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小说《阿Q正传》的署名。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曾说过：“因为要切‘开心话’(《晨报副刊》的专栏名，1921年底至1922年初《阿Q正传》在此栏连载的一一笔者注)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是不相称的。署名‘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

　　尊古：1921年写的《“则皆然”》的署名，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此文是讽刺孔丘及其“门徒和子孙”们的。“尊古”也是反语。也可能是针对钱玄同的笔名“拟古玄同”中的“拟古”而取的。

　　越客、越侨、越山、越丁：鲁迅是浙江人，但常年客居在外地。浙江是古代越国的所在地。许广平同志说鲁迅先生写有关浙江事情的文章即用这些笔名。

　　小孩子：《儿歌的“反动”》一文中《反动歌》的署名。这首歌是以小孩子的身份写的，是讽刺鸳鸯蝴蝶派的无聊文人胡琛的。胡敌视新文化运动，曾编过两册《儿童诗歌》。鲁迅为反击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故以“小孩子”为名作歌刺之。

　　宓子章：也是有关儿童内容文章的笔名。有人认为它的意思是“对儿童保密的文章”，“宓”即“密”。

　　何家干：署此笔名的文章很多。许广平认为：“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遍，家字排行也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字作谁字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又略变为家斡、斡、干、何干等。大致仍给读者以一贯的认识。”这种解释是很正确的。

　　游光：许广平同志说：“在《淮风月谈》里用游光写文章，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如《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鲁迅在《夜颂》一文中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这是要人们在黑暗的社会里看出一切黑暗的东西，并将它披露，让大家都能看到它的真相。

　　阿二：是上海叫黄包车夫常用的，用“阿二”署名的文章大多采用口语，通俗易懂，文风与署名是一致的。

　　史癖：鲁迅笔名很多是与文章内容直接相关的，许广平说：“写到《双十怀古》，他就叫史癖”。另外，鲁迅先生曾多次讽刺胡适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用这个笔名也有这方面的讽刺意义。

　　史贲(bí))，是“史癖”的衍变。

　　元艮：艮(gěn)，是语言朴实无华的意思，“元”与“原”通。“元艮”是《反刍》一文的笔名，文章的内容是说青年人写文章不要寻找和堆砌字汇，以免“逃进字和词里去”，它是批驳施蛰存的是“青年人要钻到故纸堆里去找字汇”的谬论的。联系内容，可悟出“元艮”

　　乃是《反刍》一文的题眼。

　　赵令仪：是《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的署名，因是有关女人的内容，故用了也似女人的名字作笔名。

　　栾廷石：是《“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的笔名。是一时兴致所至，取了个较常见的名字。也可能是为与京剧《三打祝家庄》中的人物栾廷玉相对应(“玉”对“石”)而取的名字，因这篇文章是与京剧有关的，而《北人与南人》是同一天写的另一篇文章，信手拈来作为笔名。

　　焉于：见“言语”的谐音。因为文章的内容是关于语言方面的，又因“焉”、“于”是常见的两个文言虚字，故有此笔名。

　　阿法：见于《骂杀和捧杀》，文章说：“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多”。阿，阿谀；法，方法。这个笔名的意思是“阿谀捧场是一种杀人的方法”。这与文章的内容是一致的。

　　康郁：鲁迅在探索文学的起源时曾说过，劳动人民在干活(如抬木头)时为指挥劳动和协调步伐，有时要发出“杭育，杭育”的声音，这就是最初的文学创作了。“康郁”见于《弄堂生意古今谈》，是鲁迅由弄堂里生意人的叫卖声联想到“杭育”，故取其谐音作笔名。有“劳动人民的呼声”的意思。

　　张沛：见于《“大雪纷飞”》。张，鲁迅小名叫阿张，又张姓为多；”沛”与“纷飞”语意相近。这个笔名很象普通人的名字，“盖取其通俗，掩人耳目”。

　　旁：见于《几乎无事的悲剧》。这篇文章是评介俄国作家果戈理及其代表作《死魂灵》的。文章说：“中国劳苦大众看了这部作品，会比果戈理更明白俄国地主阶级的腐朽和无聊：“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阶级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是“旁观者清”的“旁”。

　　姜珂：见于1935年7月写的《“靠天吃饭”》。因山东济南铁公祠里有一块“靠天吃饭图”的石碑，文章批驳了“靠天吃饭”的缪论，指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靠天吃饭就做不了“人”。山东是西周时姜姓的封地，“珂”是象玉的石块。

　　这个笔名有提示文章内容的作用。

　　且介：“且”是“租”的右半边，“介”是“界”的下半边，“且介”是半个租界的意思。鲁迅当时住在上海闸北法租界越界建筑处，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如半个租界。这个笔名既记录了鲁迅居住的环境，又表明了当时中国的现状，与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五、与自己的本名和身世有关的

　　鲁迅：是鲁迅先生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的笔名，也是他用得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据统计，用这一笔名发表的作品和译文共五百多篇。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用鲁迅自己的话对这个笔名作了解说：“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由“鲁迅”衍变的笔名有L·S(“鲁迅”英文译音的缩写)、L、倪朔尔(“鲁迅”英文译音是LuSin，如倒过来写即是NiSul，翻成中文即“倪朔尔”)、朔尔。

　　荀继：“荀”是“迅”的谐音，“继”是“继续”之意，这个笔名的含义是：虽然反动派在通缉迫害，但“鲁迅仍在继续战斗。”

　　周豫才：鲁迅先生乳名阿张，学名樟寿，号豫山，但不久改豫山为豫才。(“豫山”音似“雨伞”，大既是鲁迅小时候不愿要这个名字，遂改名为“豫才”)。十八岁在南京读书时，又改名周树人。后来鲁迅有时也把自己的名字作笔名使用。有时又写作“豫”、“周玉材”(“豫才”的谐音)。

　　周树、树人、树、自树：这几个笔名都是“周树人”三字的略写或衍变。

　　茹莼：莼(chún)，莼菜，一种可食的水草；茹，吃。这个笔名的意思尚未弄清，有人认为可能是“树人”的变音。

　　长庚：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说：“我生在周家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有时也写作“庚”、“常庚”。

　　它音：许广平同志说：“它音，它，‘《玉篇》，古文佗字，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音，声音。

　　宴之敖者：许广平同志解释这个笔名说，鲁迅先生曾与他的兄弟同住在一起，后来被迫“迁居”了。“究竟为什么‘迁居’呢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的“敖”，左边上为“出”，下为“方”，右边是“反文”)；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日本女人”指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笔者注)

　　敖者：“宴之敖者”的简化。

　　燕客：北京是古代燕国的地方，鲁迅曾长期住在北京，对北京有着美好的印象和深厚的感情。这个笔名表现了鲁迅对北京的怀念之情。杨霁云先生说：“豫才先生所取的笔名，皆有深意，……大概他早年的笔名含希望、鼓励、奋飞等意义；晚年则含深刻的讽刺意义为多。”把鲁迅的笔名以所署文章的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排列一下，确是如此。

　　1921年以前笔名大都为表明志向和希望或用以自勉的，如：戛剑生、庚辰、索子、令飞、迅行、黄棘、唐俟、神飞、风声等。1921年以后的笔名则大都含讽刺、反击意义的，如：某生者、雪之、冥昭、杜斐、楮冠、华约瑟、葛何德、封余、隋洛文等。

　　1930年以后的笔名除讽刺外还有揭露的意义，如不堂、白舌、遐观、动轩、虞明、子明、白在宣、张承禄、邓当世、韦土繇、白道、梦文、杜德机、莫朕、中头、华圉、阿法、且介等。这一时期的笔名中还有一些有歌颂赞扬意义的，如冬华、苗挺、晓角等。

　　认真学习鲁迅先生的笔名，仔细体会各个时期所用笔名的不同含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了解鲁迅先生的奋斗经历和前进步伐，能深刻地理解鲁迅作品的战斗意义，这对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斗争艺术无疑是有很大裨益的。

百家姓顺口溜如下：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卞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熊纪舒屈，项祝董梁。

《百家姓》的影响

姓氏文化中，《百家姓》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中国姓氏的发展，它与姓氏家谱、方志、正史构成完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百家姓》作品的出现，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流传至今，影响极深，它所辑录的姓氏，还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等的强烈认同感。

《百家姓》在历史的衍化中，为人们寻找宗脉源流，建立宗脉意义上的归属感，帮助人们认识传统的血亲情结，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它是中国人认识自我与家族来龙去脉不可缺少的文化文献基础蓝本。

2009年，《百家姓》被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为中国最早的姓氏书。

1895年，李家瑞出生在云南剑川县，这是一个白族之乡，民族民间文艺非常发达。1910年，李家瑞考入剑川小学读书。1916年升入到大理第二中学继续学习，次年，他考取了昆明成德中学，以后，又转入昆明二部师范学习，以优异的成绩争取 了当时为数极少的公费待遇。1920年夏，李家瑞从温暖二部师范毕业后，为自谋生计，去嵩明高等小学读了半年书，尔后又回到昆明参加高考，被南京东南大学所录取。入学后，他因不满该校的文科教学，决定再次报考，以入他校。1922年秋，二十七岁的李家瑞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耳目目染，接受到不少新鲜的知识和思想。不久，北大的《歌谣》周刊创刊问世了，这张“小小的报纸”唤起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顾，同时，也使他慢慢懂得了流传在民间的文艺和风格，也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可作。两年以后，李家瑞升入高校中国文学系攻读。随着专业知识的增长，他对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兴趣也逐步加强。1925年秋，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担任了李家瑞的老师。从此，李家瑞就在这位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先驱者的指导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为日后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做着系统的准备工作。

1928年秋，李家瑞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经刘半农先生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了练习助理员，后又转为正式助理员。并在刘半农先生的指导下，专刊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整和研究工作。1929年，李家瑞在协同刘半农编写学术专著的同时，发表了《中国傀儡戏考略》等研究论文。1930年2月，李家瑞与刘半农合作《宋元以来俗家谱》一书，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印行于世。此后，他又积极帮助刘半农搜整《中国俗曲总目稿》〈1931年5月刊行〉，为此书的编校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同时，也使自己在实际的锻炼中走向成熟。1931年秋开始，李家瑞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北京俗曲的搜索中，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大量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系统地分类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写出了专著《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该书于1933年出版后，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同一时期，他还写了《乾隆以来北京儿歌嬗变举例》等与民间文艺有关的重要论文，1934年，李家瑞又遵循刘半农先生生前的嘱咐，将学术探寻的注意力，转回到两年前就已开始的另一个课题上，即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史书、方志、笔记、民间俗曲等书籍中，去查寻有关涉笔到北平风俗民情的材料，并将它们系统地抄整和编排出来。1935年，李家瑞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撰写和发展了《打花鼓》、《说大鼓书的起源》、《劈破玉》等专题文章，并开始进行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1936年，是李家瑞学术撰述生涯中最为高产的时期。在这一年中，他除继续积极抄录和整理北平地区的风俗材料外,还撰写和发表了《唱本词》、《说弹词》、《两处码头调之比较》、《关于妓家供种的传说》、《谈嫁娶喜歌》等近二十篇研究民间文艺和民间风俗的文章。1937年5月，李家瑞推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北平风俗类征》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继《北平俗曲略》一书之后，奉献给当时学术界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说新编弹词考证》、《十杯酒》等论文。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家瑞为避寇乱，携眷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由北平至上海，尔后又由上海至南京，淞沪战事后，他亲眼目睹到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仓惶溃逃，国土破碎，百姓落难的种种劣迹，从而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和希望。回到剑川后不久，李家瑞接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电邀（1938年初该所亦迁至昆明），立即赶回该所继续从事于1935年就开始的元明两代戏曲里的方言俗语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还曾打算编撰一部《北曲方言俗证》并对《北平俗曲略》一书作一些修补。但无奈一些原有的主要资料，已在避难中散失，许多工作都得从头做起。加之当时昆明又常遭日寇飞机轰炸，几个藏书较多的图书馆都无法正常开馆，这样就大大减慢了李家瑞学术研究的进程。1940年，亚当李家瑞开始全力投入撰述时，又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离所回乡休养，以致使《北曲方言议证》成了未能完成的书稿，《北平俗曲略》也未能修订再版，这对中国现代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41年，李家瑞的病势稍有好转，即应大理中学之聘，担任了该校高中部的国文教师。他一面授课，一面进行学术研究。但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所限，李家瑞不得不中断自己所喜爱的民间文艺研究，转而从事对云南地方的民族文物和考古的探索。他曾多次深入剑川县石钟山窟等古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查，并在自己经济较为拮据的情况下，花钱请相馆的师傅去古文化遗址拍摄昭片，采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1943年秋,李家瑞离开大理中学，到丽江中学任教。在此之后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工作在中学教育战线上，并继续从事一些学术活动，曾利用假期去滇西地区作考古调查，并撰写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等一些研究云南地方的民族古迹和风俗的文章，

1949年12月，李宁瑞在自己的家多，迎来了三南省的解放。1950年春，他受云南省文教厅的委派，到鹤庆中学高中部任教，不久，又调至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在此之后，他曾先后担任过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省博物馆副馆长兼研究员、省史学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等职。同时，兼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会员。

1951年至1953年，李家端除随中央和地方的文物机构，多次赴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作科学工作考查外，还织极参加了云南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1955年，李家瑞参与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物展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又多次带领考古工作人员赴晋宁、剑川等县的古文化遗址调查，发掘出不少重要的文物。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从事云南的民族历史和文物古迹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发掘情况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云南用贝币的大概情况》、《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等近二十篇论文，并与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编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六十年代初，李家瑞在担任云南省博物馆领导工作的同时，还参与组织云南地区文献史料讲座等学术教学活动，并亲自讲授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关文献，为促进云南的民族文化研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十年内乱期间，李家瑞虽已年近古稀，但仍不能免于其难。在“史无前例的冲击下，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学术研究，以后又被“疏散回乡,生活上遇到了诸多困难，精神上也颇受压抑，因而成病，加之他年老体衰，所以未能等到“严冬散尽，就于1975年11月在云南逝世，享年八十岁。

在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李家瑞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研究家。他较早地闯入了民间说唱文艺的园地，为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流传于北京地区的民间曲艺和民俗材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北平俗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多类民间曲艺的专著。在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对说唱鼓书、大鼓书、竹板书、快书；蹦蹦戏，傀儡戏，济南调、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儿歌、秧歌、夯歌等六十二种民间说唱文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他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一一介绍了各类民间说唱的特点，并对其渊源和流变作了必要的考证，同时还修正了一些为前人所弄错了的问题〈如指出别人在大鼓书研究中的某些错误等等〉。另一方面，他又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北平俗曲的“来源、“材料、“分类、“特点”、“唱者和“歌唱地方等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北平俗曲“中间保存了许多史料，研究者们“可以由此看一点人民对于各种事件的见解和态度。由于李家瑞的这部《北平俗曲略》材料丰富，涉面甚宽〈其研究对象虽是在

“北平唱过的俗曲，但所涉及的民间曲艺种类却广及大半个中国〉，加之有介绍，有考订，有实例，所以它作为一部带有某些工县书性质的学术著作问世后，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民间说唱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材料，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正因为如此，刘半农先生才称《北平俗曲略》“是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

1937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征》〈上、下两册〉，是李家瑞继《北平俗曲略》之后又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较为详细而系统地搜集北平民间风俗的类书。在这部言近四十万字的资料辑本中，李家瑞不仅收录了许多珍贵的民俗材料〈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民间文艺材料〉，而且把它们分成了“岁时、“婚丧、“饮食……、等十三个类别〈每一类别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并按各类材料的时间顺序将其编排了起来,李家瑞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但为搜整和保存古代书籍中关于北平地区的民俗记载，帮助人们广泛了解北京地区传统的生活习俗，进而深入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可靠的直接或间接材料，而且，也为后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俗材料，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因此，这部书于1937年出版以后，颇受民俗、民间文艺学界的重视和欢迎，直到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应读者的要求，将这部书原版付印出版，足见它在中国民俗、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

　　写书的搞错了，姜子牙和东华帝君不是同一个人。

　　东王公，又称木公、东华帝君，与西王母共为道教之尊神。《神异经·东荒经》：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

　　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噫嘘；矫出而脱误不

　　接者，天为之笑。《真灵位业图》：上清左位：太微东霞扶桑丹林大帝上道君。他是男

　　仙之首，主阳和之气。据说“生于碧海之上，理于东方”（日神崇拜）。

　　可是，后来东王公的形象经道教徒辗转加工，被弄得越来越“神”了。说凡是升仙

　　的，要先拜木公、后谒金母，受事既讫，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而观元始。传说

　　在汉朝之时，有四、五个孩子在路边玩耍。其中一个念着儿歌：“著青裙，入天门，揖

　　金母，拜木公”。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意，只有张良去拜祀，他告诉人们：“这些都是东

　　王公的玉童啊。”后来，张良果然成了仙。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可笑的是，道教徒们还

　　为东王公安排了姓氏（倪君明）、配偶（西王母）、职能（掌男仙名籍）、名号（东华

　　紫府少阳帝君），甚至编了家谱，说是元始天尊、太元圣母所生。

　　少阳祖师王玄甫传为东华帝君化身。号少阳，又号东华子。系天仙东王公所降生。

　　乃亦称为东华帝君。正阳真人钟离权之师，白云上真之徒（或曰即为白云上真，西王母

　　赐玄甫号白云上真），全真教五祖之首。上承太上老子之道，下启钟吕丹法。

　　前者在神仙来源中属于原始日神信仰变异的先天尊神，后者属于由道教祖师高道而

　　来的后天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