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家谱 袁氏家谱介绍

　　袁氏早期家谱

　　家谱俗称族谱或宗谱，又称家乘、支谱、世谱，皇族的家谱称做玉牒。谱牒是家族与玉牒的合称，它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

　　同其他姓氏一样，袁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谱牒。汝南袁氏虽在东汉末年湮灭，但其家谱却传了下来，南朝宋时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得以为弄清袁安子孙世系。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录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奇闻轶事的小说《世说新语》曾引用《袁氏家传》、《袁氏世纪》、《袁氏谱》等资料，说明陈郡袁氏也有世谱传世。在东晋南朝讲究族望、注重门第的社会风气下，吏部选择官员必稽谱牒，考证谱牒的真伪，从高门士族中取士。谱牒成为门阀士族把持政治、排斥寒门庶族的工具，也是士族间彼此通婚的依据。因此，谱牒盛行，并形成了谱牒学和专门以著述为生的家族。陈郡袁氏在东晋南朝与陈郡谢氏、琅砑王氏、兰陵萧氏并为侨姓大族，贾弼的《姓氏簿状》和王僧儒的《十八州谱》等书对袁氏家族情况定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有《袁州诸姓谱》八卷，袁姓作为袁州宜春郡四姓之首，被列入该谱。《韩昌黎(愈)集》中有《袁氏先庙碑》，说明在唐代袁姓也有家谱传世。宋朝进士袁采著《袁氏世范》，被人推崇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一部家族力作。《古今图书集成》还收录了明朝时汪道昆为潜江（今属湖北省）袁姓所撰家谱写的序。从序中可以了解到，他受袁使君(汉代称州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的委托而为袁氏家谱作序。这位袁氏子弟修家谱的目的有三个：一为尊宗，二为敬族，三为合族之间互相体恤。当时袁姓在潜江居住了数百年，已成为当地的望族。这次修家谱，是袁使君受…家人嘱托，经友人鼓动而促成的。考察潜江袁姓世次，自袁使君上溯10代的发展情况比较清楚，遂以德清公为这一支袁姓的始祖，从德清公到袁使君共11代。德清公的后代安斌公、安珍公时，袁姓共分两支，家谱因而分上下两卷，每卷先用一总图标明袁姓的历史演变，再用分图表明各自血缘、亲疏关系，然后分章叙述族上世次，俾使长幼有序。袁姓家谱在宗法上秉承周礼，在谱式上则仿欧阳修、苏洵的谱例，修谱时遵循“必信而传”（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欧谱不注入谱人的生卒年月，袁谱也遵照执行，每对夫妇都不注明生卒年月，以示夫妇终身厮守，同穴长眠之义。丈夫的继室姓氏附在夫妇姓名之后，如果改嫁他人则削掉不录；妾生育有子女者，予以著录，否则一律不予记载。对族中无子者和无子早夭、有子早夭者，分别以“止”、“殇”、“早世”注明，以示区别。

　　袁姓传世家谱

　　现今传世的袁姓家谱大多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纂修的。

　　浙江富阳《东安袁氏宗谱》由袁若启等纂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刊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重修支谱》由袁必魁修，袁必绅纂，嘉庆十五年（1810年）活字本；

　　袁锡龄纂修的《芝阳袁氏族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

　　湖南湘乡《袁氏续修族谱》由袁忠信、袁邵周修，袁文；城、袁鸿量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宗臣堂刻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亘修支谱》由袁妙生纂，同治九年（1870年）活字本；

　　浙江上虞《小越袁氏宗谱》由袁耘纂修，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四川合江《袁氏族谱》为袁右督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丹徒袁氏支谱》由袁敏榕修，民国10年（1921年）刻本。

　　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其家谱经历了两次修撰：一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袁道涣撰；一为民国37年（1948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氏族人为聚族睦亲，又新修了一些家谱。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背景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细详信息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如图，《百家姓》里有《诸》姓，加了《冇》字将可能有问题的字词隔开——

诸[诸，读音作zhū(ㄓㄨ)]

姓氏源流

诸（Zhū）姓源出有：

源出一

源于地名，出自春冇秋时期诸国的封地，属于以封地名称为氏。据史籍《姓苑》记冇载，春冇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诸冇邑(今山冇东冇诸冇城)，鲁国的一个大夫就在这里生活，他的族人采食于此。他的后冇代便以封邑名称为姓氏，称诸氏，世冇代冇相冇传至今。诸邑为春冇秋时期诸国国君的封邑，因以之为姓。如《春冇秋》中的诸为“庄公二十九年”记冇载中鲁邑的诸冇城。《国语·郑语》：“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诸稽国为彭祖后冇裔封国，诸稽国在商武丁时期被冇灭，部分遗冇族北迁至山冇东诸冇城冇县西南，仍名为诸，形成诸国。

源出二

源于姒姓，出自春冇秋末期越国大夫诸稽郢之后，属于以先冇祖名字为氏。 根据史籍《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冇载，诸氏出自姒姓，是春冇秋末期越国大夫诸稽郢的后冇裔。诸稽郢，亦称柘稽，是著名的春冇秋时期越国五大夫之一，以善辩和擅长外冇交著称。

在诸稽郢的后冇裔冇子冇孙冇中，多以祖冇先的名字为姓氏，称诸氏，世冇代冇相冇传至今。

源出三

源于驺氏，出自西冇汉时期越王的后冇裔无诸，属于以先冇祖名字为氏。无诸，驺氏，约生于战冇国冇晚冇期，卒于汉冇朝初期，是春冇秋时期越王勾践的第十三世孙，为汉冇朝闽越王。源出还是姒姓。据史籍《榕城考古录》记冇载，无诸死后葬在福冇州城冇隍冇山冇西面的一座小山丘上，俗呼王墓山。另据民冇国时期所著《闽侯县志》中记冇载，闽人为怀念无诸，在越王台建闽越王庙，史称大庙山，无诸墓就在南台嘉崇里闽越祖庙后的山丘上，世代祭冇祀无诸。

汉冇朝以后，无诸的后冇裔冇子冇孙以他的名字为姓氏，称诸氏，世冇代冇相冇传至今。

源出四

源于变姓，出自五冇代冇十冇国时期后周贵族诸葛十朋，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五冇代冇十冇国时期，后周政冇权有个贵族叫诸葛十朋。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冇变冇建冇立北宋王朝之后，诸葛十朋不愿别人再打听到他，就改姓名叫诸十朋，携族隐冇居在会冇稽冇山冇中。

在诸十朋的后冇裔冇子冇孙冇中，皆改复姓诸葛氏为单姓诸氏，成为诸氏家族的又一个来源，世冇代冇相冇传至今。

源出五

源于变姓，出自明冇朝时期侍卫统冇领宠，属于字讹为氏。氏，是十冇分罕冇见稀冇少的姓氏之一，为古蜀国濮冇族冇部冇落称谓，秦末汉冇初时期分播于今广冇西冇壮冇族自冇治冇区北流市一带，时称六麻蛮冇族，后冇汉冇化成姓氏。在典籍《正字通》中记冇载：“六麻有诸姓。按，本作𧨿，讹作诸。𧨿，本作上声，音查。六书不载稿字，今亦罕此姓，存备考正。”明冇朝万历年间，京冇师有四冇川冇籍的侍卫将领叫稿宠，唱名时呼“诸宠”，无人应答，唱輺独留。上官奇怪，问是何姓，𧨿宠回答：“𧨿如诈字上声，字从工从白。”就是读音作zhǎ(ㄗㄚˇ)。

后来，氏冇族冇人冇中就有人干脆就以讹为正，改称诸氏，免得识别起来麻冇烦，由此世冇代冇相冇传至今。

根据《诸姓家谱》对诸姓来源的考证，诸姓主要有四种来源：

一是源于以人名为氏，汉初有个叫无诸的人，是越王的后裔（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

二是诸葛姓简化而来；

三是来源于食邑，以邑名为氏。根据《诸氏家谱》上的记载，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诸邑（今山东省诸城南），有鲁大夫的采邑封到了这里，他的后代或者臣民就以地名为姓了。

四是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诸稽郢的后代。

吕氏的字辈排行：

山东武城吕氏字辈：“连元岭一宝春化福云昭”。

山东莱州吕氏字辈：“诜希宝臣峰启泽永康长绍堂志兴润桂占金清绪世再延香”。

山东青岛吕氏字辈：“维贤可继世”。

山东沂水、莱芜吕氏字辈：“纪文全志兴”。

山东曹县吕氏字辈：“法付太亦”。

山东烟台吕氏字辈：“应瑞永道贻序兆”。

山东日照吕氏字辈：

一支派：“咸鸿福益友全成乃作之相传怀纪广存德庆吉祥”。

二支派：“贤世立永昌全成乃作之相传怀纪广存德庆吉祥”。

三支派：“京东海青秀家邦定吉祥忠能传延世宣布绪刚强”。

其他源流说：

源于任姓，属于任氏分封之国，据《左传》：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言此十国皆任姓也。

任姓，黄帝最小儿子之姓，分封在任国，任氏势力扩张，建立起来十个小国，毕为其中之一。

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都是任氏后裔的封国，是由任氏分支出来的。又据《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不敢与诸任齿”，其中所谓的“诸任”，指的就是这十个姓氏，为西周贵族大姓，因此不甘与其争辩，可见当时任氏氏族的显赫。

得姓始祖：

吕姓始祖为伯夷的裔孙，为姜姓，是四岳的始祖。他因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吕侯，建立姜姓诸侯国吕国（国都在今河南南阳）。春秋时，吕国被楚国所并，其后裔子孙以国为氏，称吕氏，史称吕姓正宗。尊伯夷为开国始祖。

以上内容参考  吕氏

一个家谱有很多种，具体如下：

1、欧式

欧式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

欧式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葬地、功绩等。

2、苏式

苏式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

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

3、宝塔式

宝塔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世代人名象宝塔一样，由上向下排列。

宝塔式采用横竖线连接法，竖线永远处在横线的中间，这对人多的大家族来说，因人名不可能排在同一页纸上，兄弟之间长幼关系不清，会为写谱、看谱带来很多不便。

此种图谱最迟在南宋时期出现，其特点是将始祖置于上方正中位置，后世子孙按辈分依次排列，每一父辈必置于字辈的上方正中，这样家庭成员的亲疏、血缘关系表现的非常明了。

但宝塔式的缺点是，当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将世系在一张纸上画出，而且由于各支系子嗣多寡不一，难以保持图谱整体上的均衡，容易给人一种不整理的感觉，另外宝塔式图谱在附记履历时由于篇幅有限也受到较大的限制。

4、牒记式

不用横竖线连接世代人名间的关系，而是纯用文字来表述这种关系。

每个人名下都有一个相关的简介，如：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藏地、功绩等。牒记式的世系形式固定，次序分明，比较节约纸张。

牒记式家谱类似于每位家庭成员的简历汇编，其起源大约是源于欧式图谱，大致相当于欧式图谱后面的传记部分。其优点是世系固定，依次分明，因此， 有不少家谱采用这一图谱。

扩展资料：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