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河医派为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孟河医派是明末清初源自江苏省常州市的一大地域性医学流派，以费、马、巢、丁四大家为主要代表，清末民初在全国影响很大，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勇于创革新中医教育，为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医界享有“吴中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美誉。

孟河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南北朝时就出了齐梁两代10余位皇帝和30余位宰相。唐朝，常州刺史孟简拓浚河道,南北沟通京杭大运河和长江,孟河镇北临长江,而改名孟河。作为水上交通要道，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亦逐渐繁荣。至明清时期，常州文风兴盛，文人辈出，涌现出了有全国影响的学派团体，如著名的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思想指导下，孟河镇弃儒从医者甚众，或承其家学，或受于师门，且受儒学之影响，同业相互切磋，阐发古典经籍之奥义，或下承诸子百家之说，因而逐渐形成了孟河医派。道光、咸丰、光绪年间，200余户人家的孟河小镇，便有十几家中药铺，常州府武进县志有载：“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

孟河医派以费、马、巢、丁四大家为代表，费伯雄世医出身，以归醇纠偏,平淡0神奇而享盛名,《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费伯雄在临床上善用调营治肝，以治疗一般虚怯症和危急重症，费氏的治疗思想主要体现在《医醇剩义》中的二十余首处方和费氏医案中。主要有疏肝解郁法、平肝熄风法、清肝泻火法、温肝散寒法、补肝养血法、肝胆同治法、肝脾(胃)同治法、肝肺同治法等。马培之世医出身，医术精良，尤长于内、外、喉诸科。曾应诏入宫给慈禧太后诊病，治愈其病，圣眷优渥，赏赉甚隆。慈禧赐有“福”字和匾额“务存精要”，京城传有：“外来医生以马文植最良”。马培之将自己毕生常用验方和临床经验总结写成《外科传薪集》，此书内容简明扼要，切合实用，成为我国近百年来最受欢迎的外科临证专书。巢家医术著名者为巢峻、巢渭芳。巢峻初在家乡孟河行医，后在上海行医50余年，家学渊源，擅长内外两科，刀圭之术尤精。巢崇山，家学渊源，学验两富。擅长内、外两科，能以刀针手法治疗肠痈，清同治、光绪年间在上海行医，颇有声誉。著有《巢崇山医案》等医籍。丁甘仁身兼费、马两家之长，是寒温融合学派创始人之一。丁甘仁经巢崇山推荐，到上海仁济堂施诊，以善治喉痧而医名大振。1916年与当时沪上名医夏应堂、谢观等共同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改变了培养中医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这一创举，为推动近代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代多位名医，皆出其门下，故有“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称。

当年，恽铁樵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所中医函授学校,弟子陆渊雷继承其事业,师徒二人也是民国初年中西医论争中中医界的中坚力量，探索中西医结合方-的先行者。1929年在丁仲英、谢观、陈存仁、张赞臣等为首的孟河医派组织领导下，中医界成功阻止了国民党反动派废止中医的闹剧，随后争取出台的《中医条例》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孟河医派的传人和再传弟子已有千余人，遍及京、沪、宁、苏南和浙、粤、皖、闽等省市及日本、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且大多是中医名家。常州地区目前有数十人之众。2009年巢伯舫、徐迪华、张琪被列为常州市孟河医派代表性传承人。

孟河医派医家学术精深，经验丰富，其留下的一大批经典医籍病案和学术思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为年轻传人所学习和传承。

《老中医》讲述了20世纪初“孟河医派”的传承人翁泉海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在上海滩救死扶伤的故事。这是央视时隔多年再次打造中医题材的电视剧，由陈宝国、冯远征等老戏骨经验主演的良心制作。有不少观众纷纷猜测“老中医”原型是谁，下面我们就历史来分析一下。

在历史上，确实有“孟河医派”这一中医派系，先来说一下“孟河”，孟河是江苏常州的一个小镇，小到几乎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就是这个地方，诞生了中医届的四大天王——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费马巢丁”四位中医大咖都是中医届赫赫有名的伟人，《老中医》究竟是以哪一位为原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推论。

首先看电视剧中的“翁海泉”，1920年上海流行传染病“烂喉痧”，因为洋人医院可以医治，中医却不行，洋人就借机哄抬药价，诋毁中医。这时候翁海泉就站出来了，研究出了中医的治疗方法，救穷苦人民于水火之中。再回到历史上，在20世纪20年代，以治疗“烂喉痧”出名的，并且又在上海闯荡的，就只有丁甘仁。

在历史上，丁甘仁从小就立志做一位名医，但是他年轻时期混得并不如意，他早年出来闯荡时，在苏州治疗的第一个孩子时，那个孩子突然死亡了。病人家属带了一大堆人骂他“庸医害人”，丁甘仁在当地无权无势，只好将目标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有了一段长达4年的游医生涯。

所以在电视剧《老中医》里面，走街串巷当小铃医，应该就是丁甘仁早期生活的写照。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不管《老中医》原型是谁，这其中肯定有丁甘仁的影子。

曹颖甫（1866年—1938年），名家达，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拙巢老人，江苏江阴人，医学家。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举孝廉，邃文学又知医，尔后入南菁书院深造。时山长黄以周(元同)为晚清经学大师，尝于治经之余，以考据训诊之法移治医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曹氏师承有自，于治伤寒学方面颇得黄氏师传，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得心应手。主张以研究经方作为学习中医的基础，学生尊之为近代经方大家。丁甘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按，延骋曹氏，于民国16年（1927年）迁来上海设诊行医，兼主同仁辅元堂诊务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临证数十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大凡他医所谓不治之证，经其治疗者多愈。在校亲自开设讲座，教授《伤寒》、《金匮》，以其精深汉学功底，对文深义奥的仲景原旨讲解透彻，为学生所折服。学生数百人，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姜佐景等继其术。

曹颖甫与丁甘仁为莫逆交，常探讨医理，甚为相得。所著医书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曹颖甫医案》等，理论透彻周详而又切合实用。曹氏还能书、善画、工文章。擅画梅，毕生风骨寓于画意，傲气凌然。八一三事变，曹避居故里，拒绝出任维持会会长，坚贞不屈而被日军杀害，其史迹载入江阴忠义祠。

吴尚先（1806—1886），清代医学家。名樽，原名安业，字尚先，又字师机，晚号潜玉居士、潜玉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著《理瀹骈文》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外治专著，对中医外治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探索，提出了外治法可以“统治百病”的论断，被后世誉为“外治之宗”。

凌奂（1822-1893年）清代医家。原名维正，字晓五，一字晓邬，晚号折肱老人。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凌云十一代孙。师从吴古年。撰有《饲鹤亭藏书志》三卷。通晓男妇、大小方脉等诸科，求诊者盈门，太平天国期间授天医医院仙官，曾为李秀成等治病。

陈莲舫(1837～1914) 清末医家。名秉钧，又号乐余老人，青浦陈氏十九世医。早年随祖父陈涛侍诊，得其传而过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悬壶上海北海路，求治者门庭若市。翌年应聘赴湖北为两广总督张之洞治病，逢张之幕僚李平书，与之结为莫逆交。光绪二十九年两人与中医朱紫衡等创立医学会，光绪三十二年又相与创办上海医务总会，以研究中西医术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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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次公(1903～1959)名成之，号之庵，江苏镇江人。民国8年(1919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事孟河名医丁甘仁及经方大家曹颖甫，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业兼优。民国14年毕业后在上海开业行医，并任职于广益中医院，一度兼任上海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编有《药物学》四卷。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

刘瑞恒（1890～1961），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字月如，直隶南宫人。他于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906年未毕业即送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读书。他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中国创伤医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首批哈佛大学留学生之一。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浙江省鄞县塘溪镇人。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

裘法祖（1914年12月6日-2008年6月14日），浙江杭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外科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

黄家驷(1906年7月14日－1984年5月14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人。胸心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

修善寺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马鞍桥村，始建于隋炀帝时期（569年－618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是常州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修善寺历经沧桑，屡毁屡建。北宋景祐年间（1034年-1038年），由丁宝臣、丁宗臣兄弟进行大规模重建，明洪武元年，再次按皇宫样式翻新重建，规模达到最大，共计5048间房屋。寺院太平天国运动中几乎化为灰烬，后又由民间筹资重建。1942年办马鞍桥小学，1947年办修善寺初级中学，后改名为马鞍桥初级中学，目前仅剩十余间平房，其中两间念佛堂。 千年古刹修善寺是国内唯一一座以“修善”命名的寺庙，在修善寺周围，星河密布，由点及面，在水的簇拥下，修善寺独立而建，独具特色，独具匠心，独具意味。前观古运河，后瞭长江，水因修善寺而美，修善寺因水而生，缺一不可，永不分割。“得水势而立天下”，修善寺拥有“水”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放眼九洲，再无其他地方有此特点和风水位置。而在当代，江苏常州的两条主干道龙江路与长江路，横越修善寺两侧，沪宁高速、京沪高铁、常州机场遥相呼应，城市快速公交和其他公交支线触手可及，公路、铁路、航空一概不缺，修善寺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据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记载，早在隋文帝时期，佛教就树立了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于是，隋文帝在京城兴建了具有“国寺”性质的大兴善寺，到了隋炀帝时期，智颜最早提出了“修善”学说，提到了众生与佛既同具染净二性，又同具善恶二性。隋炀帝就以“修善”的思想来控制受众，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于是，修善寺就在这种背景下正式建立，顾光照撰《重建丁氏宗谱序》载“修善寺为常州古寺之一，建于隋代，今遗址尚存”。

在唐代，作为常州丁氏的始祖的丁矩，生于唐大中十三年(859），50岁后弃官游学江南，因喜常州风俗淳良，遂卜居于依仁东乡修善寺长巷里（据《常州毗陵丁氏宗谱》），可知在唐大中时期，修善寺已成为一方地域的标志，可见当时的繁华和高知名度。

又据《常州毗陵丁氏族谱》12卷，丁矩第七世孙丁宗臣、丁宝臣在仁宗景祐元年 (1034）同榜高中进士。两人为表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将修善寺扩建为史上最大规模，房屋数达到5048间，由于是仿建明朝宫殿所造，至今仍留存的圆柱直径达1米，这在寺庙建造史上是独一无二。

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云游江南，也在修善寺留下了足迹，在今修善寺内仍有石碑为证，依稀可见当年修善寺的辉煌和崇高荣耀。

又到清光绪年间，修善寺成为常州北部最重要的佛教文化活动聚集地，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纷至沓来，修善寺名噪一时，造福八方百姓。

据当地百姓描述，修善寺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大雄宝殿等建筑均被烧毁，寺庙内的和尚将珍贵文物扔于井内或埋于地下，其他房屋都在战乱中遭到严重损坏，于是修善寺进入了历史长河中最低潮阶段，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1、修善寺与隋炀帝思想。

隋朝的统一，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生活，一时出现了“户口滋盛，仓库盈积”的升平景象。但战争遗留下来的和新产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很多。隋王朝为解决这些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方法之一是提倡佛教，把佛教作为重要的工具。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隋炀帝杨广在隋平陈时，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对佛教取保护姿态。591年，晋王杨广招请天台宗智颜来扬州，智颜授杨广“总持菩萨”（意谓功德圆满的菩萨）法号，杨广则赐智颜“智者”大师称号。智颜最重要的思想是他晚期提出的“性具实相”说。慧思曾说，“如来之藏，俱时具有染净二性”，智颜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发展成性具善恶之说，“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答：具。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就是说，众生与佛既同具染净二性，又同具善恶二性。一阐提人虽断“修善”，但仍具“性善”；佛虽断“修恶”，但本具“性恶”。杨雄，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一人性论，给一切人以成圣贤的充分权利和机会。对此，智颜特别加以发挥：“人心复何空？为善则善识，为恶则恶识，不为善恶则无记识。此三识何容顿同水火？只背善为恶，背恶为善，背善恶为无识，只是一人三心耳。”这一理论更彻底地抹煞了道德的社会根源，使之变成纯粹个人的思想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修善寺自然而然产生并兴盛起来。

2、修善寺的佛学解释。

《增一阿含经》、《北本涅盘经》、《智度论》、《法华经》、《释氏要览》等都曾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此一四一句偈总括一切佛教，佛教之广海，摄尽于此一偈。大小乘八万之法藏，自此一偈流出也。修善寺倡导信众一言一行必契於理，依观心念勤修善业，正与之契合。

《百论》卷上《舍罪福品》云:“佛略说善法二种，止相行相，息一切恶，是名止相；修一切善，是名行相……何等为善？身正行、口正行、意正行，身迎送合掌、礼敬等。口实语、和合语、柔软语、利益语、意慈悲正见等。如是种种清净法，是名善法？……若行者不止恶不能修善。”此中，修善是指修习十善等诸善，亦即佛教通戒。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解释“修善”，云：“断恶行善也。又对于性善之称，本有之善曰性善，修成之善曰修善。修善即性善，实大乘之通谈也”。凡事有因才有果，善因要靠自己去努力开创，有好的因，将来一定能成就好的果报。心存慈悲、平等、恭敬，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以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这都是结善缘。发心修善，广结善缘，善因、善缘具足了，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很圆满。明白这些道理并且身体力行，定能成就种种善法功德。

3、修善寺的宗教地位。

一千多年来，修善寺形成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宗教文化。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败，有过辽阔的版图，亦有过凋敝的房屋，但它在全国佛教界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今天的修善寺无论是大圆柱、大本钟，纪事石碑，牌坊、石井、护城河还是它一直提倡的“诸善奉行”观念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名为“修善寺”的寺庙全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伊豆的修善寺，一个就是中国常州的修善寺，就此意义来说，常州修善寺是国内唯一。

中国的修善寺和日本的修善寺不仅同名、同处一个时代而且民间故事也都是源于孝道，如果不是巧合，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日本修善寺镇位于伊豆半岛的中央部，由弘法大师空海于平安初期大同二年(公元807年)设立的这座古刹，在镰仓初期才由桂谷山寺更名为修善寺，是大师年轻时修行的寺院，弘法大师空海（公元774—835）是真言宗的开山祖师，作为代表日本文化的先驱者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寺院在空海大师及其弟子树立宗风后，近一千二百多年来，由名宗派承接管理，最初归属真言宗派下，至镰昌时代转为临济宗，之后则为曹洞宗至今，历史相当悠久。修善寺山门前有条贯穿村庄的独钴温泉，是伊豆最初也是最古老的温泉，至今仍不断涌出泉水，并且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高僧弘法大师在此地因感动孝子不辞劳苦地照顾病弱母亲，就以枯杖在桂川上击出泉眼，流出来的温泉水治好了孝子母亲，此泉眼即是今日修善寺的独钴汤温泉池。弘法大师在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五月十二日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出发，历经艰险，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长安。但是也无法考证他与常州修善寺存在着某种关联，寺内存放的历史文物也只能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并没有其他可靠的信息资源可以共享，寺内流传的故事也是传说，而没有历史典籍记载，真实历史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4、修善寺的文化考证。

水化身形于大地，融生命于万物。修善寺四面环水，寺院建筑在水流的映衬下，显示出了长久的活力，庄严而不呆板，凝重而又富于色彩。“上善若水”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所以最接近于“道”。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有高尚品德者的人格，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那样，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争。修善的人也应具有这种心态与行为，不但做有利于众人的事情而不与争，而且还愿意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这就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著名思想。

水在佛教僧侣修行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佛教徒的洗浴，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规定。“僧者，净也。”（《六祖坛经·忏悔品第六》）佛教徒不仅要洗去自己身体上的污垢，重要的是惟有净心，才可心中无垢，得净法门。《维摩经》言：“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因此，沐浴在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是很重要的宗教活动，而且也是相当普遍的。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时，就描述了当时僧人沐浴的情景：“时人皆以穿池为福……每至晨时，寺呜健稚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诸池各为澡浴。”（《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三）沐浴不仅仅是洗净身体污垢，而且可以消除疾病灾祸，获得无量福报。

“水”体现了“善”之高尚，“善”更体现“水”之灵动，佛教中的“修善”正贴合水这一物质所体现出来的品质，佛文化中的不与万物争利，而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正如古人所说的：“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水的这种特性，可谓之“上善”，修善寺离不开水的衬托，涵养和升华。 1、民间文学传说。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以口头传播、便于识记、代代相传为主要特征的民间传说，同样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精神产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现实的反映。修善寺的民间传说和修善寺深厚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修善寺的文化内涵。

有关修善寺的民间传说众多，现在比较完整的主要有丁氏兄弟与“修善寺”，白太官大破修善寺等，版本较多，经整理并综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两则较完整的民间故事。

丁氏兄弟与“修善寺”。传说，在元末明初，小新桥有个很大的村落叫长巷村，村上有户姓丁的人家，兄弟二人先后都高中状元，做了大官。丁氏兄弟的母亲想进京看皇宫，丁氏兄弟于是就在乡里建造一座宫殿，式样完全模仿皇宫。仿造的皇宫尚未竣工，朝廷里有个奸臣谗言丁氏兄弟明造皇宫，暗结私党，图谋不轨，朱元璋派舅舅家在长巷村的刘伯温去调查。到了常州，刘伯温果然看到一处巍峨的连片建筑，不觉大吃一惊，经过调查，刘伯温知其原委，给丁氏兄弟出了个主意，把仿建的宫殿作为寺庙，才了结了这桩险乎惹出了人命的官司。这就是丁氏兄弟重建修善寺的来历。修善寺离长巷不远，刘伯温骑马到舅舅家去时，在村口一座石桥下马，把马拴在一个石桩上，此后，大家就叫这座桥成为“马鞍桥”。

白太官大破修善寺。话说白太官的师兄卧云禅师在常州修善寺，利用百姓对菩萨的迷信，借口菩萨装金，向大家募捐，一个月就收到募捐白银20万两，他用募捐得来的巨款中饱私囊，包养十个小情妇，号称“龙城十美”，肆意作恶。白太官好意相劝，竟反遭打伤，白忍无可忍，星夜赶往河南嵩山少林寺，要面见师父，揭露此事。哪知卧云恶人先告状，急派信徒横棍僧先行上山，诬告白太官在常州为恶多端，太空师父听信谗言，待白太官上得山后反将其捆绑，要活活烧死使其不得善终，以表惩戒，佛门谓之“谢荷花”。白太官苦诉无门，只得忍痛哀告师兄们在自己死后尽可能照顾好老母及妻儿，此刻苍鹰为之哀鸣骏马为之长嘶，眼看一场冤案将如铁板钉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少林寺主持太空的师父太虚长老如从天而降赶回寺中，纠正这桩瞬间几乎无可挽回的冤案。太空师父在事实面前醒悟，决心捉拿恶僧卧云以正佛法。这会儿疲累至极的白太官的泪水无声地流下，少林寺弟子们一阵欢呼，犹如山洪暴发，这声音直冲天际化作正义之剑，直刺向一切邪恶者的胸膛。

2、双桂坊——常州士人文化。丁氏族堂名“双桂”，源于丁矩第七世孙丁宗臣、丁宝臣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同榜高中进士。出身于修善寺长巷的丁氏兄弟寓居于郡城“来贤坊”，因两兄弟同登甲科，取“蟾宫折桂”之意，所以贤坊更名为双桂坊，即今城区双桂坊地名之由来。彼时，丁氏兄弟与同朝为官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臣交谊很深，多有诗文酬答，丁宗臣之子丁骘(官太常博士）之女，嫁给苏轼侄孙苏彭，丁骘有《得甥酬苏东坡》诗。因此丁宝臣(终官尚书）在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墓表、祭文，王安石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常州籍人士由欧阳修、王安石撰写墓表、祭文的，恐再无他人。

双桂坊为常州第一街，它东至打索巷，西至南大街，虽仅长300多米，却古迹众多，运载了常州深厚的士人文化。这里原有常州人的始祖季札的专祠——嘉贤祠，又称季子祠，原人民公园内的群艺馆即是殿宇故址。正觉寺是常州一处重要地名，据康熙《常州府志》载，正觉寺建于唐开元年间，唐朝大夫李遵舍宅为寺。正觉寺西还有一座陈公祠，是明嘉靖年间为纪念明初因平定越南内乱而阵亡的兵部尚书陈洽而建，陈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总纂陈济的弟弟。与季子祠相连的还有延陵书院。

3、丁矩、蒋煦、刘伯温——常州名人文化。与修善寺相关的名人较多，丁矩“遂卜居于依仁东乡修善寺长巷里”；蒋煦“自无锡迁自常州青山门外修善寺南孟家村”；刘伯温外婆老家位于长巷，“马鞍桥”的民间故事家喻户晓。名人文化是历史累积的结晶，是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深厚传承，是众多伟人先哲为现实人们留下的软黄金，是旅游中弥足珍贵的资源，具有超越教科书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对传承文化、宣传教育、发展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让名人文化走进修善寺，就是通过名人文化的不断渗透，让百姓“来到”名人身边，“走进”名人的心灵，触摸名人的成长脉搏，从而将其内化为每个奋斗者的自励、每个有为者的自警，增强自豪感，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以及投身家乡建设、祖国建设的热情。与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联系，挖掘修善寺名人文化资料，打造修善寺名人文化之旅。

4、丁、蒋氏家族——常州姓氏文化。丁姓是常州历史上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早在三国时就有丁姓居住，一世祖丁矩居于依仁东乡修善寺长巷里，即今新北区小新桥镇马鞍村长巷。据常州现存的最早的宗谱之一《毗陵丁氏宗谱》(双桂堂藏版）记载，该族一世祖丁矩，字元度，唐代昭宗朝(889—904）官司农，由济阳(今属山东）始迁常州,据顾光照撰《重建丁氏宗谱序》中说，“唐代元度公游学江南，羡本邑风俗淳良，遂卜居于依仁东乡长巷里，世代居焉。迄今已四十余世，自唐及宋、元、明，代有闻人。其间若宗臣、宝臣，若骘者，其政绩行谊，先后为庐陵(欧阳修）、眉山(苏轼）诸名公所交荐，载在府县志明征焉。”经查，丁矩生于唐大中十三年(859），50岁后弃官游学江南，卒于天成二年(927），寿69岁，开山葬于丁墅桥南侧(今属小新桥镇史墅村）。常州历史上丁姓名人几乎都出自该族。居于常州城乡丁氏，十分重视纂修谱牒，千余年来从未间断，因此得以寻查丁氏后人世系演变及迁居概貌。历史上常州丁姓，名人不断：宋代丁宝臣(1010—1067），与兄宗臣同登进士，俱有文名，担任过多处地方官，累官秘阁校理，在任除弊兴利，极有贤誉，宋帝“英宗每论人物，必称之”。与欧阳修交往甚密，结为挚友；丁骘，字公点，宗臣之子，嘉进士，权奸李定欲宠为其属，以疾力辞。后苏轼、曾巩、孔文仲等大臣相交推荐，司马光为相时，赞曰“真自重士”，官太常博士、处州知府、右正言等，对经学甚有研究，尤长于《易》、《春秋》，为文自成一家。丁逢，南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授国子监书库官，累迁知安丰、盱眙二军，皆有政绩，改授川秦茶马司，凡供账公费悉屏去，人服其廉。丁履恒(1770—1832），道光时官肥城知县，研经世之略，与农桑、水利、钱法、盐政、兵制皆有论说。工词曲，诗文亦名盛于时，与同里李兆洛、陆继恪、张琦等同名于世。著述有《毛诗名物志》等数十种。丁嘉葆(1820—1848），道光进士，奉道光帝诏见，命在上书房授咸丰读书。后任日讲起居官、侍读学士。他好学，尤嗜金石文字，诗承家学，著有《澄园日记》等多种。丁甘仁(1865—1926），孟河人，为孟河医派代表人物之一。孟河丁氏世代业医，初从胞兄松溪习医，后与兄并投名家马文植为师，擅长内、外、喉三科。他热心中医事业，民国初年与友人创办中医专门学校、南北中医院等，桃李满天下，并捐资兴办义学、养老院等社会事业，孙中山赠其“博施众济”金字匾额。曾任江苏中医学会副会长，著有《丁甘仁医案》等数十种专著。常州现代丁姓人士，多科技界、医药界、文史界英才：丁文进，城区人，国家档案局司长；丁光迪，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老中医；丁皓江，浙江大学固体力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固体力学家。

马鞍村蒋家塘为常州蒋氏可查到的发源地之一。《毗陵蒋氏宗谱》26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径堂藏版另有一支“毗陵牛塘三径堂蒋氏”，世居武进牛塘上田（今青云村），世称“上田蒋家”，为常州城南望族。该族始祖蒋澄，至北宋时有第九十世孙蒋子奇，子奇配常州双桂坊秘阁丁宝臣公女，生三子，三子益祖，于宋政和元年(1111)，自西湖墅迁蒋舍(今宜兴宜丰)，他的后裔中，有蒋伯瑞，于明初迁居常州城南牛塘上田，是为迁常始祖，至今已有600余年，绍源居青山门外修善寺为此族蒋氏后世迁居地之一。

常州蒋氏，历史久远，古今名人辈出：蒋绍谨，明武进人，万历举人，官国学助教，后官刑曹，出为汉阳太守，有古循吏之风。蒋炳，字晴涯，清阳湖人，雍正举人，授军机中书舍人，为官肃廉，谙达事务，多所成就。蒋骥，清郡城人，发愤注《楚辞》，为世所重，《四库全书》收之。蒋君稼，城区人，与梅兰芳、王瑶卿结为师兄弟，并称京剧票界“四大名旦”。现代常州蒋姓人士多书画、文史、科技、军事界英才：蒋风白，武进人，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名国画家；蒋华棠，嘉泽人，海军工程学院院长，少将军衔；蒋尚信，武进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教授，著名化工合成专家；蒋荫安，礼河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蒋如柏，溧阳人，白求恩医科大学著名教授；蒋维崧，常州人，山东大学著名教授，著名书法家；蒋浩泉，新闸人，著名武术家、拳击家，曾被誉为“中国拳王”；蒋亦元，城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农机专家；蒋吟秋，厚余人，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著名动力学家。

5、白太官大破修善寺。从“包龙图怒铡陈世美”的民间传说，到“秋菊打官司”的现代故事，从“铁肩担道义”的传统精神，到“天地有正气”的人间公理，千百年来，朴实、善良的人们都在执着地追求着人间的公平和正义。白太官者，清初八侠之一，自幼辍学后习武，练得身好功夫，爱打抱不平为人伸张正义，博得乡里邑人的一致好评，逐而声名远播江湖皆晓。白太官大破修善寺这一折评话似在演绎一段伸张正义、鞭笞邪恶的民间故事，传统的时代背景、情节人物及叙事语言中折射出某些现实意义，体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能给人以当代启示。募捐以驱邪、乐善好施，这既是佛门习俗，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它与我们民族的善良本性一脉相传。然而善良到天真、老实乃至迷信盲从的地步，又不啻是无用的别名。则易为邪恶所欺骗和利用。该折评话中卧云禅师即利用这种善良愿望化缘以中饱私囊，而现实生活中募捐款、救济款被贪官不法者侵吞、挥霍以化为已有的案例亦时有发生，这能不叫人产生联想，以至义愤填膺。随着曲折紧张的情节推进，受众的心始终被揪得很紧。如果说，戏曲是在现身中说法，则评话是在说法中现身。在尖锐的冲突中自泰官的正直、善良和无私；太空师父的轻信、简单与鲁莽都栩栩如生。而卧云禅师及其信徒横棍僧的丑恶、阴险则更令人发指!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正义最终得到了昭雪和伸张，而邪恶者则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