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澄清一点：

学界对「夏朝」的质疑，并非由于考古没有发现「夏朝」的遗迹，而是直接来自中国文献的内证。

「质疑（否定）夏朝」的想法本来就挂在清代学术的逻辑链上，这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当年看清代今文学派著作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唐虞夏」的真实性了，而我也曾对夏朝的质疑嗤之以鼻。所以质疑夏朝实在是非常自然的想法，绝非二三学者故作惊人之语，更无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至于后来西方考古学介入，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稍显复杂，是因为所谓「否定夏朝」中的「夏朝」经常指代不明：是禹建立的夏朝？是商灭掉的那个夏朝？还是指商朝以前的某个文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虽然会交叉，但实质是两码事，不应该混淆。人们常把几个问题杂糅起来讨论，有时还夹杂着民族情绪，当然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史记》里的夏朝至少得分为三段看，一是禹，二是启至于少康，三是后期包括汤灭夏，乃至周朝的杞曾诸国。前两段神话气息较重，拼凑痕迹明显，第三段可能则有事实遗存，但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的对应。

本文可能会多次引用下面这篇回答：

大家相信尧舜禹传说中近乎童话的「禅让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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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繁复，下文提到此回答时，皆简称《禅让制》。

〇《史记》记载

按例先复述一下《史记》的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

……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

……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史记·夏本纪》

《史记》中的夏是一个和商周并称的朝代，所谓「三代之记」。先祖维禹，以治水有功，帝舜禅为天子。厥后禹子启即位，传十五帝至于帝桀。帝桀愆德，成汤伐之，遂失其命。周初，封其后于杞。

（没啥好讲的……(￣∇￣)

一「禹」

我在《禅让制》一文中已述及：禹本为天神形象，亦不与「夏」相关，至春秋末左右降格为人王。所以这里只拣其要讲一下，具体细节可参看彼文。

ps再强调一下，以下是叙述不是论证，中学生们不要拿着「天命」杠。

现在最早关于禹的记载来自西周末的「豳公盨」：

天命禹敷土，隳山，浚川。《豳公盨》

禹在这里是一个天降的创世神形象。

其次是目前断为西周文献的《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竹简有残，文意大概是说：天帝命禹治水，然后建立「夏邦」，并立「启」为君后。这里虽然同时出现了「禹」和「夏」，但「命禹治水」、「建立夏邦」的主语都是上帝，是禹平完水土后，上帝命启作人间夏邦的王。禹既不是夏的国君，启也不是禹的儿子。「禹」和「夏」实际上还没有产生直接关联。

至于为什么这里的「天」和「帝」都指「上帝」，可参看这个回答：

请问一下为什么周朝君主称「王」，汉朝君主称「帝」，唐、宋君主称「宗」呢？另外封号尊号谥号有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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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说法不能不视为《史记》记载的前身，于是在后期的传说里，禹成了夏朝的始祖，并做了人间的王。所以禹和夏扯上关联，本是后世传说的融合，那么简单的逻辑问题来了：「禹不存在」能推出「夏不存在」吗？——不能。

「禹」和「夏」本是两个问题，现在得把他们先剥离开。

附带提一下禹传说的来源问题，与本文主线无关，读者可自行跳过。(￣∇￣)

汉朝对禹的记载都一致指向西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大禹出於西羌。《新语》

故禹兴於西羌。《史记·六国年表》

皇甫諡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史记集解》

大禹出西羌。《后汉书·逸民列传》

禹父鲧者，帝颛顼之後。鲧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吴越春秋》

禹的功绩除治水外，还有一项「征有苗」。

分北三苗。《尚书·尧典》

何迁乎有苗。《尚书·皋陶谟》

苗顽弗即工。《尚书·皋陶谟》

三苗丕叙。《尚书·禹贡》

禹曰：「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禹誓》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於庙，犬哭乎巿，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袛，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後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墨子》

《尚书·吕刑》的作者是西周的吕王，叙述了一个「上帝遏绝苗民」的传说：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尚书·吕刑》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尚书·吕刑》

又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家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尚书·吕刑》

所谓天降「三后」：伯夷、禹、稷。伯夷是姜姓的祖先，《史记》云：「姜姓，伯夷之後也。」稷亦出自姜原，都是西羌的祖神。吕氏本出于西羌，这自是吕王讲述西羌的传说，并称的禹自然也与西羌关系密切。

《后汉书》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西羌传》

所以禹当为西羌的神，故和西羌灭苗的传说关联。

另外，禹平水土，制画九州，《书·禹贡》序云「禹别九州」，又云「九州攸同」，「九州」一词与禹自来联系颇密。但古人意识里的「九州」，却不一定像今天一样指「中国」。《左传》云：

晋籍谈、荀躒，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帅，以纳王于王城。《左传·昭22》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左传·哀4》

晋地有所谓「九州之戎」，「九州」自是一地之称。「九州之戎」即「陆浑之戎」[1]，又名「允姓之戎」[2]，本居瓜州[3]，范宣子称之「姜戎氏」者[4]，可知亦出自西羌。

禹在古书中亦多称「戎禹」，故可推测所谓「九州」本指一区划而言，禹则为其地居戎之宗神。之后禹渐变为天下之共神，「九州」亦扩大为天下的代称[5]。而「九州」确指哪九个，自是后来附会上去的，所以当然从来都没有确切的说法。

至于禹的父亲鲧治水被诛、鲧化黄熊、鲧的肚子剖开生禹这些故事，则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层次的传说的糅合。不想写了，还是说「夏」的问题吧……(￣∇￣)

二「夏」

质疑夏朝的文献动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文献中的「夏后」，一个是文献中「夏」所指代的疆域。因为这些事情细究起来，其实都不太正常。

在讨论前，先明晰一下概念。当我们提到文献中「夏」的时候，它一般有两种指代：一个是指与「商」「周」并称的「夏朝」，一个是「夏朝」所辖的区域。

1「夏后」

「夏」如果是和「商」「周」同为朝代名，就应该和「商」「周」一样，但称「夏」即可。但事实上，文献中「夏」和「商」「周」并举时，常常称「夏后」或「夏后氏」，而不言「夏」，这其实很奇怪。传说中「夏」之前的「虞代」，也从来没这个毛病。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论语》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墻置翣。《礼记》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礼记》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周礼》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国语》

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墨子》

这样的文例非常多，不烦枚举，皆以「夏后」、「夏后氏」与「殷」「周」并称，这个现象并不正常。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夏朝称王为「后」，所以「夏」可以称「夏后」。但这个解释其实相当糊弄，文献中商王亦称后，但绝无「商后」、「殷后」的叫法。而且用「夏王」这样的词和「商」「周」朝代并举又是几个意思？《史记》中还有「夏后帝启」、「夏后帝相」、「夏后帝少康」的说法，「后」与「帝」并举，竟不避赘复。这只能说明「夏后」为一连语。

所以「夏后」的叫法需要一个解释，并不能简单当一个朝代名处理。

2「夏」的疆域

「夏」所指代的区域实际有两个，一个是后来的晋地，一个几乎泛指整个中国[6]。

《左传》所谓「夏虚」者，实为古唐国所在，亦是周初晋国初封之地：

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

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左传》

另一方面，「夏」的指代范围又极广：

文献中有「诸夏」：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

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左传》

诸夏从戎，非败而何。《国语》

有「华夏」：

楚失华夏。《左传》

有「区夏」：

用肇造我区夏。《尚书》

有「东夏」：

闻君将靖东夏。《左传》

抚征东夏。《左传》

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国语》

「商」「周」并非后世的大一统王朝，实际控制疆域不能覆被中国，但「夏」指代的区域极广，中国地域皆可称「夏」，后来也常作为与「蛮夷」相对的概念出现。如果「商」之前有一个叫「夏」的朝代，其区域绝不当如此之广。「诸夏」的叫法就更奇怪了，一个国族名前加「诸」，是在暗示有多个「夏国」不成？

反证法：

现在我们假设「夏朝」存在，并忽略「诸夏」这种称呼的诡异之处，那么要么这两种区域指代有关，要么无关。

如果有关，我们需要解释这种关联，比较自然的猜测是：「夏」本是一个立都于晋地的朝代，但后世悠远，逐渐认为这个「夏」的疆域覆盖极广，所以又用「夏」指代中国。那么这样首先就承认了「夏朝」至少在疆域上是有构拟的成分，其次也会出现难以解释的问题：文献中提到「夏虚」的时候，似乎只是在叙述一个建都于此的国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大统一王朝对待过，这样两个概念实际出现了割裂。而且「区夏」、「诸夏」这样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早，远早于「大一统」思想的出现，那个时候既没有国家曾经有过统一的事实，也没有统一的征兆，所以对一个事实存在过的王朝进行这样的构拟是很不自然的，但同时期也没有相似的概念产生。

如果认为无关，也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夏」同时指代一个朝代和中国，概念上有极大的交叉，却又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解释。

这自然指向了「夏朝」可能不存在，并启发人寻找新的解释。

3周人自称「夏」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稍显奇异的现象。

周人在《尚书》里对「夏」的记述实际也有两种，一方面把「夏」当作「商」之前的朝代，一方面又把自己叫作「夏」，比如《周书》常自称「我有夏」。

传统的解释倒也很合理，说周人自认为是夏的后裔，故自称夏，也没毛病。这种解释确实非常通顺，不过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周王自称「夏后」，这就又稍显奇怪了。

今本《尚书·顾命》云：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在後之侗」一句古文本作「在夏后之詷」[7] ，审前后文可知这里的「夏后」指的就是周王。今本这句的「夏后」被改为「後」，只能说明后人不理解为什么周王可以称「夏后」，所以对文本进行了篡改。

4「夏」==「下」

以上诸现象并非完全不能解释，比如将「夏后」拆解为「夏王」，比如「夏」广阔的地域指代是对「夏朝」的疆域构拟来的，比如认为周是夏人后裔，故可自称「夏」，周王亦可称「夏后」。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统一而简单的解释？

我们可以把上古史的构拟视为一个建立模型的过程，文献是其数据。这个模型不能太复杂，随文释义是总能附会出一个解释的，但这明显容易过拟合。我们希望找到的是一个简单正则、解释力又强的模型。



好的模型



过于复杂的模型，对于已有数据能完美解释，但预测效果极差（过拟合）。



过于简陋的模型，已有的数据都不能解释（欠拟合）。

a夏国

回到《清华简·厚父》：

……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为后，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命皋陶下为之卿士。《清华简·厚父》

文中说，上帝命启为夏邦之后（姨，这不就是「夏后」吗？）。古文献「邦」今本常作「国」，「夏邦」即「下国」，而「下国」乃《诗经》常用语：

奄有下国、俾民稼穑。《閟宫》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长发》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长发》

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殷武》

皆言「下界（人间）之国」，常与「上帝」对举，所以这里的「夏邦」当与《诗经》同，理解为「下国」更合理。出土的秦公器也能为之佐证。

秦公钟：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造有下国，十有二公不堕在下。

秦公簋：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有二公在帝之坏。

在同样的格式里，一作「禹迹」，一作「下国」，所以「禹迹」和「下国」实际上是对等的概念。「禹迹」即禹平水土后的世界（见《禅让制》），联系《厚父》所载：上帝命禹平水土后，建立「夏邦」，命启为后。两相对比，这里的「夏邦」就是「下国」，实指「下界之国」。

b夏民

文献中「夏」「下」混用的现象很多，「下阳」或作「夏阳」，「下邑」或作「夏邑」。《山海经》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

「夏后开」即夏启，言夏启上天界得《九辩》与《九歌》之乐后回到下国。《离骚》云：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王引之即引《山海经》的故事，读此句为「下康娱以自纵」。因为在早期传说里，夏启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墨子》云：

於武观曰：「启乃*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夏启「*溢康乐」的定位和他上天窃取《九辩》《九歌》，《离骚》所谓「康娱自纵」的形象其实是一致的。

《山海经》又云：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云上帝命羿降于下国，治恤民难。而《天问》云：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联系《山海经》所载，此处「夏民」即「下民」，言「下界之民」。「下民」亦《诗经》常用语：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捋采其刘、瘼此下民。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

「下民」亦常与「上帝」对举。

c夏都

《山海经》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巖。

颇疑所谓「夏都」即「帝之下都」。

第二条提到羿，亦当为羿与夏朝故事的神话背景。

所以「夏邦」即「下国」，「夏民」即「下民」，「夏都」即「下都」，皆指「下界」而言，与「上帝」相对。文献中「后」亦常与「上帝」对举，杨宽先生因而指出：「因疑「夏后」即「下后」，为「上帝」之对待名称，而夏代之名即由此出。」[8]

故「下后」原指「下国之王」。神话中夏启是上帝命为下界的王，故能名「夏后启」，《厚父》所谓「建夏邦，启为后。」者正用此义，这也是为什么周王也能自称「夏后」的原因。因凡人间皆为「禹迹」（见《禅让制》），实为「下国」，当然哪里都可以称「夏」，以故「夏」的指代区域能如此之广。人间万国皆为「下国」，自然也能称之「诸夏」。于是上文所说的三个现象都可以得到统一的解释。

由于这种传说和「禹」的传说似出一源，所以「夏」亦常指「西方」，前文「东夏」犹言「东西」。

三「夏朝」

继续整理一下逻辑，前文提到过，「夏」所指一是时间线上历时的朝代，一是一小一大的地域指代。

文章第一段把「禹」从时间线上拿出去，第二段解释了朝代名「夏后」、并将「启」从夏朝的时间线上剥离开，同时解释了「夏」的地域指代中大的那一部分。现在还需要解释朝代中启以后的部分和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

1夏朝前期

夏启后面有太康、中康、少康，其间还掺杂着后羿夺位的阴谋故事，这个故事细究起来非常混乱。首先「三康」的名字非常齐整，与后面诸夏王的名字不类，其中涉及的各种名字在不同书里说法都不太一样，后羿也有好的坏的两种形象，解释为一个部族中时代不同的两个后羿太过牵强。

总之这里真是乱成一锅粥[9]，我实在不想写了。但看看这些故事似乎都和夏启的神话有关系，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夏史和夏启打包在一起丢掉，那么我们开心的发现，只用解释夏朝后期的故事了。

2夏朝后期

但这其实并不让人开心，因为没啥好的解释。

《史记》中夏代的世系是有的，我们目前做的是把前面一段（从夏禹到少康）视为神话，从信史里踢开，但后面那些夏王名字还在那里，总不能都丢到神话里吧？实际应该解释的也不止于夏桀，周初封建的杞国也应该算到夏的历史里考虑。

陈梦家有一个想法，认为夏世系是从商世系中分化出来的[10]。但这个解释不好，有点强行，而且在的地下资料，印象里没有什么支持的证据。

所以我决定把这一段世系和还剩下没解决的那个「地域指代中小的那一部分的夏」的问题裹在一起处理。即在后世晋国的那个地方，确实有个国家，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就叫「夏国」了。

这个国家的迁徙不太清楚，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二里头等等不知是否有关，这些遗址在考古上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演变。也可能就是《夏本纪》里后一段的世系，包括商诛夏桀的事情都是这个国家。

《商颂》称颂商汤功绩的时候，实际灭了四个平行的国家：

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长发》

即韦国、顾国、昆吾和夏桀，这里也并没有给人一种夏是宗主国、大王朝的感觉。

而周初封夏的后裔于杞，也是这个国家的后人。

四总结

好像把挖的坑填完了……( ´▽｀)

总结一下吧：

1禹本为西羌的创世神。

2「夏国」来源于「下国」，「夏后」来源于「下后」，皆出自上帝命启为下后的传说，夏朝前期的「史事」都与这段神话有关。「区夏」、「诸夏」等广泛的地域指代亦源于此。

3禹和夏后启的故事后来发生了融合，禹成了启的爹，启的形象也从昏君变成了明君，共同成为夏朝的先王。

4夏朝后期的史事可能来源于山西那边的一个小国，后来辗转迁徙，不知和王城岗，大师姑，偃师，东下冯，及二里头等等有无关系。再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个小国的故事和禹启的传说拼接起来了，共同成为了现在意义上的记载的「夏朝」。

五「二里头」

说一下「二里头」吧。

先考虑一个问题，在「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且其中没有与夏朝任何直接相关的证据的前提下，「夏朝存在」的概率会不会因为「二里头遗址」而增大？

用  表示概率，由贝叶斯定理：



注：其中  表示在A事件发生的条件下，B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二里头」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文化」的概率大不大？

太大了。

不管是从地望来说，还是现在对其的考古发现来说，这里出现一个这样的遗址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在夏朝存在的前提下，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概率大吗？当然也大。所以  这一项能得出它远大于1的结论吗？不能。

所以我们并不能在「二里头这里存在一个遗址」的前提下，得到「夏朝存在」的概率  比单纯考虑「夏朝存在」的概率  大很多的结论。

这个概率相当于什么呢，比如我家谱说我的祖先是商汤，现在挖出来一具生活在亳地的尸体，验一下DNA发现真的可能是我祖先，于是我高兴地拿出家谱宣称 ：「这就是商汤啊！」有人质疑我，我就说：「你敢质疑我没有祖先？难道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荒谬的点在哪呢？该质疑的不是尸体，不是DNA检验，更不是我有没有祖先。我能在今天出生，我有个祖先这tm是废话，问题在于我的祖先是不是商汤，也就是说最应该质疑的是我的家谱是不是真实的。

现在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家谱中写着祖先是「夏朝」，所以质疑的点并不在于商朝之前是不是有文化，商朝发达的文明当然有继承，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这前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夏」。

我们需要在考古中找到一个真正能和「夏朝」对应的东西，这才能证明「夏朝」的存在。就像殷墟出土的东西，是完全能和商朝的记载对上。现在常说甲骨文里没有「夏」[11]字，其实就算有「夏」字也没鸟用，因为他和文献中的「夏朝」还隔着十座南山必胜客。同理，把「陶寺文化」说成「尧都」，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更没有丝毫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给个猜测，禹、启及夏代前期的东西要找到基本是没戏的，后期的东西还有可能，但需要坚实的证据，而不是拉郎配。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真正的「夏」啊……(⌒▽⌒)

六一些琐语

我在以往评论区，总看到有人宣称「疑古」已经被现代考古啪啪打脸的，这真是看了些考古记录片，读了些公号浮夸文，竟不知天高地厚了。「疑古」是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裘锡圭先生云：「如果说「走出疑古时代」意味着有了新的资料，应该不要再受到「疑古」学派一些不正确的具体看法的束缚，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果是从「疑古」变成「信古」，我就完全不同意了。这是一个根本的态度问题。」林沄先生更是直截了当：「我们根本无须走出疑古时代。」

还总有人操心，觉得否定了夏朝，中华民族就失去了向心力。难道我们热爱中华是因为我们有夏朝？

请好好学习「四个自信」。(￣∇￣)

参考

^《左传》杜预注：「九州戎，在晋隂地陆浑者。」

^《左传》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

^《左传·昭9》：「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

^《左传·襄·14》：「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

^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

^文中「中国」与「中原」不加区分。

^《说文解字》：「《周书》曰：「在夏后之詷。」」

^杨宽《夏后解》

^可参考顾颉刚《夏史三论》

^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

^甲骨文里可能是有「夏」字的

　　二程已断代。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与同时代的张载所创的“关学”颇有渊源，二者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死后葬于洛阳伊川二程墓。

　　简介

　　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相互联系，继续反对新法。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荐程颢为宗正寺丞，未及行即病逝。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由于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程颐[yí]，(公元1033年—1107年)，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中国北宋思想家，理学创立者之一。曾任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在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主管太学的胡瑗惊异其才。

　　程颐

　　程颐

　　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司马光执政时，被荐为崇政殿说书，与修国子监条规。在为哲宗侍讲期间，敢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声名日高，从游者日众。其后，程颐因反对司马光的新党执政而被贬，任西京国子监守。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于家。至南宋，追谥正公。

　　二人都曾就学于周敦颐，并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被世人称为“二程”，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二程的心理学思想较为丰富，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至关重要，因此后世称为“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是“理”，它作为绝对本体而衍生出宇宙万物；他们的最高心理范畴是“心”，它作为“理”的等同物而产生人的形体：“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二程的理学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心理学思想主要见于《遗书》、《文集》和《经说》等,均收入《二程集》中，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该书校点本。

　　在学风上，两程提出了“穷经以致用”的主张，突破了汉学不敢独立思考的墨守成规的治学方法，不失为一大进步。当然，在理学后来被定为属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就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故其消极面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二程之所以能成为旷世大儒，除了与他们自身的渊博学识分不开外，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二程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两程的父亲程珦[xiàng]又以世家的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 法    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