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全国各地薛氏的辈分排行，可以按照这个辈分字谱来进行排序。

1、江苏徐州薛氏字辈：文广宏井道、淮本自天生、宜仁长方明、增厚传家远。

2、江苏连云港薛氏字辈：久玉开堂德凤运、宏文治国景盛兴、传家聚宝宜太平、光宗耀祖显朝上、万代安邦永长春。

3、山东蒙阴薛氏字辈：仲永洪尚应、庶雷国美以、振继懋锡西、庆其毓玉汝、忠孝信广东、爱善文德兴、玉树良凤熙、美元亨利贞。

4、湖南怀化薛氏字辈：天正国生顺、官清朝兴昌、祖德祥开象、宗功胜纪堂、英贤纶继述、生财自茂良。

5、安徽萧县薛氏字辈：文广洪井道、怀本自天生、宜仁长方明、增厚传家远。

6、湖北枣阳薛氏字辈：士薛公明从、国正天心顺、家治祖德宽、广大承先才、基本永世传。

7、重庆云阳薛氏字辈：天胜德义光、世泽道隆昌、敦本传家茂、人文大启长。

8、广东薛氏字辈：松园茂盛荣、千载朗日、光辉照万年。

9、贵州薛氏字辈：靖汝世维忠、胡林然基如、世德钟声远、清风启画图、中厚存先烈。

10、云南薛氏字辈：如丙中国正、开定应显能、清言崇先治、祯祥万载春、积德必兴胜、文明百世隆、雄伟升云进、昭阳福乾坤、安邦传礼义、永远富贵承、高仲荣华长、锦绣壮玉君、太平金银有、厚道满门尊、共书祖鸿志、利恭卓朝廷。

扩展资料：

薛姓，是中国一种姓氏，始祖奚仲，因分封在薛国而得姓，以封邑名为氏，得姓始祖为黄帝之子禺阳第十二世孙奚仲，后人有以国名为氏，部分后裔为虞舜后裔孟尝君田文之后。

薛姓发源地有山东省滕州市，薛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68位，薛氏以山西、江苏、陕西、河北、福建、山东等省为多，这几个地区的薛氏占到中国汉族薛氏人口的63%，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薛氏人口增至为720余万，占全国人口的053%，为排行第35位的大姓。

姓氏起源

《起源一》

源于任姓，出自黄帝之幼子禹阳在颛顼帝时的封地任，属于以居邑为氏，相传薛氏先祖最早源自古代任姓部落，是人文始祖黄帝的后裔。

据史籍《元和姓纂》、《新唐书》、《通志》等记载，黄帝一生共有二十五子，成年后皆以德行出众，受封为十二个不同的姓族，散居于各地。其中幼子禹阳在颛顼帝时受封于任（今山东济宁任城），而为任侯，禹阳之裔孙以邑为氏，形成任姓，其后任姓几经发展壮大，人才兴旺，支系庞杂。

禹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因其精工巧思、发明车辆有功，被大禹任命为车正（官名），专门管理天下车辕之事，奚仲因此也被视为车的创造者，受后人仰慕。

车辆的发明与使用大大加快了中华文明的步伐，大禹赐封奚仲以薛（今山东藤州）为邑，称薛侯，奚仲家人闻讯都以此为荣，不少人甚至索性以薛为氏，表示纪念，是为薛氏之始。后来奚仲曾一度迁居于邳（今山东枣庄薛城官桥镇，一说微山湖地区）。

到了战国末期以后，薛氏的地位日渐下降，最后变为一个村落，而薛国族人辗转迁徒，始终不忘先祖列宗，后以国名为姓氏，仿薛公子登，多称薛氏。

《起源二》

源于妫姓，出自虞舜裔孙齐国丞相田婴的封地薛，属于以居邑为氏，孟尝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就是在周郝王姬延五年（齐宣王田辟疆九年，公元前310年）出任齐国宰相的田婴，他曾被齐威王田因齐封于薛（今山东滕县），也就是故薛国之地，因此他也被称作薛公，号靖郭君（一作静郭君），田婴逝世后，田文袭封，仍以薛地为食邑。

后田文病逝，无能的诸子们争位，乱成一团，结果被齐、魏两国联手共灭之，至秦王嬴政灭六国后，薛国故地被秦国设置为薛郡，田文的后裔彻底失却封地，子孙分散各地，汉朝以后，直至魏、晋时期均设为薛县，最后到隋朝时期被废黜，成为滕县领属之地，西汉初期，田文之孙田国、田陵迁徙到竹邑（今安徽宿县）居住，并以故封邑命氏，遂改田氏为薛氏。

《起源三》

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匈奴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又称胡。战国时匈奴开始与中原各政权接触，其后长期影响中原各地，直至南北朝后期，匈奴之名逐渐消失。

通过战争、和亲和关市，匈奴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关于匈奴薛氏来源，因史料不详，今已无从查考。仅在史籍《魏书·裴庆孙传》中记载，吐京，在今山西石楼西北部十五公里处，匈奴最先活动于今蒙古高原一带，东汉时期因内讧分成南北二部，南匈奴后来南下附汉，并几经辗转最后定居于今山西离石一带。

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交往密切，南匈奴各部逐渐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转而农耕定居，出现汉化趋势，至魏晋时，甚至纷纷改用汉姓，匈奴民族薛氏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后逐渐汉化。

《起源四》

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鲜卑拓拔部叱干氏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叱干氏源于鲜卑拓拔部叱干氏族，亦称薛干氏，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之一，曹魏后期，拓跋鲜卑兴起于西部，降服了濡源西部直至五原的诸部落，建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其首领力微遣太子入魏朝聘，长期留居洛阳达十七年（公元261～277年），晋怀帝司马炽执政时期（公元306～311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受晋封为大单于、代公，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年（公元376年），拓跋鲜卑的代国被苻坚所灭，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硅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北魏），这一时期，尤其是北魏统治的一个半世纪中，鲜卑族进一步吸收汉文化，渐与汉族人融合。

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进一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争取中原汉族地主支持，增进胡汉融合，北魏孝文帝决定顺应形势，推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要求朝廷上下“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

强令鲜卑族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迅速汉化，并将本民族的二三字以上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姓，独孤氏改为刘姓，“其余所改，不可胜纪”，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姓浪潮中，叱干部遂改为薛，成为薛氏成员之一。

《起源五》

源于突厥族，出自唐朝时期突厥薛延陀部，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薛延陀国，是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铁勒部的一支，由薛部与延陀部联合组成，据传，薛部先祖本是汉族人，后来流落到漠北一带并在此蕃息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成为当地的一个游牧部落。

为了表示不忘先祖，他们便以“薛”为部落名称。以后薛部在与邻近的延陀部战争中获胜并其部而有其众，两部遂合二为一，称薛延陀。薛延陀国灭亡后，部众四散流徙，或南下附唐，或并于他族，其中一部分人“以族为氏”，而改姓了汉族的薛氏，分布于营州至平州一线（今辽宁朝阳至河北卢龙）。

在薛延陀部故居地（今蒙古国西北部杭爱山脉），至今仍有许多薛氏族人生息繁衍，他们都是古薛延陀部的突厥族人后裔。唐朝时期的营州、平州，均属于汉、晋、北魏时期的古辽西郡，这就是南宋著名学者郑樵在《通志》中所称的“辽西薛氏”之源。

起源六

源于冒姓，出自唐朝武则天时期冯氏后裔冯小宝，属于帝王赐改姓为氏。唐朝时期，有一著名的人，叫作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自称周文王后世子孙，鄠人（今陕西户县），闯荡江湖，在同官县（今陕西铜川）贩卖药材，练就了健壮的身体，粗犷中不失数分英俊。冯小宝发迹后，其兄弟子侄乃至姻亲裔孙纷纷冒姓薛氏，以崇其位，此后沿袭不改。

《起源七》

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明时期蒙古诸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1、元末明初，忽必烈的一些嫡系后裔子孙内附于明王朝，以元朝开国皇帝的蒙古称号“大蒙古国薛禅汗”为汉姓，称薛氏，世代相传至今。

2、据史籍《明史》中的记载：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赐蒙古贵族托果齐姓薛名台，安置驻扎于平州新昌一带，又赐瓦剌部首领托欢姓薛名斌，为原驻地甘肃土司，赐姓，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对臣属的殊荣，故一人受赐，全族荣耀。内附的蒙古族瓦剌部族人因酋长获帝王赐姓，有许多部族人等一时均随之改汉姓为薛氏，世代相传至今。

3、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苏尼特氏，亦称薛尼特氏、雪尼特氏，源出元朝时期蒙古薛尼特部，是成吉思汗第六世祖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之第四子薛尼特所组建的氏族，世居巴颜鄂隆（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西乌珠穆沁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unit Hala，后多冠汉姓为薛氏、苏氏等。

参考资料来源-薛姓

赐姓亦是姓氏的一个重要来源。帝王将某个新的或现成的姓氏赐给某个族群作为它的成员的姓氏，就是赐姓。

赐姓制度可以秦代为界分为前后两种类型。秦代是中国姓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秦代之前姓是姓，氏是氏，两者泾渭分明，秦代之后姓、氏合一，姓与氏已无区别，源自先秦时代的氏已被等同地视为姓。

我们在前文曾指出，姓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是随人类社会的进化而历史地形成的，姓是氏族成员内部约成俗定的产物，并不是由氏族之外的某个人物赐予或恩惠的，它是氏族血缘同一性的标志。既然姓是氏族血缘这种"自然关系"的标志，因此，就不存在所谓"赐姓"，姓是无待于赐予的，而是一个氏族"与生俱来"的。

但史籍中却多有关于"赐姓"的标志。如《尚书•禹贡》说："锡（赐）土姓。"《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昭公八年》说周王使帝舜的后代胡公主祀帝舜，并赐之姓曰陈。《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帝舜赐予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董，氏豢龙，《国语•周语下》说帝虞"命姓授氏"之事，赐禹姓"姒"，氏曰"有夏"，赐四岳姓"姜"，氏曰"有吕"，《国语•楚语下》说："民之彻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如果说从来不存在什么"赐姓"制度，古人的这些说法莫非全是空话了吗？

对上述记载应具体分析。细绎诸段文字，叮知其中所谈包括"赐性"和"命氏"两种情况。《尚书•禹贡》的"锡土姓"、《左传•隐公八年》的"因生以赐姓"、《国语•周语》的"命姓"及赐禹姓姒、赐四岳姓姜是"赐姓"，但姓非由赐而得，禹之姓姒、四岳之姓姜并非由赐而得，而是源于图腾，姒、姜诸姓与图腾之间的渊源关系前文已述。但"赐氏"或"命氏"制度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左传•隐公八年》的"胙之土命之氏"，《昭公八年》的周土封虞舜后代胡公于陈地并赐之姓曰陈氏，《昭公二十九年》之舜赐为之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回"豢龙"，《国语•周语》之舜命禹氏曰"有夏"、命四岳氏曰"有吕"，《周语》之"彻其官者，物赐之姓，以监其官"等，都不是赐姓，而是赐氏，姓不可赐。而氏却可赐。我们在上文曾经说过，只有贵族才有氏，氏是权力、地位等的象征，因此上述所列举的命氏事件均与赋予土地、官职、权力等活动同时进行，《左传》所谓"胙之土命之氏"、周封胡公于陈地而赐之姓曰陈、舜命禹氏曰有夏、四岳曰有吕（夏、吕均为地名或国名），都是因封地而赐氏，而舜赐驯龙的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周语》所谓"物赐其姓，以监其官"等则是因任命官职赋予权力而赐氏。《左传》说舜赐飂叔安之子姓曰"董"、氏曰"豢龙"，实际上，"董"亦当为氏，而非姓，因为"董"原本有董理、料理、管理之义，现代汉语中的"董事会"、"董理"等词取"董"字的这个意思，而"豢"也无非是"管理、料理"之义，因此，此族以"董"为姓当源于其以"豢龙"为氏，或许董氏是豢龙氏的一个支族。

综上所述，先秦之所谓"赐姓"，实际上是指"赐氏"，或者说，先秦只有赐氏而天赐姓，赐氏是在一个新的族群从其母体族群分化出来之时，由官方赋予它一个正式的与其地位、财富、权力相当的名号，因此，赐氏活动总是伴随着新的"氏族"的形成，伴随着这个新形成的族群对权力、财富的占有。赐氏是一种具有实际的政治、经济后果的行为。

秦代之后，由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权力由天子一人所独揽，已不再存在受天子册封、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诸侯国（汉代曾一度出现封建制的反动，但很快就被荡除，封建制在秦代之后只是昙花一现），权力不再是靠世家大族独断专行，而是由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实施，也就是说，权力与家族分离了，因此，原本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到这时已丧失了意义，它除了仅仅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之外，已不具备象征权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氏蜕变成了姓，或者说，姓氏不分、姓氏合一了。秦代之后，仍常有皇帝赐姓的事情发生，但这时的赐姓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赐氏，赐姓不像赐氏那样伴随着土地、权力等的赋予，而仅仅是赐予一个家族某个名号，即准许它用某个字为姓而已。因此，秦代以后的赋姓主要是具有一种象征的、荣誉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如先秦赐氏那样的实际价值了，只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奖赏。

秦代之后赋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赋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赋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他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赋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赋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秦末楚、汉之争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一个齐人娄敬，此人能言善辩。刘邦取得江山之后，商议建都大事，由于刘邦手下都是东方人，众人皆议提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说服刘邦建都长安，以得天下形势之要，从而奠定了汉家数百年基业。刘邦建都长安后，心中高兴，于是特许娄敬姓刘，改名刘敬。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开国元勋也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曹国公徐世（责力），以及邴元紘、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吴、杜、曹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可谓"弃暗（安）投明"。

盛唐之世，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慕中华文明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唐玄宗时，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归唐，玄宗亦赐其姓为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是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后来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曰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人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耶律阿保的长子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入皇宫作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嗣父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

（来源：姓氏名号面面观）

荣耀……比如你现在的姓氏，最初就有可能是赐姓的，因为在先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姓，相对于而言，有姓的都是贵族，所以，很多姓作为赏赐被赐姓，因为没有，所以赐姓是一种赏赐……这种行为作为一种礼仪上的赏赐被各代王朝延续继承。就如同清朝的入籍和抬籍类似。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历来被史家视为唐代的延续和发展，是唐代的一部分，故当时所赐的武氏也被本文视为国姓。

1、安抚降将

赐姓盛于乱世，尤其是王朝勃兴之初，前代重要的政治首领、军事将领归附，帝王常以赐姓以示安抚。唐初武德年间是赐姓的一个小高潮，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唐政权草创，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对归附的各路“烟尘”首领或赐以国姓，或许以高官厚禄。如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姓李氏。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定巩固和收揽人心是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又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尤其是平叛战争后期，更是频频使用。如安史部将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1]（《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乾元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臣”[1]（《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等。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战乱的迅速结束，尽快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以后唐最有代表性，后唐庄宗就曾多次给后梁旧将赐以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不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假子，虽然说是“以利合而相资”，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之功效。

2、笼络羁摩外蕃。

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五代的突出问题。李唐出于开拓疆上、安抚蕃邦的政治需要，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从而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赐姓于蕃族权贵始于武德年间。根据马驰先生的考证，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以赐姓李氏，当是唐代赐国姓于蕃族权贵的最早记载。[2](P89)此后，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便愈来愈炽。唐初有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其所部内附，皆赐姓李氏。此后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率众内属，“拜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1]（《旧唐书》卷198《西戎》）。宪宗元和四年，奚王没辱孤归附，“赐以李氏”[3]（《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对率众归附的蕃族权贵赐以国姓，表示不仅没有把他们当异类看待，还引为宗室，这无疑给刚刚内附、尚心存狐疑的部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这一做法还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起到了很好的招抚作用。这正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之处，也是唐帝国辖区内及与周边各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如唐懿宗时，“（西川近边六姓蛮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真腊副王婆弥远来朝贡，被赐姓名为李宾汉[5]等例，便是明证。

中唐以后，赐姓常伴以赐名，如李献忠(本阿布思，铁勒同罗部首领)、李崇信(本护密国王纥设伊皋施)、李奉国(本东突厥舍利部大人，舍利葛旃)、李忠信(本名悉诺逻，为吐蕃苏毗王子)、李遮甸(本吐蕃阿史那都支可汗部别帅)等。再如唐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温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4]（《资治通鉴》卷246）皆是赐姓名于蕃部权贵。除了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外，其家眷往往也蒙受“恩宠”，如高昌王鞠文泰之妻宇文氏“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6]（《唐会要》卷95《高昌》）武则天时，贺兰州都督契苾明之妻凉国夫人及母临洮县主都被赐姓武氏。[7]（《全唐文》卷187《镇军大将军行左鹰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志序》） 

五代时处乱世，与盛唐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蕃更多是疲于应付，赐姓笼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4]（《资治通鉴》卷281）。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李，名赞华等例。

3、褒奖有功。

褒奖有功是赐姓的主要功能之一，往往能起到高官厚禄等物质奖励所不及的效果。因功赐姓则是赐姓的主要部分。如唐代协助临淄王李隆基（即玄宗）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助昭宗反正的孙德昭等皆因有拥立大功而被赐姓。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茂贞。”[8]（《旧五代史》卷132），是立有护驾之功而被赐姓。而以战功赐姓的将领则更多了，如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忠（原名曹令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李茂勋（出自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全略（原名王日简）、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李光颜（本铁勒部酋长）、李国昌（沙陀酋长，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党项族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皆是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军事战争中立过大功的军将，以战功卓著而被赐姓。

五代时期，天下之争夺更是惨烈，“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以军功赐姓的例子也很多。如后唐庄宗时，元行钦、夏鲁奇俱以骁勇善战而被赐姓名为李绍荣、李绍奇。这方而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因功赐姓是赐姓功能的最好体现。

4、以示恩宠

是否赐姓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决定，故格外受帝王宠信的臣下，也常被赐以国姓。如唐初邴粲，与高祖李渊交厚，得以赐姓李氏；张元悊因“与太宗有故，赐姓李氏。”[7]（《全唐文》卷232）同时一些谄媚、投机的小人，因为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往往也能享受到赐姓的殊荣，从而使赐姓的神圣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武则天时，“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言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5）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侍御史来子珣等一干阿谀得进的小人、酷吏也并被武则天赐姓武氏。这一时期甚至连李唐皇室中的一些人也被改为武姓，所谓宗室蒙乱，“（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4）五代更是荒唐，“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晋王赐姓名”[4]（《资治通鉴》卷271）。马绍宏，本一宦官，因得宠于庄宗，也得以赐姓李氏。

（二）、赐他姓

唐五代赐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多样，除赐国姓外，还有赐予他姓的情况，这是赐姓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与其他历史时代颇不相同。如武德中，“（史大奈）从平长安，以（功）多，……赐姓史”。贞观时，“阿史那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遂自称万年史氏。[5]（《新唐书》卷110）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4]（《资治通鉴》卷246）赐以汉字单姓以代替少数民族复姓，是古代姓氏变化的形式之一。天宝年间，玄宗以外家姓赐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曰窦。[5]（《新唐书》卷221）“天授中，诏改纥骨氏十七代孙绍，左司员外，姓元氏。”[9]神龙初，桓彦范“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1]（《旧唐书》卷91）“（太后）乃度（怀义）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子薛绍合族。”[1]（《旧唐书》卷183）以上所赐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俱为世人所重。故赐予这些姓，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与赐国姓的意义和效果并无什么不同。

后梁时期，成汭因犯后梁祖讳，梁太祖赐其姓周氏，这是因避讳而赐他姓。后唐明宗曾赐“蕃将惕隐姓名为狄怀惠，则骨姓名为列知恩，舍利则剌姓名为原知感，骨姓名为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讫宜姓名为乙怀宥。”[8]（《旧五代史》卷42）则是取感恩、怀顺等实际意义。

（三）、赐恶姓

帝王赐姓并不都是褒扬，还有出自贬损，那就是赐恶姓，即用恶字赐为姓。这种赐姓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意味。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就如同“赐死”一样，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往往与危及统治利益的人和事有关，或是出自帝王感情好恶。

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后，遂将高宗的原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蟒意为大毒蛇，枭意为枭首。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通通被更姓虺氏，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惟运），改其姓为蝮氏”，[4]（《资治通鉴》卷201）“蝮”意为毒蛇。此外，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晋之姓为厉”[4]（《资治通鉴》卷210），毒为毒药，“厉”意为恶鬼。这也属赐恶姓的范畴。

赐恶姓是不仅对其本人的极大侮辱，其子孙后代也要都担负恶名。作为家族徽号的姓氏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皇权的*威之下，却变得如此无足轻重和脆弱不堪，可见专制制度势力之强大。

（四）、其他种类的赐姓

其他种类的赐姓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继嗣赐姓。继嗣传宗，为宗法社会恒有，但由于宗族的排他性，异姓入族继嗣必须要改姓，因而就出现了利用皇权进行干预，赐姓继嗣的现象。比如武则天把同父异母兄及其堂兄都诛杀后，发现本支没有继嗣，遂动用皇权赐姓的优势，“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镬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2）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不甘心再还政于李氏，于是先后以皇子李显、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德宗时，“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曰李承绪”[4]（《资治通鉴》卷233），为其续嗣来追念李怀光的功勋。

其次，臣下主动要求赐姓。赐姓是皇帝主动的行为，体现皇权的权威。然到唐中期以后，藩镇拥兵自重，跋扈不臣，大唐王朝是内轻外重，这从赐姓行为中也能得到体现，即臣下开始主动要求皇帝赐姓，并常带有胁迫意味。一些节帅藩镇出于种种原因，上表奏请赐姓，而朝廷对他们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都会迁就他们的请求。如代宗时，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其从外氏姓，叔明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1]（《旧唐书》卷122）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原名安重璋，“本安兴贵曾孙”，因“耻于逆臣（安禄山）同姓，”表请赐姓，“赐李氏，名抱玉。” [1]（《旧唐书》卷132）

再次，追赠赐姓。追赠是在臣下死后追加的荣誉，在唐代，赐姓也被列为追赠的内容之一。如李君羡，贞观被诛，天授中，武则天追尊武姓，诏复官爵。可见赐姓对臣下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此外还有因特殊技艺而被赐姓的例子。如是光乂著有《十九部书语类》，“开元末，授集贤殿编撰，后赐姓齐”[5]（《新唐书》卷59）南唐歙州著名工匠李延珪，善于制墨，史称“自宋以来，推为第一”，其本姓奚，被南唐主赐姓为李。[10]（《十国春秋》卷32）

最后，因嫌恶而赐姓。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帝王觉得臣下的姓不吉利，于是就赐姓改之。如五代时，江西的危全讽等被杨渥打败，信州的危仔倡投奔了吴越王钱鏐，吴越钱氏偏安一隅，觉得危仔倡的姓氏字面不吉，怕不是好兆头，就更其姓为元氏。[10]（《十国春秋》卷78）哀榆，仕于南唐，朝贺时皇帝嫌“哀”字不祥，于是就赐姓衷氏。

二

纵观唐五代时期的赐姓制度，有几个方而的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赐姓的范围扩大了，获赐者除了官僚贵族外，还有寒人武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范围。其次是赐姓的形式多样。有赐国姓、他姓、恶姓。臣下主动要求赐姓，更是唐五代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大大地改变了以往赐姓中一调的现象。再次，赐姓的目的也不同。或安抚笼络，或褒奖有功，或以示宠信，或发泄私愤。最后是赐姓与赐名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自唐中期以来便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赐姓与赐名的同时出现，无非是把赐姓的外延扩大了，其内涵却是相同的，即其功能和作用与单纯的赐姓并无根本的差异。

这一时期的赐姓制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赐姓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政治手段。赐姓虽是一种荣誉，但臣下一旦获罪，所赐姓氏就会被剥夺，还复本姓。削夺属籍，决定了赐姓的不稳定。如唐初罗艺归附，“赐姓李氏，予宗正属籍”，然他在太宗时谋反，又被“复本姓罗氏”[1]（《旧唐书》卷56）。李绩于唐初被赐姓，到武则天时，其孙李敬业起兵反武，被镇压后，还复本姓徐氏。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氏后，不久后得罪，“敕流雷州，复本姓”。[4]（《资治通鉴》卷202）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到了唐中期以后，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开始对赐姓的取舍提出要求。如安史之乱后，张忠志被赐姓李氏，到大历年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次年，他又“更请赐姓，……复赐姓李”。[4]（《资治通鉴》卷225）尚可孤，鱼朝恩爱其勇，奏（帝）姓鱼氏……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但到“建中四年，仍复本姓名”。[1]（《旧唐书》卷144）李克用和李茂贞被削夺官爵和属籍后，旋即又恢复。后唐明宗即位后，同光朝赐姓名的将领如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杜晏球、夏鲁奇、米君立、李彦超等纷纷上表求复本姓名，明宗皆准所奏。这既是赐姓制度不稳定的表现，又是中央政权遭到削弱的必然现象。

赐姓在唐五代的盛行不仅有古老的传统，还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来，姓氏文化中出现了别士庶，重地望的新内容，并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门阀大姓成为时代主宰，士庶相争，谱学大兴，九品官人法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尚姓望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旧日的士族大姓已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以胡化的汉族为主体，尚武善战，与昔日的魏晋士族有很大不同，但在重视阀阅郡望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如李唐皇帝自称出自陇西大姓，又拉老子李耳为始祖，凉武昭王李嵩为近祖，目的是很明显的。唐太宗制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世系，分等级，以从制度上提高以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的姓氏等级。此后，武则天当政又制修《姓氏录》，使凡在当朝做官至五品的官员皆升为士流，这一切多是“尚姓”之风的表现。为了提高李姓及其功臣的社会的地位，唐统治者采取了赐姓等措施。赐姓的实行，除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外，还在潜意识中制造人们对国姓的向往，制造获赐者的喜狂和名利双收；赐姓的剥夺，又在向世人宣示国姓的尊贵，这都在无形中抬高了国姓的地位，可谓一举数得。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姓望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中晚唐时期，衰落的旧士族仍持声名，以致唐文宗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也？”[5]（《新唐书》卷172）这表面上是围绕姓氏门第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尚姓”意识和风气。可见当时姓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赐姓给唐五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总的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赐姓者入籍联宗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唐五代的统治。如李忠臣本一叛将，归国被赐姓。代宗永泰元年，吐蕃入寇，进逼关中，代宗急诏各道出兵，而“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4]（《资治通鉴》卷223）藩镇尚且如此，赐姓之效可见一斑。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赐姓，不但朱邪贵族举族世代李姓，还俨然以李唐的继嗣传人自居。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和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为七庙，赐姓也以李氏为国姓，其意很明确，他们已自视为李姓皇族了。由此可见赐姓联宗的魅力。

其次，赐姓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唐五代时期继承巩固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的成果，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这个时期，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民族不断同化，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消失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衡量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个标尺。历史上也出现过以改变姓氏来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主。从姓氏变化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唐五代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少数民族权贵的，遍及突厥、回鹘、奚、契丹、靺鞨、吐蕃、党项、沙陀及西域中亚等各族。这些民族内附后，在广大地区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他们“心仪华夏”，往往因其部落酋长的赐姓而纷纷改从汉姓，甚至举族随之改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可以说，姓氏汉化的程度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最后，赐姓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唐五代赐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更是把赐姓和假子制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成分。直至明清，赐姓还是长盛不衰，被继续沿用，可见赐姓的魅力之久，只不过后世赐姓的规模不如唐五代时期罢了。唐朝曾征服过三韩，为其地置都护府，予以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包括赐姓制度。据史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在其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可见赐姓在汉化极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影响的。唐元和十一年，“南诏（主）劝利德磋巅，赐姓蒙氏”[4]（《资治通鉴》卷239）。

总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赐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对前代特别是汉代以来赐姓的总结，并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姓氏的重视，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们思想中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门第思想。从民族的意义上讲，姓氏又反映了一种民族融合运动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这些都能在唐五代赐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以上——摘自新浪博客：懒人9爷的博客

百家姓中没有“肖”，即C选项。

《百家姓》虽称为”百家姓“，但并非只有一百个姓。《百家姓》文中的姓氏次序也不是按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根据渊源出处的不同或其特征，《百家姓》中所列姓氏可以分为16种。

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姓氏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中国早起出现的姓氏都是女字旁或部首，如姬姓、姚姓等。

扩展资料：

《百家姓》虽称为”百家姓“，但并非只有一百个姓。《百家姓》文中的姓氏次序也不是按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根据渊源出处的不同或其特征，《百家姓》中所列姓氏可以分为16种。

第一种，以祖先的图腾崇拜物为姓氏。

有些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如：熊、马、牛、羊、龙、凤、山、水、花、叶等。由于年代久远，史前部分消失后难以考知，到底哪些姓氏源于图腾崇拜，已不得而知。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曾率领“熊、黑、貅、貔、虎”等。

这些“ 熊、罴、貅、貔、虎”等可能就是图腾氏族的名号。但这些氏族的名号究竟有哪些传递下来，成为其后裔的姓氏，也已难寻蛛丝。

第二种，以祖先名字中的字为姓氏。

如年，是在春秋时，周灵王有子叫“王子年夫”，年夫的后人便以其名中的“年”字为姓氏。 类似的还包括牧、终、常、孔、廉、乐、皮、高等姓氏。

第三种，以封地名和国名为姓氏。

如宋，是出自子姓，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 公元前十世纪周公平定了武康叛乱之后，微子启受封於宋国， 其子孙以原国名“宋“为氏。类似姓氏还有赵、吴、郑、陈、卫、蒋、沈、韩、秦、许、吕、戚、谢、邹、柏、章、苏、潘、葛、范、彭、鲁、韦、苗、任、柳等。 

第四种，以职业或官职为姓氏。

如司徒，是上古时代官名，传说尧、舜时设立，一直延续到秦汉，任此官职的后代便以官职名称为姓。另外还包括司空、司马等也属于这种情况。 

第五种，以山名、河名为姓氏。

如乔姓，出于有熊氏。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的子孙中守陵的人就以陵山之名“桥”为姓氏，后人去木为“乔”。还有姜姓，出于神农氏，炎帝神农氏居住在姜水，其后代有人以河名为姓。

第六种，以住地的方位为姓氏。

如东郭，郭是指古代时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东郭，就是外城的东墙附近。齐桓公的后裔中有住在临淄城东外一带的，被称为东郭大夫，其后人便以东郭为姓；类似还有东门，鲁庄公有后代叫公子遂，字襄仲，家住曲阜城东门旁，人称东门襄仲，其后人便以东门为姓；

另外还有西门，春秋时，齐国和郑国都有公族大夫住在都城的西门附近，人称西门氏，其后人便以西门为姓氏。 

第七种，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

如复姓呼延、慕容、宇文、尉迟、万俟等姓氏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八种．以出生时的异象为姓氏。

如武姓，周乎王之子出生时掌纹呈篆文“武”，由此，周平王赐其姓为武。 

第九种，以谥号为姓氏。

所谓“谥”为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如穆姓、文姓等，齐威王之孙田文，号孟尝君。孟尝君避乱到魏国，死后进号文于，其后人以其谥号“文”为姓氏。另外还有康姓也属于这种情况。 

第十种，因避祸、避仇、避讳、避嫌所改的姓氏。

如桂姓、田姓等，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而改姓田。

第十一种，帝王赐姓氏。

如金姓、刘姓、郑姓等。明代太监马三宝有功，被永乐帝赐姓为郑，马三宝因此改姓换名为“郑和”。 

第十二种，以数量词、排行次序及天干地支为姓氏。

如万姓、丙姓等。 

第十三种，少数民族文化上汉改姓氏。

如元姓。少数民族用汉姓的人物中，还有著名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李克用系沙陀族首领朱耶赤心之子，曾率沙陀闻助唐击败黄巢长安，任河东节度使，又进封为晋王。唐末，李存勖“李”姓起兵，建后唐王朝。

第十四种，汉族人改为少数民族姓氏。

辽、夏、金、元时代，汉族人改换为少数民族姓的也很多。

第十五种，部分少数民族的姓氏。

满族有穆昆组织，是构成满族社会的基层血缘组织。穆昆由一个或数个家庭组成。同一个穆昆中，只有一个姓氏；同宗的几个穆昆，则冠以几个汉姓。如乌雅氏的五个穆昆，分别以吴、穆、包、黄、邵为姓氏；

宁古塔氏的四个穆昆，以刘、宁为姓；喜塔喇氏的一支穆昆（居今新宾县永陵镇）以图为姓，居盛京的穆昆以祝为姓。

壮族经父系世袭，子女随父姓。女儿出像后，须加双姓，即夫姓在前、父姓在后。如：其夫姓莫，其父姓罗，她便称为“莫罗氏”。此称，与汉族旧习俗如张王氏、李扬氏等相同。

第十六种，容易读错的的姓氏。

汉字有多音字及古音有变等，作为姓容易读错。

-百家姓

48薛

1张 2王 3李 4刘 5陈 6杨 7赵 8黄 9周 10吴 11徐 12孙 13胡 14朱

15高 16林 17何 18郭 19马 20罗 21梁 22宋 23郑 24谢 25韩 26唐

27冯 28于 29董 30萧 31程 32曹 33袁 34邓 35许 36傅 37沈 38曾

39彭 40吕 41苏 42卢 43蒋 44蔡 45贾 46丁 47魏 48薛 49叶 50阎

51余 52潘 53杜 54戴 55夏 56钟 57汪 58田 59任 60姜 61范 62方

63石 64姚 65谭 66廖 67邹 68熊 69金 70陆 71郝 72孔 73白 74崔

75康 76毛 77邱 78秦 79江 80史 81顾 82侯 83邵 84孟 85尤 86万

87段 88曹 89钱 90汤 91尹 92黎 93易 94常 95武 96乔 97贺 98赖

99龚 100文

薛姓起源有三：

一、出自任姓，得姓始祖为奚仲。相传薛姓先祖最早源自古代任姓部落，是人文始祖黄帝的后裔。据《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通志·氏族略》等资料记载，黄帝一生共有25子，为4母所生，成年后皆以德行出众，受封为12个不同的姓族，散居于各地。其中幼子禹阳在颛顼帝时受封于任(今山东济宁)，而为任侯。禹阳之裔孙以邑为氏，形成任姓，其后任姓几经发展壮大，人才兴旺，支系庞杂。

禹阳的第十二世孙奚仲，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夏舜因其精工巧思、发明车辆有功，特任命为车正(官名)，专门管理天下车辕之事，奚仲因此也被视为车的

创造者，受后人仰慕。车辆的发明使用大大加快了中华文明的步伐，禹赐封奚仲以薛 (今山东藤州东南)为邑，称薛侯。奚仲家人闻讯都以此为荣，不少人甚至索性以薛为氏，表示纪念，是为薛姓之始。后来，奚仲曾一度迁居于邳(今山东微山西北)。

传至奚仲第十二世孙仲虺，已是夏朝统治末期，随着夏桀的统治摇摇欲坠，商汤的势力在东方兴起，在众多诸侯国纷纷叛离夏桀的形势下，商汤积极筹划灭夏的工作。他启用贤人伊挚为尹，人称伊尹，又任用仲虺为相，在伊尹和仲虺两人共同辅佐下，商汤的进攻势如破竹，很快就灭亡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作为商的贵族，仲虺及其子孙在祖居地薛邑享有封地和爵位。仲虺的后代有臣扈和祖巳，传到祖巳的七世孙成，迁国于挚，国号由薛国改为挚国。

商末，活动于岐山之阳的周族部落首领季历娶挚国国君成的女儿大任为妻，生子姬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到周文王次子周武王兴兵克商后，分土建邦，大封天下诸侯，复封成的后裔为薛侯。薛姓人复又回到发源地生活，此后薛人一度迁居于邳，又曾在挚地生活多年，这些地方都留下了薛人生活的印迹，但薛地作为薛人的肇始之地，仍是薛人最重要的发展蕃息之地。

春秋时期，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域日益缩小，控制诸侯的权力也日益丧失。而一些地方经济较为发达、军事实力日渐增大的诸侯国，却积极发展自己势力，欲图称霸诸侯。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得贤相管仲辅佐，连灭周边小国，成为当时纵横捭阖、咤叱风云的一位霸主。薛国作为西周王朝的一个小诸侯国，其国人在薛侯的领导下安分守己地生活着，对当时诸侯争霸采取不参与政策。迫于齐国的强大，当时众小侯国纷纷向齐国进贡屈服，独有薛侯不听命于齐桓公的调遣。不可一世的齐桓公的霸主地位竟遭到国力弱小的薛国国君的挑战，齐桓公恼羞成怒，假借周天子的名义，降罪于薛侯，将薛侯的爵位降黜一级，由侯贬黜为伯。大约在战国中期，薛国被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大、拥有百万大军的楚国所灭，国土臣民尽归于楚。国破家亡的薛公子登不得不听任楚王的派遣，楚怀王封其为沛公，强令登仕楚为官，为自己服务。悲愤满怀的公子登就任未已，即趁机离去，辗转隐藏于市井赌徒之间，为了纪念失去的国土，他便以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后人称他为薛公。

薛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凡64世，以下为有史可记的世次：畛一初一厉侯陵一宣武侯房一哀侯褒一庄侯元一平侯贵一昭侯直一襄侯夷一桓侯辨一康侯安兴一定公箱一恭侯尚一景侯魏一宣侯伯勤一简侯文欢一惠侯夷黄一灵侯英一文侯俱一隐侯清一愍侯洪，战国后期为楚所灭。薛国族人辗转迁徒，始终不忘先祖列宗，国灭后以国为氏，称薛氏。

二、出自虞舜的妫姓，为孟尝君(田文)之后。孟尝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齐相田婴被齐缗王封于薛(即任姓薛国旧地)，田婴死后，田文袭封，仍以薛为食邑。至秦灭六国，失封，子孙分散。西汉初，田文之孙田国、田陵到竹邑(今安徽宿县北)居住，以封邑命氏，遂为薛氏。以上两支薛氏通常认为是当今薛姓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出自任姓的要比出自孟尝君的略早一些，但他们同出于一个地方，就是古时的薛地。

三、赐姓改姓及少数民族改姓

薛姓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姓一样，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兼容并蓄、演进壮大，宗族队伍日渐兴盛。除了先前提到的两支姓源之外，历史上薛姓也有不少较为复杂的旁支别系融入或衍出，他们有的是经民族融合改姓而来，有的则是皇帝钦令御赐，更有直接源出于少数民族的薛姓，下面就此作一简介。

赐姓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各代中，一般来说，身份地位越高，与皇帝的渊源关系越密切，其姓氏相应地也就越尊贵，影响也越大。但为了笼络人心，彰布皇帝崇德威仪，历朝封建皇帝也经常通过赐名改姓的方式来达到昭示荣宠、褒奖臣属的目的。如唐代武则天时期的薛怀义，本姓为冯，名小宝，因其体格健硕、俊朗过人而深得武则天的宠爱。由于他的身份卑微，又非科举出身，为了提高冯小宝的地位，武则天便称赐与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同族，令其改姓薛，并命薛绍拜之为叔父。冯小宝改名换姓后称薛怀义，与武则天公行于宫闱之间，旦夕富贵，恩宠有加，曾显赫一时，被世人以薛师相称。《明史·薛斌传》载：明初皇帝赐蒙古贵族托果齐姓薛名台，托欢姓薛名斌。赐姓是皇帝对臣属的殊荣，故一人受赐，全族荣耀。冯小宝发迹后，其兄弟子侄乃至姻亲裔孙纷纷冒姓薛氏，以崇其位，此后沿袭不改。内附的少数民族往往因酋长获姓，整个部族均随之姓薛。

改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一部中华民族的演进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民族的交流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频繁往来，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使中华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姿的景象。以薛姓为例，既有少数民族改宗换姓为薛，也有薛姓汉人融入少数民族却仍坚持旧姓者。

1．鲜卑族叱干氏：《魏书·官氏志》记载：“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叱干氏源出鲜卑叱干部，亦译作薛干部。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之一。曹魏后期，拓跋鲜卑兴起于西部，降服了濡源以西直至五原的诸部落，建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其首领力微遣太子入魏朝聘，长期留居洛阳达17年 (26l—277)；晋怀帝时，首领猗卢受晋封为大单于、代公。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拓跋鲜卑的代国被苻坚所灭，十一年 (386年)，拓跋硅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北魏)。这一时期，尤其是北魏统治的一个半世纪中，鲜卑族进一步吸收汉文化，渐与汉人融合。至北魏孝文帝，为进一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争取中原汉族地主支持，增进胡汉融合，孝文帝决定顺应形势，推行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要求朝廷上下“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强令鲜卑族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迅速汉化，并将本民族的二三字以上的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皇族拓跋氏改为元姓，独孤氏改为刘姓，“其余所改，不可胜纪”。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姓浪潮中，叱干部遂改为薛，成为薛姓成员之一。《北齐书·薛（王叔）传》中记载：“薛（王叔），字昙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干氏。”由此可知，薛姓的一支确实来自鲜卑族。

2．匈奴薛氏：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又称胡。战国时匈奴开始与中原各政权接触，其后长期影响中原各地，直至南北朝后期，匈奴之名逐渐消失。通过战争、和亲和关市，匈奴在很多方面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

关于匈奴薛氏来源，因史料不详，今已无从查考。仅《魏书·裴延俊传》附《裴庆孙传》载：“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吐京地望在今山西石楼西北15公里处。匈奴最先活动于今蒙古高原一带，东汉时因内讧分成南北二部，南

匈奴后来南下附汉，并几经辗转最后定居于今山西离石一带。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生活，交往密切，南匈奴各部逐渐放弃原来的游牧生活转而农耕定居，出现汉化趋势，至魏晋时，甚至纷纷改用汉姓。如南匈奴单于原姓虚连疑，这时也改姓刘，匈奴薛姓或许也形成于这一时期。

3．薛延陀：薛延陀，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铁勒的一支，由薛部与延陀部组成。据传，薛部先祖本是汉人，后来流落到漠北一带并在此蕃息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成为当地的一个游牧部落。为了表示不忘先祖，他们便以薛为部落名称。以后薛部在与邻近的延陀部战争中获胜并其部而有其众，两部遂合二为一，称薛延陀。突厥汗国建立后，铁勒诸部并役属于突厥，成为其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突厥分裂后，居阿尔泰山西南部之薛延陀受西突厥统治。铁勒诸部反抗西突厥统治，建立了第一个部落联盟，不久即被西突厥所灭。后薛延陀建汗国，统辖东突厥之故地，此为铁勒建立的第二个部落联盟。汗国自建国于漠北后，存在时间近20年(628—646)，后为唐所灭。唐以其地置六府七州。以薛延陀部置奚弹、祈连二州，并隶燕然都护府。

薛延陀灭亡后，部众四散流徙，或南下附唐，或并于他族，其中一部分人“以族为氏”，而改姓了汉族的薛姓。居住在今蒙古的杭爱山脉的薛姓人家，其中就有薛延陀的后裔，因为薛延陀族原来就居住在这里。

介绍文件

薛姓迁徒史

薛姓迁徙史

秦汉时期

薛姓自春秋战国得姓以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山东是薛姓的发源地，地处中原东部，薛姓人由山东向周边地区扩散，活动地域大致在赵、宋、楚、齐、秦诸国，相当于今湖北、湖南、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的部分地区。

春秋时有薛邦，兖州人，孔子弟子。战国至秦，散布于中原各地的薛姓就已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战国末期任姓薛氏裔孙薛倪为楚令尹。战国时赵国(建都今河北邯郸)有处士薛公，为寓居赵国的魏公子信陵君之友。泰国大举攻魏，魏王派人请信陵君回国统兵御秦，信陵君因与魏王有矛盾，不肯应命。经薛公苦心劝说，信陵君无忌才从赵返魏，带兵遣将击破秦军，解救魏国。宋国(建都于今河南商丘)有高士薛居洲，居于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主张长幼尊库皆应有序，被时人奉为道德楷模；秦国(建都于咸阳即今陕西西安附近)有薛炬，相传他剑术精湛，为一代宗师。

秦及两汉，薛姓经过长期的繁衍发展，人口大为增加，一些人因仕宦等原因而分居于各地，使薛姓的分布地域得以扩大。这一时期，黄淮流域下游仍是薛姓族人重要的居住地，但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黄河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薛姓人，或为官，或经商而迁至中原腹地，尤以今河南省境内为甚，为薛姓的河南郡望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改制，但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汉末期的政治危机，反而使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后来变成各种军阀势力的混战。这一时期，一部分薛姓为避战乱，自黄淮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原烽烟再起，一支薛姓人在首领薛永的带领下追随蜀先主刘备进入四川，薛永父子为蜀汉重臣，薛氏人亦在蜀地扎下根来，蓬勃发展，世号蜀薛。

秦汉400多年的历史时期，薛姓名人频出，光宗耀祖，永载史册。

楚汉相争之时，项羽部下有薛公，骁勇善战。刘邦手下有将军薛欧，追随汉王，功成名就。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封薛欧为广平敬侯，在汉高祖所封的汉初18位侯爵中名

列第土5位，食邑四千五百户。汉高祖五年任典客，掌管祭祀、外交。儿子薛山为靖侯，孙子薛泽继封为平棘侯，曾孙薛穰为平棘节侯，玄孙薛去病在汉宣帝时任大夫。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薛广德，不记荣辱，正直敢言。西汉末年，齐人薛方，字子容，时值外戚王莽把持朝政大权，阴谋篡夺汉室江山，他一方面排斥异己，残酷打击忠于汉室、不归附他的大臣，另一方面，他又采取笼络人心的伎俩，封官许愿，加官进爵，还邀请当时通晓礼仪、博古知今的清明方正之士到朝为官。薛方也是其中被征之一，但薛方看破王莽虚假伪善的面目，拒绝了王莽的一再征请，居家讲经授文，写诗作赋，保全了自己的清白声誉。东汉政权建立后，世祖刘秀久闻薛方清高正直，征用之，薛方欣然受命，可惜途中病卒。王莽时还有博士薛顺。西汉末年，洛阳有富商薛子仲。洛阳是西汉东都，地处中原，物产丰饶，人员辐辏，交通便捷，自先秦即为水陆商业中心，薛子仲依靠洛阳优越的经商条件，穿梭往来于全国各地，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全国。王莽见其致富有方，甚至邀请他去商讨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西汉时平陵人薛恭，以孝举为县令，是为关中薛姓。

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一族在社会动荡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从此，在蛮夷居多的西南蜀地有了薛姓的踪迹，并很快发展为蜀地大姓，世号蜀薛。

东汉末年，政治日趋腐朽，皇帝幼弱无知，外戚宦官擅权专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不堪重压的农民奋起反抗，爆发了波澜壮阔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中央集权势力大大削弱，而州郡官吏和地方豪强却乘机发展割据势力。——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逐鹿，生灵涂炭，兵荒马乱之中，人民流离失所，避难他乡，纷纷向江南和巴蜀流徙。

在庞大的逃难人群中，有一支薛姓人随刘备进入蜀地，这支薛姓族人的首领叫薛永。薛永的父亲薛兰是西汉御史大夫薛广德的十世孙，曾任兖州别驾，后被曹操所杀。父亲惨死后，薛永遂转而投奔当时占据徐州一带的刘备。刘备旋即败于吕布、曹操，几经辗转，被迫到荆州牧刘表手下谋事。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六军南下，据有荆襄九郡之地，刘备于当阳再次败于曹军，最后只得联合江东孙权，在赤壁大败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复夺得荆州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