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他姓或他族改姓而来：

①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的复姓叱干氏改单姓薛。

② 出自周文王的姬姓冯氏之后裔。唐时有薛怀义，本姓冯。

③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辽西有薛姓。

④ 今满、蒙、土家、朝鲜族有此姓,客家人亦有此姓。

得姓始祖

奚仲。薛姓出自黄帝的任姓，黄帝共有二十五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有一子名禺阳，因被封在任（今山东济宁市）而得任姓。任姓传到十二世孙奚仲，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为车的创造者，居住在薛，称为薛侯。其后人祖已的七世孙曰成，举国迁于挚，改号为挚国。商末时，周伯季历娶挚国女大任为妻，生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到武王克商，复封为薛侯。春秋时，齐桓公称霸诸侯，惟有薛侯不从，被黜为伯爵。春秋后期，薛公子登在楚国做官，薛人迁往下邳（今江苏邳州），楚怀王赐沛地为其食邑。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凡六十四世，战国时亡国，其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薛姓。他们尊奚仲为薛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上文已述，薛姓发祥于今山东薛城，后又迁江苏邳州。有资料表明，战国时薛姓已播迁于湖北、湖南、江苏、河南、河北省境内，如薛公子登的曾孙薛倪曾为楚令尹，薛倪之孙薛鉴，为刘邦献策灭黥布，薛鉴五世孙薛广德为汉御史大夫，广德之孙薛愿，因仕宦淮阳太守而落籍当地。薛愿嫡孙薛汉之八世孙薛兰为曹操所杀，其子薛永从刘备入蜀，为蜀郡太守并落籍当地，永之子薛齐在蜀亡后降魏，拜光禄大夫，迁家于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世号“蜀薛”。薛齐为河东郡的开基始祖。薛齐的长房长孙恢号“北祖”，长房次孙雕号“南祖”，长房三孙兴号“西祖”。三国时，吴国竹邑人薛综的三个儿子（莹、孙、兼）皆为太子太傅，谓之吴国三傅，魏国薛夏为天水人，说明已有薛姓徙居今甘肃。晋永嘉之乱，河东人薛推随中原士族南渡，数传至薛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徙居福建晋安，是为入闽薛姓始祖。唐初，河南固始人薛使，随其岳父陈政率军入闽，从此定居漳州，数传至薛一平，为漳浦东山开基祖。北宋初年，歙县薛彦博迁居宜章南关（今湖南宜章县），是为湘、粤薛姓始祖。其六世孙薛前儒在元时移居广东乐昌九峰，是为乐昌九峰薛姓世祖。明初，薛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河南、陕西、山东、北京等地。明清两代，薛姓渡海到台湾者，闽籍较众。此后，有的又远播海外。如今，薛姓已广布全国，其分布以江苏、山西、陕西、河北、福建等省为多，这几个地区的薛姓占到全国汉族薛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三。薛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四十八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二。

此文是应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东山村薛婴武宗亲之要求考证而作。

薛士彦，字道誉，号钦字，福建省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人。幼年失父，由母抚养教督读书，万历八年(1580年)登进士，历官南京兵部方司主事，陕西佥事，提督学政，湖广副使，广西右布政使，湖南、云南左布政使等职，世人称其“薛布政”。

经调查考证，东山村人口以薛氏为主，该薛氏属于河东薛氏西祖房后裔。漳州薛氏开基祖武惠公薛使，唐朝时随开漳圣王南下漳州，定居于长泰山重，字辈为：应允思崇宜伯公，吉彝朝甫文明中，仁昭义立丕基永，德厚光华序复同。

南宋宝祐年间薛一平从长泰县山重村迁徙至漳浦，千百年来已发展成了三个行政村，东山村、玳瑁村、罗山村和十几个自然村，总人口已近7000人左右，一平公为漳浦薛氏开基祖，大路塔有薛氏祠堂。

东山村人杰地灵，出自该村的历史名人有明朝吏员薛鹄、明朝鸿胪寺序班薛濂、清顺治十年贡生薛应宾、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举人薛鑛、清中期南洋著名实业家，福建商帮首领薛佛记、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薛中华等。

薛士彦曾因提督学政被尊为文学宗师，又因陕西、湖广在古代分别属秦、楚，所以被尊称为秦楚文宗。

至致仕还乡后，薛士彦仿效江西旰江罗氏的办学模式，创办共学堂讲学，讲阳明理学，以江西罗念庵的“本自静观，归于虚静”为宗。尽心施教，循循善诱，四方负笈前来就学者数以百计。   

薛士彦与罗氏一脉主张，心之本体或者良知本体的特质是归于虚寂的，“良知本寂”，归寂为至知的不二法门，具体的具体的措施是主静，必须从静中契合天理，“惟主静则气定，气定则澄然无事，此便是未发本然，非一蹴可至，须存优游，不管纷扰与否，常觉此中定静，积久当有效。所以薛士彦之学往往又被称为归寂之学。

薛士彦对王阳明四句教的理解上，倚重于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未发之中”，其着眼处或略同于阳明，但又极力反对王阳明良知现成之说，而提出良知须以主静功夫去致得并涵养，故以功夫证入本体而论，又同绪山一路。

人，作为社会的分子，芸芸众生被红尘裹挟，被俗务困扰，被凡间情绪左右，被数不尽的身外物侵袭、捆绑、异化，心学“致良知”的伟大，在于让迷茫中的人生，不再困惑于外在的一切，而是选择听从自己内在光明的心声。有此抉择，便立定脚跟。故生心学，其致良知“自百死千难中来”！此说一成，心学一言蔽之矣。

薛士彦非阳明弟子，却与阳明后学其他人物本无二致，“学本良知，良知为学，吾道足矣”。 王阳明曾提出：“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薛士彦创造性地发挥了心学这一核心思想，他认为良知是寂然不动的本体，是绝对虚寂的状态。他曾说， 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承不鄙，谬有取于寂体之说，谓是为师门第一义。窃谓虚寂乃《大易》提出感应之体以示人，使学者知所从事。盖尧舜相传以来，只有此义。即此义而精之，则天下之用备于我矣。尚何以思虑为哉？

薛士彦之学于王门诸弟子中与罗念庵相类。薛士彦在讲学中主要阐述了道德实践的内在感觉，具体既表现为以良知、心体为形式的德性。作为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条件，德行的行程展开要通过自身的体察与践履，使道德意识成为主体的内在德性。

薛士彦要求学生做学问最重要的是用心来体悟，如果心里认为不对，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也不敢说他是正确的，何况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即使是普通人说的话，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

薛士彦讲格物致知，将其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第二段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了然于一切之理。

薛士彦认为“务博”“务约”都不能求得最高真理，”务约“为陆九渊一派，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反对渐进的积学；“务博”为吕祖谦及陈亮、叶适一派，这派主张从事实出发解决具体问题，因而注重历史研究和制度考订，反对玄虚的顿悟，薛士彦认为“务博”一派相比“务约”一派更加糟糕。

务博与务约，不禁让人联想到了神秀和慧能的偈语之争。

“格物致知”，薛士彦认为，心中本来含有一切之理，所谓格物不过是一种启发作用，通过格物的启发，心就能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了。

薛士彦的认识论实质上是为他的伦理学作哲学上的论证。其“行为知之先”，知是知理，行是行理，知行“相须”是以所知的理来指导行，以所行的理来启发知，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上。

“顺理以应物”，以不变应万变，“立理以限事”，而非“即事以穷理”。他提出儒家经典中字字是真理，句句是规律。

薛士彦的这种方法论影响非常深远，戊戌变法时，改良理论家严复就认为薛士彦的方法论的基本面都是对的；胡适在反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的同时，称赞薛士彦所秉持的程朱穷理致知的方法论为科学方法。

薛士彦对致良知的说法暗含良知即内心光明的意思，这当然是源自阳明先生内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观点。另外，薛士彦在回答学生的信中也说到腔子黑窣窣的，只有不断修养才会光明起来。薛士彦生性勤敏用功，至老不倦。

薛士彦持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心学，并将王氏“格物”的方法论加以创新，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不正为当下浮躁的、戾气横行的现世开了一剂医世良方。

综合各种史料，薛布政即薛士彦，薛士彦即薛布政，薛士彦百年之后终老于漳浦乡间，当地薛氏族人为其立碑称颂。

主要参考文献：《明史》《召对录》《名山藏》《皇明通纪》《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万历十五年》《明实录》《漳浦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