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

摘要：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而宗族聚居存在着“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的情况。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二是迁移后的同族集聚，三是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南北方；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中国汉族人口聚族而居的传统发源于北方，这种习俗在周代即已形成于中原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宗族聚居格局达到全盛状态。相比之下，当时南方的宗族聚居远不如北方盛行。此后，随着北人南迁，“经济重心南移”，宗族聚居南北方强弱之势倒转。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2]。而且大体上是俞南俞盛，俞北俞衰。以各省为单位而论，在南方，岭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最盛，江西、湖南、浙江南部稍逊于闽、粤，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又弱于前述各省，四川的宗族聚居则更弱一些。在北方，山西、山东宗族聚居较强，但仍弱于长江流域各省，河南、河北、陕西又弱于晋、鲁，东北三省则是全国汉族聚居区中宗族聚居最弱的省份。再进一步说，在各省范围内，宗族聚居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属于北方省份的河南省南部，存在较多的宗族聚居，而南方省份安徽省的北部，其宗族聚居情况更接近于北方。再如，在属于南方的所谓“江南”地区，宗族也不甚发达。

有关中国各地汉族人口宗族聚居情况的文献很多，其中也有一些论及造成不同地区宗族聚居与宗族势力强弱不同的原因。当然，不同学者论及或所强调的原因不同。本文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文中穷及所有的原因，也很难详尽地涉及所有地域，只是尽可能地综合笔者所见文献，从人口迁移、人口定居后的同族集聚和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形成南北方宗族聚居强弱差异的原因。

一、人口迁移与宗族聚居

从人口迁移史和中国不同地域宗族聚居的情况来看，各地区人口迁入和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的早晚与宗族聚居程度高低和宗族势力强弱密切相关。在一个地域内，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的时间越早，则该地宗族聚居之势越强。反之，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时间越为晚近，则宗族聚居之势越弱。这虽然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规律，但却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就中国南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南方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早于北方。可以说，人口迁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宗族聚居南盛于北的格局。

从中国人口迁移史的大势上说，中国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过程自南北宋之际最后一次浪潮后而止，此后的人口迁移基本上转为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向周边地区乃至向海外迁移。　　在中国南方的现有汉族人口中，少部分人的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居住在南方，大部分人口的祖先是在晋以后由北方迁移到南方各省的。就华东的安徽、江西、上海、江苏、浙江五省市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吴、越立国，后又并入楚国，但到汉代，人口还相当稀少。据史料记载，“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在西汉时不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晋代时由于“八王”之乱等内乱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汉人不断南迁。“从公元313年到公元450年，全国由北方南移的人口有户籍可查的有九十万人左右，占南朝官方统计人口的六分之一，占北朝人口的七分之一，其它无户籍的客寓流民可能还有一百万人以上”。其中，尤以永嘉时期最为著名，因而史书中有大量关于“永嘉南迁”的记载。后经隋末、唐代的“安史之乱及唐末的战乱，又有大量北方汉人南迁，到唐开元时期，长江下游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到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占到全国人口的半数”[3]。北宋末年，金、元相继南侵，又一次驱动了汉人南迁的浪潮，其中最著名者，史称“靖康南渡”。到南宋时，地处长江下游的华东地区已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此后，除曾有部分客家人由岭南回迁江西外，这一地区再无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太平天国时期，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又有大量移民迁入，不过，这些移民多来自周边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较少长途迁移者[4]。

从华南地区来看，史书记载，汉人迁入广东省始于秦代，但广东汉人的迁入以宋代居多，特别是北宋末年的南迁与南宋末年由长江下游地区向岭南的迁移。广东有土客两大民系，其中所谓“土”即广府人。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府人，皆言其始祖因宋代苏妃（或称胡妃）之祸，由南雄珠玑巷南迁避居。广东的客家人则均说其祖先由中原入赣，再由赣入闽，后辗转徙入汀州宁化石壁，其后再入粤东梅江一带。汉人迁入福建晚于广东，自孙吴时期汉人入闽，历经两晋、南北朝、隋代的迁移，至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福建省也仅有74

467户，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增至467 815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增至1 390

566户[5]，显然，福建汉人主要是在唐、五代及宋代迁入的，而尤以宋代迁入者居多。元以后，粤、闽的人口格局基本稳定下来，及至明清，这两个省份由迁入地转变成了迁出地，其中，有部分人口向江西等地回迁，更有一部分人口迁往台湾和东南亚。

华中地区的湖南、湖北两省在秦汉时，除少数地区为汉人聚居区外，大部分地区仍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也相当稀少。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则中原每有大的战乱，便有大量汉族人口流入。尤其“永嘉南迁”及随后的南北朝时期是汉人向华中地区迁移的一个高峰期。唐宋时，尤其是“安史之乱”和“靖康南渡”时期，又有大量汉人迁入。其中，迁入湖北省的汉人中，大部分是由中原地区直接迁入。迁入湖南者的则多经由江西迁入。按照曹树基的研究，到1947年，湖南历代移民后裔竟占湖南全省人口的90%，全省人口中56%是元代以前移民后裔；全部移民后裔中70%左右来自江西，而其中58%是元以前移民的后裔[7]。元兵南下及元末战乱，两湖地区人口损失惨重。明初，又有大批人口由江西迁入两湖，其中包括一部分由政府组织的移民，此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明中叶至清前期，则是两湖汉人向周边山区及四川迁移的时期。至此，两湖地区人口聚居格局形成并稳定下来。

四川古为巴蜀，秦汉时汉人大量迁入，成都平原成为汉族聚居区。隋唐经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成为“天府之国”，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南宋末年，四川地区的战争极为酷烈，且历时长达半个世纪，人口剧减。元代人口有所增加，但元末战乱又使人口大减。明初，由山陕，特别是湖北迁入大量汉族人口，以至在方志、碑刻、家谱及口头传说中，四川人多称祖先系由湖北麻城孝感乡入川。及至明清之交，四川汉人又遭到了一场大劫难，人口锐减。清前期，又有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大规模汉民入川移民潮。在明初与清初两次向四川的移民浪潮中，以湖北人居多，因而，这两次移民潮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清后期以来，四川人口已相当稠密，开始了以向周边地区迁移为主的时期。

从南方各省区来看，广东、福建的汉族人口定居史虽然相对较晚，但其迁入人口往往一经定居，就较少再次人口重建，因而其聚居格局形成时间反而较早。华东的苏、浙、皖、赣人口聚居格局则更早于闽、粤。湖北、四川则在宋以后仍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重建过程，四川人口聚居格局是由明清时两次“湖广填四川”之后形成。而在此之前有一个“江西填湖广”的过程。此外，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苏、浙、皖交界地区，不少村落经历了人口重建过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费孝通在《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所描述，江村为多姓村，宗族势力弱，村内的宗族除祖坟外，“没有任何共同的财产”，宗族活动也少。这一描述常给人们尤其是给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江南地区宗族并不发达。事实上，江村恰好处于苏、浙、皖交界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聚居格局，在太平天国时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中含有重建的因素，但其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确实弱于华南和华东的大部分地区，而与华中地区大体相当，但仍强于四川。

中国的北方是汉民族的发源地。但是，自古以来，华北的京、津、冀、鲁、豫五省市，就经常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并且在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元、清时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每一次民族间的战争，都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和人口迁移。在元代末年，华北地区的人口相当稀少。后来华北地区的人口聚居基本构架是明代初期洪武、永乐年间形成的。山县干树对冀、鲁两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村庄始建于明洪武和永乐时期，满铁《惯调》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9]。近年曹锦清对河南的调查也反映了这一情况[10]。从大量的碑刻、家谱以及对当地居民口头传说的调查等资料也可以看出，华北地区有相当大比例的现有居民，其祖先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来。当然，这种说法不完全可靠。明代人丘濬在《区处畿甸降夷》一文中写道，明初时，“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11]自承由洪洞大槐树迁来者中可能有一部分就是“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明末之际，华北又有大量人口损失，而清初则又有部分移民移入这一地区，但其规模不如明初。到了清末，这一地区则成了移民的迁出地。

山西、陕西两省则自汉代起至明代，一直为历代的边关地区。明以前，其人口迁移较为频繁，来源较杂，其中，大量混杂了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并且与内地其他省份相比，受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间更长，经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现代的汉族人口。例如，两晋时期，有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内迁。史书记载，“当时‘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地区则‘戎狄居半’。……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3]。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唐、宋、元又有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人口。可以说，在汉族人口中，西北地区汉人中杂入北方少数民族血统和风俗者最多。自明以后，在人口迁移中，山陕两省主要是作为迁出地，而由外省迁入的人口较少。

与华北和西北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全面开发要晚得多。在清代以前漫长的古代史中，除辽宁部分地区外，其他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且即使是辽宁这些地区也只是在历史上的盛世，如汉、唐、明的强盛时期才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的势力版图。其时，东北的人口相当稀少，大部分少数民族尚过着游牧生活。清初，只余少量留守者，几乎举族入关的满族人，全部人口不过数百万。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控制汉民向东北“龙兴之地”的移民。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东北人口只有289-8万人。自此之后，清政府对移民的控制开始松驰，迁入东北的汉族移民开始增加，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更进一步实行了“实边”政策，开始鼓励移民。至宣统二年（1910年）增长为2

158-22万人人口数字出自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转引自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3页-。显然，这一时期的新增人口中，大部分是由关内迁移而来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山东，其次是河北。此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有大量移民迁入东北，甚至70年代仍有少量关内农民移居东北，直到东北人口密度基本与关内一般省份持平。

从各个大区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的时间看，大体上说，南方早于北方。在南方，华东、华南地区现有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最早，大体是在宋代，两湖地区形成于明前期，四川则形成于清前期，其中的一个例外是太平天国时期华东的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及其聚居格局有较大变动。在北方，现有人口聚居格局的形成以西北地区最早，大体形成于宋元时期，华北形成于明清时期，东北则形成于晚清以后。此外，从现存村落的历史考察也可看出，在南方，唐、五代至宋代形成的古村落相当多，而在华北地区，除山西省外，村落基本上均形成于明代之后。

根据史料记载，在古代的中国，导致人口迁移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乱。而从总体上看，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北方的大规模战乱较南方更为频繁，加之很多战乱系由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引起的民族战争，这种战争通常更为严酷，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和人口迁移规模也更大。而自经清初的调整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太平天国引起的迁移外，在南北方的内地地区内部，几乎再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迁移。有清一代，内地地区较为稳定，而自清末进入热兵器时代之后，武器的杀伤力虽然大增，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相对说，战争反不像古代那样残酷，大规模屠杀平民者较少，一场战争致使一国或一个大地区人口减半甚至只有少量残余人口的情况不再发生，战乱也就不再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因此，费孝通说，“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的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忽其微的”[13]。当然，大规模的天灾也会引起人口减少和迁移。特别是华北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地下水位低，河流少，流量也不稳定，不同年份降雨量变化很大，而且一年内的降雨量多集中在夏季的几个月，因此常出现水旱灾害，引起饥荒。但这种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动通常伴随着灾害过后的人口回流，对长期的人口聚居格局影响不大。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花园口事件，造成了大量流民，但水过之后，村落便得以在黄泛区重建。

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的早晚之所以对宗族聚居强弱之势有重要影响，首先在于人口繁衍和宗族形成需要时间。人口迁移年代早则意味着一个宗族定居在一地的持续时间长。定居持续时间长，便有可能通过人口自然增长，形成较大的同族群体。

其次，是当时迁出地的宗族聚居状况及人口迁移方式的差别。如前文所述，汉族的宗族聚居，发源于北方，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并且一直到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宗族聚居仍相当普遍，宗族组织也相当发达。当这一地区的人口被迫迁移时，通常也是全族整体迁移。这在晋代的北人南迁过程中尤为突出。东晋的王、谢、庾、桓等大族无一不是举族南迁，直至北宋时期的人口南迁，仍有相当部分是举族迁移。举族迁移者，在迁入新的定居地后，一般仍保持了聚族而居的传统。

宋以后的人口迁移则极少再有整族迁移，多为以小家庭为单位迁移，而且相当一部分迁移人口是只有部分家庭成员迁移或以个体为单位的迁移。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以自发性迁移为主，但也有部分人口是由官府组织乃至强迫迁移的。但在由官府组织的迁移中，同样是在宋以前多为整族迁移，宋以后则是以小家庭或个体为单位的迁移为主。宋以前的历代，史料中常有官府为防范叛乱及充实京畿或边疆而举族迁移豪门巨族的事例。而在明初官府组织的由山西向华北其他各省的人口迁移，虽有官府动员乃至逼迫，但也是以个体或小家庭为单位，先向指定地点集中，领取官府发放的少量迁移费，再分别迁移到指定地区定居，甚至常常将成年的兄弟分别安排在不同的移入地。清末以来向东北迁移的“闯关东”者则更多的是部分家庭成员先行迁移，先行者定居后，其余家庭成员才迁移过去。

宋代前后迁移方式的变化与迁出地的宗族聚居程度有关。宋以前，作为迁出地的北方，聚族而居非常普遍，而宋以后，北方宗族聚居已经衰落。迁出地不存在宗族聚居，迁移过程当然不会是举族迁移。但在南宋以后的南方，举族迁移也逐渐被个体迁移方式所取代。南宋灭亡时的人口迁移，史载多称“扈从南迁”，“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14]。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也是以个体或小家庭迁移的迁移方式为主。

宋代前后迁移方式的变化还与迁移原因及战争的性质和持续时间有关。一般说，战乱引起的迁移可能是乡族的整体迁移，非战乱引起的移民则多以分散方式进行。由于迁出地人口增长，受人口压力而引起的人口迁移一般不会是举族迁移。总体上说，宋代以后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更多地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这也是人口迁移方式迥异于宋以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受战争引起的迁移中，少数民族由北向南推进的占领式战争与区域势力间的争战也有所不同，前者可能会引起方向明确的大规模迁移，后者引起的移民则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另外，战争持续时间或入侵者的占领速度也与移民规模和移民方式有关。在宋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后，向南推进的速度较慢。宋室南迁后，南宋政权尚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便使人们有时间以宗族为单位举族迁移。而满清入关时，占领速度较快，南明政权持续时间也很短。清军入关及向南推进的速度快于移民迁移速度，汉族人口常常来不及南迁，其家园已被占领，更没有时间组织乡族的整体迁移。　　

总之，与南方相比，北方人口不仅现有人口始迁祖迁入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在人口最初迁移时，迁出地本身就不具备聚族而居的习俗，迁入方式更是以小家庭和个体为主。从而人口迁入之始，就很少形成宗族聚居的格局。而南方则仍保留了较多聚居的宗族。证之于南方一些人口迁入较晚的地区，亦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华中的湖北省，其宗族聚居程度就弱于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而四川的宗族势力则更弱。

此外，下面将要论述的同族集聚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也是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长短与宗族聚居强弱相关的一个原因。

二、定居后的同族集聚

人们在一个地域定居后，是与其他家庭聚居一处，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首先决定于人们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与他人合作。尽管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交往与合作的频率和程度很低，但合作的需要毕竟是存在的，而且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有与外部发生冲突时的合作。因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中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们是聚村而居的，散居的形态并不普遍。而这些村居的农民家庭，是与同族聚居一处，还是与非同族聚居一处，同样与合作需要的多少和程度有关。合作的需要本身并不能保证合作的实施。与现代社会相比，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的合作更需要有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作为纽带，将不同农民家庭联结在一起，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15]。而在宗族制度有着久远历史，并得到意识形态强力支持和维系的中国，血缘关系，特别是父系血缘关系无疑是更为坚韧强劲的纽带，以这种关系为纽带组织合作更为有效，具有更低的交易成本。因此，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与宗族聚居程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在不同的地域，农民家庭间合作的需要是不同的，这也是产生不同地域间宗族聚居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1、农耕活动中的合作与宗族聚居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家庭间在生产中的合作，也即是耕作中的合作。很多学者在有关的研究中区分了稻作和旱作，认为与旱作相比，稻作中需要更多的农户间合作。例如，在论述稻作中的合作时，摩尔写道：“在使土壤达到一定的浆状的稠度以适于种植秧苗时，就需要大量用水。因为在同一时间里只能给少量的田供水，这就需要大伙一起一块田接着一块田地耕种，这样才能节省花在每一块田里移栽的时间。为在合适的时间里完成移栽工作，就需要聚集起比个别家庭成员集合在一起更多的成员”[16]。池田大作则说：“由于种植稻米的农业不能以一家，而是以一个村落为作业单位，因而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譬如，种植稻米的水田需要大规模的水利体系。从贮水池或河川引来的水，流经许多家庭所有的水田。或者让一条小河的水均等地分流各家的水田。……另外，插秧或收割水稻的作业，也以共同作业的方式集中进行。其作法是：今天全村出动，给A家插秧；明天又总出动，到B家的田里插秧”[17]。林周二也曾做过类似的论述：“在稻作社会，水田需要灌水或排水的时候，人们必须同时进行；处于高处的水田要是施肥，则肥水必然流入位于低处的他人的田里，反之，要是涝水的话，低处的水田必定首先遭殃。有一利必有一弊。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村落共同体必然地要承担共同的命运。它们既是村落共同体，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稻作文化不仅和狩猎民族不同，而且也与麦作社会的民族不同”[18]。

在旱田的耕作中，则很少需要超出家庭规模的合作。尽管在一些地区的旱作耕作中，犁地时需要较多的畜力和人力共同劳作，但这种合作的规模较小，而且一年之中也只需要几天。黄宗智曾谈到，“冀—鲁西北的种植法，在犁地时使用较多的畜力。表面看来，这些耕作法似乎要求紧密的宗族关系：叔伯弟兄为此而合伙搭套。然而这样的协作，在整个农业周期中只占去几天而已。虽然一些小农也与族人搭伙，但许多人并不限于同族而是和朋友或邻居合伙。单凭犁田时需要的协作，不足以使已婚但不能融洽相处的兄弟聚居而不分家，也不足以成为强固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18]。

总之，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旱作农耕活动中，农户间合作的需要既不经常，规模又小，不足以促进宗族聚居和强化宗族组织。相比之下，在水稻的耕作中，更需要农户间的合作。而在中国的南方，稻作极为普遍。北方，包括西北、华北和东北，则均以旱作为主（当代北方的水稻种植大部分是近现代才开始的）。因而，一些学者认为，稻作与旱作的差异是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程度不同的一个原因。

强调耕作中合作的需要者，通常涉及“水的问题”，强调水利工程对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的北方，降雨量和江河水流量在一年之内及年度间的分布极不均匀，经常发生旱涝灾害。这大大增加了渠道灌溉的成本，降低了灌溉的效率。总体上说，北方缺水，旱灾多于涝灾。在旱灾严重时，很多江河水量极少甚至断流，从而使灌溉渠道失去作用。因而，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北方的渠道灌溉工程较少。按黄宗智说法，中国北方的水利工程趋于两个极端：一方面是需要国家组织建造和维护的治理大江大河的大规模工程，另一方面是只需少量劳动力投入的打井工程。“由国家建造和维修的大型防洪工程，与由个别农户挖掘和拥有的小型灌溉井之间的对比，足以显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强烈对照，即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悬殊差别。在这方面，如果把华北与长江下游或珠江三角洲作对比的话，彼此间的不同是很鲜明的”。水旱灾害有一点不同：旱灾会造成饥荒，水灾则不仅造成饥荒而且直接夺取人的生命和财产。因而，国家组织的水利工程集中于防范水灾。显然，这种大规模的工程并非自发的农户间合作。北方人畜饮用水及少量的灌溉农业主要是靠井水。打井通常只需要一家一户的劳力加上几个帮工，在几天之内就可完成，使用和维护通常也只限于一家一户。在极度干旱缺水，需要打深井的地区，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确实常常需要全村人的合作，而且井水在使用上也是由全村人共享。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打井过程中需要较多人共同劳动，在维护过程中通常只需大家不有意破坏即可，只在少数地区并且是处于极端干旱的时期，才需要在分配用水上进行合作。

而在南方，以村为单位的水利工程系统相当普遍。当然，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北方并非没有渠道灌溉工程，但与南方相比，需要若干农民家庭经常性合作的中等水利工程要少得多。而且，即使是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北方所产生的农户间合作也弱于南方。王建革以河北省滏阳河上游和天津地区农田灌溉水利为例，对华北和江南的渠道灌溉工程做了比较。他指出，由于水源稀缺，华北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众水利体制中的水权至少表现出一定的可分性；江南水稻区则不但水权基本不可分，往往还是一种团体责任。而明代和清初的天津围田及清末民国时期的小站管田，在开始时期土地是国家所有的，渠道的建设和日常管理都由政府负责[20]。黄宗智的结论是：“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与水利工程的规模是相符的”。“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的人工和协作。这个差别，可以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1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新开辟地域进行垦殖活动，需要更多的农户间合作，因而有利于宗族聚居的形成和宗族势力的发展。例如，弗里德曼指出，东南地区宗族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边陲地区处女地的开发，需要人们更多地合作。叶显恩、刘志伟等人指出，沙田开发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势力的发展创造了相当有利的独特条件[21-23]。

殷姓族谱辈份怎么排的 中国家谱保存至今的，以清代和民国的为主，约占全部数量偿将近90％。就这部分现存家谱来看，尽管其编纂形式有所不同，编纂体例有详有略，记载范围有大有小，记载内容有多有少，编修重点各有侧重，但其格式基本上是相同的，是统一的，是有章可循的。一部体例完整的家谱，大致应有以下各项： 1谱名 一般均称为家谱、宗谱、族谱、家乘、世谱、统谱、支谱、祖谱、合谱、联宗谱、大成谱、房谱等，也有的称为谱传、真谱、渊源录、源流考、清芬录、世典、世牒、世恩录、故谱、族谱图、族系、族讲、石谱、世家、私谱、本书、大同谱、乡贤录、传芳集、家传簿、先德传、系谱、谱志略、家谱汇编、家模汇编等，可谓名目繁多。 2谱序 稍具规模的家谱，卷首一定会有一篇至几十篇不等的序文，它是每部家谱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谱序包括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跋语、目录和刻印人名以及其它关于本族的记述。 3谱例 又称凡例，主要是阐述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一般而言，一些家谱在每一次续修时都会订出若干条适合社会潮流与需要的规则，以作为修谱时所要遵循的原则。 4谱论 许多家谱都专门辟有谱论一章，专收先贤的谱说、谱论、谱议的篇章和古代经典中的有关论述，对修谱的作用、功能、意义、历史、原理、方法等加以发明和阐述，是研究谱学的宝贵资料。 5恩荣录 主要内容为历代皇帝对家族中的官员及其家谱的敕书、诏命、赐字、赐匾、赐诗、赐联、御谥文、御制碑文以及地方官府的赠谕文字等，以显示和炫耀朝廷对该家庭及其成员的奖励和表彰，同时反映本家族的地位和身份。 6像赞、遗像 祖先及家族中历代英贤、重要人物的图像资料，一般为正面是遗像，背面是像赞。 7姓氏源流 中国家谱素来有“叙本系，述始封”的传统，明清以来各家谱也大多有记姓氏源流的一章，或称姓氏源流，或称宗族源流。它主要是用来记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渊源、始祖、世派、迁徙、各支派间关系甚至改姓的原委等。 8族规家法 是宗族家族成员共同制定的、用以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名称各异，种类很多，诸如家规、家约、家戒、家法、家礼、家典、家仪、家条、族规、族约、祠规、祠约、规范、规条、规矩、条规、戒谕等。 9祠堂 记载宗族、家族祠堂修建的历史，介绍祠堂的建筑规模、地理位置，收录有关祠堂的碑文、诗文、祠联、祠匾、祠堂图，建祠捐资人名，记录祠堂内神位世次、配享、附享、祭祀情况等。 10五服图 又称服制图。所谓五服，就是指古代丧服制度中的五种服色，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丧服是根据生者与死者的远近亲疏关系而穿着的一种服饰。因五服本身就表明生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同时又表明与死者同有关系的生者与生者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不仅在执行丧礼时要涉及到，而且在执行宗族、家族事务及执行法律时也必须涉及，所以家谱中一般都载有五服图。 11世系 这是家谱中的主体部分，又称为世系图、世系考、世系记等。这部分内容为所有中国家谱共有，因而成为家谱区别于正史、地方志的最明显的标志。世系表除欧阳修、苏洵所发明的欧式图谱和苏式图谱外，还有两种比较常见：(1)宝塔式图谱：这一图谱形式何人所创、创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最迟已在南宋时出现了，因此很可能也是北宋人的产品。(2)牒记式图谱：这一图谱的特点是分别按世代以文字叙述先人的事迹，既不用线条，也不用图表。 12传记 家谱中的传记又称行状、行述、行实、事状、志略等，其体裁有传记、行状、寿文、贺序、墓志、祭文以及抄自史传中的资料，主要载录家族成员中“方行可书”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夫”的事迹和传记资料。 13>>

殷氏家谱字辈查寻 殷姓来源有三：

1、出自子姓，为契之后。

据《风俗通》、《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盘庚自奄（故城在今山东曲阜）迁到殷（故城在今河南安阳西北），故称殷商。周武王灭纣，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子孙不得封者，以故国名为氏，称殷姓。

2、以居地所临之水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和《姓氏急就篇》所载，河南禹州有殷水，居者以水为氏。

3、出自他族改姓。

清满洲八旗姓音佳氏后改为单姓殷；今彝、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我国的殷姓，正如《世本》所记载的“周武王克纣，子孙分散，以殷为氏”，是殷商王室的后代。当然，“殷”虽然是始见于3300多年前的盘庚之后，但是往上推溯，后世的殷姓人士自然也是传自以仁德见称的子姓成汤了。

关于殷姓的姓氏来源，《姓纂》上还有一段更为详尽的记述说：“殷姓，成汤国号也，22代，44王，629年，为周所灭，子孙以国为姓，汝南。”周武王灭纣，是在公元前1122年，换言之，后世的殷姓，是在距今3100年以前就出现了的，他们的最初发源地，也在北方的河南和河北一带。

另外，还有一支殷姓，也是发源于河南境内。这是根据汉代史游所著《急就篇》姓字注所说的“殷水在颍川，居之者以为氏。”这批“以地命氏”的殷姓人士，使后世殷氏的阵容，坚强庞大不少。

殷商被武王所灭以后，虽然“子孙分散，以国为氏”，但是，根据后来其子孙的活动情况，他们主要仍繁衍于我国的北方，因为，从汉代以迄唐宋的漫长时期，在历史上著名的殷姓人士，几乎完全都是北方人，其中以又以河南长平的殷家最为出类拔萃，古时的长平，就在今河南省的西华县东北（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夏亭镇）。 《水经注・沙水》：“沙水又东南迳东华城西……。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坡，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兴废，沟渎尚夥。昔贾逵为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余里，亦所谓贾侯渠也。而川渠迳覆，交错畛陌，无以辨元。河水又东迳长平故城北，又东南迳陈城北……。”其中东华城按《水经注・颍水》所载：“颍水（即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又过西华县北……，有东故言西也。”西华与东华是相互为名，必在西华附

殷姓的姓氏文化 郡望 陈郡：亦称陈国郡，秦朝时期置郡。西汉初期改为淮阳国。东汉章和二年（88年）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汉献帝时改回郡，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太康县、西华县、商水县、淮阳县、郸城县、柘城县一带地区。三国时魏国将其管辖区域限制在今河南的太康、西华、商水、淮阳、郸城、柘城等县的范围之内，其中的太康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称阳夏县。隋开皇初年（581年），陈郡废黜，隋、唐两朝时期皆改为陈州淮阳郡。汝南郡：西汉高祖四年（前203年）置郡，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当时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颍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省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包括偃城县、上蔡县、平舆县、项城县一带地区。东汉时期移治至平舆（今河南平舆）。琅琊郡：亦称琅琊国、琅岈郡、琅e郡。春秋时期的齐国有琅琊邑，在今山东胶南县琅琊台西北，有越王勾践迁都至此之说。秦朝统一六国后，在境内设琅琊郡，并附置琅琊县，治所均在琅琊（今夏河），郡境为山东半岛东南部。西汉时期治东武（今山东诸城），并增琅琊国、柜县和祝兹侯国治于境内，下辖五十一县，包括今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阳、即墨、崂山、胶县、胶南、沂水、营南、日照、五莲、赣榆（今江苏赣榆）及青岛等地。东汉时期琅琊国改治到开阳（今山东临沂）。晋朝时期改置为琅琊省。北魏时期治即丘（今山东临沂）。隋朝时期复置琅琊县。唐朝时期废黜，境地归胶州、诸城，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临沂、胶南一带，唐朝乾元初年（758年）曾废黜，后有沂州琅琊郡。从魏、晋朝时期起，琅琊台及秦朝琅琊郡治均不属琅琊郡（国）。另一处琅琊郡在今江苏南京一带，此后废置至今已千余年。东海郡：亦称郯郡、海州。东海郡在历史上有三处：①治所在郯邑（今山东郯城），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在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太嗥氏为东夷一著名酋长，少嗥氏为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夷族杂居于此，称“炎”地，周朝时期封炎族首领于此，称炎国，后演化为郯国。春秋时期，郯国依附鲁国，战国时期为越国所灭。秦朝时期始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秦、汉之际曾称郯郡，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郑城一带，治所在郯城县北部；西汉时期下辖三十七县，其时辖地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州以东和宿迁、灌南以北一带地区。②东晋时期置于海虞县（今江苏常熟）的东海郡，后移治所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其时辖地在今山东省费县、临沂县、江苏省赣榆县南部、山东省枣庄市、江苏省邳县东部和宿迁县、灌南县北部一带地区；唐贞观六年（632年）撤县入下邳，唐元和中期复置，始有“郯城”县之名，不久省入临沂；元朝末期复置郯城县，明、清两朝之后县域有变，但县名未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其地隶属山东临沂地区。③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及后来的隋、唐诸朝时期，以海州为东海郡，治所在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其时辖地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一带地区。雁门郡：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武灵王置郡，秦朝、汉朝沿用，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河曲、五寨、宁武、代县一带。东汉时期移治到阴馆（今山西代县），此后多以雁门为郡、道、县建制戍守。雁门关之称，始自唐朝初期，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朝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戍卒防守。弘农郡：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治所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函谷关城），其时辖地在今天的河南省内乡以西、宜阳以西的洛、伊、浙川等流域和陕西省洛水、杜川河上游、丹江流域及华山以南的地区。王莽执政时期改名为右扶风。东汉初期复名弘农郡，东汉末年因避汉灵帝名讳改称桓农郡。>>

殷氏家族包含哪几个姓氏 殷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四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六。殷姓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山东、云南、四川、河北、陕西等省多此姓，上述五省殷姓约占全国汉族殷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殷姓来源有三：

1、出自子姓，为契之后。　据《风俗通》、《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盘庚自奄（故城在今山东曲阜）迁到殷（故城在今河南安阳西北），故称殷商。周武王灭纣，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子孙不得封者，以故国名为氏，称殷姓。

2、以居地所临之水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和《姓氏急就篇》所载，河南禹州有殷水，居者以水为氏。

3、出自他族改姓。　清满洲八旗姓音佳氏后改为单姓殷；今彝、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发源于北方的殷姓，后来传到山东一带，曾经蜕变成为另外一个姓氏“衣”。这段渊源，《康熙字典》上记载得十分清楚说：“齐人言殷，声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见礼记注疏。”换言之，现在的衣姓，是由于读音相近而从殷姓分出来的，姓衣与姓殷的人，本来是一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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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知道殷氏族谱字辈和来历 殷姓来源有三：

1、出自子姓，为契之后。

据《风俗通》、《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盘庚自奄（故城在今山东曲阜）迁到殷（故城在今河南安阳西北），故称殷商。周武王灭纣，封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子孙不得封者，以故国名为氏，称殷姓。

2、以居地所临之水为氏。

据《通志・氏族略》和《姓氏急就篇》所载，河南禹州有殷水，居者以水为氏。

3、出自他族改姓。

清满洲八旗姓音佳氏后改为单姓殷；今彝、回等民族均有此姓。

我国的殷姓，正如《世本》所记载的“周武王克纣，子孙分散，以殷为氏”，是殷商王室的后代。当然，“殷”虽然是始见于3300多年前的盘庚之后，但是往上推溯，后世的殷姓人士自然也是传自以仁德见称的子姓成汤了。

关于殷姓的姓氏来源，《姓纂》上还有一段更为详尽的记述说：“殷姓，成汤国号也，22代，44王，629年，为周所灭，子孙以国为姓，汝南。”周武王灭纣，是在公元前1122年，换言之，后世的殷姓，是在距今3100年以前就出现了的，他们的最初发源地，也在北方的河南和河北一带。

另外，还有一支殷姓，也是发源于河南境内。这是根据汉代史游所著《急就篇》姓字注所说的“殷水在颍川，居之者以为氏。”这批“以地命氏”的殷姓人士，使后世殷氏的阵容，坚强庞大不少。

殷商被武王所灭以后，虽然“子孙分散，以国为氏”，但是，根据后来其子孙的活动情况，他们主要仍繁衍于我国的北方，因为，从汉代以迄唐宋的漫长时期，在历史上著名的殷姓人士，几乎完全都是北方人，其中以又以河南长平的殷家最为出类拔萃，古时的长平，就在今河南省的西华县东北（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夏亭镇）。 《水经注・沙水》：“沙水又东南迳东华城西……。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坡，云邓艾所开也。虽水流兴废，沟渎尚夥。昔贾逵为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余里，亦所谓贾侯渠也。而川渠迳覆，交错畛陌，无以辨元。河水又东迳长平故城北，又东南迳陈城北……。”其中东华城按《水经注・颍水》所载：“颍水（即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又过西华县北……，有东故言西也。”西华与东华是相互为名，必在西华附近。中国方志丛书・西华县续志・疆域志》据《水经注》进行考察，认为东华城就在今西华县城东北的东夏亭。上引《水经注・沙水》说沙水迳东华城西，南流至陈城（治今河南淮阳）北。按《中国方志丛书・淮阳县志・舆地志》载：“长平故城，在县西北七十里。”此地即今之东夏亭镇。长平殷家的出人头地，是开始于晋代曾官至光禄勋的殷羡。殷羡的字洪乔，曾经创造出一个有名的成语“付诸洪乔”，使他的大名在我国民间更加流传不断。 原来，殷羡的性格十分耿介正直，当他被任为豫章太守赴任时，京城里有许多人托他带书函转达，数日多达100余封，可是当他走到石头城的时候，竟把所有的书函统统丢进河里，并且说：“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于是，后世就把寄书遗失者，泛称为“付诸洪乔”或“洪乔之误”了。 发源于北方的殷姓，后来传到山东一带，曾经蜕变成为另外一个姓氏“衣”。这段渊源，《康熙字典》上记载得十分清楚说：“齐人言殷，声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见礼记注疏。”换言之，现在的衣姓，是由于读音相近而从殷姓分出来的，姓衣与姓殷的人，本来是一家人呢。

殷氏家族的来源 殷姓源于子姓，出自帝喾嫡子殷(契古写作亩xie)之后裔。

据《风俗通》、《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记载，商朝君主盘庚将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迁于殷（今河南安阳），故称“殷”或“殷商”。殷商灭亡后，殷商遗民以国名为姓，称殷氏。该支殷氏已有三千多年时间，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该支殷氏早期读音作yī，春秋末期亦改作yan，唐朝后亦皆混淆改姓氏读音作yin。宋朝时，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名讳，许多殷氏族人皆改姓氏为汤氏、商氏、戴氏、林氏等。

殷姓家族与林姓的姓氏有关联吗？ 有，殷姓是纣王之后裔，为纪念国，也称为国姓；林是比干之后，比干是纣王的亲叔叔

殷氏家谱谁有呢？ 俺们 刚续的谱，很厚的一本 我是山东临沂的，厂们的族谱，从商汤一直排着 傅字辈各大支派的族系很明确 ，

殷人的殷氏播迁 殷商部族自始祖契（xie）阏伯开始就是一个迁徙范围很广的族群。自契到成汤十四世几百年间，大的迁徙有过八次；成汤立国到盘庚迁殷都前，又迁都5次。在历次大迁徙的过程中，殷商部族的一部分人留守祖陵，或分封为诸侯，或因其它种种原因定居下来等分散于异地是客观存在的，后来分化繁衍为了其它多个姓氏。自契以来，殷商作为一个部族，最大的一次分化是在殷商王朝亡国之后，特别是武庚禄父复国失败之后。西周灭掉殷商王朝，特别是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如何处置分布区域广大，人数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殷商遗民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最后采取了分化与统一监管相结合的方法。一是将“献民”，即逃避纣王迫害和与西周政治上一致的贵族，迁移到了周的腹地、文王姬昌陵墓所在地“九毕”，《逸周书・作洛解》称“俘殷献氏，迁之九毕”；二是把大批顽抗不服的殷商遗民迁之于驻有“八师”的成周（今河南洛阳）实行军事管制，《尚书・多士》等对东都洛邑监管殷顽民的作用记载甚详；三是封箕子于朝鲜、封微子启于宋（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等，并带去一批殷商遗民，《史记・周本纪》说微子就国于宋“颇收殷余民”；四是将殷氏一部分遗民分别赐给不同的诸侯国管理，如卫国、郑国、鲁国、齐国等都得到了殷商遗民封赐，《左传》定公四年对成王时期“因商奄之氏，命以伯禽而封之于少之墟”等殷商部族分化情况有较详细记载；五是将殷商王朝的巫、祝、卜、史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或调往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或派给各诸侯国任以职事；六是部分殷遗民向中原以外地区迁徙，以后融入了当地各部族。此后，迁徙到各地的殷商遗民逐渐又分化为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边氏、孔氏、合氏、墨氏……。其中仍有不少殷商后裔心念故国，沿用殷或商为自己的姓氏。值得指出的是，殷氏在先秦时期已开始分衍出其它姓氏，如衣氏，因为齐人读“殷”如“衣”，遂单独成为衣氏。殷姓也是向国外和海外移民最早的姓氏。帝辛的叔父箕子在亡国后率部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另据国内外史学家、民俗学家和遗传学家研究的结果，美洲玛雅等人的一部是由亚洲移民过去的，大商灭亡之后，其征伐人方的部队神秘消失，据推测是由其统帅攸侯喜率领远渡重洋（一说由封冻的白岭海峡）到达了美洲大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是殷氏比较集中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殷氏的主要聚居地仍在今河南境内。周惠王17年（前660），长狄族进攻卫国，杀卫懿公。齐桓公、宋桓公帮助卫国重新立国，为卫国筑楚丘城（河南滑县），在卫的殷人随卫君迁居楚丘。卫国在各国的帮助下重新振兴，迁都于帝丘（河南濮阳西南），殷人亦随卫王族迁居濮阳帝丘。秦昭王五十三年（前254）魏安僖王灭卫国，至此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国，被降为卫君。秦昭王五十五年，卫怀君朝魏，魏安僖王囚卫怀君杀之，改立其弟卫元君。秦王政六年（前241），秦军攻取魏国朝歌及卫国濮阳，置东郡，以濮阳为东郡治所，迁卫君角及卫王族于太行山下野王（河南沁阳）安置，为秦国附庸，殷氏亦随卫王族迁至野王定居。秦统一六国之后，曾将天下著姓大族迁往关中地区，而且徭役、戍边、出仕的范围广泛，殷氏此时由中原迁往他处，如江南有会稽郡（今江苏苏州）郡守殷通。秦末时，殷姓仍大多居于河南野王（今河南必阳）、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入汉以后，野王人北地太守殷续以功封于汝南，后移居陈郡长平（河南西华），其后裔衣领相继，成为长平最大的门阀贵族。近年考古发掘中陕西、河南等地出土了有“殷氏冢当”字样的汉代瓦当，可见当时这些地方有较大殷氏家族。另外以博士殷崇为代表的琅琊（今山东临沂）殷氏、殷嘉为代表的东海（今山东郯城县北）殷氏，殷谟为代表的雁门（今山西省河曲北）殷氏，殷>>

河南殷氏的家谱和介绍 没有

第[第，读音作dì(ㄉㄧˋ)]

一姓氏渊源：

单一渊源：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齐田氏后，汉时齐诸田徙至京兆房陵，以次第为氏，有第一至第八。”史籍《后汉书·第五伦传》中也记载：“后或改氏。”

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为了增强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削弱各地豪强的残余势力，遍把战国时期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君的王族后裔和豪族名门共十多万人，都强行迁徙到关中房陵一带(今湖北房县)定居。在迁徙原齐国田氏贵族时，因其族大人众，督迁官烦于编籍，便以其门第按顺序分为第一至第八氏，例如大族田广之弟田英为第八氏，其孙田登为第二氏，元孙田癸为第三氏……等等，由此产生了第一～第八的复氏。

在复氏第一～第八中，第五一支后来出了不少名人，得以普遍流传，所以在宋朝时期，“第五”氏被作为显姓收录到《续百家姓》中，而其他的第一～第八等复氏，后来大都改为单姓“第”氏，现在保留其复姓的人极少能见到，可能绝无仅有了。

第氏，就是田氏。

得姓始祖：田完。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他追封前代圣王后人——舜的后裔妫满为陈侯，史称胡公满。传到胡公满十世孙妫完时，陈国宜公杀太子御寇，妫完与御寇私交相厚，妫完恐祸及己，便逃于齐国。妫完为人谦逊有礼，一向很有贤名，齐桓公很赏识他，就任命其为公正(管理工匠的官)，并封他于田地。其后子孙就以采地为氏，称为田氏。后碎被汉高祖强行编为第序姓氏，但仍尊田完为第氏的得姓始祖。

二郡望：

陇西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置郡，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东乡县以东的洮河中游、武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礼县以北的西汉水上游及天山市东部，包括今甘肃省兰州市、临洮县、巩昌县、秦州市一带。

北平郡：战国时期燕国始置。

雁门郡：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置郡，秦朝、汉朝沿用, 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河曲、五京　兆：京兆原本为京兆尹，“尹”为太守。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京兆尹，为三辅之一，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三国时期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改京兆尹为京兆郡，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秦岭以北、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至华县一带。寨、宁武、代县一带。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

平凉郡：公元前272年，秦昭王灭义渠戎，置陇西、北地、上郡，平凉入秦国的版图，属北地郡。

太原府：亦称太原郡。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441年)置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通渭)，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通渭县、秦安县、定西县、清水县、庄浪县、甘谷县、张家川县及天水市西北部、陇西东部、榆中东北部地一带地区。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改为汉阳郡。三国时期曹魏仍改为天水郡。西晋时期移治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北魏时期仍改回为天水郡，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甘谷县等市县一带地区。

《白鹿原》中的朱半仙照进现实——牛兆濂先生传奇纵览

文从沈梦

一部《白鹿原》，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将关中大地上历史和传奇融冶一炉，锻造出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大餐。然而，凡是读过此书的人，对于主角都感觉亲切熟悉，独独对于线索人物朱先生却是充满着敬仰和怀疑：敬仰是由于他的正义和睿智；怀疑是种种超出常人的预见。大体而言，这种神秘的人物，常常会被奉做神明，广泛演绎，最终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然而，作为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表示：小说中大多故事皆是虚凑而成，而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原型——清末举人牛兆濂；因此，白鹿书院也是有原型的——芸阁书院。在书中所列举的事实，恰恰多数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小说中，朱先生的主要事迹有：赈济灾民，口退十万军，续修县志，广传《乡约》，连而缀之的有不少预言式的名言。基本上，牛兆濂先生也是做着相似的事。

事实上，牛兆濂先生能在后期爆得大名，和1912年妙口退清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当年年初，全国尚处于半清廷统治状态。虽然当时在形式上已经有不少省份宣布独立，但毕竟起义军的数量有限，还不能和清廷抗衡，特别是当时的陕西，虽然攻占了西安城，聚拢在甘肃的原陕甘总督升允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反扑。陕西的义军岌岌可危。为了保住既得战果，为了黎民安生，当时的秦陇复汉军统领张凤翙遍寻良策，后在人提议下，寻访牛兆濂，希望他能说服升允罢兵。为了生民不再涂炭，牛先生慨然前往咸阳升允驻地，据理力持、道明利害，升允即日就罢兵。这事一出，关中人莫不对他感恩戴德，名声自然远播。1926年刘镇华攻打长安时，曾面见先生征询能否攻占长安——却被两条恶狗拦住门，牛先生嗤笑道“您连狗道都不能过，而况二虎乎”的记述就有些传说的味道。

牛兆濂先生将晚年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重建民间文化和编纂县志上，也就是小说中朱先生编纂《滋水县志》和重修《乡约》。通过乡约，将村风家俗调整成为健康高尚的做人规范，为当地的秩序稳定起着健康的作用。通过修县志，让现在人知道家乡的历史，让后人知道文化的传承，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至于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预言，就和广泛流传在关中地区的小曲儿一样，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虽然，牛兆濂先生在世时常说“我不是所谓的神仙”，但他熟读周易、精通卜卦之学，能看透一些常人看不透的规律，掌握一些常人不懂的道理是可以被相信的事。所有关于他的传说，也正是广大百姓乐于有这样“神”一样的人物的存在，这也契合人们对于神秘力量敬仰的敬畏之心。

因为时代的不同，当地文化对于牛兆濂先生的认识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漫长岁月，这段日子里，牛先生的身份逐渐被神化，成了关中地区独一无二的民国传奇人物。建国直至1993年《白鹿原》出版的漫长岁月，牛先生的名头就像沉在巷子的老酒，只被老人口耳相传。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出版，很难想象现在的晚辈还会知道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的存在。

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对于当地文化的重视，以及家族人的努力，牛兆濂先生的文章、事迹被进一步挖掘，终于成了蓝田乃至全陕西一件文化盛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牛兆濂了解到朱先生背后的故事了。

牛先生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关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他的品行高尚，道德谨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延续中华文化传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正在崛起的文化寻根、推重乡贤思潮愈演愈盛，直系血亲牛锐主动请缨，拨冗去繁，披肝沥胆，耗时四年有余，将全身心精力投入到整理家书、编纂家谱的工作当中。工作不但还原了家族长辈的本来面貌，也将稀有的文化遗产妥善保管起来。这样的工作是艰难的，也是利国利民的。如今《牛兆濂集》顺利出版，圆了牛氏家族多年的夙愿，也为陕西文化做出了功在百年的贡献，值得学习嘉奖。

牛兆濂先生的文字朴实敦厚，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感，摘文一篇，共飨：谧儿见知，雍来具悉一切。宋氏妹近颇好腹疾如常，据秦先生言，尚未敢定是病与否，过一两月再看。尔近来须努力改过，前见尔面目憔悴，深以为忧，尔独不知自忧乎。两媳妇须教令早起，一味懒惰将何以度日。现在青黄不接，家家仓用困难，厨中时为料理，不可漠不经心……

另外，从字形上看，朱就比牛多了个人字，也可以理解为“朱先生是牛先生本人”。正因为有了朱先生，牛兆濂先生就更值得被传扬，被学习；没有牛兆濂先生的存在，就没有内涵如此丰富的朱先生。没有朱先生，《白鹿原》的精神光辉就少了许多，也许就不像现在这样伟岸和厚重。陈忠实的良苦用心，在此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文学来源于现实，并不为过。朱先生值得被推崇，牛兆濂先生值得被纪念。后来学人，当以他为范。

曾几何时，**版《白鹿原》割裂掉许多珍贵的人物存在；时至今日，电视剧《白鹿原》将被公映，让我们有机会在视频中寻觅这先人的踪迹。

在文化中学习，是我们的使命。

　　阳曲，乃郭氏根祖之地。在汾阳王郭子仪诞辰1310周年之际，阳曲县委、县政府推出了以“弘扬郭氏文化、构建和谐阳曲”为主题的系列文化活动。这是阳曲县继去年成功举办首届郭氏根祖文化暨寻根祭祖活动之后，进一步弘扬郭氏文化，打响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文化旅游大县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为弘扬郭氏根祖文化，为纪念郭子仪诞辰1310周年，本报推出主题专版，愿读者朋友喜欢。

　　山西阳曲是郭氏家族的发祥地，是海内外郭氏家族公认的根之所在，是郭氏家族由虢姓改为郭姓繁衍生息、辗转迁徙的具有根祖意义的源头。

　　郭氏始祖为谁？郭氏在何处得姓？全世界1500余万郭姓后裔都十分关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郭氏始祖是郭公，天下郭氏源阳曲。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郭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西虢地在虞、郑之间。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与郑武公，楚庄王起陆浑之师伐周，责王灭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曲，生蕴。蕴生淮、配、镇。镇，谒者仆射、昌平侯。裔孙从颍川。”

　　这段关于郭氏起源的经典论述，说明“虢序”受封于阳曲，由“虢”转声为“郭”。这是关于郭氏始祖和郭姓起源的经典论述，不容质疑。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这段记载，讲清了五个问题：一是郭氏来源，郭氏来自姬姓，由虢叔之虢，按声转为郭；二是阳曲是郭姓开宗之地，因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三是阳曲是郭氏居住延续接代之地，因郭全“代居阳曲”，还生下了数代人；四是阳曲是郭氏祖籍地，因为“裔孙从颍川”，郭氏之后代离开祖籍地阳曲而迁往他地；五是虢叔为郭氏始祖，序是虢叔的裔孙，序做为虢叔后裔的代表者，是经周王朝正式承认的，从序开始号为郭公，成为虢转为郭的第一代人。

　　在台湾编印的《山西文献》，其社长兼总编郭荣生在《文献》第43期上发表了“太原郭氏源流”的文章，也同样认定：“郭氏是中华民族古老姓氏之一，其肇始于西周，自东周平王求虢叔后裔序，封于山西太原阳曲后，郭氏一族遂世居太原，繁衍生息，历世不衰、枝繁叶茂、族远宗大。”

　　1995年10月20日至23日，泰国郭氏宗亲总会举行该会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印制了“泰国郭氏宗亲总会成立30周年纪念特刊”，纪念特刊封二处还绘了“子仪公后裔南迁徙图”。从图上可看出，从阳曲迁出的郭氏分四支迁往我国的南方，第一支为冯翊和华阴郭氏，从阳曲迁到华州，从华州又分为两路，一路到河南、福建后又分三股到了广东、海南和台湾，从华州迁出的另一路到了湖南；从阳曲迁出的第二支先到介休，后又到江苏，从江苏分路，一路到江西，另一路到了湖南；从阳曲迁出的第三支，先到洪洞、沁县，后到安徽；从阳曲迁出的第四支到了沁水，从图中可看出郭氏发源地为太原阳曲。

　　郭氏在全国的迁徙分布

　　阳曲为郭氏得姓开宗之地，其后裔奔向各方，在各地发展壮大起来。

　　郭姓分布很广，是当今中国常见的第16大姓(在台湾排名第14)；按姓氏人口统计，现总数达140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15%，为中国人口最多的超过1%的19个姓氏之一。内地以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等省多此姓。

　　从西虢东迁后的分布看，虢叔之后裔最初主要集中于今河南、山西和陕西一带，并以山西为主要聚集地。虢国于春秋战国时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