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锋芒——《资治通鉴》读书笔记52
汉昭帝,刘弗陵刚继位,也就是始元元年,天灾人祸,给幼年的汉昭帝和他的三个辅政大臣带来了考验。但是君臣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在执政的路上,初试锋芒。
首先是益州所属的24个夷人村落三万余人起兵造反,背叛朝廷,结果汉庭出兵,一举灭之,大获全胜。
接着是燕王旦的起兵造反。燕王旦作为汉武帝较大的儿子,他认为皇位应该是自己的,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在年幼的弟弟身上?所以就找出种种理由,不听诏命,屠杀劝诫的官员15人之多。结果消息泄露,被朝廷及时制止。汉昭帝念及兄弟亲情,没有追究哥哥的罪行,只是诛杀了刘泽等人。又一动乱事件被平息。
除了人祸,紧接着而来的是天灾。在始元二年小麦蚕桑等遭遇了灾害,汉昭帝就下诏免除农民的赋税,而且还下令把曾经借给农民的种子粮食等,也不用归还了。后来颁布命令,让全国的百姓勤于躬耕,修养生息,以弥补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给国家带来的积弱现象。
“怀诸侯,柔远人,来百工,亲百姓”这些治国的理念在他们君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重视人际关系的平衡,也是他们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吸取吕氏之乱的教训,霍光等大臣,听从其他的建议,重用刘氏宗亲,保持了国家大局的稳定。
元皇帝下景元四年(癸未,公元二六三年) 春,二月,复命司马昭进爵位如前,又辞不受。 吴交趾太守孙讠胥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吴主遣察战邓荀至交趾,荀擅调孔爵三十头送建业,民惮远役,因谋作乱。夏,五月,郡吏吕兴等杀讠胥及荀,遣使来请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应之。 诏诸军大举伐汉,遣征西将军邓艾督三万馀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连缀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馀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绝维归路;钟会统十馀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趣汉中。以廷尉卫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瓘,觊之子也。 会过幽州刺史王雄之孙戎,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或以问参相国军事平原刘寔曰:“钟、邓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赉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司马昭斩以徇。 汉人闻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将兵诣沓中,为姜维继援,张翼、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大赦,改元炎兴。敕诸围皆不得战,退保汉、乐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阴平,闻诸葛绪将向建威,留住月馀待之。钟会率诸军平行至汉中。九月,钟会使前将军李辅统万人围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蒋斌于汉城。会径过西趣阳安口,遗人祭诸葛亮墓。 初,汉武兴督蒋舒在事无称,汉朝令人代之,使助将军傅佥守关口,舒由是恨。钟会使护军胡烈为前锋,攻关口。舒诡谓佥曰:“今贼至不击而闭城自守,非良图也。”佥曰:“受命保城,惟全为功;今违命出战,若丧师负国,死无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获全为功,我以出战克敌为功,请各行其志。”遂率其众出。佥谓其战也,不设备。舒率其众迎降胡烈,烈乘虚袭城,佥格斗而死,佥,肜之子也。钟会闻关口已下,长驱而前,大得库藏积谷。 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甘松。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兵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诸葛绪已塞道屯桥头,乃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绪后;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馀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还,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还至阴平,合集士众,欲赴关城;未到,闻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张翼、董厥等,合兵守剑阁以拒会。 安国元侯高柔卒。 冬,十月,汉人告急于吴。甲申,吴主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寿春;将军留平就施绩于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以救汉。 诏以征蜀诸将献捷交至,复命大将军昭进位,爵赐一如前诏,昭乃受命。 昭辟任城魏舒为相国参军。初,舒少时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事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为皎厉之事。唯太原王乂谓舒曰:“卿终当为台辅。”常振其匮乏,舒受而不辞。年四十馀,郡举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毓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舒容范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叹而谢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岂一事哉!”及为相国参军,府朝碎务,未尝见是非;至于废兴大事,众人莫能断者,舒徐为筹之,多出众议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将军秉之孙也。 邓艾进至阴平,简选精锐,欲与诸葛绪自江油趣成都。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引军向白水,与钟会合。会欲专军势,密白绪畏懦不进,槛车征还,军悉属会。 姜维列营守险,会攻之,不能克;粮道险远,军食乏,欲引还。邓艾上言:“贼已摧折,宜遂乘之。若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出其不意,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督诸军拒艾,至涪,停住不进。尚书郎黄崇,权之子也,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豫未纳;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从。艾遂长驱而前,击破瞻前锋,瞻退往绵竹。艾以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瞻怒,斩艾使,列阵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候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引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斩瞻及黄崇。瞻子尚叹曰:“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为!”策马冒阵而死。 汉人不意魏兵卒至,不为城守调度;闻艾已入平土,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汉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与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禄大夫谯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今若入吴国,亦当臣服。且治政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皆从周议。汉主犹欲入南,狐疑未决。周上疏曰:“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穷乃率从。今若至南,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其叛必矣!”汉主乃遣侍中张绍等奉玺绶以降于艾。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汉主不听。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 张绍等见邓艾于雒,艾大喜,报书褒纳。汉主遣太仆蒋显别敕姜维使降钟会,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于艾,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艾至成都城北,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馀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持节解缚焚榇,延请相见;检御将士,无得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汉主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汉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艾闻黄皓奸险,收闭,将杀之,皓赂艾左右,卒以得免。 姜维等闻诸葛瞻败,未知汉主所向,乃引军东入于巴。钟会进军至涪,遣胡烈等追维。维至郪,得汉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节传于胡烈,自从东道与廖化、张翼、董厥等同诣会降。将士咸怒,拔刀斫石。于是诸郡县围守皆被汉主敕罢兵降。锺会厚待姜维等,皆权还其印绶节盖。吴人闻蜀已亡,乃罢丁奉等兵。吴中书丞吴郡华覈诣宫门上表曰:“伏闻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 魏之伐蜀也,吴人或谓襄阳张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败于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吴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吴人以武陵五溪夷与蜀接界,蜀亡,惧其叛乱,乃以越骑校尉钟离牧领武陵太守。魏已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迁陵界,屯于赤沙,诱动诸夷进攻酉阳,郡中震惧。牧问朝吏曰:“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皆对曰:“今二县山险,诸夷阻兵,不可以军惊扰,惊扰则诸夷盘结;宜以渐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劳。”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诳诱人民,当及其根柢未深而扑取之,此救火贵速之势也。”敕外趣严。抚夷将军高尚谓牧曰:“昔渊太常督兵五万,然后讨五溪夷。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旧!”即率所领晨夜进道,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馀人,及其支党凡千馀级。纯等散走,五溪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郑冲为太保。 壬子,分益州为梁州。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 乙卯,以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锺会为司徒,增邑万户。 皇太后郭氏殂。 邓艾在成都,颇自矜伐,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艾以书言于晋公昭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为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昭使监军卫瓘谕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国家计也!” 钟会内有异志,姜维知之,欲构成扰乱,乃说会曰:“闻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复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邪!”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今之道,或未尽于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欢甚,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会因邓艾承制专事,乃与卫瓘密白艾有反状。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辞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毁晋公昭报书,手作以疑之。
2月5日
宣帝自幼泡苦水
丙吉问牛不问人
汉昭帝刘弗陵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八岁继承汉武帝的皇位,可惜二十三岁就死了。谁来承接大统呢?最后找到卫太子刘据的孙儿刘询,他就是汉宣帝。刘询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当初,卫太子造反不成,上吊自杀,夫人史良娣和两个儿子同时遇害。小孙儿才满月,名叫病已,被关在监狱里。-744初,卫太子纳鲁国史良娣,生子进,号史皇孙。皇孙纳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号皇曾孙。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诸妻、妾皆遇害,独皇曾孙在,亦坐收系郡邸狱。
也是这孩儿有福,碰到一位好心肠的监狱长丙吉。他可怜婴儿孤苦无辜,在女犯人中找到两个人,安排给孩子喂奶,让他们迁居到比较干燥的地方,总算活了下来。-744故廷尉监鲁国丙吉受诏治巫蛊狱,吉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皇曾孙无辜,择谨厚女徒谓城胡组、淮阳郭征卿,令乳养曾孙,置闲燥处。吉日再省视。
后来,方士们煽动武帝,说长安的监狱里有“天子之气”,怕是刘氏的江山坐不稳。武帝下令将中央监狱的囚犯全部处死。-744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武帝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
幸好这孩子早已移到地方监狱,朝廷使者来查访,丙吉严辞拒绝:“皇帝的曾孙儿就关在这里,一般的老百姓也不能冤屈,何况是这孩子呢!”堵住大门,硬是把使者轰走了。-744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
使者回朝报告武帝,惹得老头儿一阵伤感,立刻下令大赦天下。这孩子的外祖母和舅父出面,才抱出牢房。-744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
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是孩子的叔祖父,把他接到宫里养起来。披庭长官张贺,是卫太子的老部下,对这孩子很有感情,自己掏钱,教他读书。昭帝死时,这孩子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了。-744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始冠,长八尺二寸。
霍光当时负责挑选继承人。监狱长丙吉乘机进见,把这位皇家后代的情况作了汇报,认为他懂得艰难辛苦,又知书识礼,是棵好苗子,于是请他出来当了皇帝。-744霍光与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丙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壹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义,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
宣帝初即帝位,是关心百姓疾苦的,他常常说:“百姓最恨的是贪官和酷吏。没有贪污,没有冤案,心里就踏实了。”他特别重视选择太守和县令,对受贿搞冤狱的人毫不客气。每年秋季处决囚犯时,他都要去议事堂审查案卷,努力减少冤屈。因此,汉朝的清官,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替老百姓着想的,大多出在宣帝时代。不妨拿宣帝的两位大恩人来说说吧。
丙吉是保护和推荐宣帝的人。他当御史大夫,绝口不提过去的事,连朝廷大臣们也完全不了解那一段隐情。〔-645〕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有个曾经在狱中喂奶的婢女则氏,上书诉说自己当年的功劳,要求丙吉作证,这样才把往事公开出来。〔-645〕会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
宣帝知道了,非常激动,封赏了一大批恩人。特别封丙吉为博阳侯。丙吉上书推辞说:“我现在毫无功绩,凭什么要接受厚赏呢?”
宣帝答复他道:“我封赠你,是要报德;你退回侯爵的大印,恰恰证明我知恩不报,是无情无义的人啊。”〔-645〕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
丙吉虽然接受了爵位,依旧谦虚勤谨,绝不居功自傲,后来当了丞相。〔-594〕夏,四月,戊辰,丙吉为丞相。吉上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时人以为知大体。
他特别能够容忍别人的小过失,比如,丞相府的马车队长是个酒徒,有一次,跟丙吉出车,醉得不省人事,在车上大呕大吐,闹得一塌糊涂。主管人要开除他,丙吉不同意:“因为醉酒而开除掉,他以后怎么见人?还是原谅他吧,污脏了我的坐褥,拿去洗洗不就行了吗?”这位酒鬼对边塞的情况很熟悉,后来还立了大功。
一天丙吉上街,恰逢皇帝准备出行,路上戒严。一群流氓偏偏在大路上械斗,死尸狼藉,没人来管。丙吉只当没看见,根本不理睬。忽然,一条黄牛从旁边窜过,呼呼喘气,舌头伸在嘴巴外面,白沫直流,原来牧童正追它呢。丙吉赶忙下车,拦住牧童,问他追了多远,为什么那样热呢?表现得特别关切。
部属大感不解:“不问械斗死人,偏问喘气的牛,怎么回事?”丙吉解释道:械斗死人,是长安京兆尹的责任,该逮该杀,由他们处理,宰相哪管这些小事!现在是仲春季节,天气不该太热,牛却那样喘息,如果跑得远,跑得累,是正常的;要没跑多少路,热成那样子,说明地气上升,应该及时下种。宰相管的就是这种大事情。部属们听了,都很敬佩。〔2235〕亮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直入,谏曰:“故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
皇帝的另一位大恩人是张贺。他曾私下出钱,请老师教授刘询。等到刘询成为皇帝,张贺已经死了。他的兄长张安世也是位谦谦君子。宣帝为了报答张贺,特地封赠侯爵,设置二百户守墓人。-644初,掖庭令张贺数为弟车骑将军安世称皇曾孙之材美及征怪,安世辄绝止,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述曾孙。及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谓安世曰:“掖庭令〔张贺〕平生称我,将军止之,是也。”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张贺没有儿子,过继来的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小时候曾和宣帝同堂读书。宣帝特地封张彭祖为关内侯。张安世一律推辞。宣帝说:“这一切不是给你的,全是为了张贺呢。”张安世才没敢多说。-644贺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与上同席研书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安世深辞贺封;又求损守冢户数,稍减至三十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张贺〕,非为将军也。”安世乃止,不敢复言。
张安世父子都是侯爵,权势很大。他们非常谨慎,增加的奉禄一概不要。〔-633〕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
张安世每次参与朝政讨论,作出决定后,就请病假,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像根本没过问似的。别人问起,更是一字不漏。有时还假装到丞相府去打听,仿佛别人所问的倒是新闻呢。这样一来,任何人也不知道他是大政方针的参与者。〔-633〕安世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
他曾推荐某人,果然升了官。这人专门来感谢,他怒目圆睁,呵匕道:“推举人才,为国家办事,是我们的责任,完全是公事公办,你怎么搞成私人感情呢?太不像话了!”从此不和这人来往。〔-633〕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
有位郎官立了大功,久久没有升调,向张安世申诉。安世说:“你有功劳,朝廷心中有数;作为人臣,应该努力做事,怎么自己跑来夸耀呢?”说罢,挥手将他赶出大门。不久,这位郎官得到提升,他哪里料到恰恰是张安世的举荐呢?〔-633〕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
像张安世和丙吉这样的人,在宣帝时期,还不是个别的。为什么呢?上行下效,自然形成了良好的官风和民气。
8汉高祖的家国传承
81汉承秦制: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非承秦不能立汉”+“用秦制而不用秦政。用秦制而不用秦政的体现:1礼制”:叔孙通“虽然儒学打天下不行,但是治天下还是不错的”,可以用礼制来确立尊卑;2无为而治”陆贾写《新语》,“无为”-政府不要过度干预老板姓做事,刘邦是听得进去陆贾和叔孙通建议,有自己的判断力;3分封“郡县制分封制并行,
82兔死狗烹(兔被捕杀光了,猎狗也就被煮吃了。比喻事情成功后,把出过大力的人一脚踢开或杀掉。也作“狡兔死,走狗烹”)
刘邦对韩信很忌惮,从楚王降为淮阴侯,又被吕后杀害。刘邦听后即惋惜又惊喜,韩信本事太大了,刘邦需要为接班人考虑。高祖痛之天下大体皆韩信之功。韩信做的不对的地方,一是韩信灭齐之后没有向领导报告而自己封王,让领导事后认可;二是刘邦固陵败仗后约韩信攻楚韩信不来,待遇没谈拢。“乘时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如果韩信学到谦让,不据己功不吹嘘己功,也许能够保全。
我觉得韩信挺惋惜的,一是有本事,大半个江山都是韩信打下来的,并且每次打完仗精兵都被刘邦收走,韩信能够训练市井人士上战场打胜仗,说明其真的有本事;二是忠诚,面对项羽的说客、劝其自立为王的说客,韩信都没有背叛,说明其忠诚。虽然韩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真的是惋惜了。伴君如伴虎,没有谦卑,不能善终。为人处事真不容易,没功劳说你没本事,有功劳还需要学会谦卑,否则招嫉妒招恨。
83 鸟尽弓藏(鸟打完了,就把弓收藏起来;旧时用来比喻封建帝王取得政权之后,功臣遭到废弃或杀害;后比喻目的达到后,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脚踢开。)
领导基本都多疑的,对待有功劳的人更是怀疑;刘邦肯定萧何的功劳,但是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问萧何在干什么。萧何权力过大,面对刘邦的多疑采取两种解决办法:1是表明心意,萧何派自己的子侄上前线,第二次被怀疑把家财拿去充军;2犯点小错误,萧何深得民心,萧何就贪污自污犯错误,刘邦就对他放心了。张良、陈平面对刘邦的赏赐都表达感恩,张良特意挑选与刘邦第一次相见的地方作为受赏地;陈平面对领导的赏赐,说感激向领导推荐自己的魏无知。
85文景之治:轻徭薄赋,无为而治;让老百姓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七国之乱酝酿和爆发。
86秦始皇VS刘邦
刘邦面临与秦始皇一样的问题怎么治理国家,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刘邦也经历楚汉战争统一。二者都是经历战乱后建立王朝,但是刘邦吕后作为在田里种地的一线人民,更加深刻了解赋役对百姓发展经济的难处。虽然秦始皇实行授田政策,但是徭役使得百姓没有力气发展农业。其次是刘邦在死之前基本清除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郡县分封并行是过渡状态,为了让诸侯国保护刘氏江山,成效就是诸吕之乱,从吕后子侄手中夺回掌权,但是分封也导致了七国之乱,待武帝即位后江山稳固就恢复郡县制。
通过高祖在位7年看功臣该如何与领导相处
每一个领导在位期间都是多疑的,对待有功劳的下属更加猜忌,曹操多疑,即使能用人识人的刘邦在登基后也是对一起出生入死的属有过怀疑,这就需要下属处理好与领导之间的关系。
一是需要谦卑,尤其是武将,代表人物韩信。刘邦在实现统一后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并让韩信、彭越、英布他们做异姓王管理属国。刘邦作为靠起义出身的***,深知有军队有税收的诸侯对中央构成威胁,所以从刘邦登基到去世前一直致力于除去所有异性王,包括帮他打下半壁江山的韩信。韩信先是被从楚王降为淮阴侯,又在刘邦外出打仗期间被吕后杀害。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韩信既有本事又足够忠诚,却最后如此下场。站在刘邦的角度分析,一是江山已固,对武将的需求不是那么强烈;二是年岁已高,将如此骁勇善战的将军放在属地会对未来的继承人构成威胁;三是韩信之前邀功请赏,让刘邦心存芥蒂。韩信在灭齐之后及时没有向刘邦报告而自己封王,让刘邦事后认可;刘邦固陵败仗后约韩信攻楚韩信不来,刘邦允诺统一后的封赏后才去。“乘时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伴君如伴虎,韩信立不世之功却没有谦卑没有善终。如果韩信学到谦让,不据己功不吹嘘己功,或许能够保全。
二是需要表达感恩,代表人物谋士张良、陈平。刘邦要赏赐张良、陈平,张良特意挑选与刘邦第一次相见的地方作为受赏地,另刘邦大为感动;陈平说与其赏赐自己更应该赏赐向刘邦推荐自己的魏无知,也令刘邦大悦。
三是需要打消领导的顾虑,代表人物丞相萧何。萧何权力过大,刘邦在外出打仗期间多次问询萧何的工作。面对刘邦的多疑,萧何采取两种办法打消其顾虑:1是表明心意,派自己的子侄上前线,把家财拿去充军;2犯点小错误,前期萧何深得民心,萧何就贪污自污犯错误,让刘邦放心。
1月20日
吕后乖张造人彘
刘章行酒用军令
公元前196年冬天,刘邦征讨淮南王鲸布,大获全胜,非常高兴。班师回京时,路过故乡沛邑,和乡亲父老们饮酒作乐,一连十多天,恐怕是他人生最愉快的日子。他挑选了一百二十个儿童,排练歌舞,在盛大的宴会上,又唱又跳。他亲手给老人们斟酒,跟孩子们打闹嬉笑,随着锣鼓的节拍,唱歌给亲人们听: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①
歌声沉雄苍凉,感叹自己功成业就,做了皇帝,却没有人来帮助他守卫国土,也许是对死去的韩信、彭越、鲸布等老将的惋惜和悼念吧。他答应父老们的要求,世世代代不交粮税,还表示以后要回来欢聚的。作战是极度的紧张和严肃,回乡却又特别的激动和兴奋,经过这么强烈的精神刺激,他回到长安,就得了重病。
吕后请来一位名医,摸了脉相,肯定地说:“很快能治好。”刘邦一听,开口就骂:“我从一个老百姓,提三尺长的宝剑,夺取天下,没有天命能行吗?我的性命由天管,就算神医来治又有何用!”(-19511)上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曰:“疾可治。”上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不许治,不吃药,送了五十斤黄金,把医生打发走了。几个月后,刘邦就太子刘盈继位,就是惠帝,他的生身母亲吕后成了皇太后。因死了。(-19511)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
为惠帝智力不高,性情软弱,吕太后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权。
刘邦当年特别宠爱的一位夫人姓戚,生了个儿子叫作如意,也很得父亲的疼爱。刘邦本想要他做太子的,只是大臣们坚决反对才作罢。后来封为赵王,住在今天的邯郸,他的丞相是耿直勇敢的周昌。刘邦一死,吕后心头的怨恨像决堤的河水,一发不可阻拦;如今没人管得住她,是报仇的时候了。
首先她派人把戚夫人抓来,囚禁在永巷里,剃光了一头秀发,穿上囚犯的衣裳,天天在那儿舂米。〔-193〕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
夫人何曾受过这样的罪呀,心里无比悲伤。儿子远在他乡,又怎会了解母亲的遭遇?她一面干活儿,一面哼着伤心的歌儿:
子为王,母为虏,
(儿子当国王,母亲做囚徒。)
终日舂薄暮,
(整天舂米,从清早到太阳落土。)
常与死为伍,
(每时每刻,只有死神做朋友。)
相离三千里,
(母子相隔三千里啊,)
当谁使告汝!②
(谁能帮我啊,把我的悲痛向儿倾诉!)
吕太后得知这一情况,心中更为不安,便想把赵王也干掉,免除后患。于是几次派使者召赵王来都城,都被老周昌挡住了。他对使者说:“当年高皇帝把赵王交给我,要我对赵王负责。如今太后怨恨戚夫人,还想把赵王也杀掉,我可不敢放他走!”〔-193〕遣使召赵王如意。使者三反,赵相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
太后大怒,命令周昌先来。周昌一离开,赵王失去了主心骨,便上路了。赵王还在半路上,惠帝已经明白母亲的意思了。他身为兄长,对小弟弟存有爱护之心。于是抢先一步,亲自赶到漏上,把赵王接到宫里。两人住在一块,吃在一起,形影不离,太后想动手,一直找不到机会。〔-193〕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
一天,惠帝起了个大早,到教场看比试武艺去了。如意还是个大孩子,爱睡早床,没有起来,有人赶紧去报告了太后。太后随即叫人端来一杯毒药,说是饮料,送给赵王喝。赵王一觉醒来,哪里弄得清楚?拿起来就喝掉了。待惠帝回转来,看到的只是浑身黑紫、七窍流血的尸体。〔-194〕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鸩饮之。犁明,帝还,赵王已死。
吕太后除掉了赵王,接着拿戚夫人开刀:砍断她的手脚,挖掉她的双眼,用药熏聋她的耳朵,再灌药弄哑她的嗓子,然后丢在厕所里,还取了个可怕的名字叫“人彘”。竟就是猪。〔-194〕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日“人彘”。
几天后,太后觉得还没过瘾,又把惠帝请来参观,让他也来瞧瞧这个当年的美人,今天是什么模样。惠帝是个忠厚的青年人,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突然看到这么个怪物,吓得半死,一问才知是戚夫人,当时嚎啕痛哭,回去就病倒了,一年多也不见好转。于是他把太后请来,当面告诉她:“母后,制造人彘,那不是人干的事情。我是你的儿子,却无法说服你,还怎么能治理天下呢?”从此以后,很少再过问政事,每天只是饮酒作乐,恍恍惚惚地打发日子。〔-194〕居数日,乃召帝观人彘。帝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饮为*乐,不听政。
第二年冬天,齐王刘肥进京城朝见,他是刘邦的大儿子,生母是刘邦娶吕后以前的恋人。一家人在太后宫中饮酒,惠帝很尊重这位兄长,请他上坐。(-19310)冬,十月,齐悼惠王来朝,饮于太后前。帝以齐王(刘肥),兄也,置之上坐。
太后一看,大为不满,便暗地里叫人把一杯毒药放在齐王面前,请他喝酒。齐王自然推不掉,刚刚起立,惠帝也跟着站起来,顺手把那杯毒酒端过来。太后一看,急了,一把抢过杯子,泼在地上。齐王看到这情景,心下生疑,哪里还敢坐下去?便假装喝醉了,起身告辞。后来知道那是一杯毒酒,惊出了一身冷汗哩。怎么办呢?还是随从们出了个主意,把自己的城阳郡地图交给太后,献给太后的亲生女儿鲁元长公主做领地,太后一高兴,才放他回国去。(-19310)太后怒,酌鸩酒置前,赐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佯醉去;问知其鸩,大恐。齐内史士说王,使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太后喜,乃罢归齐王。
太后的私心日益膨胀,最后竟到了违背人性的地步。她把鲁元长公主的女儿、也就是亲外孙女娶来,给亲生儿子惠帝当皇后。为什么呢?因为她想亲上加亲,用今天的话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按照中国的伦理道德,这几乎是**的野蛮行径了。(-191)冬,十月,立皇后张氏。后,帝姊鲁元公主女也,太后欲为重亲,故以配帝。
惠帝柔弱仁慈,特别是受了“人彘”的刺激,心情忧郁,再加上家庭生活很不幸福,只做了七年的空头皇帝,在24岁上就死去了。太后也早做了准备。原来,她叫皇后抱来一个婴儿,杀掉生母,养做太子。惠帝一死,这个假太子才几岁,就继承了帝位。吕氏太皇太后也就义不容辞而又洋洋自得地垂帘听政了。(-188)初,吕太后命张皇后取他人子养之,而杀其母,以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临朝称制。
垂帘听政的太后吕雉,胆量的确非凡。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做皇帝的女人,后代有些人佩服甚至崇拜她。不过,她的有些做法,有些手段,有些用心,是善良的人很难想象的。
比如惠帝没有亲生儿子,她让张皇后假装怀孕,到时候,从别的宫中夺来一个婴儿,再把宫女杀死,声称孩子是皇后生的。一个还不够,还用同样的手段给惠帝安排了另外四个儿子,一共杀了五个母亲。
惠帝死后,张皇后的假儿子当了皇帝,史书上称作少帝。这个小孩儿长到八九岁上,知道自己的身世,公开说:“母后为什么要杀了我母亲,硬当我的妈妈呢?我长大了要报仇!”(-1844)少帝(张皇后的假儿子)浸长,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
吕太后一听这话,把他关进永巷,说是得了精神病,不能做皇帝,随后又暗中毒杀了。太后又把惠帝第二个假儿子刘弘拉来继位。这孩子在四年后的政变中成为牺牲品。(-1844)太后闻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见。太后语群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乱,不能继嗣治天下;其代之。”…遂废帝,幽杀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再比如,太后既然是实际上的皇帝,就大胆地把吕家人都封为王;有出息的刘姓王侯,强迫他娶吕家的女儿为夫人。其中有一位赵幽王刘友,就是吕家的女婿,他不爱这位夫人,而宠爱别的小妾。太后便把他抓来,囚禁在宫邸中,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竟活活地让他饥渴而死。(-1811)春,正月,太后召赵幽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言‘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得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丁丑,赵王饿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刘友死后,把另一刘姓王刘恢迁到邯郸为赵王,他是吕产的女婿,同样讨厌夫人,另有爱妾,吕太后又派人把这个小妾毒死了。刘恢十分悲愤,自杀身亡。太后说他因为女人而忘记祖宗的事业、撤掉了一切继承权。(-1816)赵王恢之徙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六月,王不胜悲愤,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当然也有不信邪的人,首屈一指的就是朱虚侯刘章。他二十来岁,身强力壮。有一次侍候太后饮酒,让他当酒令官。-181是时,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太后燕饮,太后令章为酒吏。
刘章提出一个条件:“臣是将门之子,要用军法传酒令才够气魄。”太后答应了,酒到半醉,刘章提出要唱一支《耕田歌》来助兴,太后也答应了。-181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请为《耕田歌》,太后许之。
那刘章便拉开嗓门唱起来:
深耕穊种(深耕田地要想多结豆,)
立苗欲疏(苗儿就要留得稀疏。)
非其种者(看清田中“野草”和“杂种”)
锄而去之(手扯不净再用锄头锄!)
太后是个很敏感的女人,听得出歌词带有一股杀气,可又抓不住什么把柄,只好默不作声。一会儿,一位吕家的公子喝醉了,酒令轮到他该受罚,站起来就跑。刘章追上去,拔出佩剑“刷”地一声砍下了脑袋,然后从从容容转过身来,向太后报告:“有一个逃酒的人,臣依照军法斩了!”满堂的人无不大惊失色。不过原先已经说好用军法行酒令,没法定他的罪,只好不欢而散。从此以后,吕家的人都害怕他,朝中大臣和刘家王侯却受到了精神鼓舞。-181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吕太后掌权八年,重病之中反复告诫侄儿赵王吕禄和吕王吕产:“我死以后,大臣们怕是要造反,你们一个掌管北军,一个掌管南军,千万不要亲自送葬,要紧守皇宫。”(-1807)太后诫产、禄曰:“吕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
吕后带着满脑子不安死去了。(-1807)辛巳,太后崩
吕家人本想乘机抢夺皇位,只是害怕几位大臣和刘姓王侯。不久,刘邦手下的几位老功臣,以周勃、陈平为首,联合刘姓诸王,把吕家杀得干干净净。连吕后的亲妹妹吕须,一个老婆子,也没放过。(-1809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张偃。
接着惠帝的兄弟代王刘恒被挑选进京做了皇帝,他就是汉文帝。在他统治期间,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定时代——“文景之治”。
①②这两首歌载于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
我国历代均设置有史官,分为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属于皇帝侍从,平时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和家事政务,后者专门编纂前朝官方历史。史官们大多秉持“秉笔直书”的传统。比如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
如果单纯的以据实记载来要求司马光,这不仅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司马光的创作目的。即便是司马迁创作的《史记》也不过是经过加工处理后的一家之言,这样的史书是“通古今之言”的创作,也就是在尊重历史事件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其他语言表述方式和选材角度的后期处理,司马光也是如此。他说:“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也就是说《资治通鉴》在内容选材上是重点突出政治斗争的,全书通过分析政权兴替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之间潜在的联系,总结出有利于国家统治和长治久安的历史结论。
基于司马光当时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他需要把伦理、儒学、以及礼教等一套理论捆绑在历史基础上推广宣传。他在《资治通鉴》开卷中说道:“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
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司马光这套理论明显违反了历史常识,简单的把国家强盛归功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礼乐制度上,而把国家灭亡归结于“ 王德即衰 ”和“ 五行相克 ”。但这是由历史大环境决定的,司马光需要为封建统治服务,需要运用这套理论来告诫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时司马光对待历史发展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一方面是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是源于自己对历史的直观经验。
当时的司马光是非常反对对外用兵的,而宋朝一直处于军事劣势方,宋朝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起,与当时最为强大的少数民族国家辽国发生了剧烈的摩擦,此后双方多次交战,宋朝败多胜少。宋真宗时期,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这种用经济换和平的方式,让宋朝获取了暂时的安定,此后西夏的崛起,让宋朝面临新的危机,因此在仁宗、神宗一朝与西夏的战与和成为了最为主要的政治议题。而神宗即位后,相继对越南地区和西夏大规模用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收效甚微。因此司马光对汉朝时期汉匈战争做了系统的描述,并用极其刻薄的语言评价了汉武帝:“ 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
再看班固在《后汉书》中对汉武帝的评价:“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很明显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立场和班固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东汉时期班家一门忠烈,经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并且作为西汉的后继王朝,站在刘氏王朝的角度上评价自然也会偏向于褒扬。而司马光看到历年征战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取得大的成效,而且主张变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对西夏战事也持支持态度,不排除司马光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可能。
而对于王莽,司马光自然也是大做文章,称其“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造兴,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众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王莽作为篡位者,在伦理上就被司马光所鄙视,而且王莽改制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取得了一点点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导致了新朝的覆灭,司马光在这里毫无疑问是为了讽刺王安石的新法。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更多的是赞扬那些忠诚的臣子和将领,比如刘琨,而对那些开疆拓土的将领比如霍去病,却避而不谈。
除此之外,司马光对历史的大部分观点还是值得认可的,他谈论东汉灭亡提出东汉的政治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为第一阶段,曰:“ 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瓷也。”和帝至桓帝之间为第二阶段,曰:“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桓灵以后为第三阶段,曰:“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熏民徐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 ”再以唐朝宦官乱政为例,曰:“ 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这些精准独到的总结体现了司马光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尺度标准。
除了个人的立场和经验外,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投入的心血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光说“ 抉摘幽隐,校计豪厘 ”,“ 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伸归一途 ”。因此在选择材料时,司马光本着求实的原则,所选材料基本都出自正史;并且他对材料的选择也极为考究,也就是他所说的“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这个工作势必是非常繁琐的,往往数百卷的史书,经过删减之后能用到的仅有数十卷,他在信中说道:“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粱、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
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司马光很注重行文的美感,在古代的史书中,大部分的史书读起来都寡淡无味,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寥寥数本值得一读,大部分要么太过庞杂,如《旧唐书》和元朝修的《宋史》,有的又太过简略,比如欧阳修写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资治通鉴》就史书的文学水平来看是值得大家的称赞的,阅读起来十分流畅,人物特色鲜明,故事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对于原史书中记载的好的故事,司马光偶尔会全文节录下来,,对于名家点评,他也会选择一些附在一旁。
如李愬雪夜人蔡州,平吴元济这件事,如果把《通鉴》和《新唐书》对读,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手笔了。《新唐书》说:“ 师夜起……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 ,”。《通鉴》的叙述是:“ ……军出,不知所之,愬曰:‘但东行! ’”《通鉴》说明了下令的缘由“ 但东行 ”顿时就把当时战争紧迫的气氛和李愬的果断决心的语气都介绍出来,李愬夜里偷入蔡州,《新唐书》的文字是“ 李佑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发关,留持拆传夜自如。 ”《通鉴》的描述是:“ 李佑、李忠义攫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析者,使击拆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 《新唐书》的文字费解,当时的一些情节被删掉,夜袭的气氛也没有写出。《通鉴》写得层次分明,从攻外城到里城,步步紧扣。《通鉴》在写李愬入蔡州前,加了一段文字“ 自吴少诚拒命,宫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 。”这就揭示李想夜袭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缘由。高明史家写史不但要叙史事经过,而且在行文中让读之者理会史事发展之趋向。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本带有个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鸿篇巨制,这与他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立场有关,但并不能否认这本书的历史价值,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而且能在他的引领下拨开历史迷雾,重新看待中国的整个历史变迁,并从中得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初试锋芒——《资治通鉴》读书笔记52
本文2023-11-25 09:03:44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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