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敢地处缅甸北部高原，与中国云南接壤。果敢原生的茶叶品种，统属南亚热带大叶种，即云南大叶种，茶树龄都在200-500年不等，经过多年的种植古树茶，我们有着专业精英制茶团队，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饮用，喝出健康才是好茶。

古树茶

按地方史志记载，果敢与同样作为原生地的云南双江勐库属于同一茶源地域。原土司老衙门所在地楂子树等古村落，仍有百年以上的古茶园，茶菁品质上乘，人称“东有大竹箐，西有楂子树”。

果敢古树茶，宛若一位佳人，在水一方。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果敢茶特点：苦涩味低，蜜香，滋味醇厚，回甘生津，喉韵绵长。果敢生茶的野性十足，冲泡时会明显感觉到这是一款出自人烟稀少而且有野性的茶。

挑战茶源地学说--野生古树印证果敢茶产区地位

世界茶源地学说，素有中国云南和印度之争，同时也是云南大叶种与阿萨姆种的代纪性之争。至今，古生物学者仍然为此论战，而中国云南和印度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两大茶源地，其他国家和区域在茶树种植的历史考证领域均定位于传入追溯。

2014年，茶学专家在考察果敢茶产区时，发现多株野生古茶树，尤其是位于果敢老街东南5公里，海拔为1000米南湖塘区域的一株初步鉴定超过1500年树龄的云南大叶种古树茶；通过生物学分析，由此足以证实：与云南一样，果敢亦属于世界茶源地，曾经的世界茶源地之说，由此被打破，并更新。

果敢古树茶

果敢，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曾因鸦片而声名远播；这里，曾是“金三角”地区最早形成的，最富盛名的鸦片集贸地。据相关记载，果敢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始种植鸦片的。其实，果敢地区神奇的植物并非只有鸦片，在英属殖民地时期更有着茶山茶园的规模化种植、采摘，阿萨姆种也正是那个时期引入种植的。当时，果敢地区的茶叶，无论是云南大叶种还是阿萨姆种，由于其品质优秀，被直供英国皇室和贵族使用，属于缅甸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殖民结束后，茶业出口几乎停滞，当地转而种植鸦片。

果敢原生的茶叶品种，统属南亚热带大叶种，即云南大叶种。按地方史志记载，果敢与同样作为原生地的云南双江勐库属于同一茶源地域。原土司老衙门所在地楂子树，以及西山区南郭、兴旺区三棵桩、东山区大竹箐及南湖塘、红星区杏塘包包寨等古村落，仍有百年以上的古茶园，茶菁品质上乘，人称“东有大竹箐，西有楂子树”。

拂去**尘硝--重探果敢高原茶风貌

果敢茶，宛若一位佳人，在水一方，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如此佳人，除了神秘，她的成长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果敢位于缅甸东北端的掸邦高原，一大部分被西藏高原所包围，紧邻中国云南省，地理坐标为：北纬23°24′54″-24°09′24″；东经98°24′14″-98°53′42″。地势海拔在450至2400米之间，山与山之间的坝子海拔约1100米，属典型低纬度高海拔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区，植物种类极为丰富，至今仍保留了原始的生态环境。再加之果敢是三面环水，上方和西边是怒江，在下方与流出孟定的南定（汀）河汇流。使得该区域大量聚集的山茶科植物，经历千年，与野生乔木茶树在原始生长环境下共同成为普洱茶最上乘生态原料。

堪比冰岛班章--雪山一脉各自芬芳

全部的古树茶，是果敢茶产区独有的特点，也就是说果敢只有古树茶而没有台地茶。在果敢老街附近的“南湖塘”有树龄在1500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彰显着果敢茶源地的历史，而树龄200-300年的数量也颇具规模，即使是最“年轻”的树龄亦在100年以上。

作为世界茶源地之一，果敢茶种植及“驯化”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百濮时代。此后是与中国云南一脉相承的“武侯遗种”的传说相关。史书上没有孔明南征到此的记录，当地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着这样的古老故事：我们是随孔明南征丢落下来的人。孔明拿了一把茶籽叫我们安居下来生产，从此我们就有了茶叶。这些被“丢落”的人照着孔明的帽子建盖房屋，奉孔明为茶祖。基诺人深信武侯种植茶树，并举行放孔明灯活动，称为“茶祖会”，世代相传。“武侯遗种”的传说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认祖归宗。相传当年诸葛亮曾到过果敢的炮楼山，炮楼的旧址现改建为诸葛庙。在佤邦勐冒县县城所在地有一座公明山，也是用诸葛亮的名字命名的。

无论是哪天，历史传承的脉络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果敢与中国云南山水相连，文化尤其是茶文化的传承更是同宗同源。而果敢古树茶的茶山在地理位置上与素有“天下茶仓”的云南临沧属于同一山脉，有着相同的地理气候资源，甚至抛开有形的国境线，本就是同境同源的地域资源。

肥厚的古树春芽

除此之外，果敢的普洱茶另有其唯一性和不可复制的特色，在《解毒金三角》一书中提到的：据云南植物学家多年研究，因生物间奇妙的作用，凡种植过**的土地，其古茶树生长也受到土壤微妙的变化的影响，茶叶别具一种香气。此说是否确有科学依据，不得而知，但是在种过**的土地上种普洱茶，冥冥中不正契合了中国古书“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记载吗？虽然此解毒非彼解毒，却同样功不可没，而且善莫大焉。

果敢古树茶

除却果敢茶产区的树种和树龄优势资源外，其另一个无法超越的绝对核心优势是其食品安全领域的纯原生态和零农残。由于果敢自治区此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原因，茶产业几乎处于80多年的无人照管和培育的野生状态，完全没有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使其成为100%的纯天然茶原料产地。

为了保证这一核心优势的持续性，缅甸果敢自治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茶产业复兴计划。其中，为了保护茶产区领域生态环境，维护果敢地区茶叶传统的天然品质，果敢自治区正制定相关法规：禁止砍伐古茶树，禁止在茶树种植和采摘过程中使用化肥、农药，禁止在茶叶中掺水或者掺入伪劣产品。违反规定将严格没收货物及非法所得并予以罚款。

果敢地区的古茶树树龄均在百年以上，数量超过100万棵，年产茶规模将达到5000吨。与国内市场相比，以班章茶为例，班章茶产区的古树普洱茶的年产量仅仅为50吨。可见，就高端古树茶领域来说，果敢茶在规模上有绝对的优势。

果敢古树茶--这位数百年来传承著中华文化的外国土地的这位神秘的佳人将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

据果敢地区杨氏、罗氏和彭氏等地方望族的家谱及碑铭记载，果敢族先民乃中国明末清初流落缅甸境内的明朝官军。公元1658年12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清军追击下，被迫带领官兵及随从自昆明仓皇西逃，于次年2月遁入缅甸避难。

公元1662年1月，缅王莽白慑于清军声势，将永历帝拘禁后执献给清朝将领吴三桂。追随永历帝的明朝官兵四处逃散，部分隐居于缅甸中部及掸邦一带；部分则逃离缅甸，返回至中缅边境地区，卸甲为民，繁衍生息。据杨氏家谱记载，为表示居住在科干地区的人民是果断而勇敢的，头领土司杨氏家族便按谐音将"科干"易名为"果敢"，并沿袭至今。果敢的茶树都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树，是木本、乔木，不是几年长得起来的。

文学名作《洛夫·诗魔之歌》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洛夫，台湾著名诗人，原名莫洛夫。1928年出生。湖南省衡阳人。从小读私塾三年，后进衡阳国民中心小学。1948年高中毕业，考入湖南大学外文系。1949年7月随国民党去台湾。到台湾后，1951年考入国民党政工干校，毕业后入台湾海军陆战队。1955年出任台湾左营军中电台新闻编辑。1959年于军官外语学校毕业，到金门任联络官。1965年11月去越南任“顾问团”顾问兼英文秘书。1967年11月返台，又入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读书。1973年，洛夫四十六岁，才在该校毕业。同年8月，以海军中校军衔退役。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历四十年，著作甚丰。1954年即与张默、痖弦等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多年。创作有诗集《灵河》、《石室之死亡》、《外外集》、《无岸之河》、《时间之伤》、《魔歌》、《酿酒的石头》等，诗论集《诗人之镜》、《洛夫诗论选集》等，译著有《雨果传》等。

内容概要

金龙禅寺

晚钟/是游客下山的小路/羊齿植物/沿着白色的石阶/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处降雪/而只见/一只惊起的灰蝉/把山中的灯火/一盏盏地/点燃

边界望乡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病得像山坡上那丛凋残的杜鹃只剩下唯一的一朵/蹲在那块“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后面/咯血。而这时/一只白鹭从水田中惊起/飞越深圳/又猛然折了回来/而这时，鹧鸪以火发音/那冒烟的啼声/一句句/穿透异地三月的春寒/我被烧得双目尽赤，血脉贲张/你却竖起外衣的领子，回头问我/冷，还是/不冷/惊蛰之后是春分/清明时节该不远了/我居然也听懂了广东的乡音/当雨水把莽莽大地/译成青色的语言/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

长恨歌

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只开了一个早晨

——巴尔扎克

一

唐玄宗/从/水声里/提炼出一缕黑发的哀恸

二

她是/杨氏家谱中/翻开第一页便仰在那里的/一片白肉/一株镜子里的蔷薇/盛开在轻柔的拂拭中/所谓天生丽质/一粒/华清池中/等待双手捧起的/泡沫/仙乐处处/骊宫中/酒香流自体香/嘴唇，猛力吸吮之后/就是 /而象牙床上伸展的肢体/是山/也是水/一道河熟睡在另一道河中/地层下的激流/涌向/江山万里/及至一支白色歌谣/破土而出

三

他高举着那只烧焦了的手/大声叫喊： /我 /因为/我要 /因为/我是皇帝/因为/我们惯于血肉相见

四

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摺/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从此/君王不早朝

五

他是皇帝/而战争/是一滩/不论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黏液/在锦被中/杀伐，在远方/远方，烽火蛇升，天空哑于/一緺叫人心惊的发式/鼙鼓，以火红的舌头/舐着大地

六

河川/仍在两股之间燃烧/仗/不能不打/征战国之大事/娘子，妇道人家之血只能朝某一方向流/于今六军不发/罢了罢了，这马嵬坡前/你即是那杨絮/高举你以广场中的大风/一堆昂贵的肥料/营养着/另一株玫瑰/或/历史中/另一种绝症

七

恨，多半从火中开始/他遥望窗外/他的头/随鸟飞而摆动/眼睛，随落日变色/他呼唤的那个名字/埋入了回声/竟夕绕室而行/未央宫的每一扇窗口/他都站过/冷白的手指剔着灯花/轻咳声中/禁城里全部的海棠/一夜凋成/秋风/他把自己的胡须打了一个结又一个结，解开再解开，然后负手踱步，鞋声，鞋声，鞋声，一朵晚香玉在帘子后面爆炸，然后伸张十指抓住一部水经注，水声汩汩，他竟读不懂那条河为什么流经掌心时是嘤泣，而非咆哮/他披衣而起/他烧灼自己的肌肤/他从一块寒玉中醒来/千间厢房千烛燃/楼外明月照无眠/墙上走来一女子/脸在虚无飘渺间

八

突然间/他疯狂地搜寻那把黑发/而她递过去/一缕烟/是水，必然升为云/是泥土，必然踩成焦渴的藓苔/隐在树叶中的脸/比夕阳更绝望/一朵菊花在她嘴边/一只黑井在她眼中/一场战争在她体内/一个犹未酿成的小小风暴/在她掌里/她不再牙痛/不再出/唐朝的麻疹/她溶入水中的脸是相对的白与绝对的黑/她不再捧着一碟盐而大呼饥渴/她那要人搀扶的手/颤颤地/指着/一条通向长安的青石路……

九

时间七月七/地点长生殿/一个高瘦的青衫男子/一个没有脸孔的女子/火焰，继续升起/白色的空气中/一双翅膀/又/一双翅膀/飞入殿外的月色/渐去渐远的/私语/闪烁而苦涩/风雨中传来一两个短句的回响

作品鉴赏 洛夫《诗魔之歌》是他的诗作的分类精选。“诗魔”是台湾诗坛对他的称誉，根据是他早年为超现实主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诗魔之歌》按各个不同时期的诗观和风格分为抒情、探索、回归、生活禅趣、乡愁、故国之旅等六篇。抒情篇的作品大多以抒小我之情为主，爱情构成了创作的主要冲动。探索篇一方面对现代人的存在情境和生命本体试作较深入的探索，一方面也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实验，着意于潜意识的探险和表现内心世界的奥秘，意象奇诡，诗思艰涩，一反传统诗艺的创作规范。写回归篇诸作品时，洛夫开始对文学传统作审慎的评估，而日渐产生诗观的逆转，情感与语言风格的回归。对他来说，回归并非倒退，而是迂回前进，换言之，是另一精神领域的探索，另一艺术境界的表现，却绝不是什么“新古典主义”。他依然执著于现代的追求，只不过运用古典题材，并融汇前人的特殊技巧，以表达他的现代精神与理念而已。生活禅趣篇的特色，着重于题材的取向和语言的风格，一部分表现日常生活的情趣，另一部分是对大自然和神秘宇宙的心灵直觉感应，应当视为妙悟或禅趣。洛夫的创作，在探索中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演变过程：早期拥抱现代主义的狂热，中期重估传统价值的反思，以及晚期抒发乡愁，关怀大中国，落实真实人生的丕变，每一阶段都是一个新的出发，一种新的挑战。洛夫是台湾诗坛多年来最引起争议的诗人，人们对“创世纪”实行超现实主义路线的抨击，其锋芒所指，洛夫首当其冲。《石室之死亡》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位论家认为《石室之死亡》是一种生命之初的前语言形式，石/血/雪，是它最富于原创性的语言——意象原型。换一种体验方式，也可以把洛夫诗世界的 “石/血/雪”三原型，看作 “黑色/血色/白色”三原色。《长恨歌》是一首与白居易长诗《长恨歌》同题的现代长诗，它的创作是一次现代与古典的断裂、对峙与互撞。论者认为在这首诗里，今天与历史突然在碰击中叠合：现代世俗与古代宫廷已今古难分;“盖章”，狂乱的性动作的凡人生命与“奉天承运”的帝王天命也庄谑混同。洛夫的《长恨歌》把今天的历史倒转成历史的今天。一本台湾诗歌史则认为，这首长诗巧妙地将床上的战争和战场上的战争相互暗示象征，刻画和表现了唐明皇的昏庸和 ，也是对现实贵族和极权者的讽刺和批判，诗中的读报、吃早点、盖章诸动作，看来更像20世纪的唐明皇。《金龙禅寺》属于“生活、禅趣”一类诗。洛夫不大赞成把这类诗说成是“禅悟”，他自己宁愿视为严羽所谓的“妙悟”或“禅趣”。《金龙禅寺》是一首写山景的诗，虽然这山上有一座禅寺，然而全诗见不出宗教的氛围。上一节写钟声，钟声不绝于耳，下山的旅客一直能够听到它，可是诗人的感觉是钟声嚼羊齿植物，一直嚼了下去。在这里“通感”的现场根据是羊齿植物像是被嚼过似的。下一节写禅寺的雪景。暮色来临，一盏一盏的灯火，在雪白的背景上，红红的次第点燃，犹如一只惊起的灰禅的形迹。与通常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的写景是动态的，而这动态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诗人高超的想象力。《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也是一首有情趣而又比较好解的诗，它结尾的几行是：“下山/仍不见雨/三粒苦松子/沿着路标一直滚到我的脚前/伸手抓起/竟是一把鸟声”。鸟声怎么能抓起来呢看来诗人此时或许正要想抓住叫声不绝的山鸟，不经意地伸手抓起几粒松子，于是，他竟觉得这是一把鸟声了。《边界望乡》是一首感情真实而且比较深沉的乡愁诗，它表现是通常所说的“望乡情怯”。这是一次真实的经历，1979年3月16日上午，洛夫、余光中二位诗人驱车从香港落马州边界用望远镜眺望“故国山河”。

看法：戏剧上的杨家将故事基本上是按照历史事实演义而成，然又不完全是照搬历史。 正式历史记载着杨业、佘太君、杨延昭、杨文广事迹。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则更多。 杨、佘两家都是将门豪族，历代出了不少名臣、名将，他们两家又是世家。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五代十国混乱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为了保家卫国，两家世代都是习武的，一个形成“杨家将”，一个形成“佘家军”(按佘实姓折，当时佘、折同音)，形成西北屏障，卫国干城。 杨业，并州太原人。据山西代县杨忠武词保存的《杨氏族谱》记载，杨业是汉太尉杨震少子杨奉后代。“父信，为汉麟州(今陕西神木)刺史。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命亦犹用鹰犬逐雉兔耳。”(《宋史》)杨业20多岁到太原，受到北汉重用，任保卫指挥使、建雄节度使，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国人号为 “无敌”。皇帝赐姓刘，名继业，又升任为侍卫新军都虞侯 (五代时高级军官)。这时赵匡胤正图统一全国，杨业劝北汉皇帝刘继元归宋。开始，刘不听，却依靠契丹支援与赵匡胤抗衡。多次交兵，赵匡胤屡攻太原不下。宋太宗赵光义 (原名赵匡义)即位后，刘继元终因国力不支，于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五月六日向宋太宗投降。在与赵光义作战中，杨业屡建军功，此时仍然坚守城南苦战。赵光义久闻杨业是员勇将，便命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劝降，杨业“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宋太宗当即予以嘉奖，恢复姓杨，名业，不久任命杨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史。同年十一月，宋太宗以杨业 "老于边事，洞晓敌情"，任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担负防御契丹的重任，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国大军攻雁门，杨业命部将董思源等堵截峡口南口，自己则率几百名骑兵从小道绕到雁门关峡口北口向南猛攻，杀死辽军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杨业声威大震，"契丹威之，望见业旌旗即别去。不久，杨业升任云州 (今大同)节度使，仍判郑州、代州。这引起了山西主将潘美的妒嫉，上书皇帝毁谤杨业，但太宗没有轻信，反而把书封好交给杨业，以示信任。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契丹三万骑分三路南侵，西路攻府州，被折御卿打败。东路攻高阳，被崔彦进打败。中路袭雁门，被杨业打得大败。宋军杀死辽兵三千人，俘一万多人，取得全胜。雍熙三年 (986年)正月，宋太宗下诏分三路北伐，东路曹彬、崔彦迸率主力玫幽州，中路田重迸部直趋飞狐。西路军以忠武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 (地方高级军官)，命杨业副之，以蔚州刺史王侁为军器库使，监军，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师次桑乾河。出师初期，战斗颇为顺利，尤其是西路军杨业，在雁广北口首战告捷，乘胜攻占寰、朔二州，随后又攻克云、应二州。五月初，东路曹彬部被辽军打败，被迫撒兵。于是辽军集中兵力压向西路潘、杨部，杨业退回代州，辽军占领寰州 (即今朔县)，这时宋中央政府命令潘、杨率军护送代北四川居民内迁。但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杨业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城，同时派骑兵接应，强弩千人守住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以保证三州民众撤走。监军王侁在潘美的支持下，有意陷杨业于困境，不同意杨业的意见，并讽刺杨业“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要杨业率兵出雁门向北进攻。刘文裕也从旁一唱一和，赞成王侁意见，杨业当即说道：“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侁进一步挑衅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先敌追挠不战，得非有它志乎？”逼杨出战。杨业非常气愤地说：“我不是怕死，我是考虑如何完成任务。既然你们这样责问我，我只好出战，这样必定失败。我是太原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临出发时，杨业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步兵强弩，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救之，不然，我们将全军覆没。”七月八日夜，杨业率军出石碣路上，第二天早晨到达朔州东部，与辽将耶律斜轸相遇，双方激战，杨业部被围。后突围退到狼牙村时，被辽兵赶上，又打了一场恶战。黄昏时，杨业突出重围，来到陈家谷口。潘、王在当天于陈家谷口布阵，从早晨到中午，使人登高望之，王侁以为辽兵定被杨业打败，欲争其功，即领兵离开谷口进军，潘美不能制止，沿交河西南行10公里，打算领兵抢攻。可是不久即得到杨业战败的消息，便慌忙撤兵逃走。杨业退到陈家谷口，一见无人，“即抚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兵力战，身受几十处伤，士兵所剩无几。杨业仍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迸，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也战死。杨业叹息日：“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宋史》） 杨业死讯传来，宋太宗非常痛惜，在诏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对杨业作了很高评价：“执干戈而卫社棱，闻繁鼓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诫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引文同上) 宋太宗对杨业的评价是很公正的。诏书还决定把王侁、刘文裕除名为民，潘美从大将军降了三级 (但后来又升了官，加同平章事，可以行使宰相之权了)。为了表彰杨业，赠为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 杨业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攻战与士卒同甘苦。雁门以北苦寒，人多穿毛毡，“杨业但夹纩(棉衣)，露坐治军事，旁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有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引文同上) 杨业有七子，亦说八子。据杨氏族谱记载：有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实际上延昭、延朗乃是一人，延朗因避讳，改名延昭。延昭幼年即喜习武，最为杨业重视，认为最像他，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所以每次打仗，都把杨延昭带在身边，并屡建功劳。延昭出知景州时，江淮地区有自然灾害，朝廷命他把任淮南郡巡检使 (数郡连结处的武官)，崇仪使，知定远军 (地方行政长官，同知州)。后来长期在前线御敌，智勇善战，屡建奇功。他关怀下属，与士卒同甘共苦，所得赏赐都用来犒赏军队。杨延昭和敌人作战常身先行阵，打了胜仗总推功于下，所以将士皆乐为所用。他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很怕他，号称杨六郎(边疆以六郎命名村寨甚多，北京近郊至今尚有六郎村)。杨延昭卒于祥符七年 (1014年)，死后宋真宗甚为悼惜，派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到他的家乡，河朔一带民众多望柩而泣。 《宋史》：杨延昭有三个儿子，以杨文广最为出名。但据《杨氏族谱》中记载：杨延昭子宗保、宗政、宗勉，杨文广是宗保之子，杨文广尚有两个弟弟充广、文贵。杨文广，宇仲容，因讨张海 (陕北农民起义军)有功，授殿直 (警卫皇帝和京城的武官)。宋英宗器重他，说：“文广名将，后且有功，命他保卫京城。”范仲淹也赏识他，曾收他为部下。后又曾从狄青南征，任广西钤辖，屯守广西十余年。后来又调他到西北边防，在韩琦部下抵御西夏，英勇多智谋，屡建战功。大将韩琦被宋神宗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统筹对西夏的战事，兼领永兴军路，治今西安。时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总管，治秦州 (今甘肃天水)。为了抵御西夏向东南侵犯，韩琦接受秦州知州马仲浦建议，在秦州西北90公里的筚篥 (今甘肃甘谷县)筑城屯兵，一以保护居民耕种，一以警备西夏。经宋神宗批准后，把这个任务交给杨文广。这时西夏正谋南下秦川，杨文广感到军情紧急，宣称筚篥堡有泉喷珠，鼓励士兵一昼夜急行军90公里，到达筚篥，立即进行部署。第二天早晨，西夏兵马献出现在筚篥城堡下，他们看到宋军已严阵以待，乃不战而退。杨文广乘势开城迎敌，杀伤数千人。大家都认为杨文广用兵如神。接着杨文广下令自鸡川砦(天水)沿线筑堡，自此沿线以南数百里皆成“内地”。神宗大喜，褒奖杨文广，并改筚篥堡为“甘谷堡”，这就是今之甘谷县城。后来北辽借故南侵，宋廷内部分主战、主和两派，杨文广赞成韩琦、沈括等主张，与辽兵决战，并乘机收复幽燕失地。他并表示愿意担负作战任务，积极整备定州兵马，绘制了进兵地图，但末及回报，不幸于熙宁七年 (1074年)病故于军中。宋廷追赠杨文广为同州观察史。杨文广一生南征北战30余年，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诚卫国安民的业绩。 介绍了杨家将，回头再来介绍杨业的大人折 (佘)太君。史学家毕沉《吴中金石记》说：“折太君，杨业妻，折德底女。”她原名折赛花，太君是后来的封号。折姓罕见，东汉有折象，其祖封折侯，因以为氏，聚居于陕晋边一带。折赛花是陕北府谷人，自唐、五代、宋，折家都是将门豪族。折赛花曾祖父折嗣伦、祖父折从阮、父亲折德扆 (读衣)、弟折御勋和后世的折克行、折可适等，皆为名将。《五代史》有折从阮、折德底的传记。折家祖孙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 “折家军”，“控扼西北，中国赖之”(《五代史》）。 她的祖父折从远，字可久，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名，改从阮。从阮的父亲折嗣伦是麟州刺史，后唐庄宗李存勘镇太原，以为牙将，后为府州刺史。后晋出帝 (石敬塘子)与契丹败盟，从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余，升为本州团练使，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高祖刘知远代后晋为帝，于州府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加检校太师。隐帝时，又迸封歧国公。后来他儿子折德庆被任为府州团练使。后周显德六年 (959年)自检校太保加检校太傅。 折赛花生长在世代名将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即爱骑马射箭，舞剑耍刀，且学习兵法，颇通兵略，协助父兄把关御敌。一年秋天，契丹派耶律敌烈率兵五万侵犯府州，老将折德扆在敌我力量悬殊下，又兼身体欠佳，折赛花毅然向父亲提出代父把关。她一方面采取拖延战术，一方面急派人到火山王杨弘信那里求援。杨弘信是杨业的父亲，与折德扆是世交，弘信即亲率军队前往府州援救，辽兵在杨、折两军夹击下大败，耶律敌烈也被杨弘信杀死。这次胜利，表现了折赛花的军事才能。 由于杨折二家是通家之好，又兼杨业和折赛花自幼青梅竹马，志趣和爱好相同，于后汉乾佑二年 (949年)结为夫妇。婚后折赛花随夫居住太原北汉 “杨府”。平时，她组织杨府内女仆习武训练。康基田著 《晋搜略》一书中说：折赛花家中“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夫人 (梁红玉)之亲授桴鼓然。”现在戏剧上的“杨门女将”大多有其原型，是经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有一定的根据。如八姐、九妹。据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杨家后代说，杨业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杨延琪，一个叫杨延琅，是折赛花的得力助手。但 《杨家将世系表》中无此二人。因为旧社会家谱一般郡不录妇女，不管怎样，折家军也是一间巾帼英雄。代县杨忠武伺保存的《杨氏族谱》中对折太君作了全面评价：中心乐善，内助教忠，受龟寿五福之多，邀象服六珈之贵，不我先不我，后睹星月之重明；俾尔炽俾尔，昌焕乾坤之新渥。爱稽邦典，益迸郡封。汝有子，若汉室功臣山河永誓；汝有德，如鲁候寿母松柏弥坚。被我宠光，贰缓休祉，可特封郑国科太君夫人。”这个评语的根据应是皇帝的浩封，也是后人尊称之为折(佘)老太君的由来。 关于折太君的生卒年月，据杨维森先生所若 《弘农杨氏族史》一书称，折太君卒于934年，卒于1014年，享年80岁。她死后葬在今山西保德县城南20公里折窝村 (乾隆《保德州志》），陕两白鹿原鲸鱼沟有佘家坡头村，村中佘姓皆佘太君母家后代。 从《杨氏族谱》中，可以看到杨氏一族，出将入相，世代簪缨，从两汉到明代，名人辈出，成为山西的茂族，一般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却是例外，可能和杨氏的家风有关。 杨氏出自黄帝之姬姓，后稷的裔孙。周宣王少子尚父被封为杨侯，食邑于杨 (今山西洪洞县东)，因以为姓。据杨维森考证，杨姓始祖有二：其一如上述，其二是据西汉杨家所撰家传，晋武公之子伯侨因食邑于杨邑，囚以为姓。而尚父所封杨国，春秋时为晋所灭，世系失传。故所册多尊伯侨为杨姓之祖 (即得姓之祖)。杨氏历来为“弘农”望郡，弘农杨氏之第一氏祖，当为战国时秦国左庶长杨章，因攻灭楚国有功，封华阴侯 (属陇西弘农郡)，故被弘农华阴杨氏尊为一世祖。杨喜为四世祖。杨喜助汉高祖征战有功，封赤泉侯 (也有资料称杨喜为一世祖的，实为一支之祖)。中国修谱，只能从有文字可考者为第一代，实为一支开派之租，或称始迁祖，或称“来祖”。(如赵姓家谱以名人赵孟頫为始迁祖，五河欧族以欧怀英为来祖，因五河欧氏家谱写明欧族“由苏迁五”。明代朱元璋从苏南吴县一带迁移十八万户充实凤阳府，欧氏来祖欧怀英将军是这十八万户之一。)四世杨敞，西汉时以给事大将军迁大司马、御史大夫，汉昭帝拜为爪相，封平安侯。八世杨震，以拒贿“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四知闻名于世。所以杨族党号为“四知堂”。杨震与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四世太尉。杨震另一个儿子杨奉是后汉城门校尉、中书侍郎。成为汉代名门望族。以后从汉末、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来，皆有做高官的。以宰相、公侯、进士、将军、侍郎，到进爵为王、公、侯的，都有事迹记载。杨业是杨族第三十四世孙。杨业后代知名的有南宋的杨存中、杨再兴，皆抗金名将。(杨再兴是岳飞手下大将)文官中值得一提的如杨梦弼，明代举人，初任河南浙川县知县，升陕西巩昌府同知，后改授河南开封府同知。时有仪封王行为不轨，杨公欲调查此事，仪封王害怕，遗金十万，杨梦弼遂将仪封王不轨之事与贿金上奏朝廷。明神宗下诏，削仪封王王籍为庶人，并御书杨梦弼为“天下清官第二员”，名震中州，人称 “小包公”。杨梦弼弘扬了杨族“四知堂”的家风。杨氏族中，出现那样多的廉吏名臣、爱国将领、知名人士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从《族谱》中了解这些情况，说明族谱学、谱碟学在研究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希望采纳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