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太祖朱元璋

第二代惠帝朱允炆，乃朱元璋长孙

第三代太宗（成祖）朱棣，乃朱元璋四子（庶出），朱允炆之叔

第四代仁宗朱高炽，乃朱棣长子

第五代宣宗朱瞻基，乃朱高炽长子

第六代英宗朱祁镇，乃朱瞻基长子

第七代代宗朱祁钰，乃朱瞻基次子（庶出），朱祁镇之弟（后英宗复位，代宗被废）

第八代宪宗朱见深，乃朱祁镇长子（庶出），朱祁钰从子

第九代孝宗朱祐樘，乃朱见深三子（庶出）

第十代武宗朱厚照，乃朱祐樘长子（武宗无嗣，乃由旁支皇室选择朱厚熜入继大统）

第十一代世宗朱厚熜，乃朱见深四子兴献王朱祐杬（庶出）之嫡长子，朱祐樘从子，朱厚照从弟

第十二代穆宗朱载垕，乃朱厚熜三子（庶出）

第十三代神宗朱翊钧，乃朱载垕三子（庶出）

第十四代光宗朱常洛，乃朱翊钧长子

第十五代熹宗朱由校，乃朱常洛长子（庶出）（熹宗死后无嗣，乃诏令五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

第十六代毅宗（思宗）朱由检，乃朱常洛五子（庶出）（毅宗死后，明朝覆灭，宗室乃于南方割据）

第十七代安宗（质宗）朱由崧，乃朱翊钧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庶出）嫡子，朱由校从弟，朱由检从兄（安宗被清军所俘，群臣乃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韩王朱本铉监国，郑芝龙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

第十八代绍宗朱聿键，乃朱元璋二十三子唐定王朱桱（庶出）八世孙，唐端王朱硕熿之长孙，朱由检族叔（绍宗死后，福建群臣拥立朱聿鐭，然而一月就被清军灭亡，乃拥立桂王朱由榔）

第十九代昭宗朱由榔，乃朱翊钧七子桂端王朱常瀛（庶出）四子（昭宗死后，明朝再无皇帝，1684年康熙攻占台湾后，最后一个监国投海自尽，明朝遂彻底灭亡）

大槐树移民：世界移民之最

在人类迁徙史上，洪洞大槐树下的迁徙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次。这次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战乱之外，水灾、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等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真实写照。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至正19年，山东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

此外，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靖难之役”，对山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四年的战争加剧了齐鲁大地的荒凉局面，出现“千里无鸡鸣”、“人烟绝迹”的悲惨境况。

山东省临清市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关于“靖难之役”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想当时，或杀，或剐，或逃，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元末明初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相继实行了大移民政策。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从山西未遭战乱、人丁昌盛、经济富庶的地区，强行迁徙出大批百姓，迁往人烟稀少的河南、河北、山东等18个省份。“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50年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前后竟有18次！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古老传说铭记移民之痛

关于当年明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尽管都无从考证，但却铭记了人们对大移民的难以言说之痛。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刘中平对记者说，“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河南和山东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复仇的传说。”刘中平说。

据说，元末时期，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大海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只好移民。

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曾因为屡屡打不下山西，便迁怒于山西人，发誓将来得了天下，非把山西人迁到异地他乡不可。

“其实，这些传说都无从考证，但却被民间百姓津津乐道。”刘中平如是说。

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认为，“明代大移民是一段写满血泪的悲壮历史，背井离乡，诀别故土，先祖们怎能不寸心如割，于是大槐树就成了古槐后裔任祖归宗的根。但也不能否认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大量移民垦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滕州市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00余个，其中明代建立的有687个。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个部族明确记载是洪武以及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来。

而冠县近3000个村庄中，有近1700个是明代建立的；郓城县1300余个村庄中亦有535个是明朝建立的；定陶县1000余个村庄中有386个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

民间家谱记载先祖渊源

山东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家谱中，都对先祖的渊源有所记载。有的移民与家人约定以某种物品为记号，作为后人寻亲的物证，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山东省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记载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至今，在很多移民后裔生活的地区都种有槐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何都从洪洞大槐树出发？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如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刘中平对记者说。

临汾历史悠久，东倚太行，西临吕梁，尧帝曾在此地活动并建都，因此后人称临汾为“尧都”。如今，在临汾的东南西北入口处，均可看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其北部30公里处即为洪洞。闻名海内外的明代大移民的出发地就在这里。

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寺旁还设有较大规模的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城北，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为唐朝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寺旁经过，唐宋时期官府在此设立了驿馆，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刘中平对记者说。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洪洞县位处晋南临汾盆地，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地带，是向各地区移民的最佳位置，成本比较低；其次，当时洪洞县地区人口稠密，户均10口人以上，具有先天的人口优势；第三是交通优势，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洪洞县的广济寺旁经过；此外，这里还是晋南的行政中心，设有规模较大的驿馆，具备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组织基础。”

当时，明朝廷采取的移民办法主要是军屯（将军队迁至某处后就地转民）、商屯、民屯等，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衣物、路费、农具以及承诺免赋役三年等，但更多的是采取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

而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导游张**还向记者介绍了一种传说。“因大家不愿意离乡背土，官府就散布谣言说，‘除了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的不迁，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必须限期迁离。’于是，人们纷纷拖家带口赶到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调动大批官兵将人们围住，登记在册，全部强制迁徙。”尽管这个无从考证，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说，民间广为流传的“解手”的说法和“背手”的习惯也是源于这次大移民。“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用绳子将人们的手反绑起来，一串一串相互连结。由于路途遥远，走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了背着手走路。在押送过程中，人们需要大小便时，便央求官兵将手解开，如此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导游张**如是说。

山东曾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标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这个传说亦不可信，但却饱含了人们对强制移民的痛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祖文化部副部长罗红玲说。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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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终于找到根了 我是山东一支的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近年来，山东青岛、烟台、莱州、日照不断有人来访或来信，寻找祖籍之地，其家谱都记载：“原籍成都，明朝洪武二年(1369)由四川成都东关铁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铁狮子口大树村，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大槐树下、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迁居山东”，据称 “烟台、招远、莱州、蓬莱、龙口、莱阳，大约80%的村庄的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四川迁过来的。”据此推断，当时有一定规模的迁徙活动，随军出征，或是避乱。

一、从史籍记载看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路。”(《明史》卷1)“至正二十二年(1362)五月辛未，明玉珍据成都，自称陇蜀王。遣伪将杨尚书守重庆，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元史》)至此四川地域为明玉珍所据，直至明朝洪武四年(1371)汤和平定四川，明氏建立夏朝，据有巴蜀之地仅仅十余年。(按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所引新都杨学可《明氏实录》，明玉珍攻占成都应在至正十九年。)本文转载自赵氏宗亲微信公众号，作者赵英雄。

明朝建立后，虽然是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辛亥，诏户部，置户籍、户帖，岁计登耗以闻，著为令。”(《明史》卷二)正式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户籍和流动的制度，但是在洪武二年(1369)朝廷已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参考》等资料记载，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历时近50年时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据《洪洞县志·古迹》记载：明朝政府在洪洞县的广济寺“设局驻员”，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广济寺办理手续，发给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然后按照官方指定的地方，在兵士的监护下，分别迁往各地。

明代对人口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老百姓一旦定居一个地方，就不允许随意流动，如果要到其他地区走亲访友或办事，须到官府开路引，如果没有路引，就会被关卡或巡逻的军队逮捕，这样一套制度就是为了控制人口大量的随意流动而引起社会不安定。据此，洪武二年，四川尚被明氏所据，象上述具有一定规模的民众迁徙活动，跋涉数千里迁徙到明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是绝不可能的。

二、从地名考察来看

其家谱所记“成都东关铁碓臼，或大十口，或江右，或铁狮子口大树村，或铁碓臼石狮子胡同、大槐树下、或成都府驸马县枣栗村”，由于成都市在明末遭受大规模战乱的破坏，成都城成为一片废墟，清代康熙年间重建，因此古地名已难以查考。现仅从以上记述简析：

“东关铁碓臼”: 东关，即指东门一带;碓，《说文解字·石部》谓“碓，舂也。” 臼，《说文解字·臼部》“臼，舂也。”即二字为同义字，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如此。但是无论在古代，或是现代，碓、臼二字在文献中都没有连用的。碓、臼，即过去用来舂米的器具，用石头或木头制成，中间凹下。用铁制作用来舂米的碓、臼不多见，道家炼丹多用铁碓、臼捣矿石、药材。近现代以来，中医药铺中则多用小型的铁碓(臼)来捣药材。如果用作地名，其地当有一著名的铁碓、或铁臼。碓、臼，今川人多称“碓窝”，而成都市郫县则称“沙盔儿”。今日成都市东门一带没有这样的古遗迹。

“江右”，古代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由于古代的成都城一直是二江抱流的格局，故东关江右应在东门附郭一带。

“铁狮子口大树村”，今日东门一带没有铁狮子遗迹。

“大槐树”，清代光绪五年《成都城坊图》中，出东门，沿水井街而下为“古双槐树街”，是否即此，难以确考。

“成都府驸马县”，元明时期成都从未设置过此县。

“石狮子胡同”，胡同即小街巷，最早始于元代。但在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街制》中称胡同为“衖通”。明嘉靖年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衕集》、万历沈榜的《宛署杂记》里，“衖通”则写为“胡衕”。《宛署杂记》中的解释是：“胡衕本元人语”。后来逐渐被简化，写作胡同。故称街巷为胡同是在明代后期。因此其家谱非源于旧本，当为后世所修。

三、结语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山西移民留传的一首民谣。据史籍考察，明初大规模的移民，迁出者也不仅仅是洪洞人，还有太原及泽、潞、辽、汾、沁诸州的。然而，为什么世世代代，众口一词，都提到大槐树这样一个标志如上面家谱所说“大槐树”也可能本于此。当时外迁移民涉及到山西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情况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部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哪怕是短时间的吃、住都是难以解决的，显然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由于明政府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点签移民，大槐树下当是移民“聚集地”，影响所致，移民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因此，明朝初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从山西迁移的。那么上述家谱所提及的成都移民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成都迁往山西，再从山西迁往山东的。

那么成都移民是什么时候迁往山西的

元朝末年,明玉珍攻占重庆后，元右臣完者都“会平章朗革歹、参政赵资，谋复重庆，屯嘉定之大佛寺，玉珍遣万胜御之。胜攻嘉定半年不下”(《明史》卷123)，又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己亥(至正十九年(1359))，玉珍亲领兵至嘉定围之，令明三(即万胜)率锐兵直趋成都。时元省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亨为青城贼所执，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闻明兵至，皆惊溃。明三领兵入省中，虏朗革歹、赵资妻子，顺流而归。新都杨学可《明氏实录》”。时东路、西南路为明氏所阻，溃兵只能向北退走。因此，为了避乱，此次即可能有大批的成都民众随军迁徙。明玉珍攻占成都后，又“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龙州，今日绵阳江油一带;青州，历史上陕甘、四川从无青州之设置，疑为青川之误，当在今日平武一带;兴元，今日汉中一带;巩昌，今日陇西一带。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民众只能不断地向北迁徙，寻找一个安居之地。

此外明氏建国后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内乱。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明玉珍去世，子明升自立。其母彭氏临朝听政。时大将万胜与司空张文炳不和，万胜派人杀死张文炳。明玉珍养子明昭为张文炳复仇，假托彭氏旨缢杀了万胜，引起朝臣的不安。“胜有开国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录》”(《国初群雄事略》)驻守保宁的大将吴友仁上书，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声讨明昭之罪。“丙午(至正二十六年)，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遣使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幼主数调兵诛，皆败而回。四月，命丞相戴寿讨吴友仁。明氏实录”(《国初群雄事略》)吴友仁又致书戴寿，“谓不诛昭。则国必不安，众必不服。昭朝诛，吾当夕至。”(《明史》卷123) 戴寿乃上书诛杀了明昭，吴友仁才息兵入朝谢罪，内乱得以平息。因此，在这样的内乱中，双方的部下、百姓为避乱也可能外逃。

洪武四年(1371)，明朝军队伐蜀，汤和率军从夔门入，傅友德率兵由陕西出，此时蜀中民众再无北迁的可能。明升投降后，被迁往南京，封归义侯，后又迁高丽安置。明氏后裔，据资阳1928年重修《甘氏族谱》记载：“吾族肇自江南，继迁于楚。元末明初入蜀，有明珍公，抚有四川。传自明升公，封归义侯。侯公四子，曰庆一、庆二、庆三、庆四。庆一公居渝城，庆二公居富顺，庆四公迁江西、湖广、广东、贵州、云南等处。庆三公居长邑、邻水、资阳、内江、荣昌、威远等处。明珍，楚随州人，元末据蜀称夏帝。”从此家谱看，明氏后裔已改姓甘，其迁徙源流十分明晰。此外，元末明氏入蜀，其部属多为湖广籍，据有巴蜀之地仅十余年，如果是明氏部属迁居山东，绝不会称籍成都府。

综上所述，明朝洪武二年迁居山东的移民应是由山西迁移的。成都民众向外迁徙的时间当在至正十九年、至正二十六年。其所修家谱多为后世重修，或故老相传、口授所误，或在一些细节上略于记述，故致后世难于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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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很多人寻根问祖。有族谱的人找起来相对简单，但是没有族谱的人要寻根问祖怎么办？其实挺简单的。很多聪明的网友都为大家找出了相关的方法。下面小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兴趣的可以一起看看。现在是寻根问祖！

现在很多城里人手里都没有家谱。他们只听说他们的祖辈来自某个省、县、村。还有很多农村，家谱在“四旧”破的时候就毁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祖业，经常问家里的长辈。

除了战争之外，还有一个导致血统破裂、祖籍不明的原因：迁徙和人口流动。有明代洪洞、湖广填川、晋宋南迁、山东人闯关东等大移民，也有人口的自然流动。

我家是小姓，在几百个姓氏中排名第139。在老家，他有唯一的姓氏，早年从山西洪洞县迁来。本来有家谱，最后在文革中消失在一个村长手里。前几年村里的老人打算重修家谱，不算延续。没有家谱原著，很难。

首先是收集基本资料，抄录整理各家过年时供奉的家堂、牌位，请老人们一起整理宗族关系，从县志中找出最早迁居祖建村的记载，以及本村原名的事迹。梳理出一个家谱的基本轮廓。

然后将近几十年来所有活着的人进行统计总结，与历代先人一起编纂。对于部分家谱缺失的记载，将进行广泛的核实和补充，然后形成家谱初稿。

之后，审核通过家谱初稿，包括姓名、出生顺序、年龄等。在祖坟插图上加注，为活跃、著名、有事迹的先人立传。最后印刷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