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的主要观点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

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秦二世没有能够改正秦始皇的错误政策，主要指责秦二世的过失。

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

扩展资料：

《过秦论》

汉代 贾谊

原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

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懮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

秦孝公占据崤山、函谷关的坚固，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固守以窥视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有并吞八方、统一中国的雄心。在那时候，有商鞅辅佐他，对内确立法律制度，致力农耕纺织，修缮防守与进攻用的器械，对外推行连横之策并使诸侯相互争斗。

于是秦人很容易夺取了魏国在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孝公已经死了，惠文、武、昭襄蒙故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向西攻占了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向北占据了重大的城邑。

六国诸侯都很害怕，于是联合结盟商讨削弱秦国的办法，不惜珍贵的财宝以及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有本领的人，采用合纵策略缔结盟约，相互援助，结为一体。在这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魏国有信陵君。

这四位君王都明智而忠诚的，宽宏厚道而又爱惜人民，尊敬贤才而又重视士人，他们相约合纵结盟，以离间秦国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国的民众。

于是，六国的谋士，其中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些人为他们谋划；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些人沟通他们合纵抗秦的主张；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些人统率他们的军队。

他们留以十倍于秦国的土地，以百万甲士的军队，攻打函谷关而进击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迎击敌军，然而，九国的军队犹豫，徘徊而不敢前进。秦人没有破费一支箭杆失去一支箭的耗费，可是天下的诸侯已经疲惫不堪了。

于是合纵离散，盟约失败，六国诸侯们争着割让土地去贿赂秦国。秦国也就有富余的力量制服他们，追击逃走的败兵，将会有百万人死亡，流的血水竟能漂浮起盾牌来；秦国趁着有利的条件，乘着好的形势，宰割诸侯的国家，占有诸侯的山河。

强大一些的国家请求接受归顺，弱小一些的国家则前去朝拜称臣。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他们统治的日子很短，国家没有发生什么战争。

等到秦始皇即位，他发扬了六代君王遗留的功业，挥鞭用武力来征服各国，吞两周而失去诸侯，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而制服了天下，掌握各种刑具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撼四海。

他向南攻取了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部落首领，低头系在脖子上，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狱吏掌握。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并固守边境，把匈奴赶退七百余里；匈奴人不再敢南下放马，六国的勇士再也不敢拿起弓箭来复仇。

在是废弃先王之道，焚毁了诸子百家的著作，用这种办法来愚化百姓；毁掉著名的城池，杀掉了许多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聚到咸阳，销熔兵刀箭头，铸成了十二尊铜人，用这种办法来削弱天下百姓的反抗力量。

此后，依仗华山作为城墙，凭借黄河作为护城河，占据高达万丈的华山，又面对深不见底的黄河，把它作为固守的据点。良将劲弩把守险要的地方，派可靠的臣子和精锐的士卒摆着锋利的兵器，盘问来往行人。

天下已经安定，秦始皇的心意，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像是千里长的铜铁铸成的城垣，正是子孙称帝称王万代的基业。

秦始皇死后，他余威还震慑着远方。陈涉，瓮窗绳枢的儿子，甿隶属的人，而迁徒的，他的才能还赶不上一般水平的人，不是有孔子，墨翟贤，又没有陶朱、猗顿那样的富有；投身在军队之中，突然奋起在田野之间，率领疲弊的士卒，指挥着数百名部众，转过身来就进攻秦王朝。

砍下树木作为兵器，举起竹竿作为旗帜，天下人像云一样汇集在他们身边，像山中回声般立即应和，背着粮食如同影子一般跟随着他。

此后，觳山以东的六国豪杰于是一齐起来，终于推翻了秦朝。而且天下不是弱小的，雍州土地之广，崤山、函谷关的坚固，自然与以前相同。

陈涉的社会地位，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尊贵；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兵器锐利的；贬谪戍守的军队，并不比九国的军队强大；他的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战术，更不及先前九国的谋士高明。

然而成功与失败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功业呈现出相反的情况。试着使山东的国与陈涉大，较量一下权势，衡量一下军力，就不可以同年就对了。但是，秦国却凭靠当初小小的一块地盘，获得到了天子的权势，统辖了天下其他八个州，迫使原来同列的六国诸侯前来朝聘，已有一百多年了。

然后以天下之家，函作官；一个普通百姓带头起义，却使秦朝宗庙被毁坏，皇帝自己也死在人家手里，为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由于不施仁义的政策，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过秦论

贾谊（公元前２０１年～公元前１６８年），洛阳（今中国中部河南洛阳东北）人，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家，在他十八岁的时侯就以诵诗书而闻名遐迩。文帝即位初期，在吴公的极力推荐下，只有二十多岁的贾谊就做了博士，众博士中他最年轻。由于每次商讨诏令时，他都表现出众，最后终于被升为太中大夫。

　　贾谊对国家大政方针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汉朝创建二十余年，社会基本安定，所以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修定新法律。文帝对贾谊非常器重，打算让他做公卿，遭到周勃、灌婴等人反对，文帝只好先让贾谊做长沙王的太傅。后来，贾谊在长沙写成了《鸟赋》，用一种鸟来抒发自己的郁闷和忧伤。文帝后来又召见他，询问有关鬼神的事。此后，贾谊又任梁怀王的太傅，几次上疏向文帝陈述治国方略，这些奏疏被后人称为《治安策》。在文帝十一年，即公元前１６９年，梁怀王意外坠马而亡，贾谊从此悲伤过度，自责不已，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梁怀王，一年之后，因悲伤过度，他也去世了，死时只有三十三岁。

　　后人将贾谊的作品编纂成《新语》，其思想理论成就是很高的，他博采众家之长，见地新颖。他的政治思想及主张在《治安策》和《过秦论》中有集中的体现。

　　在《过秦论》里，贾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秦朝速亡的惨痛教训，他认为秦国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原因是用了“诈力”。在统一完成之后，他认为秦应该及时改变统治方式，但是，秦还是推行法家所提倡的严酷法制，对轻罪也是施以重罚，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短期内便灭亡了。《治安策》则是对于社会的黑暗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然后提供了比较中肯的对策，包括多封诸侯以削减整体实力，重视礼教而慎用刑罚。在他看来，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仰赖于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和农民的积极性。他还力主建立等级制度，维护君主尊严，也使家族内部能亲近团结。礼教和与刑罚也要并重，同时再倡导礼乐，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针对当时诸侯王和中央对抗的实际情况，贾谊主张尽早设法限制，具体的措施便是再多封诸侯，分散其力量。后来，文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

　　贾谊的散文水平也很高，是公认的古代散文家。他的政论文文笔犀利，行文流畅，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

西汉贾谊《过秦论》中古今异义如下：

1、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河”（古义：黄河今：河流）

译文：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2、惠文、武、昭襄，蒙故业。——“蒙”（ 古：继承 今：受）

译文：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继承了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

3、西举巴蜀。——“举”（ 古：攻取 今：向上抬）

译文：向西攻取四川地区。

4、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爱”（古：吝惜 今：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

译文：不吝惜物产丰饶的地方。

5、以致天下之士。——“以”（古：来，招纳 今：用在下半句的开头，表示下文是上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多指不好的事情。）

译文：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

6、九国之师。——“师”（古：军队 今：指隶属于军或集团军的一个编制单位）

译文：除秦以外的军队。

7、以为桂林、象郡。——“以为”（古：把……作为。“以”后省略了宾语“之”；今：认为）

译文：把它设置为桂林郡，象郡。

8、迁徙之徒也。——“迁徙”（古：征发今：迁移，搬家）

译文：是做了被征发戍边的兵卒。

9、斩木为兵。——“兵”（古：兵器 今：士兵）

译文：砍下树木作为兵器。

10、赢粮而景从。—— “赢”（古：担负，背负；今：胜，获胜）

译文：都带着粮食，影子似地跟着他。

11、山东豪俊遂并起。——“山东”（古：崤山以东，即东方诸国；今：指山东省）

译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英雄豪杰一齐起来，就把秦王朝推翻了。

-过秦论

　　贾谊写《过秦论》其实只是想自保

　　对他人行为做不同的解释,经常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西汉的贾谊写过一篇有名的《过秦论》,细数秦朝之所以亡国的过失,譬如统治暴虐、焚书坑儒、劳役过重、不施仁义等等,一发表即震动当世,而且还流传千古。

　　每当朝代更迭后,总是有人探讨前朝覆亡的原因,而几乎所有的原因都指向施政的缺失,也就是“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似乎想提醒当政者要“好自为之”,只要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就不会“自取灭亡”。其实,导致国家灭亡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属于偶然的、非人力所能掌控的突发性因素,譬如秦始皇在东巡时的“突然暴毙”对帝国的崩解可能比焚书坑儒重要许多,但贾谊及其它诠释者却不提、漠视或淡化这个原因。因为若大谈这类原因(其它如地震、水旱灾等),就会使整个论述“失去意义”,让人“难以接受”。

　　现代的开车者在路上经常可见各种车祸的残留现场,虽然不晓得真正原因,但若问他们“这位驾驶员为什么发生车祸”那么调查显示,他们对车祸原因的认知会随着车祸的严重程度而变,当受害驾驶员的伤亡越严重,激起路过驾驶员越厉害的焦虑反应时,他们越会将它归于可控制因素(譬如喝酒、疲劳、开快车),也就是认为受害驾驶本身要负较大的责任(路况、气候、对方驾驶的问题等则是不可控制因素)。这种现象称为“防卫性归因”,目的在保护自己。因为如果将严重的车祸(车毁人亡)归于驾驶员无法掌握的因素,那表示自己也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这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因此出于自我防卫,就不自觉地认为受害驾驶员本身要负较大的责任,心想“只要他(或自己)小心一点、技术好一点,就不会这么倒霉”。

　　车毁人亡如此,国破家亡也是如此,贾谊的《过秦论》正也具有这种特色。很多原因,其实只是一种防卫；很多解释,无非只是一种愿望。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_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_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_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贾谊

　　（前200--前168年）

　　编辑本段简介

　　贾谊，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

　　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几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历史上俨然是其美德在当时未得到赏识的政治家的典型。他的文章和诗被人们称颂，其中有的留传至今；他极力提倡许多被认为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念；他的最著名的论文之一论述了秦朝的缺点。因此，他通常被人列为儒家。

　　编辑本段生平

　　少年有为 破格提拔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才十八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是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这时，贾谊为了勉励大家学习，传授《春秋左氏传》。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建议，是针对汉承秦制而发的。他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败俗，废弃礼义，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等等。改正朔，就是改变秦以“水”为德，以十月为一年之始这样的历法；易服色，就是改变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张汉的服色应该尚黄。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但是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采纳的。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汉文帝都采纳了。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还是有阻力的。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实行起来就很困难，很多功臣不愿离开京师。当时丞相陈平已死，功劳最大、权最重的是绛侯周勃，汉文帝让周勃带个头，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一来，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由于这个建议是贾谊提出的，这就难免得罪了这些功臣元老。

　　权贵毁谤 被贬长沙

　　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周勃原是以织苇薄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

　　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居安思危 切中时弊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忧郁而死 其功不灭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国事为重，为文帝出谋献计。因为梁怀王刘揖没有儿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感到，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位。为此，贾谊建议，为梁王刘揖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国家有事，梁王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王国足以控制吴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华山)东地区的忧患了。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就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了，当年他才三十三岁。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们所不能比拟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的分析的正确性；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汉王朝就乘机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仅得租税，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国的权力。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其封地分为若干块，分给自己的子弟，从而实际上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这更是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贾谊关于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统一铸钱的主张，汉武帝时也实行了。汉武帝还胜利地进行了对匈奴的战争，抛弃了贾谊引为耻辱的和亲政策。贾谊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使汉武帝十分感念，为了纪念他，就提拔了他的两个孙子为郡守。

　　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载入史册，他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后世评价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在西汉政论散文的园地中，贾谊的散文也堪称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奏疏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其最为人称道的政论作品是《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

　　关于贾谊的诗:

　　贾生

　　唐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客，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七绝·贾谊 毛泽东

　　贾生才调更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咏贾谊 毛泽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长沙过贾谊宅》

　　唐 刘长卿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田园言怀

　　唐李白

　　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

　　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特点：

      一、贾谊在汉初思想家中忧患意识最为深浓，他的文章指出了藩国之忧、匈奴之患、政治秩序混乱、经济失本无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往往据实设论，理直气壮，深情恳切。文章气势犀利、情感激扬、切直晓畅。

二、贾谊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铺排渲染的战国纵横家遗风。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之风神。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 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