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喜欢听好话是人之常情，所以人们大多只愿意听和说好话，即便说假话也乐此不疲，言者和听者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是古往今来，也有少数敢于坚持真理和原则的人们，刚正不阿，对上司甚至是帝王照样敢实话实说，犯颜直谏。少数侥幸得遇明主的能够匡正时弊，青史留名；多数则没那么幸运，赤胆忠心最终换来的是暴君、昏君们的血腥屠刀，非但不能有所作为，反而死于非命！笔者经认真研究总结，特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十大谏臣归纳如下，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1、关龙逢

　　夏桀时大臣，关姓始祖，因忠谏而被桀所杀。据《韩诗外传》记载，夏桀时，建造的酒池中可以运船；堆起的酒糟足有十里长，池中之酒可供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向夏桀进谏说：古代的君王，讲究仁义，爱民节财，因此国家久安长治。如今国王您如此挥霍财物，杀人无度，您若不改变，上天会降下灾祸，那时定会有不测的结果。他恳请国王改变这种情况。说毕，立于朝廷不肯离去。夏桀大怒，命人把他囚而杀之。关龙逢因忠谏被杀，在夏王朝内外引起很大不满，很多人都不敢直言进谏，只想远远离去。在关龙逢被杀后，夏桀众叛亲离，夏朝不久就被商汤灭亡了。关龙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臣。

　　2、比干

　　相对于关龙逢来说，因为《封神演义》的关系，商代谏臣比干的名气要大得多，其事迹也更为壮烈。比干（前1092-前1029），子姓，沫邑人（今卫辉市北）。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为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 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 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3岁。比干夫人妫氏怀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林姓始祖）。比干为林氏之太始祖，后来周武王为比干封墓，赐林姓；魏孝文帝拓跋宏立庙宇；唐太宗下诏封谥“忠烈公”、“太师”；宋仁宗为《林氏家谱》题诗、元仁宗为比干立碑塑像、清高宗祭文题诗、清宣宗修复比干庙正殿等等。民间都把比干尊为文财神。

　　3、汲黯

　　相对于上述两位谏臣来说，西汉的汲黯要幸运的多。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汲黯为人威武不屈，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秉公事职，敢于犯颜直谏。一次武帝召集群儒说：“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武帝听了尖锐的批评，怒而罢朝。当时很多朝臣为他担心，纷纷劝他明哲保身，他慨然说：“天子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匤正错误难道是专作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

　　汲黯为官清正，廉洁奉公，死后家无余资，在封建官吏浊多清少的环境中他可谓一佼佼者。然而他多次直谏，廷争抗颜，又与权臣张汤不能相容，为此，张汤恨之入骨，常在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武帝好大喜功，不分良莠，对汲黯先施之以疏，后继之以贬，终被出为源阳太守，卒于任中。

　　4、魏征

　　魏征（580－643），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属河北）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魏征死后，唐太宗非常悲痛惋惜，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魏征猝逝，遂失一镜矣！”并亲书墓碑，下诏陪葬昭陵。

　　5、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即后世四大公案之《狄公案》。

　　6、胡铨

　　胡铨(1102～1180),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邦衡，号澹□。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此科由高宗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兵部尚书吕祉荐,赐对,升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上疏反对秦桧主和，乞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高宗。秦桧认为“狂妄凶悖”，于是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十二年被劾，又贬新州，十八年又被谪移吉阳军。直至秦桧死，才得徙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历官至权兵部侍郎。由于始终反对和议，与朝廷政见分歧，于是力求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卒谥忠简。

　　7、寇准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发奋读书，十九岁登进士第，当了一个时期地方官后即被召入朝任职，以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赵炅器重。三十一岁时任枢密副使。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召寇准回朝，先后任权知开封府、三司使等职。景德元年(1004)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冬，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入侵宋境，直趋黄河沿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宋廷大臣王钦若等多主张迁都以避敌锋，唯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促成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抗击，宋军士气为之一振，促使辽圣宗决意同宋议和，订立和约后撤兵（见澶渊之盟）。后因受王钦若的挑拨，寇准逐渐失去宋真宗的信任，于景德三年罢相，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度被起用为宰相,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于宋仁宗天圣元年 (1023)闰九月死于贬所。

　　8、包拯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政治家。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9、海瑞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回族，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 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10、杨继盛

　　比起海瑞，杨继盛的在民间的知名度稍显逊色，但是在历史学家们的眼里，他的事迹更为壮烈，影响更大，被称为明朝第一谏官。

　　杨继盛（1516－1555），容城（属今河北）人，字仲芳，号椒山。嘉靖进士，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大将仇鸾对俺答畏怯妥协，被贬官，后起用为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世宗怒，下诏处死。人们听说杨继盛要处斩 , 四城百姓蜂拥赶到西市 , 为杨继盛送行。沿街人山人海 , 哭声震天 , 晴朗的天空突然天昏地暗。杨继盛昂首挺胸 , 视死如归 , 当众高唱 : 浩气还太虚 , 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 , 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死后七年 , 严嵩父子被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等人斗倒。明穆宗登基后 , 为前朝冤案大臣平反 , 杨继盛是第一人，并追赠为太常少卿。隆庆二年 , 直隶监察御史郝杰 , 在保定民众的强烈要求下 , 上奏穆宗 :“保定府是杨继盛的故乡 , 本地官吏和百姓请为杨继盛立祠 , 以做永久的纪念 , 请求批准。” 皇帝很快批准 , 并定名为 “ 旌忠 ” 祠。

魏征（公元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县人，又说晋州市或馆陶县）人，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魏征少时贫困，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

王珪（570-639年），字叔玠，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南梁尚书令王僧辩之孙；后为唐初名相，以诤谏与魏徵齐名。

王珪的祖父王僧辩是南梁重臣，初为南梁湘东王萧绎中兵参军，后任平南将军、左卫将军、骠骑大将军、尚书令等职。他智勇兼备，所经战阵，多获胜利。梁大宝二年 （551），萧绎以他为大都督，领军讨伐兴兵作乱的原东魏大将侯景，获胜。次年，他与东扬州刺史陈霸先会师，水陆并进，攻破石头城（今南京城西），再次大败侯景。后与陈霸先不和被杀。

王珪年轻时“性沉澹，志量隐正，恬于所遇，交不苟合”，性情沉稳恬淡，不随便交结朋友，深受叔父王頍的赞赏。开皇十三年（593年），王珪被召入秘书内省，授为太常治礼郎，参与校定图书典籍。

仁寿四年（604年），王頍随汉王杨谅起兵反对隋炀帝，兵败被杀。王珪是王頍之侄，按律应当连坐。他逃到终南山中，隐居十余年。在此期间，就与房玄龄和杜如晦交好。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攻入关中，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进封唐王，册长子李建成为世子。王珪得到丞相司录李纲的举荐，出任世子府谘议参军。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册封李建成为皇太子。王珪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深受李建成器重。

武德七年（624年），庆州刺史杨文榦兵变，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日渐凸显。唐高祖认为王珪未能劝导太子，致使兄弟失和，将他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李建成，不久继位，是为唐太宗。

王珪与魏征一同召回朝中，出任谏议大夫。同年十月，唐太宗追封李建成为息王，以礼改葬，王珪与魏征等原东宫属官一同前去送葬。

自此之后，王珪多次进谏，深受太宗信任。

庐江王李瑗谋反被杀后，其姬妾被籍没入宫。后来，唐太宗指着这个姬妾对王珪道：“李瑗杀了她的丈夫，又纳她为妾。”王珪问道：“陛下认为李瑗所为对还是不对？”唐太宗道：“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王珪答道：“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唐太宗醒悟，命将这个美人放出宫去。

王珪拜相后，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等人一同辅理朝政。一次，唐太宗对王珪道：“爱卿善于鉴别和品评人的才能，那么你与房玄龄这些人相比，谁更贤能？”

王珪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

王珪认为，与其他几位相比，自己更加嫉恶如仇、黑白分明，并且善于发扬善举清流，鞭挞污秽丑恶。

贞观十一年（637年），王珪兼任魏王老师，负责教导魏王李泰。

贞观十三年，王珪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唐太宗素服举哀，并命李泰率百官送葬，追赠为吏部尚书，赐谥号为懿。

北宋名家曾巩对王珪有评价：“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徵、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

可见，在古人眼中，王珪一直是与魏徵齐名的诤臣。

　　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

　　（结论简述）

　　申鉴 宗凌

　　二00四年五月十八日至六月六日，我们在拜读了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清月先生所编著、于一九九八年十月，由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千秋金鉴魏征》一书，重阅中国魏征学会筹委会河北省晋州市魏征研究会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由申建国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魏征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论魏征》中《魏征的籍贯是河北省晋州市》一文和现有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实物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两相对照，感触颇多。于是，就在处理其它多种业务和事务性工作的同时，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写出了十二万余字的《再证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的新作，现将简要结论，概述如下：

　　一、古之巨鹿郡下曲阳，即原本的晋县，现今的河北省晋州市。对此，古今中外，包括馆陶的同志在内，均皆认同，没有一人表示质疑。魏征的先祖是战国时“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之孙西汉高梁侯魏无知之五世裔孙魏歆，在西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至7年在位）时，任巨鹿太守，初居下曲阳，此乃巨鹿魏氏之始。从汉至唐（隋、唐时下曲阳改称定州鼓城），皆为大姓、名门、望族。魏征系巨鹿魏氏的后裔，巨鹿堂及其衍派而出的光裕堂为该支的堂号，现在迁徒移居海内外的魏征后裔（包括港、澳、台，新、马、泰及其它国家）的魏氏家族宗亲均予认可。

　　二、河北省馆陶县（原属山东省，一九六四年划归河北省）之现域，虽确属过秦始皇所置的三十六郡之一的巨鹿郡，但西汉以后随着历史沿革，已发生变化。尤其在魏征之父魏长贤和他所出生的时代北齐之时，唯独在下曲阳置巨鹿郡，辖藁城、毋极（今无极县）两县，而当时的馆陶县已属平阳郡，其后又属武阳郡、魏州。这是历史事实，馆陶人也已证明，但它确与秦置的巨鹿郡无关。所以，巨鹿与魏州在地域上，已不是一郡，更不相接，而且非此二地之外的曲城、曲成，一在江苏，一为掖县，两说者均认为非指，无可争议。晋州人认为魏州辖域内决无“曲城”之地，而馆陶今人所指的“曲城”，乃现在馆陶县与邱县交界处的平堡村，春秋时称“曲梁”，汉时改称“平台”，而今人却非要称“曲（梁）城”，缺乏文献史料、实迹可查考，立论不足，难以置信。所以，今人考察，巨鹿下曲阳在今藁城市东、晋州市西的方位，即春秋时的鼓国都城，现晋州市晋州镇古城村一带，也就是许多文献、辞书上所注明的今河北晋县（晋州）西，是正确的，而且作为权威性的《畿辅通志》，早就明确指出魏州所属无“曲城”，曲城就是“巨鹿郡下曲阳”的简称，在正定府所辖的晋县西。

　　三、在唐代的历史文献和有关的碑文记叙中，魏征的籍贯均无谬误。例如，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注明是“巨鹿人”，张说所撰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魏征第四子魏叔瑜）的碑文所言：“曰魏氏，巨鹿曲阳人也。女考太师郑文贞公（即魏征）致君皇极，配神清庙，故祖德胄系，叙于太宗之先碑矣”。还有魏载、魏哲、魏谟等人的墓志和先庙碑铭，均明载为“巨鹿曲阳人”，系魏征后裔。唐代人李延寿所编纂的《北史》、魏征本人主编的《隋书》，在介绍巨鹿魏氏族人时，都坚持认为是“巨鹿下曲阳人”。对于魏征的直系先人曾祖魏钊、祖魏彦、父魏长贤，加上魏征，被后人誉为“千秋金鉴，三代遗直”，以及包括他的族兄魏收（见《魏书》、《北齐书》）、魏澹等十余位魏氏名人，皆明确地记述为巨鹿下曲阳人，均无出现误差。

　　四、唐后五代石晋（即后晋石敬瑭，公元936至942年在位）时，涿州归义人刘煦编撰《旧唐书》，该著刊行时，距魏征病逝三百年。刘煦在《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14584页上，十分明确地写着：“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曲城乃巨鹿郡下曲阳城的简称，后人已考定无疑。所以，《旧唐书》的编纂者刘煦尽管用了简称，给后人添了点儿麻烦，但他并不是错误，还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可贵的是，他特别写明魏征的父亲是魏长贤，曾任屯留令。这不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为魏征的家族世系属巨鹿魏氏，提供了重要可靠的文字依据。因为从来无人否认过魏长贤的籍贯是巨鹿下曲阳，虽有文载说“近徒家相州之临黄”，但“搬家”并不会导致籍贯的改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

　　五、魏征籍贯（故里）之误，源始于北宋时期宋祁奉敕撰修的《新唐书》。该书的九十七列传第16336页上的魏征列传中说：“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在此处，他一方面，是在缺乏史实证据的情况下，把魏州和曲城这两个根本毫不相干的地名连在了一起。故而，给后人造成了魏州所辖馆陶的模糊概念，使得今人不得不按照他的思路在县内去千方百计地寻找“曲城”的所在地。其实按照一般常规，在国家的正史的人物传记中写明籍贯时，具体到县级，也就足够了，有几个人写到乡里、村里的！那只能是在地方志中，才可以看得更详尽一些。比如《晋县志》对魏征的故里、故居连同他家的别业（赵魏、表业，现为庞表村）都记载的相当清楚、明白，毫不含糊；而馆陶的“曲梁”，在《馆陶县志》中仅有二十一个字古迹变迁的情况介绍，却没有一字说这里曾是魏征的故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他对《旧唐书》中“父长贤，北齐屯留令”这句十分重要的话，避而不写，这样就为欧阳修等人混淆魏征原为巨鹿魏氏，增加了误导，构成了所谓的馆陶新说。然而，欧阳修在《新唐书》表十二，二十六页起，16054页的《宰相世系表》载：“馆陶魏氏，本出兖州刺史衡曾孙珉始居馆陶。珉孙彦，彦、钊、长贤。征，字玄成，相太宗”。在这里，欧阳修明显地出现了三点失实和失误：一是“珉孙彦”的说法，明显错误。因为魏彦是魏征的祖父，不是魏珉的孙子，他们之间没有直系的血缘关系，这是大家都熟知共认的；二是，他把魏征的曾祖父魏钊放在了魏彦之后，有意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假象，以证实魏征乃珉之五世孙之说，显然手法并不高明；三是，在长贤后，接写“征，字玄成，相太宗”，并没有明确地注清魏长贤与魏征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又给后人打了一个“马虎眼”，至少是令人迷惑不定，半信半疑。还有一条，他在《宰相世系表》中列出的唐代六位魏氏宰相，先把魏玄同（字和初，相武后），排在其一，而把魏征（字玄成，相太宗）列为其二，明显地错排了位置，而且把魏征的五世孙魏谟也说成是魏州曲城人。这样，就使得馆陶的今人依据这些模糊不清的文字，错认为晋州的今人有意抛弃魏玄同（因为魏玄同籍贯十分清楚，是定州鼓城，即唐时的晋州）不要，而非得争抢魏玄成不可，而且说晋州人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弄混了，碑上的字迹看错了，非说魏征在晋州纪念性的碑和墓，是唐中宗李显为魏玄同平反昭雪后复修的。非要问晋州人魏玄同的墓、碑在哪里？对此，我们只能说一句话，叫做不知者不怪。究其根源，“馆陶说”始误于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我们是不必错怪今人和今籍的。

　　六、魏征及其先人均属巨鹿魏氏，这一家族的世系和名人概况，现居的晋州人已经根据海内外提供的家谱文献资料，从魏氏的第一始祖黄帝、第一姓祖魏万至今四千余年共一百三十八世的传承序列，准确无误地排出，其中并无《新唐书》中所说的馆陶魏氏的魏衡和魏珉。倒是馆陶人通过对魏舒（晋文帝时曾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即宰相）的籍贯和世系的考证，获知并经查考，西汉兖州刺史魏衡、魏珉系任城魏氏（始祖为魏无知之另一玄孙魏汉），也属于魏氏的望族，世代也出了不少高官名人，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和江苏省沛县一带居多，他们系“大名堂”（因魏姓字义为大和地处大名府两者相符而得名）的族人。与实为巨鹿魏氏的魏征同祖（黄帝）、同宗（魏无忌、魏无知），但不同支（魏征的巨鹿始祖是巨鹿太守魏歆，而不是任城始祖魏汉、兖州太守魏衡，也不是馆陶魏氏的始祖魏珉），不同籍（祖籍巨鹿下曲阳，而不是《新唐书》中所说的魏州曲城，或者说馆陶）。馆陶魏氏实由任城魏氏而来。在这一点上，晋州说和馆陶说两者之间终于有了一致的结论。这应当首先感谢馆陶同志的汗马功劳和突出贡献。

　　七、关于魏征籍贯（故里）何在，目前虽有七、八种说法之多，但是，由于《新唐书》之误，还是以晋州说和馆陶说为主流，且各执一辞。专家、学者和文籍、辞书也自选其需，故而，出现了一说、并说、前后颠倒顺序说、两者相混说等等，众说纷纭的现状。然而，现居的晋州人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早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河北日报》第四版首发《魏征籍贯是河北晋县》的考证文章，已十分明确地详述了晋州说的依据。在此之前，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根据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的指示精神，晋县曾派人亲赴馆陶县与当时该县负责主管文化、文物和县志编写的有关人士，进行面对面的座谈和实地考察。是当时的馆陶人用文字和口头的形式表达出：因为经过他们多年的考证工作，本县确实是“三无”（即县志无文字记载，现存无文化遗址，民间无口碑传说）而“自我否定”之后，才得出“馆陶说无事实依据”的结论；而且晋州人还专门向南开大学的隋唐史专家杨志玖教授请教，他表示赞同并高度评价了晋州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同时还向曾经参与《辞海》编纂（史学卷部分主编）工作的上海大学的魏征研究专家蒋星煜教授询问，他回函表示“贵会资料齐全，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异议。”还亲任学术顾问，撰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十分高兴地向学术界推荐晋县开展魏征研究的情况。时隔近十年，河北馆陶魏征研究会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成立后，馆陶人不仅来了个“否定之否定”，而且对持晋州说的同志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书籍中著文，写出了种种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形成的猜疑、误解和不实之词，这些在刘清月先生所编著的书中，均有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表述。对此，我们晋州的同仁并没有做过任何驳斥，仍是平心静气地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史实说话，而且由于我们忙于其它更多、更重的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经济开发的各项任务，时间和精力也没有必要和不允许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课题上。所以，一直没有再更多地顾及此事。

　　八、其实，早在宋代以后的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至1294年在位）等封建统治者们就十分清楚地了解晋州籍的历史名人魏征及其家族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他开始把隋、唐时代就一直设在今山西省临汾市的“晋州”改在了今天的河北省晋州市，不仅提了一格，而且辖统远离晋州的安平、饶阳等三县，在原有的燕赵大地上增加了一笔“晋”的色彩，从而使不少后人不解地表示惊奇：河北为何出晋!到了明代，由《新唐书》搞错了的魏征籍贯，除了李贽在其撰写的《藏书》卷三十四说魏征是“魏州人”之外(注意：把曲城也简掉了），已基本获得纠正。例如,《明史·地理志一》载，“晋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以州治，鼓城县省入。南有滹沱河”；明朝陆应阳所辑的《广舆记》卷一载：“真定府”下“晋州”是“隋昔阳鼓城”。所以，《广舆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魏征是“晋州人”，完全正确。故而，出现了同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而且早五年，同是进士及第的馆陶县知县栾城籍人在主持编纂《馆陶县志》时，对魏征籍贯和事迹无任何论述；而三位真定、武强籍的学子在《重修晋州明伦堂碑》文中，却十分清楚地表述了晋州的历史沿革和魏征作为晋州籍的先贤的历史贡献，并进行了高度颂扬。这种迥然不同的现象，正是历史真实的必然反映。另外，在《北史》中，我们看到有一位深受馆陶人爱戴的馆陶长魏德深，在隋末与魏征同在武阳郡丞元宝藏部下任职，在他的传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巨鹿人也”，而与馆陶无关。

　　九、我们这次“再证”，用大量的文字，从十个方面进一步地进行了评述。一是，正史载定：主要是依据《二十四史》中由魏氏三位名人所编修的六部史书和魏征逝世后的有关史籍文稿；二是，方志注定：主要参阅了《晋县志》、《馆陶县志》、《畿辅通志》等有关地方志书。晋县志中关于魏征的文字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应有尽有；而馆陶县志却很难真正寻出一言；三是，地域认定：关于巨鹿下曲阳与馆陶的地域及历史沿革，晋州人说得对，馆陶人也说得不错，就是下曲阳不是馆陶，馆陶也没有“曲城”；四是，文物实定：晋州现有明代万历年间的乡贤祠和重修明伦堂碑两通，而馆陶至今尚未见到可证的出土实物；五是，遗址佐定：晋州境内现存纪念性的魏征祠，魏征墓，魏征故里、故居所在“魏家庄货”，魏征牌坊（俗称宰相楼），魏征出家为道处的紫云观，搜集佛学经典的藏经阁（普光寺）以及魏征的族兄魏收的墓等七处文化遗址，均有文字（）、传说和实地可查，老者回忆为证；而在馆陶境内所指之处却是出家为道的“寺院”、玉皇庙、压根就没有过的故居府第以及根本就不是他的“战友”的尉迟敬德栓马的两株奇槐，都难以令人信服；六是，口碑辅定：在晋州搜集、整理、出版了有二十七万字之多的《魏征的传说》，荣获国家、省、市多次大奖，而在馆陶除了魏征是其父和如夫人的“暮生”及“魏老道”的称谓之外，却不见更多的颂扬之语；七是，族人旁定：魏征的族兄魏收、魏澹，后人魏谟、魏玄同等十余位与魏征有关的巨鹿魏氏族人，在正史、方志和别籍中均有明文记载；八是，封爵钦定：魏征先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巨鹿县男、巨鹿郡公，其父魏长贤在贞观七年（公元634年）被追赠定州刺史，魏玄同也曾被封为巨鹿县男，而封馆陶县男、任城县男者却是外姓、外地的他人；九是，世系划定：经过详考，魏征确属河北巨鹿魏氏，而不是由山东任城魏氏而来的馆陶魏氏；十是，堂号分定：魏征属“巨鹿堂”，而不是“大名堂”。

　　这样，我们把晋州说和馆陶说双方的依据，一一进行对比、甄别之后，再次得出结论：魏征籍贯（故里）是河北晋州，不仅正确无误，而且进一步找出了馆陶说的误源和馆陶魏氏的来源。应当说，这又是一项值得高兴的学术研究成果。

所有历史都记载魏征是巨鹿人，唐朝《贞观政要》明确记载“魏征，巨鹿人也”。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魏文贞公征，巨鹿人。"《巨鹿县志》也记载了魏征的生平事迹，巨鹿以前曾建有多处"文贞公"祠，奉祀魏征。明洪武十年，巨鹿知县王深源重修《魏相祠记》中说：“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指的就是今天巨鹿铜马镇村北一古村遗址，那里就是魏征的出生地。

但是馆陶和晋县却在个别记载魏征是“巨鹿下曲阳人”，这个“下曲阳”上做文章，其实不管这下曲阳究竟是何地，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下曲阳是巨鹿的（是巨鹿县或巨鹿郡的），可是遍观从隋朝、唐朝一直到今天之间的历代政府所设置的巨鹿郡或巨鹿县辖境都完全在今天邢台市范围内，唐朝时的馆陶和晋县压根就不属于唐朝时的巨鹿郡或巨鹿县管辖，而且他们以前县志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魏征是他们那里的人的科学记载，馆陶和晋县考证的依据居然是秦朝时期的巨鹿郡的辖境，秦朝时和唐朝时的巨鹿郡差别太大了，记载唐朝时期魏征的历史书不可能以秦朝的行政区划来记载，其实晋县考证魏征是晋县人依据是：“汉朝魏无知的5世孙魏歆，为巨鹿太守，西汉曲阳侯，初居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这只是汉朝时候曾经“初居”在晋县，后来经过几百年后魏征的先祖早已经搬迁到今日邢台的巨鹿境内了，唐朝的钜鹿郡辖8县：龙冈，青山县，沙河，南和，钜鹿，任，尧山，柏仁 ，完全属于今天邢台，和馆陶、晋县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唐朝时候的魏征是今天地地道道的邢台境内的人毫无疑问！

另外,隋朝时期没有巨鹿郡,唐朝时期的巨鹿郡存在时间很短,之后一直存在的是巨鹿县,历史记载说魏征是巨鹿人,更有可能是巨鹿县,但无论是巨鹿郡还是巨鹿县,都完全在邢台市范围内,和馆陶县\晋县毫无关系,魏征是巨鹿人,这个说法从唐朝到解放初,是被公认的历史,现在突然冒出魏征是馆陶县\晋县人,是根本不了解秦朝巨鹿郡和唐朝巨鹿郡的区别,记载唐朝魏征的历史不可能以秦朝时期的行政区划来记载,这是基本常识

李世民后代：

1、太子李承乾：母长孙皇后，贞观十七年谋反按律应赐死，因太宗不舍，最后只废为了庶人，后卒于黔州。

2、楚王李宽：母不详，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3、吴王李恪：母隋炀帝女杨妃。

4、魏王李泰：母长孙皇后，争夺皇位被贬后，又重新进封为濮王。永徽三年，逝于郧乡县。

5、王李佑：母阴妃，贞观十七年发动叛乱。事败，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

6、蜀王李愔：母隋炀帝女杨妃，后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巴州。

7、蒋王李恽：母王氏，妃元氏。诬告谋反，惶惧自杀。

8、越王李贞：母燕德妃。参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9、唐高宗李治：母长孙皇后。

10、纪王李慎：母韦贵妃，妃陆氏江殇王李嚣：母燕德妃，贞观六年薨。

11、代王李简：母不详，贞观五年薨，无后，国除。

12、赵王李福：母杨贵妃，贵妃之位是否为追封待考，妃宇文氏。

13、曹王李明：母巢刺王妃，妃元氏。永淳年间，因为和废太子李贤通谋，降封零陵王，贬至黔州。都督谢佑逼李明自杀。

贞观之治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武德年间、贞观初只有200万户 [11]  ，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

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