叛乱，被王党和英国干涉军所控制，城防十分坚固，港内还停泊著强大的英国舰队，政府军屡攻不下。在围攻土伦的战役中，拿破仑在组织火力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并且在发动攻击的决定性关头，他身先士卒，击溃顽强，占领了制高点，随即炮轰英舰，迫使英舰仓皇逃入地中海，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革命军攻占了土伦，该城叛军只得投降。拿破仑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第一次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一七九四年一月，拿破仑破格提升为准将旅长，这时，他年仅二十四岁，成为法国革命军中的一位年轻将领。

炮击巴黎，开启用大炮镇压城市暴动的先例：

一七九四年七月热月政变后，拿破仑被关十四天，出狱后不被重视，而潦倒於巴黎，直到一七九五年八月，他才在最高司令部属下一个地形测量部谋得职务，但在二个月后，拿破仑生活中发生了重大转机。一七九五年十月，政府颁布了维护共和制的新党法，这使王党对热月党人复辟君主制的希望落空，王党立即在巴黎组织二万人参加叛乱，此国内军总司令官巴拉斯负责指挥镇压叛军，但他不是一位军人，面对紧急状况束手无策，便任用土伦英雄，拿破仑为副总司令。这时拿破仑指挥的军队只有六千人，他果断地运用大炮轰击王党叛乱，暴民作梦也想不到在市街战中会遭到炮击，一下子便被拿破仑的一击所消灭。王党被迅速平定后，拿破仑声名大噪，随即接任巴黎卫戍司令的职务，晋升为少将，从此，拿破仑平步青云。去实现征服欧洲的愿望了。

第一次远征义大利，名震欧洲：

一七九六年，为了解除英国和欧洲封建国家所组成的反法联盟的威胁，法国政府派出三路军队攻打奥地利，北路和中路是主力，由著名将领茹尔丹和莫罗率领，沿美因河和多瑙河向维也纳进军，南路由拿破仑率领，主要任务是进攻义大利，牵制奥军，以配合主力部队。二十七岁的拿破仑充分发挥了杰出的统帅才能。一七九六年四月九日，拿破仑率领四万三千名远征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天险，进入义大利，采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穷追猛打的战略战术，半月内六战六捷，迫使撒丁王国签订和约之后，法军又强渡波河，大败奥军，占领首府米兰，直逼维也纳，奥国大为震惊，被迫媾和，同法国签订坎坡福米奥和约。这是第一次使反法联盟瓦解。拿破仑在英姿焕发的二十七岁担任义大利军团总司令，为素有乞丐部队之称的三万名疲弱士兵加入活力，使其转身成为骁勇善战的军队，不到二年便将义大利纳於统制下，并击破强国奥地利的老练军队，缔下了空前的伟业。

进攻埃及，无功而返：

奥地利被击败后，只剩下英国继续与法国作战，为了打击英国，迫使求和，拿破仑提出远征埃及，切断英国通向东方的道路，然后进一步夺取英王王冠上的明珠——印度的计划。一七九八年五月十九日，拿破仑派遣战舰十三艘、巡洋舰十四艘、小型舰若干艘、输送船四百余艘，上面搭载将兵约三万五千名（其中包括骑兵四千及炮兵三千）和学者及其他人员，总共五万人，从土伦出发，於七月初在埃及登陆，先后占领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城及埃及大部分的领土，但在八月初，停泊在阿布基尔港的法国舰只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焚毁，此时，埃及人民又纷纷起来反对法国入侵者，当时，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土耳其在英国的支持下派兵取道叙利亚，准备收复埃及，拿破仑为了先发制人，率军进攻叙利亚，结果在阿克要塞遭到当地阿拉伯人民和土耳其军队的顽强反抗，被迫退回埃及，陷於两难困境，且战况陷入胶著状态，在一七九八年，正当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英国联合奥地利、土耳其和那不勒斯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对法国展开了强大攻势，英军在荷兰登陆，德意志境内的法军败退到莱茵河左岸地区，特别是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奥联军把法国逐出义大利，拿破仑征服义大利的胜利果实全被丢掉。且国内政局不稳定，王党也加紧复辟活动，因此拿破仑随即将埃及的部队交给自己的部下，率五百人，四艘战舰，偷渡地中海回国。也因此结束了远征埃及战役。

雾月政变，夺取政权：

一七九九年十月，拿破仑到达巴黎后，就致力於推翻督政府的活动，他拉拢了五名督政官中的二名督政官罗歇杜科和西耶士，还有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及警察总督富歇等人，元老院中不少元老支持他，五百人院议长则是自己的胞弟吕西安。此外，拿破仑还得到军人的支持，银行和工业也都来赞助。终於在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即法国共和历雾月十八日，拿破仑被任命为巴黎卫戍司令官后，就发动军事政变，使用军队驱散议会两院，推翻督政府，然后又纠集一小撮议会代表通过决议，把国家的政权交给以拿破仑为首的三人临时执政（三头政治），而实际上拿破仑却一人独占了政权，雾月十八日政变使廷续十六年之久的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确立起来，拿破仑曾得意地说：我的家谱是从雾月开始的。这个独裁政权起先称为执政府，后来改称为法兰西斯第一帝国，即拿破仑帝国。

第二次征服义大利：

拿破仑执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除反法联盟军队压境的巨大威胁，他通过外交途径，利用俄、英争夺马尔他岛的矛盾，促使俄国退出反法联盟。同时，拿破仑向英、奥建议停战媾和，但遭到拒绝，於是决定再次远征义大利，打击奥地利。一八00年五月，拿破仑率领法军第二次远征义大利，这一次，他不是重覆他在一七九六年进军义大利的路线，而是选取了另一条距离最短，但却很难通行的路线，即绕道瑞士攀越阿尔卑斯山上号称『天险』的大小圣伯纳德山口，冒著随时会发生雪崩的危险，沿著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的羊肠小道，只花了七天时间，就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境内，实践了他那句名言：任何小径只要山羊能走过，就可以来迂回敌军。我们从担任攀越圣巴尔尼娜峰向导的当地农夫回忆说：「———来到有地狱谷之称的危险地带时，军队已无法动弹，可是一旦拿破仑出现吆喝一声，精被力尽的士兵又恢复精神，站起来开始前进，每当面临眼看无法攀越的险峻之地，他就在队伍前头喝马前进，，命令士兵吹突击号、打进军鼓，以激励士气，队伍往往都能提振精神越过去，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中，炮身全部卸下，放入挖空的圆木中，以人力扛负，有时搬运一门大炮动用一百人以上，炮车的车轮也分别卸下，绑在木头上用肩膀扛著，弹药类存放在橡树制的箱子裏，由马或人背负著搬运。」，这一著完全出乎奥军司令官的意料，法军乘奥军措手不及之时，攻占了米兰及热那亚等地。尤其在马伦哥之战，陷入苦战中，但由於拿破仑站在阵头指挥，遏止军队的崩溃，并运用巧妙的计策集结兵力，激发士兵不屈的斗志，使战势逆转，因而获得完全的胜利。此次征服义大利，前后经历三十日，故又称『三十日战役』。奥地利失败后，拿破仑与沙皇保罗一世谈判缔结法俄联盟。这样，英国陷於孤立，不得不同法国谈判。一八0二年三月，英、法两国签订了亚眠和约，英国把它在战争期间夺取的领土交还给法国及盟邦西班牙和荷兰，承认法国在欧洲占领的领土，此时，第二次反法联盟彻底瓦解。

一八0二年——终身执政，一八0四年——登上帝位：

亚眠和约的签订，使拿破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得以专心致力於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他除了加紧对雅各宾派进行迫害和严厉地镇压王党复僻活动外，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强化中央集权；全国从上到下由集权的行政机关严格控制，而行政机关的统治权则由拿破仑一人独揽。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吏都由他任命。

创立全国警察特务系统：推行告密制度，使公民包括官员互相牵制和监视，并严格控制舆论，建立苛刻的书籍书报检查制度。

恢复天主教在法国成为合法的宗教：拿破仑曾说：宗教对政府是有用的，应当利用宗教来感化人民。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因此，天主教就成为拿破仑政权的支柱和思想统治的工具。

加强法制，颁布民法典（史称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它还确定了农民在革命期间获得的土地所有权。这部法典也随著法国军队的向外扩张，在占领的地区和国家中推行过，对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相当作用。拿破仑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中，曾回忆道：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於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改革税收制度：拿破仑任命财政专家为财政大臣，健全货币制度，一八00年创立了法兰西银行，一八0一年成立了奖励民族工业协会，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向私人企业提供补贴，鼓励采用新技术等等，这些为法国经济的增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由以上措施完成了军事独裁制度，又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表明了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事家，也是个能干的政治家。随著内政及外交工作取得的卓越成效，拿破仑独裁统治更加巩固了，一八0二年八月二日，元老院宣布拿破仑为「终身执政」，并有权任命继承人和修改宪法。一八0四年五月，拿破仑修改宪法，宣布法国为帝国，并在他的授意下，元老院拥立他为皇帝，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受教皇庇护七世加冕，称拿破仑一世。

嬴得欧洲第一名将荣誉的奥斯特里茨战役：

亚眠和约只是暂时的停战协，英法之间为争夺欧洲和殖民地霸权的矛盾存在。一八0五年四月，英国利用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反法的立场，联合俄国组成第三反法联盟，参加者还有奥地利、瑞典、那不勒斯等国，向法国推进。一八0五年十二月二日，正是拿破仑加冕一周年的纪念日，法国同俄奥联军堑奥斯特里茨村会战，沙皇亚历山大和奥皇弗兰西斯亲自率军参加战役，法军由拿破仑亲自指挥（史称三皇会战），在兵力上，拿破仑处於劣势，但此战役上其采取攻势防御战略，部署正确，反攻及时，追击组织好，会战只经一日就结束了，法军以死伤八千八百人的代价，毙伤联军一万二千二百人，俘虏一万五千人，缴获一百三十三门大炮。这一次战役一举摧毁了第三次反法联盟。

征服普鲁士——耶拿战役，击退俄军——弗里德兰战役：

拿破仑在欧洲势力不断扩大，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於是在一八0六年九月，英国、俄国、普鲁士等国结成第四次反法联盟，这次是由普鲁士首先发难，拿破仑决定在俄军未能援助普军之前，就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击破在耶拿西北方的霍亨洛侯爵，将是胜利的关键，於是将炮兵推进至敌前附近的耶拿北方的兰多格拉芬堡高地，想趁黎明时以猛烈的炮击一举获胜，但该山地险峻又没道路，而且在下著雨的黑夜拖拉沉重的大炮攀登陌生的山地，实在是难上加难。虽然拿破仑十万十急地催促，作业一点也无法展开，最后部队哀声说：不可能。拿破仑的名言『对我来说，没有不可能的字。』便是在这个情况下说出的。他亲临阵前指挥，军团投入三万人力火速开路，以绳子捆绑大炮，终於将大炮拉了上去，此一标高三百六十一公尺的高地，便是后世称为『拿破仑高地』或『拿破仑兵阵地』的制高地点，拿破仑亲临阵地指挥成为决定性的一击，普军很快溃败，仅在六天内就被法军完全打败了，此后，法军长驱直入，於十月二七日，进占了柏林。正如德国大诗人海涅所描写的那样：『拿破仑呵一口气，就吹掉了普鲁士』。拿破仑击溃普鲁士后，挥军进入波兰，向已经开到东普鲁士的俄军发动攻击，一八0七年二月八日，法、俄两军展开了艾劳之役，由於双方势均力敌，战斗相当邀烈，拿破仑冒著生命危险，为了激励士兵士气，稳定军心，镇定自若地墓地上指挥，使得士兵们毅然地屹立在这个死神笼罩的地方，待命出击，抵制了俄军的猛烈攻击，这次战役，双方损失惨重，不分胜负。六月十四日，法、俄两军恢复战斗，会战於弗里德兰，拿破仑先派遣部队前去侦察敌方阵地，待兵力整合完毕后，又将预备军投入前线，命令全军总攻击，俄军无法支撑，兵力三分之一被消灭，无法继续作战，开始撤退至梅美尔河畔的契吉特。一八0七年六月，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尼门河中游上的豪华船筏中帐篷内会面，缔结契吉特条约，第四次反法联盟瓦解。

孤立英国的『大陆封锁制度』未能成功进而加速拿破仑的没落：

拿破仑眼见不能以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胜过英国，便打算以经济力量征服英国，於是在一八0六年十二月发出柏林勒令，封锁欧洲大陆的经济，当时英国经济的基础主要是以殖民地所发展出来的产业生产工业制品，向欧洲大陆输出以获得贸易利益，针对这一点，拿破仑发出柏林勒令：欧洲大陆诸国禁止与英国贸易。没收英国制品和英国殖民地产物。停靠英国港湾的船只，禁止驶入欧洲大陆诸国的港湾。接著又在一八0七年发布米兰勒令，逮捕并没收出入英国商港的船只。此举不但可以在经济上打击英国，还可以将英国逐出欧洲大陆的市场，由法国独占，法国可以藉此发展，并支配欧洲大陆的经济，的确堪称是雄伟的国家战略，如果欧洲各国都服从拿破仑的政治命令，拿破仑就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支配欧洲大陆诸国，实现他担当欧洲帝国大君王的美梦。但是现实却不能像他所梦想那样地发展，反而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欧洲大陆诸国的国民经济，很依赖与英国的贸易，不能失去这种关系，因为：

从西班牙、葡萄牙，乃至俄国等欧洲大陆诸国中，只有法国、瑞士、西德意志具备国民工业生产力，其他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例如普鲁士、俄国、葡萄牙和北欧等，都向英国输出农产物等初级产业制品，再由英国输入次级产业（工业）制品，国民经济依此维系，如果断绝这一层关系，欧洲大陆诸国经济将会比英国更早崩溃，而且法国也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可以取代英国，因此大陆封销令只会导致欧洲诸的经济萧条。

法国国内的商业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相对立，而且同样是产业资本家，有的使用来自英国殖民地产物，与其他资本家利害相反，此外，砂糖、咖啡等消费品价格因而上涨，影响了国民大众的生活。

总之，大陆封销令，对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人民而言，形同苛酷的赋税。这个法令无视人民的需求，更令人怨恨。所以大陆封销是英国资本主义与拿破仑军事力量的对决，结果历经产业革命洗礼的英国资本主义，获得最后胜利。

教训第三次寻衅的奥利地：

一八0九年英淢又与奥地利组成第五次反法联盟，奥地利一直找机会向拿破仑复仇，西班牙战争爆发时，便企图乘拿破仑亲率大军西进之际，突然攻击法国。七月，双方决战在维也纳附近瓦格兰，由於拿破仑作战前，先利用广范围藏匿，欺敌的策略，发挥很大的效果，及战术运用得当，看出奥军的战面太广，中央部分较为薄弱，决定突破中央，终於使奥军大败。双方在维也纳的圣布伦宫缔结和约。也因此粉碎了第五次反法联盟。隔年，拿破仑还娶了奥地利公主路易丝为皇后，且与约瑟芬离婚。

由盛转衰的侵俄战争：

拿破仑先后打败了五次反法联盟，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是有它的深刻必然因素。但长期以来，拿破仑对欧洲列强的外交方针，是压服普、奥，联俄抗英，然而，同样怀有称霸欧洲野心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不愿充当英国皇帝小伙伴的角色，极力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并暗中恢复同英国的贸易，拿破仑不能忍受俄国势力在土耳其的扩张和对大陆封锁政策的破坏，把俄国看成是自己推行欧洲大陆霸权的主要障碍，於是决定进攻俄国。拿破仑莫斯科进攻作战和丰臣秀吉的朝鲜作战一样，都是不可行的，法国人民亟盼和平，将兵对战事厌倦，而拿破仑的战力，早在一八0七年对俄国作战时（艾劳之役）就已经显露不祥的前兆。而最致命性的前兆，则是法国人民已经觉得「拿破仑不是为法国的光荣而战，而是为自己的光荣而战。」因此，群臣反对，尤其身为拿破仑心腹的佛雪更是极力解说此举的谬误，但拿破仑斥责他说：你这位大人物曾几何时变成了小人物？，这时的拿破仑似乎已失去观察天下情势的眼光。不顾大家反对，於一八一二年六月，率领军队渡过涅曼河，侵入俄国。九月七日，法、俄军队在距离莫斯科一百二十公里的博罗迪诺村激战，双方都遭到很大的损失，俄军退却，实行坚壁清野，回避决战，保存实力的策略，九月十四日，法军进入莫斯科，但莫斯科已是一座火光熊熊，几乎一无所有的空城。就这样，拿破仑在莫斯科白白呆了五个星期，在政治上及军事上都毫无作为，随著寒冬来临，法军陷入饥寒困苦的绝境，十月十九日，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法军在撤退途中，遭到俄国人民游击队的袭击和俄军的追击，死伤累累，溃不成军，十二月中旬，渡过涅曼河离俄境时只剩下二万余人。此次战役法军死伤十二万五千人，冻死与疲劳而死者十三万二千人，被俘虏者十九万三千人，合计四十五万人。

巴黎沦陷，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

拿破仑在俄国的溃败，使欧洲力量对比发生急遽变化。一八一三年，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十月十六日，拿破仑军队同联盟军在莱比锡展开了决战，结果拿破仑大败。於十一月九日，返回巴黎，由於他的撤退，易北河、奥得河、窝塞河等要塞及守兵约十万，全部落入敌军手中。这时内外情势对拿破仑极为不利，如；

拿破仑苦心经营的莱茵同盟已经崩溃。

盟军丹麦及西北德意志被瑞典攻略。

荷兰被英国、普鲁士占领。

拿波里王缪拉为拿破仑的部将，因功高成为米兰王，但却还想当义大利王，因而向盟军示好，背叛了拿破仑。

进攻西班牙的英国威灵顿公爵，连破当地法军，越过庇里牛斯山，侵入法国境内。

法国政府内企图打倒拿破仑，国内保皇党及共和党的反政府运动白热化。

联军於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占领巴黎，达到战争的目的，使得原先蛰伏在巴黎的政治内讧终於表面化，形成巨大的分裂，使皇帝拿破仑的权利为之瓦解，四月六日，拿破仑被迫签署退位诏书，并被放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在反法联盟各国的扶植下，以新国王路易十八为代表的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了。

滑铁卢战役失败，终於结束了拿破仑的王朝：

波旁王朝复辟后，大批的逃亡贵族和僧侣返回法国，极力重建封建专制统治，要求归还在革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