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盘珠，生活在乾隆与嘉庆年间，字莲佩，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出身常州望族庄氏，庄关和女，举人吴轼妻。庄盘珠诗词皆善，著有《秋水轩集》二卷，《紫薇轩集》及《莲佩诗草》。清人李佳《左庵词话》赞：“庄盘珠莲佩女史《秋水词》，娣视易安，非寻常闺秀所能”，“江南闺秀为词，盖多瓣香秋水云”。此处秋水，即庄盘珠之《秋水轩词》，人们大多从《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或《盘珠词》中读到庄盘珠的作品，对她的词作有所关注，其家世生平、诗作成就及作品集《秋水轩集》的版本及流传等却缺乏系统的关注与研究，兹勾稽有关方志、族谱、文集等资料，对其生平事迹、籍贯及具体生卒年份试作考辨。

一、生平考述

关于庄盘珠生平事迹，《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中有一则记载：

“盘珠字莲佩，阳湖人关和女，同邑吴轼室。母梦珠而生，故名盘珠。工倚声，幼颖慧，好读书，女红精巧，然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因仿为之，辄工，其体多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嘉庆间卒，年二十有五。”

“毗陵”为常州旧称，“母梦珠而生”，庄盘珠的出生颇有浪漫色彩。江南地区素有解梦之说，所谓怀珠抱玉，喻示孩子才华出众。梦境起初或许只是巧合，定名“盘珠”暗含双亲对女儿的一份期许，可当它与女诗人出众的诗才相验证之后，“才由天授”的夙慧之说便被众人所接受。也不难理解为何各诗话词话对此多有引述了，如《听秋声馆词话》：

“女史阳湖人，母梦珠而生，故名盘珠。姿性敏慧，工倚声，著有《紫薇轩词》。”

在光绪初盛宣怀刻本《秋水轩集》(即思补楼聚珍本)中，有一则跋文，系盛宣怀所写，提到庄盘珠去世时所见异象：

“莲佩名盘珠，阳湖庄有均女，同邑孝廉吴轼妻，颖慧好读书，幼从兄芬佩学诗，出笔凄丽，词尤幽怨，入漱玉之室，毗陵女史能乐府者，莫之先也。嘉庆间，病绝复苏，谓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迎侍天后，无苦也。”卒年二十有五。吴德旋《初月楼稿》、李兆洛《旧言集》俱有传。阳湖盛宣怀识。”

盛宣怀(1844—1916)，清末大臣。政治家，实业家。字杏荪，号次沂，又号愚斋。江苏武进人。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夫人庄德华为毗陵(今常州)庄氏家族之后。盛宣怀跋文中提到的吴德旋《初月楼稿》之《庄佩莲小传》，在缪荃孙辑《国朝常州词录》里有转录：

“盘珠幼颖慧，好读书，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因仿为之，辄工，其诗多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集》云。嘉庆某年得间卒，年二十有五。”嘉庆某年得瘵疾，以某月某日垂绝复苏，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也。’”言讫遂卒，年二十有五。”

盛宣怀提及李兆洛《旧言集》中有传，经考，李兆洛《旧言集》中《吴德旋<佩莲小传>》，亦系吴德旋所撰。吴德旋(1767—1840,)，字仲伦，诸生，与恽敬、张惠言交甚密。有《初月楼文钞》十卷，《续钞》八卷存世。再者，如皋冒氏刻本《秋水轩集》所附“庄莲佩小传”，于题后亦注有“见《初月楼文集》，宜兴吴德旋仲伦”字样，可知《旧言集》中所说之吴仲伦即吴德旋。

通过比对，《旧言集》与冒氏刻本中的庄盘珠小传只有两字之差，而谬氏所辑《国朝常州词录》在转录小传时作了删改，现把《旧言集》中小传进行断句并抄录于此：

“庄莲佩者，名盘珠，阳湖人，庄有均之女，同邑举人吴某之妻。幼颖慧，好读书，既长，习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读而好之，因效为之，辄工，其诗多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集》云。嘉庆某年得瘵疾，以某月某日垂绝复苏，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也。’”言讫遂卒，年二十有五。’余读唐李义山所为《李长吉小传》，载长吉死时，事甚奇而明。工部郎中叶绍袁女小鸾殁为月府侍女，时传其与乩仙天台泐师相问答，游戏精敏，泐师惊曰：‘汝但有绮语罪耳。天上人间，智慧第一，吾不敢以神仙待汝也。’爰命绝际，摄入无叶堂中密修四仪。无叶者，无枝叶而纯真实之义。上根之人，应以女人身得度者入焉。噫!异矣!夫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然人之有慧业者，其于去来死生之际，必异乎人。人观莲佩殁时对家人语，宜可信。予与莲佩母家有连，故悉其事而传之也。”

吴德旋由李贺而叶小鸾，对盘珠临终时情景作了着墨较多的点评，而他之所以撰写庄盘珠小传，是因为“予与莲佩母家有连，故悉其事而传之也”。

《国朝常州词录》中同时还转录了金捧阊《客窗笔记》和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关于庄盘珠其人、其诗词的介绍，亦多有删改。现把冒氏刻本《守一斋客窗笔记》中相关庄盘珠生平处进行断句并抄录，以使读者对庄盘珠事迹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吾常才媛颇有，而以庄莲佩为最。莲佩名盘珠，庄友均上舍之女，余姊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幼娟好颖慧，父母钟爱之。女红外，好读书，友均故善说诗，莲佩听之不倦，每谓父曰：‘愿闻正风，不愿闻变风。’友均授以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遂耽吟。稍长益工，将及笄，已裒然成集。”

“……嫁中表吴生，字承之。翁远宦，姑早丧，仍依母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吟诗稍辍，时填小词，亦新隽可爱。体弱多病，年二十五，值清明，填《柳梢青》云：‘风声鸟声。者番病起，不似前春。苔绿门闲，蜂喧窗静，剩个愁人。隔帘几日浓阴，才放出些儿嫩晴。薄命桃花，多情杨柳，依旧清明。’其父见之，惊谓不祥。对曰：‘伤幼弟耳。’盖有弟甚慧，方数龄，昨岁殇也。是秋，莲佩竟患瘵疾夭亡。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有才无命，惜哉!”

瘵疾即肺病，盘珠因肺病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与吴德旋一样，金捧阊跟庄盘珠母家也颇有渊源。“(莲佩)余姊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可知金捧阊系庄盘珠外祖母之弟，对庄盘珠的经历知之甚详，《客窗笔记》中所属当为实录。

二、籍贯考辨

关于庄盘珠的籍贯，各种研究文章里常有不同的说法。研究者也每因武进地域建置的历史演变而对“阳湖”产生理解偏差。比如，黄拔荆《中国词史》说庄盘珠是湖阳人，此系笔误。邓红梅《女性词史》说庄盘珠出生在“江南常州附近的小城里”，亦不确。

“庄盘珠，阳湖人”，阳湖就在今天的常州，而非“常州附近的小城”。对常州不熟悉的人可能会生另一个疑惑，既说庄盘珠是阳湖人，则何以其家谱题为《毗陵庄氏增修族谱》或《毗陵庄氏族谱》《养一斎文集》中其父《庄君酉君传》又说是“武进人”在此，不妨对常州地名沿革稍作梳理。

春秋末期，吴王第四子季札封邑延陵，秦时地属会稽郡。西汉高祖五年，改延陵为毗陵，置毗陵县。可见，毗陵是常州使用较早、延用时间较长的古称。三国时，孙权诏复“丹徒”为“武进”。之后由毗陵而晋陵，晋陵与武进，地名治所于历代分分合合，多有变动。常州地名起于隋，清代常州府统辖八个县，武进、阳湖为常州府治所在地。雍正二年将武进县一分为二，西为武进，东为阳湖，所以武进、阳湖两县很多情况下很难分得清，县志也经常合在一起，如《道光武阳合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而今天的常州则包含常州市(以前的武进县现为常州市武进区)及所辖的金坛市和溧阳市。

庄盘珠生活的年代，阳湖已自武进析出。“阳湖人”之说，与其父辈祖辈的相关资料记载中出现的“武进人”之说，究其质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可知，雍正年间析武进置阳湖县，自此至清末，常州府共领八县。庄盘珠出生于阳湖，武进阳湖于清代同为常州府城所在地。

三、生卒年考

庄盘珠具体生卒年，各小传均无确切记录。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中显示其为“清嘉庆人”，《常州历代女子诗词选》中认为庄盘珠生卒年“约1792—1816”，钱璱之先生在《才女耽吟柳絮词》一文中指出其生卒年为“1796—1820”，此三说皆不确。常州市图书馆张惟骧《毗陵名人疑年表》手稿本，其中“卷六·闺秀”共有人物记载二十条，大多有具体生卒年，唯庄盘珠一条记载仅为“庄莲佩，二十五，盘珠，生乾隆，卒嘉庆”。虽无具体纪年，但可知庄盘珠生于乾隆年间，卒于嘉庆某年。

现对庄盘珠卒年试作考证，于此基础上对其生年进行推导。

金捧阊《客窗笔记》中有记载：“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可知盘珠卒时，其父母均健在。

关于其父庄关和，《毗陵名人疑年表》中记载其为“庄有均，六十九，关和，生乾隆十五年庚午，卒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毗陵庄氏族谱》中则作如下记载：

“行一，字有均，一字怀山。太学生，娶蒋氏，广东嘉应州知州讳龙昌女。子三，颖曾、显曾、 曾。女一，盘珠，适吴轼，嘉庆戊寅举人。生于乾隆庚午五月十三日，卒于嘉庆戊寅九月初一日。”

由以上记载可知，盘珠父庄关和卒于嘉庆戊寅年(1818)，同一年吴轼中举。故此可推断，庄盘珠卒于嘉庆戊寅前，去世时其夫吴轼尚未中举。

关于庄盘珠生年，在她的诗词作品中，唯一有确切纪年的是一首词《浣溪沙·甲寅元旦》。多个版本的《秋水轩词》中，皆把这首词置于集首。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则盘珠生于乾隆年间无可置疑。张惟骧《毗陵名人疑年表》中的记载虽简略，却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这基础上笔者试推导庄盘珠具体生卒年。

盘珠之兄长庄颖曾，字芬佩，家谱记载“生于乾隆辛卯(1771)元月十六日”。吴德旋《庄莲佩小传》也提及“(盘珠)尝从其兄芬佩受汉魏六朝唐人诗”， 乾隆辛卯为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

另盘珠词作中有一首《菩萨蛮》，题为“慎皆大弟齐头堆菊戏柬小词”。这位“慎皆大弟”，系庄盘珠叔父庄文和之长子庄绳曾。《毗陵庄氏增修族谱》中亦有记载：“绳曾，行一，字慎皆。太学生。……生于乾隆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于道光丁亥七月初七”。

乾隆癸巳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盘珠年龄当小于其兄芬佩，长于其堂弟慎皆，故此可推断，庄盘珠具体生年当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之间。

另由各类记载可知，盘珠去世时二十五岁，以虚龄计，则可推导出其卒年当为乾隆六十年(1795)与嘉庆二年(1797)之间，盘珠既于嘉庆间卒，则可排除掉乾隆六十年(1795)，则其具体卒年当为嘉庆元年(1796)或嘉庆二年(1797)。反过来推导其生年，当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或乾隆三十八年(1773)。

综上所述，庄盘珠生于乾隆年间(1772—1773,)，卒于嘉庆初年(1796——1797)

四、结语

“吴轼妻庄氏，名盘珠，字莲佩。幼颖慧，好读书。长，习女红，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颖曾受汉魏六朝唐人诗，读而好之，因效为之，辄工，其诗词多幽怨凄婉”。

这段文字著录于《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七·人物。再来看雷缙《闺秀词话》中的一段记载：

“武陵王梦湘于近代闺秀中独好庄盘珠《秋水词》，尝手录一过，推为清世第一。谓其馨逸不减断肠，高迈处骎骎入漱玉之室内。至谭复堂选《奁中词》，仅录四首，或谓王君所称或逾其量，而谭选则有未尽”。

王梦湘是晚清诗人，少年时即有诗名，有“明湖第一词流过客”之称。作为一位诗人，王梦湘把庄盘珠《秋水词》与朱淑真之《断肠词》、李清照之《漱玉词》并论，可见对庄盘珠评价是极高的。另一位谭复堂，即谭献，晚清词家，其《奁中词》精于选篇，共录清代375位词人作品984首。有清一代词学中兴，词集与词作不可胜数，身为女子而有四首作品入选《奁中词》，可见清代词界对庄盘珠评价之高。若说借助相关资料的梳理，使我们从若干点的层面上，对女诗人的生平有了大致的了解。最后这两条记载，或者可以连成一条线，从而缀珠成串，使得我们对女诗人的认识评析更为全面和客观。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商朝高辛氏王族纣王之叔比干，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比干是(太丁)之子，是第三十代商王帝乙的弟弟，第三十一代(末代)商王纣的叔叔。

二个渊源：源于古癸比部落，出自舜帝之妻癸比氏(癸北氏)

在史籍《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注：应为癸比氏(癸北氏)。就是说，帝舜的元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一个叫义均，一个叫季厘；三妃癸比氏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宵明，一个叫烛光，生活在黄河溢漫的大泽边上，那两个女儿身有神光，灵照百里，可以照亮方圆百里之内，是为湘神。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的莒国国民，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姓纂》记载：春秋时期的莒国有犁比氏。

少典氏第十四代、黄帝轩辕氏第三代为少昊。西周初期，纣武王封少昊之后于祁邑，而置莒其后，兹舆徙于计，二世兹丕复归莒，至纪公乃复纪姓，传三十世而灭于楚国。其分衍姓氏有莒氏、万氏、莒子氏、舆期氏、兹丕氏、展舆氏、庶其氏、郊氏、捷氏、裂氏、犁比氏、林闾氏、渠丘氏、着丘氏、安丘氏、且于氏、务娄氏、无娄氏、菀羊氏，其以邑者有，林氏、挐氏。

其中的犁比氏族人中，有人省文简化为比氏、犁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楚顷王襄(熊横)，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少典氏第二十代、黄帝轩辕氏第九代季连，为芈姓，季连氏。其后裔繁衍至少典氏第六十七代、黄帝轩辕氏第五十六代孙楚顷王襄，名熊横，迁于陈邑，其后代分衍出诸多姓氏。

单姓有：

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鬻氏、粥氏、郢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祖氏。其公族则有，成氏、启氏、斵氏、囊氏、贲氏、善氏、逯氏、禄氏、县氏、逮氏、审氏、侧氏、庇氏、次氏、连氏、莫氏、仵氏、昭氏、由氏、景氏、到氏、声氏、晏氏、即氏、闱氏、尹氏、后氏、竟氏、秉氏、宜氏、绎氏、酒氏、枝氏、乘氏、保氏、春氏、钧氏、阳氏、甲氏、环氏、卯氏、武氏、庄氏、霜氏、蜎氏、皋氏、举氏、擧氏、雪氏、紃氏、穿氏、称氏、仆氏、贵氏、严氏、征氏、庾氏、奋氏、贺氏、列氏、监氏、减氏、韵氏、屈氏、卒氏、度氏、翠氏、班氏、陈氏、张氏、李氏。

复姓有：

斵耆氏、斵乳氏、斵谷氏、斵强氏、斵缗氏、斵文氏、斵班氏、斵比氏、围龟氏、弥牟氏、若敖氏、叔敖氏、堵敖氏、郏敖氏、越椒氏、罢敌氏、上官氏、三闾氏、五相氏、五参氏、诸将氏、太宰氏、公建氏、良臣氏、左尹氏、右尹氏、申叔氏、申公氏、楚季氏、楚宗氏、巫臣氏、列宗氏、子南氏、子期氏、子庚氏、子西氏、子建氏、子午氏、子重氏、子季氏、子承氏、子千氏、子仪氏、子木氏、尹干氏、无钩氏、无圉氏、无宇氏、无庸氏、余推氏、涉其氏、庆父氏、襄老氏、王孙氏、成王氏、黑肱氏、舒坚氏、来缎氏、沉纤氏、邑由氏、利孙氏、白男氏、吉白氏、屈南氏、耆门氏、市南氏、伍参氏、婴齐氏、弃疾氏、枝如氏、伯比氏、师祁氏、熊率氏、熊相氏、倚相氏、辛廖氏、接舆氏、季融氏、仲雄氏、大心氏、蓝尹氏、厩尹氏、箴尹氏、乐尹氏、芋尹氏、陵尹氏、权尹氏、莠尹氏、清尹氏、郊尹氏、工尹氏、连尹氏、嚣尹氏。

其中的斵比氏、伯比氏族人中，有人省文简化为比氏、斵氏、伯氏。

注：斵，读音作zhuó(ㄓㄨㄛˊ)

第五个渊源：源于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中国 云南昭通地区 概述》一书记载，比姓是 姓氏之一，今云南昭通地区有比氏 分布。

第六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蒙古族原姓比渣穆氏，汉化姓氏有比氏、穆氏、蔡氏。

二郡望堂号：

1郡望：

西河郡：古代该郡所指不一。春秋时期卫国西境沿黄河一带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期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据史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国时期曾取秦国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西汉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其时辖地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并拥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东汉朝时期移治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保有晋西一带地区，治所在兹氏，即在今山西省离石(今山西汾阳)。唐朝时期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南安郡：西汉时期置县，治所在狄道(今甘肃陇西)。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分汉阳郡再置郡，治所亦在狄道(今甘肃陇西渭水南岸)，其时辖地在甘肃陇西县东部及定西、武山县一带地区。南北朝时期的梁国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亦置南安郡，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西部各县，为全省三郡之一，辖兴、泉、漳三地。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郡为县。

资料有待补充。

2堂号：

西河堂：比氏得姓始祖林坚，是殷商忠直之臣比干之子。比干被暴君纣王剖心杀死。比干正妃夫人陈氏怀孕逃往牧野(今河南淇县)生男名泉。周武王即位，旌表忠烈，徵其后嗣得泉，因泉生于长林山，故赐姓林，易名坚。考河南淇水，地处古黄河之西，世称西河，故郡望为西河。“西河堂”名源于此。

三历史名人：

比　干：（公元前1092～前1029年），子姓，沫邑人（今河南卫辉）。著名商朝末期忠臣。

比干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为殷商贵族，商三大丁（文丁）之子，名干。其兄乙继位后，封干于比邑（今山东曲阜），称比干。

比干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

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二十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侄儿帝辛。比干从政四十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股，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朝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横征暴敛，比干因此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

纣王问比干何以自恃，比干回答：“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

纣王怒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剖比干，视其心。比干因而惨死，终年六十三岁。

当时比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

比干庙位于今河南省卫辉市顿房店乡比干庙村。比干为商纣王之叔，林氏宗祖。商朝末年，因不满纣王无道，被剖心残杀，葬于牧野（今河南卫辉）。比干庙占地四十四万平方米，规模宏伟壮观。每年的5月24日，世界各地的林氏、比氏、梅氏、荡氏、王氏、干氏等宗亲会，都要来此参加纪念比干诞辰的活动。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太宗尝玩禁中树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树，姜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义方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嘉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 《鸡肋篇》

玄宗初立，姚崇为宰相。张说以素憾惧，潜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开元二十四年，帝在东都，欲还长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农入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阳蹇，独在后。帝问故，对曰：“臣非疾也，愿奏事。二都本帝王东西宫，往来何所待时？假令妨农，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后竟罢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荡覆天下。林甫之术，盖祖于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贼乱之人，犹假以为恶，况资权谲者乎！　 《鸡肋篇》

先公元祐中为尚书郎，时黄鲁直在馆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报谢积久，尺牍盈轴，目之为“乞米帖”。后领漕淮南，诸公皆南迁，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东坡到惠州有书来谢云：“蒙假二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喻。方走海上益远，言之怅焉永慨！”余池饬宝之。崇宁初，晁无咎尝跋其后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则莫不按剑而相盼，况嗜好吴越哉！季裕加于人数等矣！”又有昭陵于金花盘龙笺上飞白“清净”二字，其六点作鱼龙鸟兽之象，乃王著所献三百点中所无者；又十幅红罗上飞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东坡书《白词》与四学士各写其诗词，凡二十轴，悬之照耀堂宇。为利诱势胁，于大观之后，幸能保守。靖康中，颍川遭金国之祸，化为烟尘。往来于心，迨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鸡肋篇》

补充：根据惠安店头绵绣庄氏家谱记录，庄森-章-文-应-狐俚-珂-会-岳-绰，绰为惠安后许村开基始祖，绰因少时随父在外，宋乱，加之大跃进时期神主牌位皆毁，固无世系可查

另：对“补充”的说明

上述补充内容乃为惠安店头庄氏新修家谱所录，并无史料记载依据，尚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