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峡夔门，巴楚要冲，交万壑而耸千峰。

顽强的李氏祖先，自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移民入川，即在巫山错开峡谷天堑之间，薄土砾石之上，与天地开乐土，与地斗丰仓禀。四百五十余年间，裔孙繁衍，族大丁繁，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人类寻根之薮，实乃人性本源。我族裔孙，感念四百余年来，湖北李氏族裔两送谱书入川，但后历经战乱，又因年代久远时境变迁，终无家谱传世，实为天下之大憾。无家谱，就像游子飘零，也如无根浮萍。

恰逢盛世，又因二零一二年三公合叙，念我族裔孙，失联已久，彼此“相见不相识，相遇两不知”，其状也可憾可惜！二零一六年，湖北李氏族裔再送重修谱书《李氏宗谱》一套，此举重若千钧！叩谢即使分隔千山万水数十代，仍视我支族裔孙血浓于水一家亲！

泪目之下，遂将修续巫奉李氏裔孙家谱大事提上议事日程。

家谱的修续，涉及每一位族人。因为有族人才有家族，众多的家族繁衍生息汇成家史，家史的聚集浓缩最终形成国史。国史便是家史的精华荟萃，中国数千年历史，李氏族裔名垂青史无数便是明证。

修谱之事千头万绪，我们都未亲历其中，但翻阅厚厚五百多页家谱，八易其稿终审定。每位名字的一笔一划，每个分支族裔的点线相连，我们仿佛看见编委成员们夙兴夜寐，眼观远祖生平血脉，宵衣旰食，日思谋划集散成家链的劳碌无怨。每个名字每张照片背后流淌着的汗水，是他们三年多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跋山涉水地寻找核对、编撰校订的艰辛。其间展示给我族裔孙的是其浓烈的家国情怀，超凡的宗族大义和无私的家族大爱。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李氏族裔后代子孙以届堂先贤为镜，追寻其遗志，传承其教化，遇苦难时隐忍奋斗蓄势待发，且得志时谦逊尊贤回报家国。

我们知道，修续家谱犹如史海钩沉，因历史大浪淘沙，先辈留给后辈的资料甚少，其状之艰。编委会成员们所做的，就是让后人能看到过去历史的完整记录和今日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是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整个人生才能在家谱中落笔。从记载的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代人，就了解了这个家庭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生命传承的历史。我们深知，若是在当代，一个名字的两三个字很容易写，但把过去几百年间的李氏族裔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写出来，却是很辛苦的事。

为尽力完善家谱，梳理四百多年间祖先的血脉族系，不使一户一人漏册，保证每一次落笔都尽量与事实相符，每一个所载名字的准确无误，编委会成员遍寻族人，数钻深山寻坟茔，访耆问宿，还兼现代通讯网络电话联系，反复核准校订。欣慰的是不管在相邻咫尺的近村，还是到数百里之外的远落，只要遇到李氏族人后裔，即使素昧平生，也都热情有加，昭穆有序，这充分凸显出我李氏家族数百年来崇尚礼法，孝悌为先的美德。这些工作，也保证了家谱中所录得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事实都尽趋准确。

在当代的问题上编委会亦不省不略，他们秉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的就会成为历史，而历史会有很多不解之谜，足够清晰地描述当代就是为未来所言的历史负责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原了李氏族裔不断发展兴盛逐渐壮大的脉络。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未解之谜未竟之事甚多，还得留给后世子孙去继续研究核实和完善。

一部中华文明的传承史，其实就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史，而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植我们的家族传统之中。四百多年来，巫奉及周边区域的李氏裔孙，战天斗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瘠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逃过了炮火连天的战乱，也熬过了蚀骨侵腹的饥荒，让薪火相传，血脉宗亲连绵不绝，枝繁叶茂，实在可歌可泣。

纵观家谱全册，严谨而完整地收录了《李氏宗谱》的部分内容，也创新性地新增了与巫奉地域有关的三台八景十二峰、民歌民俗、家书、健康养生常识等。其内容丰富纷呈，品味甚高。细细拜读，感触如下：

一是纲目清晰，结构严谨。谱书分为前言、凡例、纲目篇、感赋篇、祖德篇、人物篇、芳名篇、世系篇、组织篇、徽献篇、编后篇共十一章。从李姓由来，到数千年脉络延续，经世事变迁族人徙迁，直至历代经世之才，还录圣贤语录、家训、义学记教化后代，更呈此次修撰详尽事宜等，为后世悉知李氏族裔数千年历史中，族事发展，也为回答“天地之间人之为人，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等宏大的人生哲学命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是资料翔实，信而有证。此次续修族谱，是在湖北嘉鱼宗亲提供的家谱基础之上，巫奉及周边族裔后人合力而为。修谱编委会成员是在修谱理事会成立之后，认真遴选，反复斟酌推选出来的，由热心家族事务、德高望重之辈组成。修谱三年多时间，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详尽调查研究中审慎完成。宗谱纵贯四百多年历史浮沉，横通各支脉族裔数千人员，实事求是，难能可贵。

三是白话呈现，通俗易懂。历代谱书均用文言，但世事发展应顺应时代。无论是湖北三公合一修撰《李氏族谱》，还是我巫奉接力续编，都用白话文呈现。谱书每章经编者整理完善，都朗朗上口且通俗易懂，为后世裔孙查阅家谱甚至再续家谱提供了方便，也作出了表率。

四是以谱为例，教化育人。族人的兴盛繁荣，离不开绵延不绝的宗亲文化，更离不开历代先贤的率先垂范。初有春秋老子李耳、后有盛唐李氏帝王将相数百人，再有当代各行各业精英荟萃，无不体现出过去数千年来李氏族裔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卓越贡献。谱例中对此一一记录再现，表达出裔孙誓要继承先贤遗志，重教育、兴文化，教化李氏后裔勤学上进、开拓进取，福报千秋万代的深切心愿。

五是谱例严谨，制作精良。谱书续修过程中，得到了县域地方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研究资深研究人员、县志编撰研究办公室等的指导和支持，使谱书既有老谱书的传统风格，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谱苑珍品。

今逢新谱问世，裔孙盛会，承蒙耄耋之年祖父重托，不敢推却，但甚觉千钧。恭读宗谱数度，几番垂泪。感念白发苍髯为子孙竭尽心力，后世裔孙当效忠家国报此恩。郑重提笔，抒写心绪，是感悟亦是对列祖列宗的尊崇。

江山代有才人出，族风永续传万代！谨此复命！

璠公三十四世孙永梅

于公元二O一九年五月四日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一)谱名。传统家谱的命名通常是在家谱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即一个姓氏或家族的发祥地或望出地)、堂号(即祠堂名号或宗族支派名号，用以区别各家族或同族不同分支的标志)。

(二)谱序。一般内容涉及姓氏渊源，始祖源流，家族迁徙繁衍发展经过和撰修续谱、建谱缘由：或时逢盛世，或年久未修，或遇天灾战祸人口大批流迁，或由官方安排大批迁徙，或逢家族中出了圣贤名人等原因以及修谱理论、指导思想、对后人的期望等等。续修谱除保持以前谱序外，还可新增重修谱序。

(三)凡例。主要阐明撰修、建谱的方法、体例和原则，少则几条，多则数十条。

文 | 鹤湖风光

东至县胜利镇新华江村，位于升金湖北滨后村庙，前眺鹤湖笔架山，后观菊江振风塔。嘉靖四十年，菊江江氏八房七世祖镜公，见山青水秀，定宅耕读。历世五百载，开枝散叶，瓜瓞绵绵。

姓氏是每一个人的标签，是一个家族的符号。宗谱则是同一个姓氏家族从古至今的生命载体，精神家园。古人云：谱牒身之本也。万里江水，源起何处，谱能告诉你，你是谁，来自何方。宗谱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时光隧道，让我们驰骋其间，目睹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聆听先哲们的家训和家规，敬宗睦族，团结友爱，光大家风。

上溯民国三年，菊江江氏八修宗谱，巳经遥遥百年。历经战火兵燹，老谱残缺不全，重修家谱，迫在眉睫。菊江江氏后村庙二十一世裔末泉宗贤率先出资，倡议修谱，合族相应。族内宗仁希平、声平、中年、云旺、海平诸君，慨然担纲，积极推动。他们肩负着家族的使命，上乘先祖之德，下启后来之贤。续修家谱的热情，激荡着他们的情怀，无惧风雨，不惮远涉，四处奔波，终于寻回百年老谱。

宗谱是大家巨族的瑰宝。拜考江氏远祖，有危身之忠，有显亲之孝，有戡乱之武，有华国之文，有利人之功，有惠民之政。其巍然可仰、凛然可畏的先祖事迹，非独仪型其家，实足以惠中华。余笔何足以副仁人孝子之心，更难著斯谱之重文！

江氏历史悠久。夏启之时，中华始祖黄帝瀛姓后裔元仲公，因伯父益公佑舜有功，受封江地侯，元仲公尊为江氏得姓一世祖。三十世济公助周武王伐纣，功封七百里，国号江国，位于今河南省正阳县。江国世袭千年，至公元前623年被楚国所灭。后代迁徙各地，为不忘故国，便以原国名江为姓氏。随后各代，功高位显，因官散居天下。

60世烈公，周赧王时任殿中大夫，由济阳迁居阳安（河南确山）；69世祐公，东汉光武时任广陵太守，由阳安迁临淄（山东淄博）；71世革公，中华孝经二十四孝之一，人称江巨孝，封谏议大夫升齐相，由临淄迁邳州（江苏睢宁）；75世统公任太子洗马，由邳州迁丹阳（安徽宣城）；77世淹公梦笔生花，文思卓然，登进士第，封醴陵侯，由丹阳迁萧山（浙江萧山）；83世法跃公由萧山迁信安（衢县）；87世宏秦公由信安迁开化（浙江开化）；94世大沣公后汉乾祐庚戌进士，其孙淮公由开化迁鄱邑泽源（江西铁炉埠）；107世胜五公弃泽源迁居鄱阳大湾；至117世华二公，赠封监察御史，于明洪武十三年由江西大湾迁居安徽东流南门道观嘴，华二公敬为菊江江氏始迁祖。

华二公生八子，八房径公于明永乐十年由道观嘴迁居濠口嘴江家坝；菊江江氏七世祖镜公于嘉靖四十年，由濠口嘴迁居后村庙，为新华江村始迁祖；十三世士华公，讳有功，恩授武略骑尉升江都阃府，由后村庙迁居省城。

远仰高风于前代，近采芳迹于潮流。文坛华国，千年相承，前贤淹公名誉青史，后昆二十二世裔江亚峰，光宗耀祖，文章卓尔，名列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政坛惠民，后继有人，二十世裔江泽胜荣任东流镇委书记，东至县政协常委。地以人传，人杰地灵，上继先哲，有志竟成。以忠孝继先，以读书韶后，以勤俭律身，以清白立世，家风是我们行走世间展示自己的最好名片。后村庙菊江江氏以历史的厚蕴，必将人文蔚起，枝繁叶茂。先祖庇萌，宗族团结，共同构筑美好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