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子分别是柳周六，柳周七；其女是柳和娘。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家庭成员组成：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其父柳镇，母亲卢氏属范阳卢氏，其两子柳周六和柳周七，其女柳和娘。

扩展资料：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理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毛泽东曾评价柳宗元：“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

参考资料：

据湖南永州（古称营阳郡）地区流传关于杨家将后裔改姓阳(同音杨）的手抄本记载，此书1980年被一个江姓铁路职工收藏，江先生说：当年修建永州铁路，永州当地一个老者90 多岁，见江先生喜欢古诗古书，好阅读，老者觉得自己儿子并不喜欢书籍，不能将家中保存的一本祖上传下来的关于湖南永州杨家将典故的古书保存下去（书籍太烂也是一个原因，考虑会烂坏在自己儿子手上，无条件保存下去），遂将此书转赠给江先生，并告诉此书为杨璟手下文官所写，记载了永州杨璟后裔改姓阳的原因，老者推测改姓后的阳姓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家族的真正历史，纸张虽然经过用桐油类防水处理但已经霉烂，江先生当时见书中记载内容与北宋杨家将的故事情节差异较大，觉得没有收藏价值，随便搁置家中，随着他工作单位的调动，此书被带到湖南株州昭陵火车站，江先生后来升为改站工区长，江先生偶然与外人讲其收藏了古书后，远道而来的一个外乡人要求看看此书，看过后，在90年初就愿意出10万元收购此书，江先生未答应，10多天后，此书被盗至今下落不明（据说此人请当地小偷将此书了偷走，），江先生早年有一个邻居叫阳婆婆，该婆婆的始祖恰巧为永州杨村甸阳宗福公，曾将此书多次借与阳婆婆阅读，婆婆对书中内容记忆十分深刻，但阳婆婆已于2007年去世，据其孙子田先生回忆，书中大致意思为：杨璟在永州的两个儿子知道父亲被定为谋反罪后，当晚在友人的帮助下身披黑衣黑裤，并将脸涂黑，连夜出城，出城时被守卫发现，守卫虽然知道是杨璟的儿子，但给予放行了，后来追兵追到，杨璟两个儿子躲进了深远的山里面去了，在深山中生活了15年之久，胡子头发全身都长得不像人样，因此下山后，没有任何人可以认出他们了，两兄弟分别在山下相隔10里左右地方居住，互不往来，害怕同时被抓灭族，后来两个兄弟同时发派，两兄弟死后，族裔中几乎不知道祖宗的真正来历。根据时间推算此书应该著于1410-1450年左右。根据杨村甸阳氏家谱记载，明末清初两兄弟宗德，宗福各自的子孙门才发现祖宗是俩亲兄弟，而且他们的父亲被称为高祖，这点恰好与上面古书内容十分吻合，也就是明初并不知道宗德，宗福为俩兄弟，但杨村甸阳氏家族并不能肯定自己就是杨璟后裔，虽然他们都知道祖宗是一位谋反大将军，而且他们保存着一个十分威武的明朝五将军像，虽然过去谋反罪就得改姓，至于杨村甸阳姓是否由杨姓改姓而来，至今杨村甸乡阳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阳氏占永州零陵区杨村甸乡全乡84平方公里90%人口，这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一般一个姓氏占一两个村就算大族了。

点评：杨村甸阳氏为明朝大将军杨璟后裔，但由于始祖宗德，宗福去世后并未留下确切的文字记录给子孙后代（当时情况灭九族，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所以该族只能依靠其他文献资料来佐证来源了，即使有手抄本记录，但此书并不是出自杨村甸阳氏所写，而是杨璟手下文官所著，且此书早已遗失。因此需要证明杨村甸阳氏的来源就得找寻此书下落。永州古代被称为营阳郡，杨璟封营阳侯，他的后裔以侯阳氏为姓，符

合历史规则，例如唐国公李渊，建立唐朝，而不是李朝，这从杨村甸阳氏家谱里面也记载为“别子为祖相吻合”。

根据杨村甸家谱还原杨璟家谱如下：（宗福：千三公派，十五郎判断当时杨璟应该有好几个兄弟及堂兄弟存在）

1代高祖：杨璟庐州合肥人1338生-1382萃，

2代杨通（宗统）？1357-1390年，洪武17年世袭封营阳侯，后裔居住永州杨村甸附近杨家院，由于爷爷杨璟谋反，明朝初期前五代祖宗均为空白替代以免核对出杨璟被灭九族。

2代杨达，不可考，记录不详。

2代宗绪 居住湖南武冈，后裔10于万，生九子，万一到万九公。

2代宗德 1359生 一千三十二郎生殁失考葬地名桃塘初居湾塘侧后徙盐目桥新塘瓦塘牛恋塘，一千三十二郎内含谜语。 配 氏生殁失考生子四：祖华 祖玉 丙三 丙四

2代宗福 一千三十五郎葬地名狮子岩观音坐莲原配 邹氏 生殁失考葬夫坟脚下 一千三十五郎内含隐喻

继配 周 氏 生殁葬失考

2代杨宗道（又名杨洪），生于南京，母亲施夫人。

3代宗福之子祖华 1378

4代贤锦：1398

5代厚公 1418年

6代志能 1437

7代永让 1460年

8代思龙 1483年

9代仕人 1504年

10代世作 1536

11代国润 1577年

12代洪所 1633年

13代春景 1664

14代光忠 1719年

15代明化 1741年

总结：凡是洪武23年改姓阳者，均为杨璟后裔，根据湖南流传另外一个典故，杨璟在永州暗中策动族人造反，洪武15年暴病死家中，而历史上10多年后，北京燕王朱棣手下出现一个同名同姓的杨璟大将军，且1381年生子杨洪（杨宗道），和永州杨璟后裔字辈同为宗字辈，因此洪武15年永州营阳侯杨璟极有可能假死，逃过朱元璋追杀，并暗中投靠朱棣，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明朝中央政府朱允文，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朱棣攻破明朝京城南京，战乱中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位，就是明成祖，“靖难”之战的最后一年，在此战役中，杨洪父杨璟为南军中一百户令，于四月廿七日战死于灵璧(今安徽省灵璧县)。

永乐元年(1403年)，22岁的杨洪袭父职 (百户令)，从苏州而远戍塞外开平卫。临行，众人问：“你北上数千里之外的开平戍边，那里寒风荒野，地瘠民苦，战火连年，生死难测，你果真不害怕吗？”杨洪说：“大丈夫立功扬名，宁有在百步之内！”遂谈笑而往。当时成安侯郭亮守备开平。郭亮，合肥人，“靖难”战役初为永平卫千户。永乐七年(1409年)守开平(即开平卫)，永乐二十年卒，赠兴国公，谥忠壮。郭亮当时一见杨洪甚为喜悦，置之幕下资论军事，深见器重。永乐八年(1410年)四月，杨洪率部随永乐帝北征，经威虏镇、渡饮马洞，追击本雅失里。五月十六日追至斡难河，大败之，本雅失里以七骑逃遁。在这场激战中，杨洪搏杀陷阵，获人马而还，永乐帝甚为喜欢并曰：“此乃将才也！”令识其名，以俟擢用。也正是由此，杨洪便开始了他由百户至都督四十余年的征战。

两个杨璟均为安徽人，年龄相差八岁，如果是同一人，那么杨璟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为了应对朱允文的兵力部署，朱棣不会将参与谋反的大将军杨璟让对方全数了解并掌握军情，因此杨璟在此时只封百户侯以此麻痹对手。从历史上看和帝王一起谋反的武将军往往也不得善终，因此朱棣也不会将过高的权利授予给当时的杨璟。

杨璟在洪武14年假死前一年对自己的子孙后裔作了更周密的部署，为了保证后裔顺利生存下去，后裔改姓是完全可能的，无独有偶恰好在杨村甸村合修族谱中就发现一支明朝由广西逃到永州的安徽大将军唐胜宗的后裔，他们当时顺湘江而下漂流到永州，首先改姓为孙，但因为当地孙姓极少，后来看到欧阳姓较多，他们改为欧阳姓，而杨村甸阳姓后来也认为自己是欧阳姓，这样两个大将军后裔都以为是同姓而合修族谱，但仔细看唐胜宗后裔支谱，明朝前面7代字辈却和唐姓一模一样。

杨璟之宗福公后裔中出现阳利见（又叫欧阳利见）将军，

应该是“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康熙时候的湖广省，后来被分割为湖北和湖南两个行省。

两省之中，县名带有陵字的州县，分别有以下这些∶

湖北省荆州府的江陵县、夷陵州

湖南省长沙府的醴陵县、茶陵州

湖南省永州府的零陵县

湖南省岳州府的巴陵县

湖南省常德府的武陵县

湖南省辰州府的沅陵县

之所以要列州，就是因为也会有些老人，不太清楚当时的行政建置，而顺口将“茶陵州”称为茶陵县，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即使只从你问题中所说的康熙时湖广省的陵县出发，至少也有这么八个符合条件的县份资料需要去核查，这太麻烦了。不是说完全没有追查的希望，而是说所需要费的功夫太大。

所以，建议您先将自己所掌握的家族材料具体化一下，否则，只根据这么一句康熙时湖广省的陵县来追查七都村就太麻烦了。

所谓具体化，就是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相关的线索，根据你家的家族传说、族谱、碑刻这些，能在湖广省和某陵县之间，或是某陵县与七都村之间，加上某个地域限制，这样就能方便对你所追寻的地方进行定位。

给你举个例子∶

沅江邓家湾邓氏系出景义公，其十世孙德祥，字其昌，明正统元年由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迁湖南沅江七都瓦窑湖邓家湾（一名邓家山）。后裔居邓家湾、汉寿牛鼻滩等地。宗祠在邓家湾。

班序德宣志道人文本，玉美荣华庆后燃，诗书承世泽，发达振家声，邦国勋名显，忠良克立诚。

上面这个，就是邓氏家族的家谱传承，你可以注意到，他们家就曾经在接近沅江〔有可能就是属于湖南省沅陵县的属地〕的某个地方，有七都这个地名的出现。但是在这里，七都应该不是村，而是一个相当于今天乡镇一级的地名。或者是乡，或者是里，这些在今天都有一定的条件去查找，但前提是要有个基本定位，不能在我上面所说的八个州县中一股脑去找，那太耗费精力了。

如果你实在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补充，那么，至少你要告诉我你想查的这个家族姓什么，黄、彭、罗、谭、毛、龚、邓、焦、范、盛、严、唐、戴，诸如此类。我尝试着帮你查一查这个姓氏在湖广两省内的源流，也许能帮到你。

属于西南官话，湖南除了永州和湘西，其他的都是湘方言区．客家话主要是在广东的梅州以及四川部分地区。

一般意义上说的永州话，从分类上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但是比四川话难懂一些，属于西南官话和湘方言和粤方言的一个综合体

冷水滩农村还有一种土话，很难听懂，应该属于古湘语，语法、发音和永州话差别比较大，一些永州农村的老人只会说土话、不会说永州话，奇怪的是冷水滩一些离的很近的村子有的会土话、有的不会，而很多东安的人说的土话却可以和冷水滩说土话的人互通

我自己的理解，土话属于一种古老的语言，应该属于官话之前永州的一种通用语言，后来受到北方移民和语言的影响，产生了现在的永州话，慢慢地充当起了整个永州地区普通话的角色，如果是新来的移民，就只会说永州话、而原来的土著则两种话都会说，现在的很多村子，村子里的人互相之间说土话、碰到外人就说永州话了

永州南部的地区不了解，但是我曾经看到宁远人和冷水滩人之间交流使用普通话的，南部在历史上和北部经常不在一个行政机构里管理，受道州的影响更大

湖南说官话的地方很多，湘西、怀化、张家界、常德、永州、郴州，当然并不是这些地方的人全部讲官话，一般越接近城区，说官话的越多，越接近山区，和官话差别越大，江西的赣州就是一个方言岛，城区讲西南官话，出了城就是客家话，郴州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我不是永州人，以上全是猜想，不过我感觉大体也差不多，搞清楚这些最重要是搞清楚历史上的移民、家谱。

和永州比较像的是南宁，历史上土著讲平话，但是最近一百年受到来南宁做生意的广东人的影响，慢慢的粤语白话成为了主流，现在一提起南宁话都知道是白话，岂不知白话在南宁壮大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当然永州话应该时间更长一些，现在南宁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有取代白话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