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吕夷简都是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在北宋时期担任参知政事，地位相当于副相，但也曾经遭到过贬谪。

　吕夷简在北宋时期担任宰相，在宋仁宗时期三次入中枢，前后执政时间长达十三年。吕夷简和范仲淹最初关系并不好，因为宋仁宗废除郭皇后一事，他们两人持不同意见，从而引发矛盾。

　两人因废后一事在朝堂上争锋相对，范仲淹因此在吕夷简的上奏弹劾之下，被宋仁宗贬责。

　后来西夏军队大举侵犯宋朝边境，许多将领在对抗西夏方面铩羽而归。国家危难之时，吕夷简想起了范仲淹，随后向宋仁宗推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因此重新被任用，担任图龙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吕夷简为宋代名相之一，他在辅佐年少的仁宗的时候，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能正确地处理北宋社会诸多的矛盾，从而保证了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的发展。

其中吕夷简最动人的，还是他能够公正、不计恩怨的包容，才是他优秀的品质。与另一位宰相夏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宋朝的时候，在仁宗的庆历年间，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庆历圣德颂》，大赞革新派，贬保守派，褒贬地非常直率，尤其对枢密使夏竦的批评和斥责是尤为严厉的。于是，夏竦就怀恨在心了。

后来由于石介受到了牵连而遭祸，被判罪罢官回乡了，由于郁闷而不得志，不久便去世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的时候，发现了石介和孔直温以前有书信往来。

于是，夏竦想起了以前石介针对自己种种不满，于是便借此事，大发议论，大做文章，说石介根本没有死，，实际上是往北逃到了契丹胡人哪里去了。

宋仁宗听了夏竦的话，不由得大发雷霆，便立即下诏将石介的儿子流放到了江淮，由地方加以管制，不能自由行动。

宋仁宗又立即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木打开，检查是否虚实。

当时的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当他听说了这件事情，心中是气愤难平的。他感觉夏竦做得是有些过分。

当中使正要按照宋仁宗的指令行事的时候，吕夷简及时的制止了。

中使感觉很为难，毕竟圣明难为!

吕夷简看出了中使的心思，便对他说：“如果把棺材打开是空的，石介真的跑到了契丹哪里去了，就是将他的子孙全部斩尽杀绝，也不算残酷。那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又无故打开了人家的坟墓，你这么做又使圣明蒙羞了，是不能以此示范后人的。”

中使为难地说：“那我又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呢”

吕夷简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验尸的人，并且加之内亲和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至于埋棺材，也必然雇佣殡葬铺的人。现在你可以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部听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立下军令状，官府再出具证书加以证明，这样做，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

中使听了吕夷简的分析，感觉分析的很有道理，就爽快地答应了!

吕夷简的这个方法，简直是精妙绝伦。不仅使逝者安息，而且也让中使，能够完美的完成使命。

中使于是就按照吕夷简所说的办了，并报告了宋仁宗，宋仁宗此时也觉察到了夏竦是在诬告，于是立即传旨，把石介的儿子和妻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

就因为这件事情，冯梦龙评论说：“如果吕夷简不为石介的冤情昭雪，石介的冤情可能会永远地埋入地下了，会永久不见天日。当初，石介受到宠幸作《庆历圣德颂》的时候，正是吕夷简被罢相的时候。但吕夷简不念私仇，而是顾念国家大体。

吕夷简的这番作为，确实是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度量。

夏竦和吕夷简同为宰相，他们的品行通过这一件事情，便昭然若揭了，吕夷简不但有涵养雅量，而且能够秉公办事，最终能成为一代名臣。

而夏竦呢，因为他的心胸狭隘记仇，他的名声也就随着时间的冲刷，慢慢消失殆尽在历史的长河里，没有了踪迹。

原文：

皇佑四年五月甲子，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公讳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际，世家苏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时，吴越献其地，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

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归迎其母以养。及公既贵，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考讳墉为太师，妣谢氏为吴国夫人。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天圣中，晏丞相荐公文学，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记其忠，召拜右司谏。当太后临朝听政时，以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寿。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其事遂已。又上书请还政，天子不报。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遗命，立杨太妃代为太后。公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代立者。”由是罢其册命。

是岁，大旱蝗，奉使安抚东南。使还，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苏州。岁余，即拜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益论时政阙失，而大臣权幸多忌恶之。

居数月，以公知开封府。开封素号难治，公治有声。事日益简，暇则益取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又为《百官图》以献，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职修，尧、舜之治不过此也。”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为公，可以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论上前，公求对，辨语切，坐落职，知饶州。

明年，吕公亦罢。公徙润州，又徙越州。而赵元昊反河西，上复召相吕公。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迁龙图阁直学士。是时，新失大将，延州危。公请自守鄜�延扞贼，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公以谓无事请和，难信，且书有僭号，不可以闻，乃自为书，告以逆顺成败之说，甚辩。坐擅复书，夺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庆州。既而四路置帅，以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累迁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归业者数万户。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城细腰、胡芦，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自边制久隳，至兵与将常不相识。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训练齐整，诸路皆用以为法。公之所在，贼不敢犯。

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至其城大顺也，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既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公待将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上亦召公归矣。

初，西人籍其乡兵者十数万，既而黥以为军，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罢，独得复为民。其于两路，既得熟羌为用，使以守边，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纾西人栗

免之劳。其所设施，去而人德之，与守其法不敢变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贤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议而用之。

庆历三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五让不许，乃就道。既至数月，以为参知政事，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公叹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后，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其诏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减任子之数而除滥官，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侥幸之人皆不便，因相与腾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为之佐佑。会边奏有警，公即请行，乃以公为河

东、陕西宣抚使。至则上书愿复守边，即拜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其知政事，才一岁而罢，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赖上察其忠，不听。

是时，夏人已称臣，公因以疾请邓州。守邓三岁，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颍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赐药存问。既薨，辍朝一日，以其遗表无所请，使就问其家所欲，赠以兵部尚书，所以哀恤之甚厚。

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及其世次、官爵，志于墓、谱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论著，著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欤！铭曰：

范于吴越，世实陪臣。俶纳山川，及其士民。范始来北，中间几息？公奋自躬，与时偕逢。事有罪功，言有违从。岂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艰其劳，一其初终。夏童跳边，乘吏怠安。帝命公往，问彼骄顽。有不听顺，锄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儿怜兽扰，卒俾来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议。帝趣公来，以就予治。公拜稽首，兹惟难哉！初匪其难，在其终之。群言营营，卒坏于成。匪恶其

成，惟公是倾。不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显荣，没有赠谥。藏其子孙，宠及后世。惟百有位，可劝无怠。

译文：

皇佑（宋仁宗年号）四年五月甲子日，资政殿学士（官职名）、尚书户部侍郎（官职名）、汝南人文正公（范仲淹谥号文正）在徐州逝世，同年十二月壬申日，安葬在河南尹樊里（地名）的万安山下。文正公名讳叫做范仲淹，字希文。五代的时候，时代居住在苏州，在吴越地区做官。宋太宗时，吴越割献给大宋土地，范仲淹的父亲跟随钱俶到京城朝拜皇帝，后来担任武宁军掌书记（官职名），死在任上。

先生（范仲淹）二岁时就成了孤儿（古代丧夫叫做孤），他的母亲贫困没有依靠，就又嫁到长山（地名）的朱家。先生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哭着离开长山到了南都。来到学堂，打扫了一间房子，日夜读书，他的起居饮食，别人都受不了，但是他自己更加刻苦。过了五年，精通了六经的主旨，写文章、谈问题一定遵循仁义根本。祥符（宋真宗年号）八年，考中进士，被礼部选拔为第一，于是考中了乙科，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官职名），才回到长山接来并奉养老母亲。先生富贵以后，皇上追赠他的曾祖父苏州粮料判官（官职名）范梦龄为太保（官职名），祖父秘书监（官职名）范赞时为太傅（官职名），父亲范墉为太师（官职名），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

先生年轻的时候即有高尚的节操，在富贵贫贱毁誉欢戚方面，没有哪一项会让他动心的，却慷慨激昂有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志向，经常诵着这样的警句来勉励自己：“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待人接物，都是根据原则，不因为有利害关系而有所不同。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竭尽其力，他说：“自我努力就应该要这样。 那事情成功与否，有的决定权并不在我这，即使是古代圣贤，也不能说必定成功，我哪里敢马虎啊？”

天圣（宋仁宗年号）年间，晏殊丞相向皇帝推荐范仲淹的文学才华，皇上就以大理寺丞的身份担任秘阁校理的职务。 因为说某事触怒了章献太后，被贬为通判河中府。过了很长时间，皇上念起他的忠诚，就征召他授予他右司谏的官职。 当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某天在前殿大会众臣，皇上将要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祝寿，有关官员已经作好了准备， 先生呈上奏章，称天子没有面向北方的道理，何况还要形成后代看轻皇上仰重皇后的风气。那事情就停止了。又上奏章请求太后把政权还给天子，没有答复，等到太后去世时，奏事的人迎合皇上的心意，把太后当朝时的很多事情都拿出来追究，想要狠狠地惩罚她。先生却认为太后受先皇的委托，保佑天子，十多年来，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应该忽视小的失误，来保全她的高尚品德。起初，太后有遗命，要册立杨太妃代替自己为太后。先生劝谏说：“太后，这是皇帝母亲的名号，自古都没有人能代替太后的。”于是就取消了对杨太妃的册命。

这一年，发生来了大的旱灾和蝗灾，先生接受朝廷命令去安抚东南灾民。回来时，正赶上郭皇后被废，他率领谏官、御史跪在殿里谏诤反对，没有取得成功，被贬到睦州担任知州，又改任到苏州。一年多后，朝廷又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官职名），把他召回京城，先生更加积极议论时政的得失，大臣权贵大多都忌恨讨厌他。

过了几个月，任命先生为开封府尹（官职名）。开封一向号称难治，先生治理的非常有声望。每天的政事越来越简单，有空的时候就取来古今的治乱安危的情况向皇上讲解，又作了《百官图》献给皇上，说：“任命人员要各尽其材，那么百官都能称职，尧、舜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并针对官员的升迁快慢和顺序说：“这样可以为公，可以谋私，也不能不详察。”因此惹怒了丞相吕夷简，以至于在皇上面前争论，先生请求辩解，话语非常恳切，因此被贬职，到饶州作知州。

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了。先生被调任润州，又调到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皇上又重新任命吕夷简担任宰相。任命先生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官职名），授予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这时候，刚损失了大将，延州危急。先生请求亲自镇守鄜�（地名）防御敌人，于是改任为延州刺史。赵元昊派人送信求和，先生认为无事请和，难以相信，而且信中有不被朝廷承认的伪号，不能给皇上看，于是自己写信，告诉赵元昊逆顺成败的道理，非常精辟。因为擅自回信，被降一级，贬为耀州刺史。不到一个月，有调为庆州刺史。不久四路兵马都设置将帅，任命先生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官职名），多次升任为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先生作为将帅，主要讲究持重，不追求小的功利。在延州筑起了青涧城，开垦营田，修复了承平、永平的废弃营寨，熟羌（少数民族）回到家乡操持旧业的好几万户。在庆州城大顺把持要害地区，抢夺敌人的土地来耕种。又建成了细腰城、胡芦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的少数民族，都来开敌人来为大宋效力。自从边境的制度废弃了很久，以至于士兵和将领经常互不相识。先生于是把延州的士卒分给六个将领，训练齐整，各路兵马都采用了先生的方法。先生所在的地方，敌人不敢侵犯。

有人疑惑先生碰到敌人如何应变？比如在大顺城驻扎，一天早晨带兵出城，各将领都不指导要去哪里，到了柔远（地名），才发号令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去筑城。至于筑城的用度，大小器具，而军中起初都不知道。敌人以三万骑兵来争战，先生告诫诸将：作战后敌人撤走，不要过河追击。不久敌人果然退走，追击敌人的部队没有过河，而河那边果然有埋伏。敌人失算以后，于是撤走了。于是各将领都佩服先生，认为比不上他。先生对待将吏，一定要让他们畏惧法律，爱戴自己。他所得的赏赐，都根据皇上的意思分发给各将领，让他们自己去感谢皇上。各国作为人质的世子，任由他们出入，没有一个逃跑的。外国的头领来拜见，就把他们召到卧室内，隔开别人，撤掉卫士，和他们交谈，从不怀疑（会对对自己不利）。先生在这里过了三年，战士勇敢边境实力强大，和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于是决定谋取横山，收复灵武，而赵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和，皇上也把先生召了回去。

起初，西部人被征为士兵的有十多万，后来都在脸上刻墨作为标记，只有先生的部队，只在手上作了记号，先生离去后，部队遣散，只有这一部人得以重新为民。先生在这两路，既取得了熟羌的效力，使他们来守卫边境，又把军队迁到内地，减轻了西夏人运输粮食的劳苦。他所实行的办法，离开后人们依然感激，坚持先生的办法而不敢更改的，到现在还很多。

后来因吕夷简先生的事情而被贬，那些士大夫们就为范、吕两先生的谁是谁非而争个不停，吕先生担心这事，凡是说范先生是正确的人都被指责为结党营私，有的官员因为这被贬黜放逐。一直到吕先生恢复宰相的职务，而范先生也幸亏被再次起用，于是两位先生欣然来往，齐心协力讨平叛贼。全国的读书人都因为这事很是佩服两位先生。但关于结党营私的话题，从此以后就不断提起再也不能制止。皇上已经认为范先生有贤才可以重用，所以最终力排众议而任用他

庆历（宋仁宗年号）三年春天，朝廷召先生担任枢密副使，他五次推辞都被朝廷拒绝，于是才上任。到任几个月，又任命他为为参知政事（官职名），每次进宫拜见皇上，皇上都拿太平世道责问他。先生叹息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做事要有先后，况且在长治久安的情况下改革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就行的。”后来皇上又赐给他手诏，让他赶快列举要办的国家大事，又建起天章阁，召见他并赐给他座位，给他纸笔，让他在自己面前写奏章。先生惶恐不安的退出坐席，回去后条列了当时应该先办理的十多件事献给皇上。他主张在天下兴办学校，选拔读书人首先根据德行和不单纯根据文辞，磨练考核来取分他们的能力，减少任子（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的数量来减少过量的官职，采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请，正要施行，但是有关磨练、任子的制度，心存侥幸的人都很忌恨，因此争相诽谤，而妒嫉先生的也因为这些诽谤感到高兴，喜欢让这些人担任助手。恰逢边境报告有警情，先生于是请求前去，于是任命先生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先生到任后就上书说自己愿疑镇守边境，于是有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邠州刺史，兼任陕西四路安抚使。他担任参知政事的官职，才一年就结束了，有官部门都上奏请求停止先生先前实行的新法，恢复原来的旧法。怂恿此事的人危言耸听的向皇上进言，幸亏皇上了解先生的忠心，没有听从别人的话语。

这时候，西夏已经称臣，先生因为有病请求担任邓州刺史。在邓州任职三年，又请求担任杭州刺史，又调到青州。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又请求担任颍州刺史，用小轿把他抬到徐州，于是一病不起，享年六十四岁。先生得病的时候，皇上赏赐药物并慰问病情。先生死后，皇上停止上朝一天，因为先生的遗书没有任何请求，于是皇上派人到先生家问他的家人有什么要求，追赠先生为兵部尚书，用来哀恤先生的物品非常丰厚。

先生为人，外表和气，实质很讲原则，喜爱善良的人，关心爱护百姓。 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家里还很穷，所以他终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吃饭也不用多少荤腥，但他对财产却还很乐意施舍，一点也吝啬。等到他离职回家，大家看他的家财，妻子儿女仅仅温饱而已。他处理政事，所到过的地方百姓大多都给他立祠并画像。他的行事，从山林处士、街巷田野之人，到外国夷狄，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而且乐于谈论他的人非常多。至于他的世代家谱、官爵，在墓碑上的志、在家里的族谱、在有关部门收藏的文章，这里都不论述了，只歌颂他心系天下国家，也是先生的志向！碑铭的内容是：

范氏在吴越地区，世代担任陪臣。钱俶献给朝廷吴越的土地，以及当地的百姓。范氏才来到北方，这中间有几代人？先生自己勤奋努力，和机运相逢。事情有罪有功，言论有逆有顺。难道是先生全都行吗？皇上任命了他。其中的艰苦辛劳，先生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西夏的小儿在边境闹事，趁着国家平安管理松懈。皇上命先生前往，讨伐他的骄横。有不服从的，就铲锄他们的根本。先生在这里三年，懦夫都成了勇士，毁弃的制度也完善了。怜悯孤儿，抚养幼兽，最终使西夏人来称臣。西夏人来到朝廷，商议称臣的事情。皇上命令先生快回来，来协助治理天下。先生叩头推辞，这实在是很难啊！起初并不难，难在是否能坚持到底。小人们诽谤的声音源源不断，最终要破坏了已经施行的大事。皇上没有听信小人的话，只相信先生。不偏信，不听信危言，这是皇上圣明。先生活着时有享受显贵尊荣，死后又追赠的谥号。荫护了自己的子孙，使后世都得到好处。百年才有这样像先生一样的人，他的事迹可以激励人们不要懒惰，努力进取。

赵恒：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

郭皇后：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

赵祯：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王珪：聪明亮达，规模宏远。服在大僚，历登三事，左右皇极，勤劳王家，二十余年，厥功茂焉。

王称：① 夷简相仁宗，（阙）功立名，有益于世。方其主治丧之礼，则其见远矣；消监兵之（阙），则其意深矣；请建都之议，则其谋伟矣；斯善持宰相之权者与，噫，夷简诚有绝人之才，故能达权而应变，然其功最大者，乃在于处仁宗母子之际，使人无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制治于未乱，朝廷以之安静，公卿士大夫亦赖以无祸，此其所以有后也哉。 ② 以夷简为父，而公著为子，其谋谟事业有大过人者，盖夷简善任智，而公著则持正以成天下之务，贤于父远矣吾宋之韩吕氏，皆以相业世其家，乌宓盛欤。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 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赵与时：吕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每有军国大事，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同议以闻。正献之老也，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之为签书，宣靖犹康宁，遂就养东府。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

王应麟：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

脱脱：吕夷简、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厚，相臣预有力焉。士逊练习民事，风迹可纪，而依违曹利用以取讥。方夷简在下僚，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为相，深谋远虑，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郭后之废，遂成其君之过举，咎莫大焉。虽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

冯梦龙：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借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

恽毓鼎：宋代宫闱之事，大臣皆得与闻。如王文正、吕正惠、吕文靖，遇大事极能匡正。

宋仁宗庆历年间，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对当朝的人批评得很严厉，尤其对于夏竦更是诋毁斥责。不久，朝中发生党派之争，石介因罪免职回乡，病逝。

当时山东有一个举人孔直温谋反。有人说孔直温曾是石介的学生，于是夏竦就说石介实际上没有死，是逃到北方胡邦去了，仁宗就下诏限制石介儿子的行动，又派使者告诉京东刺史，要挖开石介的棺材看看。

当时吕夷简任京东转运使，对仁宗的使者说：“如果打开棺材发现是空的，表示石介果真逃到北方，这样虽然杀他儿子也不为过；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故挖开人民的坟墓，要怎么对后世交待呢？”

使者说：“但是又如何回复皇上的旨意呢？”

吕夷简说：“石介去世后一定有为他办理殡殓的人，又内外亲族和参加丧礼的门生恐怕不下数百人，你都发公文去询问他们，如果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写保证书，保证不说实话要依军令处罚，这样就可以对皇上交待了。”

使者照他的话去禀告仁宗，仁宗也明白这件事是夏竦诬陷之词，不久便降旨释放石介的妻子儿女回乡 。

《清平乐》中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冲突也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吕夷简在《清平乐》中似乎以对立面的方式存在。

郭皇后因为吃宋仁宗临幸尚氏的醋，打尚氏结果误打了宋仁宗。

此事引发了朝廷热议。郭后与吕夷简是有矛盾，所以力主废后，当然理由有二个，一是结婚九年无子，二是殴打皇帝。

比较有趣的是大臣阎文应还劝宋仁宗把皇后打他的伤痕给大臣看，以增加说服力。

此时右司谏范仲淹提出反对意见。

右司谏范仲淹因对，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闻于外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三十九》

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冲突。最后吕夷简胜出，范仲淹被外放。

第二次大型的冲突就是范仲淹指责吕夷简为政不利，这一次是直接对准吕夷简。

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其吕夷简用人不当，“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

宋仁宗自然要过问，吕夷简当然大怒。

宋仁宗问范仲淹这个人怎么样。吕夷简只用了八个字形容：仲淹迂阔，无名无实。

当范仲淹还想着二次攻击，吕夷简的反击就到了。

他给范仲淹罗列了以下罪名：

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这一次自然又是范仲淹失败，因为给范仲淹按的罪名是荐引朋党，所以范仲淹外放之时，只有李紘、王质两个人前来送行。

吕夷简是奸臣吗？

吕夷简治理地方很有才能，宋真宗称他是“有为国爱民之心”，是宋真宗宠信的几个大臣之一。宋真宗死后，宋仁宗年幼，刘太后临朝称制，吕夷简正式拜相，换句话说吕夷简就是宋真宗留给宋仁宗的托孤大臣。

宋仁宗想安葬自己的生母，刘太后不同意，是吕夷简劝服的，宋仁宗新政之后，他提出“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宋仁宗全盘接受。

吕夷简死后，宋仁宗下令辍朝三日表示哀悼。

《清平乐》中戏份很重的，由喻恩泰扮演的晏殊死后，宋仁宗下令辍朝两日，一日之差，差出份量的轻重。

吕夷简还是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所以从上面可以看出，他不是什么奸臣，而是一位能臣。

同样是能臣，为什么会起这么大的冲突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两人的背景。

吕夷简是北宋名相吕蒙正之侄，他的父亲是光禄寺丞，死后赠魏国公，他的爷爷吕龟祥死后赠祁国公。

吕家在北宋影响力很大，吕蒙正的孩子入朝为官很多，吕夷简的儿子也都入朝为官，他的三子吕公著官至司空，死后赠申国公，曾经与司马光一起主政。

吕夷简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表之一。虽然说唐末黄巢之事让世家大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会对皇权产生威胁，但是百虫死而不僵，皇权之下的影响力始终还存在。

当时吕家入朝为官的有数十人，如果再加上与其联姻和门生，这就是一个很宠大的集团。

范仲淹是什么身份呢？

吴人范仲淹，生二岁而孤，母贫，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读书僧舍，日作粥一器，分块为四，早暮取二块，断齑数茎，入少盐以啖之——《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三十二》

这就是范仲淹的家世，他是标准的寒族。范仲淹的社会地位可以说是完全靠自己拼搏得来的，上面这一段话讲的就是他少时努力的过程。

范仲淹是不是一个人在单挑吕夷简呢？

答案是否定的。

他背后站着一群同样的人。

比如晏殊，王曾等人。

晏殊出身无法与吕夷简相比，他的成功也是靠神童试出来的，靠的是自己的才华。王曾作为北宋名相同样是少年孤苦。

王曾和晏殊二个曾经力荐范仲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两位就是范仲淹的恩师。

王曾与吕夷简是不和的，他们曾经搭当过，晏殊也曾经手握大权。

他们身边还聚集了什么人呢？

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些“庆历新政”的骨干都与晏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不展开讲。因为《晏殊的朋友圈都有哪些人这个圈子为啥宋仁宗要出手打压》有详细讲解。

这些人除了富弼出身比较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境不好，祖上无荫，靠着自身努力取得的地位，这是标准的寒族的标志。

他们主要的冲突在什么地方呢？

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四十》

这句话是范仲淹攻击吕夷简时说的。

北宋的相爷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范仲淹认为相爷的权力不可以这么大，不能完全委托给宰相，皇帝应该要过问。

简而言之，范仲淹认为需要加强皇权，约束宰相的权力。

这完全符合皇帝的利益。因为千年来，皇帝都在想方设法约束相权，《古代相权到底可以有多大？》一文讲到皇帝是如何夺权的。谁在支持皇帝剥夺相权呢？自然是寒族。所以寒族与世家大族的缠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皇帝剥夺相权的过程。

皇帝权利过大对世家限制也会增大，无形中减弱世家的影响力，这自然会引发吕夷简的反击。

范仲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观点呢？

因为寒族要获得晋升之路是科举。科举给了寒族一条上升之路，也避免世家大族在朝中独大的局面，纠正了九品官人法中的弊病。

寒族中举之后要做官，如果你不是世家出身，虽然科举获胜，做官之时依旧会受到打压，这是寒族不愿意看到的。

这一场从两汉开始的纠缠一直延续到唐宋之时，寒族获胜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的早晚。当然真正获利的自然是皇帝，因为他的权力再无威胁。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吕夷简落败，虽然王曾也跟着一起被贬。

这些“小偷”变成了官员和商人，建立了一条“商品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俯视校易搜。

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以及一些具有先进经济思想的实干家。只是在宋代，武人和商人并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一些清廉甚至“耻于谈商”的人对商人产生了些许同情。

北宋政治家陆

陆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也是一位精于算计的官员和商人。他是北宋第一任城市秘书，负责城市的市场交易管理。北帝神前住的时候，政府不干预社会市场交易，这就给了开封的一些大商人可乘之机。当外国商品从远处运来时，这些大商人以低价垄断的方式购买。当时物流系统不发达，有些货物难以储存，外商买不起，只好低价出售。当市场缺货时，这些大商家就会抬高价格，牟取暴利，伤害了老百姓，扰乱了市场秩序。

市商业部的建立打破了大商人的垄断。宋神宗拿出自有的500万民间资金作为资本，在大量商品上市时以官方价格大量买入，在市场缺货时以平价卖出，打击了囤积行为，稳定了物价水平。同时，只要有财产担保，城松部就以两个百分点的低利率借钱给小商人，进一步激活了商品经济。

鲁还开辟了一些交通繁忙的街道作为“商品街”，向那些想做生意但没有信贷资金的穷人出售政府仓库里的新鲜水果、针和大脑等小商品。政府派人监督管理，收取费用。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穷人有出路，政府也有好处，两全其美。

北宋保守派代表人物文彦博

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种“潮流”。有一天，文彦博大使去索国寺朝圣，看到寺前的街道上挤满了小贩。这位“守旧派”立刻皱起眉头，第二天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指责易思侮辱斯文，丢了大宋朝廷的脸。一些保守派大臣，尤其是被市商业局抢了家业的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废除市商业局，严惩陆的罪行。由于王安石的论证和坚持，吕佳要求救国。

他是陆安世的忠实追随者，甚至为他当过“家贼”。鲁家可以说是大学者之家。他的曾祖父是北宋仁宗朝的宰相吕夷简，他的曾祖父吕公弼和吕公著也是高级官员。他们是保守的代表，尊重“祖法不变”。鲁是这个家庭的“另类”。他思想活跃，超前，非常认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陆公弼和吕公著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的关系也很紧张。有一次，吕公著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弹劾王安石。纪念碑的内容非常尖锐和机密。吕佳要求半夜摸吕公著的书房，偷了纸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知道弹劾内容后，提前做好应对，躲过一劫。事发后，陆家人痛斥陆是“小偷”，将他赶出家门。即使在他死后，也不允许他与鲁分享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