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咱们是一个村的。我是乃字辈。现住青岛市区

光玉乃克昌，同新（心）共作续（叙），千里少书香。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另转载：烟台莱州市人南胡家村： 始祖胡大海，我们这里的辈份是：tong shan 为家训 光玉乃克昌 同心共作叙 千里少书香

经过网络查询转载以下内容：上面的字辈只是听老辈人的口述记忆下来的，有很多错误。请知情的宗亲指正

看族谱论越国武庄公胡大海世系

（以下是转载，非本人原创。。。。）

谱册之修盛于明、清，惜旧时烽烟四起、战乱不断，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浪迹天涯。更由于信息不灵、交通落后、疾病缠身、英年早逝等社会原因，致一家骨肉、同族、同胞兄弟，东离西散，互不相知。或因没有统一字辈；或因迁徙遗忘；或因先人文化有限、忽略、早逝，而累及后世，使谱史难考···“吾祖原籍凤阳府，靖难兵起迁东土。携手同行兄弟三，中有贾奴共步武。以一迁潍一迁文，言就尔居乐田圃。惟有吾祖德山公，相厥高王为安堵。初娶刘氏继聘包，子孙磊落能绳武，辨讼诬、识民苦，称德洋、颂恩普，种种善政难尽数。··”我 胡国用乃明臣 越国武庄公胡大海之后裔，先祖胡德山系胡大海第五子。靖难兵起，二十三世祖 德山，以不乐屈服，挟册而逃，遂家于黄邑之高王村。嗣后人丁日盛，棋布者三十余村。（···胡沐为二十一世；胡大海为二十二世；胡德山为二十三世··· 到我 胡国用已是四十三世了···）我族谱近代于清朝、民国三修。现始可考于清咸丰辛亥年间，谱载：“胡氏系出陈之满，···自唐而五代、而宋、而元、而明、而至于今，迁徙不一，而昭穆不紊者谱存也。··· 余胡氏自靖难兵起，二十三世祖 德山（胡大海的第五子）负老谱册，逃于黄邑，生五子：长琛、次璜、三琮、四珦、五璟。嗣后 琛祖生三子：长钧、次钊、三镛。皆居黄县。璜祖殇。琮祖生二子：长铨、次锺，亦居黄县。珦祖生一子镇，迁居莱邑。璟祖其后失叙。··· ”

修谱，是一项繁琐、细致、认真、严谨的工作。既不能攀高权贵、依附名人，又不可随意妄断、牵强附会。尊重史实、实事求是，是修谱的首要。纵观我谱，误处亦存，问题在一世至十七世间，年代混杂、同代异记、岁轮不符，或是前修者攀高、或是手中资料欠缺、或是主观臆断。总之，错误的地方、不当的措辞，必须认真的对待，并虚心地加以更正。这也是先人的志愿、我辈的必然！家乘异于国史。国史所以纪事，而家乘则所以敦宗睦族也。——作者：胡国用

今以我《胡氏族谱》为依据，自十八世 胡龙 公始，选录如下：

十八世 胡龙 字飞云，节度使，年五十五岁。妻赵氏。

十九世 胡羽 字臣銮，国子生，年六十二岁。妻孙氏。

二十世 胡楠 字香之，迪功郎，年七十二岁。妻陈氏。

二十一世 胡沐 字子熏，国子监丞，年五十三岁，元末迁凤阳府。妻刘氏。

二十二世 胡大海 字通甫，号百川，行一，铁面身长、智勇过人，佐明太祖取天下。急于荐贤而刘基、宋濂等人皆公所荐也。封越国武庄公，年五十七岁阵亡，配享太庙。妻徐氏、朱氏、朱氏、郭氏。

胡大渊 字子渊，行二，左都督。妻范氏。

二十三世 胡德济 字世美，行一，都督指挥使，袭越国公，年三十六岁失叙。妻陈氏。

胡德源 字世杰，行二，都督指挥使，年三十四岁阵亡。妻周氏。

胡德清 字世俸，行三，参知政事，年二十四岁阵亡。妻刘氏。

胡德淮 字世真，行四，都督佥事，年一十六岁阵亡。妻定汪氏未娶。

胡德山 字世重，号海滨，行五，原籍凤阳府虹县，以靖难迁于黄邑，锦衣卫千户，以子贵赠户部员外郎，有传入邑乘寓县志，年八十岁。妻刘氏、包氏。

胡德水 字世弱，行六，羽林千户，迁文登。妻王氏。

胡德林 字世茂，行七，迁潍县。妻周氏。

胡德琮 字世全，行一，左翼元帅，年三十五岁阵亡。妻冯氏。（胡大渊 之长子）

胡德琛 字世贡，行二，骄骑指挥使，年三十三岁阵亡。妻范氏。（胡大渊 之次子）

本人 胡国用 字信之，是越国武庄公胡大海第五子胡德山的直系后裔，住山东省龙口市屺母岛村。QQ1424977836 依我《胡氏族谱》记，到我辈已是胡氏四十三世了。

明臣越国武庄公胡大海的父辈与兄弟 简介：

胡大海 行一，字通甫，号百川，年五十七岁（1306年—1362年）阵亡，配享太庙；妻徐氏、朱氏、朱氏、郭氏。

胡大渊 行二，字子渊，左都督；妻范氏。

（胡大海、胡大渊为亲兄弟。其父 胡沐 字子熏；母刘氏。）

胡大河 行一，字汝通，锦衣卫千户，年四十三岁。迁徽州府；妻袁氏。

胡大渠 行二，字汝道，金吾卫指挥使，年五十六岁阵亡；妻赵氏。

（胡大河、胡大渠为亲兄弟。其父 胡杲 字子炁；母孙氏。）

胡海 行一，字汪洋，明太祖封为东川侯，年六十三岁阵亡，住武昌府；妻吴氏。

胡美 行二，字廷瑞，封豫章侯升临川侯，年五十六岁；妻张氏。

（胡海、胡美为亲兄弟。其父 胡巢 字子煎；母王氏。）

胡泉 行一，字汝清，封梁国公，年七十八岁；妻章氏。

胡汝 行二，字敬之，常德卫指挥使，年六十六岁；妻薛氏。

胡通 行三，字尚杰，都督佥事，年六十五岁；妻金氏。

（胡泉、胡汝、、胡通为亲兄弟。其父 胡窠；母徐氏。）

以上 胡大海、胡大渊、胡大河、胡大渠、胡海、胡美、胡泉、胡汝、胡通 九人皆为堂兄弟，名列我《胡氏族谱》之二十二世。

简述 本族直系先祖世序（自十八世胡龙 起）：胡龙——胡羽——胡楠——胡沐——胡大海——胡德山——胡琛——胡镛——胡灏——胡植——胡熙正——胡以堪——胡士俶——胡怡（三十一世）——胡屿生——胡自省——胡盛——胡其温——胡洵——胡连贵——胡毓九（三十八世）——胡志善——胡维苹——胡本道——胡立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修谱宗亲拟自三十八世起，命名 辈分字式为：“毓善为家训，光裕乃克昌。同心延作述，千载绍书香。”

迁居龙口市屺母岛的 胡怡 后嗣，自三十八世起，命名字式为：“毓善维本，立国守贞。作承有道，庭振家声。” 我为胡氏四十三世，“国”字辈。······ 怀古追远，勿忘祖先。——————胡人言之（古月清风）······

《胡氏族谱》 序一：

（原始序）稽古虞舜，黄帝八世孙也。生于姚墟，以姚为氏。迁於妫汭，以妫为姓。皆因所居之地焉！自周武分封，求其后嗣，得虞阏父使为陶正，遂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满而封於陈、是为胡公。吾胡氏之受姓，概自此始。惜乎！家声不振，隋唐而前、先祖之名讳，泯然失考。及天宝壬午，治祖以进士及第，吾族始克详叙。故谱册中，即以 治为始祖焉！

序二：

（述）德山祖迁黄邑歌：“吾祖原籍凤阳府，靖难兵起迁东土。携手同行兄弟三，中有贾奴共步武。以一迁潍一迁文，言就尔居乐田圃。惟有吾祖德山公，相厥高王为安堵。初娶刘氏继聘包，子孙磊落能绳武，辨讼诬、识民苦，称德洋、颂恩普，种种善政难尽数。嘉言懿行载邑乘，略举一二明肺腑。及今每到古冢前，心痛鼻酸不忍睹。”

——— 胡人言之（古月清风） 选自《胡氏族谱》

附 越国胡公世系考———（明） 虹令张凤翼 撰文：

越国公大海，虹之五都人。从明太祖廓清华夏，屡建奇功。父子兄弟一十二人佐命开基，拔城三十七座，血战三百余阵，勋业昭著。都督胡大渊、胡泉、胡美、胡涧（汝）、胡通皆大海伯仲也；子七人，长德济，大海既下信州，上以德济为行枢密院同佥守之，破陈友谅、李明，遂又破张士诚、吕珍，擢浙江行省右丞，克杭州迁浙江左丞，移镇于杭。次德源、德清、德淮，俱都督，殁于镇。又次德山、德水、德林。德济子继成，上念其为功臣裔，亲赐名，甫三岁召至南京护养，授东川侯。德济以征庄浪重伤卒。一门皆死王事。独德山、德水以襁褓不仕、同德林徙居山东获存。门第衰落，屡遭荼蓼。永乐后岐阳东瓯概停不袭，至嘉靖间，始有继绝推封之命。大海孙汝锺告袭，距继成五世、德济六世，在大海则七世矣。府县经核实申详，特以家业凉薄卒不果袭。嗟乎！以英武如越国固明之飞将军也。虽其马革疆场，勋业未半而考之，功臣庙祀己位次西平之下，使不与金华之难，则其所建笠有不凌六王而上者哉！乃不数传而辄斩，然不祀文诰荡为乌有。本支沦于齐庶，又何劝壮士于生前，慰忠魂于死后。即明太祖在天之灵且愀然，其弗宁矣。带砺之盟何在？吊古者痛之，因叙集其世第若此，以为观风举废者采焉。（原文载自清朝著《泗州志卷十一 艺文》）

胡人言之（古月清风QQ1424977836）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 四 期）

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

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

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

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

《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

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

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

《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

《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

《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

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

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

《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

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

《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

《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

《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

《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

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

《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 期）

《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

《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

《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

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

《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

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

《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

《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

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

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

《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刼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

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

《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

《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

《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态度决定了一切。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其八，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过继不可能，一个姓杜的人过继过来必须得改姓汪啊，我觉得可能是改姓或者家谱搞错了，你可以问问家里的老人啊。据说，咱们杜姓的老祖宗是发明酒的杜康——“仓颉造字，杜康造酒”嘛！史料上记载，咱们的老祖宗是周代封在杜的诸侯杜伯（伯爵）。

1我们家原也姓杜，按族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47代后裔，老家原属湖南湘乡。后因家父搞地下党，按规矩需改名换姓，才改姓了我曾祖母的姓。我家的族谱上晋代最有名的，应该是当年连杜甫也引以为自豪的（今人可能不太清楚），在统一“三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镇南大将军、晋代当朝驸马、当阳县侯，并且是明朝之前唯一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杜武库”杜预了（我曾祖父杜俞也曾被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题赠“武库长才”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再往前，在汉代还有好几个侯呢，“悔教男儿觅封侯”，汉代姓刘，异姓封到侯已经非常不简单了，韩信那么大的功劳，最后不也才是个淮阴侯嘛！在族谱里没看见汪姓的事儿啊！

2过继是同姓，而且得是亲兄弟或堂兄弟之间，一个兄弟没有儿子，另一个给过去的儿子才叫过继；或者一个兄弟死之前没有子嗣，也可以兼祧（即一个儿子兼祧两家），但还是姓同一个姓。我觉得你说的情况，有可能是入赘的，因为按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的传统，上门女婿的儿子必须跟女家姓！

属于高甸吴

安徽桐城吴姓

2007-08-17 08:04阅读：2,716

安徽桐城吴姓X吴（Wú），常见姓氏之一，百家姓排六，本义为大言也。《集韵》、《释名》中“吴”通“虞”（秦汉以前，吴虞不分）。据传，远古吴氏族，以句（读“勾”）芒玄鸟为图腾。吴由太阳和玄鸟组成。句芒是鸟身人面，少皞氏之子，曰重，古代神话中的木官（春神）。

吴姓的英文翻译： Wu（大陆/台湾)、Ng（港澳）、Goh（新加坡）、Ngo（越南）、Oh（韩国）、Woo（仿西方）。

吴姓的起源与演变

据《通志·氏族略》、《姓氏急就篇》、《元和姓纂》和《中国姓氏》等典籍记载，吴姓的渊源由五大支组成：姜姓、姬姓、吴回氏族、姚姓和外族的改姓。

第一支源出姜姓。吴氏族以“驺虞”为图腾，解释为吴，作为氏族之名。驺虞是一种古兽，其声音十分洪亮。吴氏族属于炎帝部落，姜姓，活跃于陇山之东的姜水旁，所居之地称吴山。炎帝时代的吴权是吴氏族的首领，其后裔吴枢是黄帝的生母。夏朝时，姜姓吴氏族随夏族东迁到观津，曾与神射手后羿比射的吴贺，是其后裔。姜姓吴氏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

第二支出自姬姓。产生于周初，也称周族姬姓吴，是吴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最久远，人丁最兴旺。商末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封长子太伯于吴岳，封次子仲雍于雍原。因古公亶父欲传位于文王之父季历，太伯与仲雍知其意，便断发纹身奔荆蛮，历经四代到达梅里。仲雍之曾孙周章建立吴国，亦称句吴。前585年，寿梦正式称吴王。前473年被越国灭，吴国的子孙遂以吴为氏。这支吴姓主要活动于华东一带，随后向中原、华北和华南发展壮大，已有2600年的历史，国亡之后大批使用吴姓的历史也有2400多年。

第三支出自吴回氏族。黄帝之后裔颛顼之子称，称之子老童（卷章），老童有二子重黎、吴回，在舜时代二人先后任祝融，祝融是远古火官名。夏朝时，吴回氏族沿渭水北岸东迁到山西平陆的吴山。商朝时，吴回氏族一直活跃于北方， 首先沿黄河而下进入河南新郑地区，建立吴方国。后东迁到濮阳雷泽之西，最终到达山东临朐东北朝阳古城，史称王吴，是商朝东方的强大方国。商末的吴伯乃是这支吴回氏族的后裔。这支吴姓有4000多年的历史。

第四支源自姚姓。舜部落是东夷族一支，舜接尧之位而居中原，占据古吴之地，今山西平陆吴山之旁的历山，史称有虞氏。禹接舜之位建立夏朝，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即今河南东部的虞城。姚姓虞国一直作为东部的重要方国而存在，商朝时国亡，子孙以吴为氏。秦末安徽宿县大泽乡发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首领吴广，就是姚姓吴的后裔。这支吴姓也有3500年的历史。

第五支出自外族的改姓。吴姓中融入外族的事件稀少。宋朝以后才出现北方外族改姓的事件：北宋的西夏国党项族有吴姓，元朝的蒙古人中有吴姓，清朝满州八旗乌尔锡氏、乌拉氏、乌苏占氏、兀札喇氏、乌雅氏、乌苏氏等氏族集体改姓吴。南方地区的汉族中融入外族基因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

桐城吴姓的源流与分支

据《吴回照轩家传》记载，安徽桐城的吴姓宗族都是元明之际由徽州迁来，但分为三个不同的宗派，即高甸吴氏、麻溪吴氏、马埠吴氏，其中以高甸吴氏最兴旺发达。而徽州吴姓又是吴王夫差的太子吴鸿之后（一说季札之后），所以，桐城吴姓应属姬姓吴氏。

高甸吴氏

在明清时期的吴姓宗族中，安徽的桐城高甸吴氏也是非常显著的一支，它不仅人丁兴旺，宗族显贵，而且到近代还产生了清末著名文学家、桐城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

高甸吴氏以始迁桐城的吴泰一（名玉，一名伟，字文桂）为一世始祖。大约在元朝末年，吴泰一为了逃避兵乱，携带老母程太君和夫人汪氏，由安徽婺源黄岭花桥迁来桐城南乡峡山一个名叫高甸（《桐城吴先生（汝纶）全书·传状》又作'高店'）的地方居住，后裔子孙繁衍发达，遂称高甸吴氏。并在峡山建立吴氏宗祠。

高甸吴氏自第二世起便分为两大支。吴泰一生了两个儿子：吴七评、吴八评。长房吴七评一支后裔叫做高甸吴氏保庆（姚永概《吴挚甫先生行状》中作'宝庆'）股，他们在高甸中庄建立吴氏支祠；二房吴八评一支后裔叫高甸吴氏荣华股，他们则于老冲建立支祠。《吴挚甫先生行状》记载说，高店吴氏两支兴衰荣显有别，长房保庆一支'多科甲仕宦'，家门备极兴盛，而二房荣华一支，除请前期有一位名叫吴生南的'以古文名于京师'（其实也只是小有名气）外，其余则衰微不显，直到近代，才产生了'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著名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

据《吴回照轩家传》(吴光祖，民国十三年)，高甸吴氏长房保庆一支，传到第3世为吴庆一、吴庆二。吴庆二之子第4世是吴天财，吴安四、吴安六、吴天富、吴天富又生有吴福一、吴仲善、吴仲诚、吴仲铭、吴仲贵、吴仲显、吴仲义、吴仲仁等8个儿子。这8子'或数传而衰，或至今犹兴，其子孙繁滋，家声显著，则以仲诚支下为最'。

荣华股的字辈有：增、锡、溥、森。

保庆股的祠堂是崇本堂，字辈是：

世承宗德，忠厚纯良，光崇先志，景运宏昌。 （作者吴光祖是20世）

自21世起，两股同取以下十六字：

宣昭义问，自求多福，于万斯年，孝思维则。

麻溪吴氏

始迁祖吴恩光，又名太一，系唐左台御史少微二十五传后裔。于宋末自休宁长丰避兵迁入，居今枞阳县钱桥镇古麻溪河（今钱桥河）滨开基，为一世祖。二世祖吴应真支下分东西两股。自五世始，东股又分为东一、东二。自五世始，二世祖天佑支下返长丰，复迁麻溪者称长丰股。前三股为大股，每股中复分房头，以七世名讳为房号：东一股志高支下分为俨、悦、辅三房，志明支下分为倬、仙二房；东二股志清支下分为伦、佑、俶、任五房，志仁支下分为信、价、俸、逼四房。志遂支下分为仅、偃二房；西股志广支下为佶房，志远支下为仲房，志善支下为（亻+态）、僟、偆、亿四房，志诚支下分为仁、俅、俦三房。

自明清以来，麻溪吴氏兴旺发达，涌现了一批治国安邦的优秀人才。东股有麻溪十世吴一介，官明廷河南右布政使；十二世吴用先，官兵部侍郎、蓟辽总督。西股有十一世吴应琦，官明南京大理寺正卿；吴叔度官湖广黄州知府；十八世吴世荣，官清廷福建兴泉永海防兵备道，从一品。仅西股于明清两代授、封、赠知县、知府、千总、将军、兵备道等正七品至从一品者达90余人。

字辈是：贻厥孙谋，聿怀多（22世）福，绳其祖武，永言孝思

豸岭吴氏

豸岭吴氏以吴太二为始祖，宋末同兄太一、叔小七由婺源（有说是婺源大树村，也有说休宁长丰）迁桐城，居马埠山。太二生三子，长子道一为豸岭吴二世，次子道二形成马埠山吴，三子道三后世不祥。

字辈是：一正贤学，元世光昌。家法可遵，礼（22世）义文章。昭兹来许，福禄尔康。聿修厥德，长发其祥。

马埠吴氏

马埠吴氏以吴道二为始祖，字祥甫，少微后裔，于明洪武三年(1370)，自婺源大树村迁居安徽桐城东乡马埠山，其后代形成著名的桐城马埠吴氏。

字辈是：自汝绍国，宏延祚昌，克相盛时，德显名彰，忠正世笃，吉蠲孝享，崇先启后，代有文光，经天纬地，功著旂常，象贤绳武，千古传芳。

（怀宁）崇让堂吴氏

怀宁崇让堂吴氏以吴寿一为始祖，原籍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少微后裔孙。南宋末期，偕弟吴寿二、吴寿三迁徙于怀宁县大丰乡。吴寿二居桐城，吴寿三(字可夫,号新村)迁太湖县。后裔星散各地，繁衍20余世。

字辈是：位高由德邵，福祚自延长，必忍方能济，维和乃致祥，一门敦孝友，万代启书香。

（潜岳）至德堂吴氏

元时，吴寿一的孙子吴宗赐,又名云一，移居新安(今潜山)。其后宗支日蕃，尊吴宗赐为肇基祖，建祠“至德堂”，吴宗赐后裔分四支。

字辈是：承志光前绪，忠贞世代传，功烈贻谋远，家声永庆延。

（怀宁）观乐堂吴氏

明初，少微后裔吴升曜渡江北上，迁于安徽怀宁梅冲里(今安庆宜秀区五横乡虎山村)，成为观乐堂吴氏始祖，后裔现遍布安徽怀宁、桐城、潜山、岳西、安庆等地及五湖四海。

字辈是：升恒协度，奎壁联辉，里居醇朴，祖泽崇巍，行敦孝友，言发珠玑，清廉传世，揖让馀徽，麟山秀毓，梅村翠微

东中畈吴氏

说明：关于这个吴的归类，是笔者的个人说法，其祠堂在黄铺水库里名叫东中畈(读音)的地方，估计近挂车山，以后有机会考证清楚时再予正名，现姑且此名。

字辈是：宗士志遐长，孝友肇基芳，相承为东本，柏怀永名扬

汪河吴嘴吴氏

据说，很久以前，有吴氏两兄弟途经桐城的三道河（又叫三叉河）时，那时，天正接连数天下着大雨，三道河的水很大，老大没过河，就在童铺落了户；老小过了河，来到黄甲的汪河，在汪河的吴嘴那儿落了户，并称自己是吴氏的二世祖，把自己的父亲定为一世祖。

字辈是：文字光先德，兼和体道行，恭宽皆慧敏，日月放光明

（罗岭）陡塘吴氏

字辈是：成平思凝，纪纲家振，世秉述继，正大光明，先典曰一，孔曾同心，时中日省，绍学以兴

（罗岭）缪山吴氏

缪山吴氏家族历史悠久，人丁兴旺，世益弥远，族益滋大，人益兹繁。现已初步知晓各房支系省内主要分布在怀宁育儿、凉亭，桐城黄甲，潜山，岳西，安庆罗岭、皖河农场，肥西三河镇，来安，青阳等地；省外主要分布在浙江杭州，陕西，河南，湖北，江苏等地。

字辈是：世应鸿文士，辉光裕德昌；明良传绍永；经济定家邦。

然湖张氏派出的玠溪沅公位下子孙众多，后裔分布广泛。

据史料记载，玠溪沅公，讳少游，字与明，行曾十三，系甲道张氏彻公支下第十五世孙，生于宋淳熙二年乙未八月十五日酉时。娶水东汪氏淑贞，生淳熙五年戊戌十月初三日辰时。生子伯七（应为百七）。

另外，根据不同版本的家谱或族谱记载，除上述信息外，可能还包含以下信息：

1 继娶清塘刘氏（刘巨容后裔）玉贞，生淳熙十七年己酉七月廿一日辰时。生子三：千一、千四、千五。

2 终宋淳佑辛亥年八月廿四日巳时，寿七十七。

3 恩赠奉议大夫，葬金银峰月山东南向，祥云捧月形，流星案。汪、刘二夫人俱葬金银峰月山。

4 玠溪张氏自沅公始，支下人丁兴旺，后裔数十万众，播迁乐平、万年、浮梁、鄱阳、九江、无为、宿松、黄梅、蕲春、武穴、浠水、麻城、黄州、天门、钟祥、京山、襄阳、江陵、十堰、陕南各县市。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可能会有出入，建议查阅相关家谱或族谱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徽文化特点是什么？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特征，它所表现的是这个区域文化在一个时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状态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精神特征。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它正具体地存在于徽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中，并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中那些普遍、恒久因素的积累、凝聚，而不断充实表现出来。那么，徽文化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问题。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人认为“它所体现的那种理念或精神有：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贾而好儒的人才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这是徽州当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还有人结合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造成了徽州物质文化的历史辉煌。徽商是鼎盛时期徽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他们除了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特征外，还具有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须要讲“徽骆驼精神”：保旱乡土、严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礼仪……还有人认为徽文化精神特征有：（1）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山的封闭与水的开放，理学的保守与徽商的创新，徽州工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封建落后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等）；（2）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徽派版画、新安画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菜等都与徽州特别的山川环境紧密相关）；（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如新安医学先驱师湖北、四川名家，徽剧吸纳弋阳腔、西秦腔精华；而徽商的开拓又将徽文化扩撒至四方，徽戏进京，促成京剧产生，徽州版画“独鳌艺林”等）；（4）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刚勇好强和土族衣冠尚气重礼的特性）等等。其他学者还有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阐述的，种种论述统计起来恐怕有几十条，真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内涵之广大，也令人叹为观止。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徽文化精神，应找到贯穿于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一大批从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贤们的开风气之先的首创精神。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们相信随着徽精神的多层面开拓和探究，人们将进一步加深对徽文化的认识，了解它的地位，取其精华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分析徽州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哪些特征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即今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上饶市）。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与敦煌学和藏学并称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

徽州文化有什么特征 与历史上一般世家大族相比较，徽州文化世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完整的宗族谱系。徽州的世家名族最重视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凡例》）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视族谱为经典，把修谱看作是家族内部的一件盛事，至重至隆。每一族谱都包括了“始迁祖”以来的所有家庭成员，由源而流，本末一贯，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族谱系统。仅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载，该馆馆藏427部族谱中，徽州世家的族谱就占了一半以上，殊为可观。

二是发达的教育事业。徽州士人普遍把培养子弟读书视为修身、齐家第一要紧的事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这些徽州古民居的楹联充分说明了对读书的重视和期望。徽州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除了官办的府学和县学，还有宗族或士绅们建立的私塾、社学、书院等各类学校。至于学校的教师，必择方正饱学之士，并为此而不惜资力。绩溪《金紫胡氏家谱》言其家“诲其子必千里求师”。于是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徽州府籍的进士人数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许多世家名族往往科甲蝉联，朱紫盈门。如婺源坑头的潘珏一门有明一代就出了十多位进士，其中四位又官至尚书，故后人誉之储“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

三是辉煌的学术成就。徽州士人进学修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谋求功名利禄的仕宦或营商，还在于能够自觉地以担当、传承和弘扬学术为己任。他们或利用书院、文会的组织研讨讲学，或潜心隐居著书立说，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著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徽州世家名族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表现。以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为例，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该书收编著作总数3461种，其中徽州一府士人的著作就有197种，占收编著作总数的1／18，超过当时州府平均数的十多倍，也超过了大多数行省的著作数，成就辉煌。这些著作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四部”的所有领域，其中又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显示出了浓厚的学术特色。

什么是徽州文化？有哪些特点？徽州文化的成因有哪些 主要是徽商，你去查查百度

徽文化特点是什么？ 徽州文化特色

“徽州”，既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徽州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大移民所形成的宗法社 会，“东南邹鲁”的文化氛围，徽商经济的厚实基础，促成了徽州文化区域总体全面发展。宋代以来，徽州“儒风独茂”，文化教育及科举昌隆，名人辈出，人文荟萃，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学术流派和文化品牌。徽州文化是指以历史上徽州府为中心地带、长期积累、并有丰富遗存的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包涵着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所构成的体系内容，客观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层次结构关系。物质文化主要有徽州历史地理、徽州古村落、徽州古城镇、徽派建筑、徽商、徽州历史人物、徽州文物、徽州文献、徽州文书等。非物质文化主要有制度类（如徽州宗法制度、徽州佃仆制度、徽州教育制度等），思想学术类（如新安理学、徽州朴学等），文学艺术类（如新安文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徽州戏曲等），科学技术类（如新安医学、程大位珠算法、徽派建筑学等），传统工艺类（如歙砚、徽墨、徽菜、万安罗盘等），乡风民俗顶（如方言、民间乐舞、民间游艺、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等）。

徽州文化的学术意义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的研究，至少经历了大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徽州位于黄山脚下，古称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及黄山区的一部分，以及现属于安徽省宣州地区的绩溪县、属于江西省的婺源县。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历史上有纷呈的学派与流派，内容几乎涵括文化的所有领域。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响深远的徽商，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 研究话题。徽州文化之所以影响深远，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意义。一、 考证中国农村封建社会的真情可籍以 史志官记述历史，尽管多为公正或诚实，但多少带有文饰或烙上个人主观意见，且记述的亦多为上层社会大事、国家民族大事或地方区域大事，民间的、老百姓的事则很少问及。即使是正直文人、学富五车的彦儒、文士，记述了下层社会的一些事件，也总难免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在不自觉的影响而存有偏见，或囿于一叶障目。于是，对反映作为一个世界农业大国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文化和现实的资料甚少，有也是加了选择和文饰的，而这恰是徽州社会与文化存在的空间。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如世外桃源，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祸，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礼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再加上徽州人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护下来。仅黄山市境内的徽州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桥、古塔等就留存近5000处。特别是古代徽州的大量文书的保留和发现，更被称为一大奇迹，被各博物馆、图书馆、大学、研究所收藏的就超过十万件。50年代当这些文书被大量发现时，曾被誉为是与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故宫明清档案等齐名的中国五大发现之一，还散落在民间的未被发现的估计至少还有近十万件，仅笔者收藏拥有的也达千余件。这些徽州文书，如各种契约、谱牒、官书、家书、鱼鳞图册等，上可溯至宋，下至解放初期，均属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且绝大部分是徽州民间老百姓缘于自己切身利益等而形成的，第一手性和真实可靠性强，数量多，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研究它们可以真实地了解和再现当时徽州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其中包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劳动、人际交往及社会结构、土地关系、商业经营、文化发展等情况；此外，不仅有历史文书、档案资料，还有几乎保存原貌的村庄、村落、祠堂、房屋、原始物件及当事人的后代等，内容鲜活，因而学术价值高，内在而有效地填补着中国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空白。二、 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文化发展典型的标本研究价值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随着南宋王朝的靖康之渡而彻底移向江南，江南从此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为活跃、最具代表性地区。 而徽州文化正是在>>

徽州人生礼俗有什么特点 徽州人生礼俗作为社会民俗的礼仪，与徽州文化及宗族社会特正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多种、多重的民俗结构，呈现出一种由生到死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由死到生的信仰生活过程。

生儿育女是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也是宗族的一件大事。人口的增加，可使家庭兴旺，宗族发达，提高家庭和宗族在社会中的地位。歙县石门、叶村、杨村一带，本族新婚之家，祠堂要送一盏“百子灯”，直到生了小孩，祠堂才将这盏灯收回。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做三朝”时，给孩子取名。在徽州严格的宗族制下，不可偏废于“亲疏有别，长幼有序”的规律，必须按祠堂所拟定的排行，顺次取名。如歙富溪大本堂汪氏七十二世至九咐一世排行诗：“仁玄文学士，元世大昌宗；裕德应承志，经书启后昆。”一个字代表一代人。如遇过房承继，可按昭穆，弄清辈份，，然后办理宗祧立嗣过继。

男子一般18岁成丁，女子15岁成人，到时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给男孩加冠，须是德高望重的男性尊长；给女孩加笄，须是子孙双全的老太。行过冠礼后，开始有资格人祠祭祖，并在宗谱上添名。首次入祠要向祖宗献金“谢恩”，俗称“冠金”，数目多少视冠丁家境而定。结婚后的第二天，新郎新娘着礼服，携祭品至祠堂谒拜。

社交礼仪是人生礼俗中的重要一环，在徽州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这些礼仪不但是等级秩序的标志和人际往来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是一种被强化的道德观念。宗族礼仪是社会礼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州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成为一种道德控制的社会力量，直接反映了徽州地区的社会风貌，并揭示了御州社会风俗的本质特点。

怎样认识徽州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①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③文化创新可以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

④文化创新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

徽商文化的文化特征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