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自称云亭山人，曲阜孔子六十四代孙。他与洪齐名，世称“南洪北孔”。二十岁以前就入学为诸生，此后一直谋官未成。他三十来岁时买下了曲阜县北四十里景色秀美的石门山(古称云亭山)，在那里筑屋隐居，昼夜读书。他对礼、乐、兵、农、民俗、历史都有浓厚的兴趣。孔尚任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岁月。他受时事的刺激，受父辈崇尚民族气节精神的影响，以气节自尚，倾向经世致用之学。康熙二十二年(1683)，孔尚任被“衍圣公”孔毓圻请去编修《孔子世家谱》和《阙里新志》。康熙二十三年秋，被委任教习七百多山东青年子弟礼、乐知识。然后在盛大的秋丁祭祀典礼上亲自指挥庞大的乐队，并自任司仪，主持祭礼。在这次祭礼大典中，他以杰出的音乐才能，谱制了《大成乐章》，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渊博的知识，深厚的音乐修养，事后证明成为他创作《桃花扇》的铺垫。

又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背景是怎样的？

孔尚任在家乡协办完孔氏家族的几件大事，出现了一个偶然的机遇：此时恰逢康熙南巡回京，路过曲阜，特地去祭祀孔庙。孔毓圻挽留孔尚任经办接待事务。孔尚任应诏在御前讲经。康熙大为赏识，指示“特简为国子监博士”(封建社会最高学府教授)。孔尚任因此走入了仕途。此后，他在官场无大作为，因为康熙对他的破格提拔不过是因为他孔门后裔的身份，希望笼络汉族文人。受到皇帝赏识的积极意义可能倒是他能走出家乡、接触社会。

孔尚任生活的时代，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还近在眼前。他的族兄孔尚则曾任南明朝刑部主事，是南明王朝兴亡始末的历史见证人。孔尚任还有一些亲友，知晓许多南明遗事。他因此间接获知了许多素材，特别是李香君血溅折扇、杨龙友画笔点染的轶闻，激起了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灵感和冲动。之后他曾在江淮治河三年半，深入了解了官场腐败和百姓生活，结识了大批入清不仕的遗民故老，了解了更多的南明遗事。比如冒辟疆，与《桃花扇》剧中的侯方域、李香君、杨龙友、柳敬亭、苏昆生关系密切，与侯方域、陈贞慧、方密之一起被称为“四公子”。冒辟疆不但是知情人，还是与阉党余孽阮大钺斗争的参与人。他曾特意从隐居地赶到孔尚任处，“高言燕清谈，连夕达曙”三十日。对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显然帮助很大。孔尚任还到过四镇鏖战的战场，凭吊过史可法的衣冠冢，游历过南京明故宫、明孝陵，访问了秦淮河畔李香君的媚香楼遗址，拜访过南京栖霞山的道士。所以，孔尚任的《桃花扇》能当做历史来读，许多事情几乎可以考证出时间和地点来。孔尚任广采史料、长期酝酿、三易其稿而成的《桃花扇》。从有创意到定稿，花费了整整14年的时间。完成《桃花扇》时，孔尚任已经52岁。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断句为：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1、结构：

君子（主）、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谓）。疾夫（述）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宾）。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联合结构）。舍（述）曰欲之（宾）。

2、解释：

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想去做却偏要编造借口来搪塞态度的人。

3、出处：

该句出自《季氏将伐颛臾》，《季氏将伐颛臾》是选自《论语》中的一篇散文。

4、内容：

文中记述了孔子和冉有的一场对话，集中讨论鲁国贵族季氏企图发动战争，攻打小国颛臾的问题，明确表达孔子反对武力征伐，主张“仁者爱人”的思想。全文虽由对话构成，但语言流畅，富于变化，有浓厚的论辩色彩。

作者简介：

1、基本信息：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

2、成就：

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一生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另有说《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3、子孙后代：

孔氏谱系完善，被尊为“天下第一家”、“儒家第一姓”，历代孔家都有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殊遇。自古有“天下孔姓一家人”之称。

孔子后裔的不断繁衍，家族最初分为“五位”，后又分为“二十派”，到明清两代，增为60户。嘉庆十年《六十户户头户举点名清册》列举了60户的名称。乾隆十年（1745年）修《孔子世家谱》时，在谱人数约二万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孔有德是铁岭矿工出身，其父在铁岭领导反建州政权起义失败后流亡辽东各地，曾在广宁军任游击。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占领辽阳后，同其兄孔有性及耿仲明，耿仲裕兄弟，经后金南四卫总兵官刘爱塔（刘兴祚）的暗中遣送，投奔东江毛文龙。

与耿仲明，尚可喜被称为“山东三矿徒”。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战役以后，清政权在东北迅速崛起，到崇祯年间（1628—1644年），已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地区，并伺机入关，山东半岛已成为明朝防御清军渡海南下的前线。

孔有德是原明朝辽东总兵、左都督毛文龙的部下。

吴桥兵变

自天启年间到崇祯初年，毛文龙部以辽东沿海金州、朝鲜皮岛一带为根据地，屡次袭击清的后方，给清军造成了威胁。然而这支部队军纪败坏，不听明朝 指挥，冒领军饷，骚扰地方，引起明 的忧虑。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督师辽东，借机处死毛文龙，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叛乱，杀陈继盛等十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

崇祯六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不服黄龙统辖，率部来投登莱巡抚孙元化。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受困城内。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风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吴桥兵变，自号都元帅，孙元化忠于朝廷不愿称王，孔有德放他逃离登州。

登莱之乱

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孔有德部东进围登州，登州告急，而在此防守的孙元化仍相信自己能招抚孔有德，疏于防范。孔有德乘机让部下300余人诈降，混入登州城，与在城里的耿仲明等密谋策划，并趁夜间人们熟睡之时，里外夹攻，占领了登州城，活捉了孙元化及明守备宋光兰、分巡道王梅等官员。总兵张可大坚守水城数日，终因寡不敌众，水城陷落，张可大杀死妻妾后自尽于太平楼。孙元化不久逃回天津，被明 处死，余大成也被罢免。不久以后，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又攻破黄县，明廷急令谢琏为副都御使巡抚登莱，擢参政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让徐从治驻守莱州城，以防备孔有德部西进。

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孔有德部率军围攻莱州，徐从治与谢琏拼死抵抗，同

时向朝廷求援。但自北京南下的总兵刘同柱，虽抵山东境内，却迟迟不敢到莱州解围，大学士周延儒与兵部主事张国臣等又提议招抚，张国臣等也自愿到阵前招抚孔有德等人。明主力部队的迟疑不前和主抚派的活动，更加助长了孔有德等人的气焰，他广招原部下，驻守皮岛的明将陈友德等3000人，也加入到叛乱的行列。叛军更是全力攻打莱州城。对于明朝一些官员的招抚行为，坚守莱州的徐从治、谢琏等人坚决反对。

在徐从治、谢琏和莱州知府朱万年等的带领下，守卫莱州的军民“备刍粮，设守具，据敌数月”。在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尽管城中已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仍拒不开城投降。而明总兵邓圮、王洪已率川兵万人自昌邑来援，距莱州仅40里，却接到命令驻足不前，指望招抚成功。孔有德见状，拼命攻城，巡抚徐从治亲上城楼，被叛军炮火击中，重伤而死。他的死更激发了莱州军民守城的决心，“莱人感其义，卒坚守不下”。

背明投清

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莱州被围已有4个月之久，而明 的一些官员却并不急于解莱州之围，而是一直采用招抚的手段对待孔有德。由于莱州城防坚固，叛军一时也难以得手。孔有德见攻莱州不下，就又施展诡计，给总督刘守烈写信，表示愿受抚归降，但要面见谢琏谈判。刘守烈派推官屈宜阳入莱州城，谢琏信以为真，先让知府朱万年出南门面见孔有德，孔有德告诉朱万年，表示愿意投诚。朱万年回城将情况告知谢琏，谢琏与朱万年及翟、刘两个派来监军的宦官出城与孔有德见面，宣读朝廷让他投降的诏书。孔有德早有准备，立即让部下将4人捉住，乘城门大开，急令攻城。朱万年见势危急，大喊关闭城门，被孔有德杀死。明军紧急关闭城门，孔有德破城计谋未能得逞。

谢琏被俘后，明 招抚不成，遂急令各路援军向孔有德进攻。孔有德见情势不妙，撤回登州城，明总兵吴襄率军克招远、黄县，莱州之围方解。同年九月，明军将孔有德叛军围于登州城中。十月，明军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明副总兵丁思侯、裨将程仲文、祖邦楼在攻城中战死，叛军主要将领李九成也被明军炮火击毙。孔有德见登州难保，率叛军近万人突围，弃城登船而逃。驻守在旅顺、长山、鹿岛的明总兵黄龙，预计孔有德兵败后必经长山、旅顺而投奔清朝，早已严阵以待。孔有德部在旅顺一带登陆后，黄龙率兵伏击，擒获孔有德部将毛有顺、毛承福等人，大败叛军。孔有德、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盖州，崇祯六年（1633年）四月，投靠清朝，登莱之乱遂告结束。

崇祯九年（1636年），孔有德受封恭顺王，出征朝鲜、锦州、松山等地。在之后几年，三顺王充当了清军的急先锋，带领6千清军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投降清朝，使明朝失去了可靠的邻国和在东面牵制清军南下的重要力量。

攻打南明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孔有德随多铎追剿南明武装力量，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

顺治三年（1646年）授平南大将军，进攻南明永历政权。顺治四年（1650年），会同清军破桂林，收捕张同敞、瞿式耜、靖江王朱亨P等，瞿式耜、张同敞在桂林风洞山仙鹤岭下被杀，靖江王朱亨P在西门外民房中被缢死。

身死桂林

顺治五年（1647年），改封定南王，出征广西。顺治九年，西宁王李定国率东路军收复湖

南大部，并南下广西，直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亲自率军前往兴安县严关，扼险拒守，明军以象阵大破清军，取得严关大战的胜利。孔有德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惶惶不可终日。七月初一，孔有德又败，只身逃回桂林城。李定国乘胜追至桂林，将城包围。七月初四，明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手刃爱姬，自焚而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

顺治帝为孔有德上谥号武壮。孔有德之子孔庭训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朝廷破格予以厚葬。

孔有德的尸体被李定国焚骨扬灰，清廷为孔有德建衣冠冢。惟一幸存的女儿孔四贞，则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

历史评价

皇太极：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诸事，实获朕心。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橛之失。伫闻痊可，用慰朕怀。

屈大均：崇祯间有三叛臣，其首恶为孔有德。

永A：皮岛才初展，吴桥计渐穷。天教投上国，时至树宏功。缔造膺皇眷，招徕锡命隆。师仍提旧部，衔独授元戎。袍解丰貂暖，筵张秘殿融。直将心腹待，应竭股肱忠。兵特称天v，恩尤出圣衷。鼓鼙劳乍效，银币赉何丰。国号承基大，宗王拜爵同。威扬平壤外，声震塞垣中。降将开山海，偏师佐邓冯。贼氛旋拉朽，明业已飘蓬。定鼎邀殊赏，为屏冠上公。自兹频讨乱，所向辄横空。捷屡驰吴楚，铭兼勒华嵩。定南封更晋，攘外奖宜崇。疆圉偏多事，千城合鞠躬。蛮方琛未献，粤徼道宜通。远统貔貅往，亲蒙矢石攻。桂林除跋扈，梧野起疲癃。反侧行看尽，功名惜未终。潢池妖复炽，萑泽孽潜讧。大师成孤注，危城倚上穹。来援音杳杳，出战势SS。冠裂肝俱碎，袍沾血尽红。肯将身落贼，争觉气如虹。素帛全遗体，丹忱报聪。盟无惭带砺，军竟化沙虫。马革酬专阃，牛眠敕考工。烈名标武壮，旷典荷獭

赵尔巽：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馀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残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周至，终收绩效。其於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

轶事典故

孔有德自称为孔子后裔，但张同敞认为孔有德自称孔子后裔是对孔子的侮辱，孔氏族人则在孔有德试图拜谒孔庙孔林时关闭大门禁止其进入，并呵斥孔有德是冒称孔子后裔，《孔子世家谱》也没有将其收入。

家庭成员

妻：白氏、李氏

子：孔廷训

女：孔四贞

史书记载

《清史稿· 列传二十一》

开放时间：

济宁曲阜的孔子博物馆自3月31日起有序恢复开放，开放时间为9:00—17:00，每周一闭馆。

入馆说明：

恢复开放期间，孔子博物馆开放东门和北门，驾驶机动车的游客自东门进入，步行散客自北门进入。参观当日须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效健康证明，包括在微信、支付宝、“爱山东”APP申领的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扫“场所码”后出现“请通行”界面，方可通过安检入馆。港澳台和外籍游客，须凭健康码和护照，体温测试正常后入馆参观。

观众须全程佩戴口罩，排队和观展时请保持15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目前，该场馆暂停人工讲解服务，观众可以使用语音自助导览。同时，暂不接待团体和大巴，馆内瞬时接待量不超过200人，当日总接待量不超过1000人。

孔子博物馆简介：

孔子博物馆展陈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基本陈列展览面积11万平方米。基本陈列展览包括《大哉孔子》和《诗礼传家》两大部分，《大哉孔子》展示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的一生、孔子的智慧、孔子与中华文明、孔子与世界文明等。《诗礼传家》分余荫百世、孔府档案和阙里遗风、孔子世家谱四个单元。主要通过孔府历代留存下来的独特而丰富的文物，如历代衍圣公画像、传世明清衣冠服饰、祭孔礼乐器、孔府家族档案、孔氏后裔名家书画、孔子世家谱等，展现历代统治者对孔氏后裔的优礼恩渥及孔氏家族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

孔子生平介绍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家 世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生 平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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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简介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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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历史：邱姓在大陆位列百家姓第七十七位，在台湾位列百家姓第十六位。邱姓出自姜姓。周朝时候，姜太公帮助周武王讨伐殷商，周武王的天下后，以姜太公居功至伟，封他于营丘(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姜太公于此为都，建立了齐国。后来齐国迁都临淄，而姜太公子孙中留在营丘的那一支就取邑名为姓。到了后来，由于孔子被尊为圣人，为了避圣人的名讳(孔子名丘)，又由于在古代“丘”同“邱”，就把丘姓都改成了邱姓。另外北魏孝文帝的时候，邱姓也有新的发展，当时的少数民族鲜卑族的邱林氏，邱敦氏改为邱姓。这成为邱姓的另一个来源。在古代，邱姓的望族大多聚居在吴兴。

补充资料:

姓氏起源：

来源有四

1、出自姜姓，为姜太公的后裔。西周初年，太师吕尚（姜姓，吕氏，名望）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建齐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号称齐太公，俗称姜太公。其子孙中后有以地为氏的，称为丘氏。史称丘姓正宗。

2、出自姒姓。夏帝少康时，封其小儿子曲烈于鄫（今河南省柘城县北），至周灵王时，为莒国所灭，其子孙去邑为曾氏，其后分支中就有以丘为氏。此为曾、丘联宗之说。

3、出自妫姓，以地为氏。春秋时，陈国（开国君主是胡公满）有宛丘，邾国（传为颛顼后裔挟所建，曹姓）有弱丘，居者皆以"丘"为氏。

4、出自他族改姓。如汉代少数民族乌桓族有丘氏。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有鲜卑族复姓丘林氏、丘敦氏改为汉字单姓丘氏。

这几支以丘为姓的宗族，后来大多数都改了邱姓。满清入关以前，这个家族大多是以"丘"（古时的"丘"与"邱"通用）为姓的，一直到清雍正皇帝时，才由于避讳孔子的名号，而下令把"丘"一律改为"邱"姓。民国初，晋代诗人邱逢甲倡议复丘姓本字，他首先将本人姓名写作丘逢甲，闽、粤邱姓族人也纷纷响应改邱为丘，但仍有不少邱姓人继续沿用邱字。结果现在的邱姓人士随处可见，而以丘为姓的人反而不多了。

迁徙分布 :

春秋时，邾国（今山东曲阜东南）有大夫丘弱，鲁国（今山东西南部）有孔子学生丘吾。西汉时，有扶风人（今陕西兴平东南）丘欣；平帝时有扶风人丘俊，后居吴兴（今属浙江）。东汉有乌程人（今浙江吴兴）丘滕，还有云中人（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丘季智。这说明晋代以前丘氏已有迁至今陕西、浙江、内蒙等省者。据《闽书》记载："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是知中原丘氏有一支于西晋末徙居福建。南北朝至五代时期，丘氏除上述地区发展外，还分布于今江苏、山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唐初又有中原丘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宋代，丘氏称盛于福建，分布相当广泛，同时已有迁入今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者。至明代，贵州、云南等省也都有丘氏的聚居点。从清初开始，闽、粤丘氏陆续有人迁到台湾，后又有移居海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