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王”，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 。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散氏盘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并称为西周三大青铜器，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并称为晚清四大国宝均以长篇铭文和精美的书法著称于世。

春秋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越王勾践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西周何尊

　　何尊，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曾侯乙编钟，长748CM，宽335CM，高273CM，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西周周宣王时期文物，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虢季子白盘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这棵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独树一帜世界罕见。

西周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镇国青铜器。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铜奔马

　　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东汉时期文物。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甘肃省博物馆。“马踏飞燕”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高超铸造业的象征，马踏飞燕也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

明孝靖皇后凤冠

　　明孝靖皇后凤冠，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孝靖皇后凤冠，红蓝宝石超过100粒，珍珠5000多颗，总重2320克（四斤六两）。相比之下，我国军人的头盔重量在145千克以下（不到三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女神像，1983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时期文物。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收藏于河北博物院。这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其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在“玉衣”内还发现玉璧十八块，以及饭含，佩戴之物。

战国水晶杯

　　水晶杯，战国文物，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战国水晶杯，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为起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堪为无与伦比的珍品。此杯现珍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商周时期文物，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象征了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6厘米，厚07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西汉皇后之玺玉印

　　“皇后之玺”玉印，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西汉皇后之玺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

大玉戈

　　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收藏于湖北博物馆。该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在目前出土的玉戈中是大玉戈最长的，堪称“玉戈之王”。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良渚文化玉琮之首。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此玉琮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颜真卿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书法帖本。原本为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这是颜真卿侄季明与其父杲卿于至德元年(756)间殉安史之乱后，颜真卿于乾元年(785)祭侄灵前，在极度悲愤中写下此稿。此稿意不书而在天机自动，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被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苏轼《寒食帖》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平复帖》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见证了汉字流变。现藏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韩滉《五牛图》

　　韩滉《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厘米，绢本设色。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这幅镇院之宝出自五代南唐名画家顾闳中之手，经过千年的辗转，如今竟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为汝窑水仙盆存世唯一。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唐代酒器，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兽首玛瑙杯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它是海内外孤品，同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真珠舍利宝幢

　　真珠舍利宝幢，1978年4月12日，三名苏州小学生在瑞光塔中玩耍无意间摸到一块松动的塔心砖，打开发现一个洞穴。一座尘封千年的宝库就此打开了。一件无价宝物——北宋真珠舍利宝幢现世。整座宝幢造型优美、工艺之精巧举世罕见，代表了整个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的集锦。

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直裾素纱襌衣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花釉里红瓷仓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三彩骆驼载乐俑

　　三彩骆驼载乐俑为唐朝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秦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书法家最为敬重的“圆笔书”圣典。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在2002年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珍贵文物之首。  

书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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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书法体，书体、字体和书法字体，是指传统书写字体、字形的不同形式和区别。书法体，传统有五种，即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篆书体和楷书体。当代书法家马永安有创作了第六种书法体——马体。马永安的创作的《马体书法》，2010年2月13日在国家版权局登记注册，被正式命名。现在，严格讲书法体有六种，每种书体都有代表书法家和代表作。除此之外，每种书体有派生出了许多书法派系。总体来说，大的分类目前只有以上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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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体的演变

篆书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隶书

　　隶书是由古文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於汉，故称为"汉隶"。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下图），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 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 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下图）、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草书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 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 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

　　“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　

　　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 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今草”书体由后汉张芝创起，至东晋而达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今草”传世的法帖，自后汉的张芝，东晋的王羲之及历代的大书家，兼擅草书，故法帖书迹，流传极多，指不胜屈。初学草书者，几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图为唐孙过庭〈书谱〉卷上。

　　今草虽出自二王，但到张旭、怀素却能摆脱魏晋传统的草法，创出新面目，于今草体格之外，益加狂肆，将今草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于世。

　　“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他每次作书前，多酒引发情绪，或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而怀素在他所书的《自叙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于所书时的疾速与诡奇，一方面是张旭、怀素所表现出来的颠狂态度而得。

　　本来草书是足以表现个人的性灵、气度、学养与创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诡奇疾速、恣意纵横、用笔之活、变化之能，于意境更多所启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形容张旭草书说：“喜怒、困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欲草书焉发之。于物，见于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书。”草书到此境界，己经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脱离了实用意义，是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形式。历代狂草大家还有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

　　草书对一般人是难以辨认的，对于书写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从欣赏？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点线组合，各种形态的点线，结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以不同速度书写的点线，犹如一串音符，高低转折，抑扬顿挫，欣赏书法，就如聆听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草书比起其它字体，书写空间的排列、点线的对应，更能自由的发挥，也就是草书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精神。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 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 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行书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的优点：张怀　《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宣和书谱》亦说：“自隶法扫地，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者，行书有焉。”行书既没有像正书那样规矩繁难，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难认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认好写”的优点，所以笔札函牍，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学书，亦特别重视此体。久之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字体。在应用价值上来说，算得是最伟大的。故能自后汉相传至今，历久而弥新。

马书

　　马书，亦称马体、马书体、马体书法，为当代书法家马永安所创。马书，是在继承传统书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书体。与传统书法对比，六个标准，有五个标准完全区别于传统书法，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和书体。

　　马永安，1956年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74年参加工作，81年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广电部和文化部等单位做记者编辑工作，并担任过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和中国亚视书画院等艺术社团的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其间发表过文学作品、书画作品若干。于2002年发表《马永安发现方周率》，2003年撰写《SARS克星PH值》。2003年后，主要从事书画创作、研究与教学，并负责书画艺术的日常管理和行政工作。2005年被聘为华夏艺术学院教授，2006年被聘为南昌滕王阁词赋研究所顾问，2007年担任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兼副主席，中国美术艺术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担任中国艺术收藏家协会会长、龙顺成美术馆馆长，2009年担任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执行主席。2009年7月，马永安的书法，被中国书法新天地研究中心命名为“马氏书法”，并入编《现代书谱》。2010年2月13日，马永安的书法经过专家论证认定，通过并获得中国国家版权局办法的登记注册证书，正式被命名为《马体书法》，成为继中国书法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篆书体和开书体五种书体之后的第六种书体——马体。马体书法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马体书法的结构，以正书为基础，侧书（以前没有这个提法，是相对正书而言）为辅助，正侧互用，生动鲜活。传统书法，楷书是楷书，草书是草书，正侧分明，略显呆板。

　　马体书法的取势，左高右低，取顺势，舒展流畅，符合主流审美取向，更吸引眼球，为之一振。传统书法，几千年不变，都是左低右高，取的是逆势，有受阻之象，不顺畅，不符合人类憧憬美好的审美理想。

　　马体书法的运笔，停顿少无折笔，运用篆书草书的笔法，顺势运笔，流畅自然，毫无做作，开拓了书法艺术更广阔的审美空间。传统书法，因为运笔取逆势，只能用折笔才能完成书写，折笔多起笔多，缺少柔顺。正书过刚过死，草书有走另一极端。这些，都不符合传统的哲学思想，根本上违背了主题的审美意识。

　　马体书法的点画，变化丰富，与传统书法相比，反其道而行之，更是一种发明和创造。马体书法，入笔盘笔，细如纤丝，笔锋在外。收笔若轻若重，轻若毫发，重若阵云，万毫齐发，收笔不收锋，势如破竹，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给人愉悦之感。传统书法，千古一法，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无往不收。人人固守因袭，毫无生气。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讲，“善书者，得一笔足以”。马体书法，从结构、取势、运笔和点画，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说文》中有“姓”字，从女旁，生亦声。此字始出现时已比较晚。殷墟甲骨卜辞文字中虽已有几片残辞中见到“姓” ，但与《说文》所列这种会意兼形声的“姓”字似有不同，由于甲骨卜辞残破，其在卜辞中用法多不详，仅一片略能知道是作女子之名或字，此种加了女旁（性别符号）之字，一般只作为女子个人名号使用，不同于《说文》中的姓字。西周古文字中尚未见姓字。春秋时代中期末叶的齐器铭文中有一汉字，左边是“亻”字旁，右边是“生”，不从女，从人。这个汉字亦见于战国时代玺印文字 。战国时代晚期秦诅楚文方有“姓”这一汉字。由此可知，“姓”字古义上要需从对文献记载爬梳整理去求得。

杨希枚著《姓字古义析证》，对“姓”字在文献中的用法详加整理，得出结论是“姓”字古义有三：其一，训子或子嗣；其二，训族或族属；其三，训民或属民。 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姓”字在先秦时代的含义如下：

其一，实前义是女子所生的子女。《说文》：“姓，人所生也。占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户，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所谓“人所生也”即母所生之子女。《左传·昭公》所谓：“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 《左传·昭公》：“二后之姓，于今为庶。” 《礼记·丧大记》：“父兄子姓立于东方。 （郑玄注：子姓，谓众子孙也。姓之言生也。）”等例中之“姓”皆属此种本义。

其二，“姓”即是子女，子女相为亲，相组为族。所以广其义，姓可作族属、族人解，亦可以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泛称的“族”的意思，如殷墟卜辞中之“多生”西周春秋金文中之“百生”。在卜辞中“多生”是指占卜主体（王）的亲族。西周金文中的“百生”，从铭文内容看，可以用来称本族族人，也可以泛指没有亲族关系的其他族的族人。至于东周文献中所见的“百姓”，则不仅可以有以上“百生”之义，而且有的含义更广泛，几乎近于今日所说之百姓，即民众，旧解或将”百姓”释为“百官”，其说不可信。

其三，“姓”本义既为女子所生子嗣，则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以称为“姓”。以表示其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这是“姓”的另一引申义。此种亲族组织强调女性始祖，则当如许多学者所推拟的。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夫从妻居，子女属于母族，世系以母方计。对于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的名称，杨希枚先生主张称为“姓族” 。典籍所记姬姓、姜姓，最初应皆属母系姓族，姬、姜则是此种母系姓族之名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不再属母族而归于父族，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此后，父系姓族仍然使用着母系姓族的名号。今日所见古姓族名号如姬、姜、姒、妫等皆带女旁，虽造字时间不早，但从女可能表明其本原与母系姓族有关。父系姓族所以沿用之，则当是因为在母系向父系转变之初，子女虽已属父族，但仍以其母之姓族名号为族名，后延续作为父系姓族的名号，同于传说的黄帝诸子异姓之例。在商代、周代这一历史阶段，诸父系姓族实皆已分化为若干独立的、以宗族形态存立的分支（即卜文所谓氏）但姓族在商代的作用仍比较明显，仍有实体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家族。姓族到周代后多只有名义上与观念上的作用，已非实体，不具有组织上共同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或宗教生活，亦即不属于所谓的家族。

其四，“姓”在东周文献中有时是指姓族之名号，如《国语·周语下》言“赐姓曰姜”之“姓” ，即应理解为所赐姓族之名号即姜。又如《左传·哀公》“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 很明显“姓”在这里是指吴女所属姓族之名号，即“姬”。所谓姓族之“姓”与作姓族名号讲的“姓”是一实一名，属于两种概念范畴，所以会发生此种混同，当如杨希枚先生所言是由于名代表实，积久而以实为名，于是产生姬、姜之类姓之名号就是姓的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常言姓某氏，没能区别古代姓与氏之不同，但他所说的“姓”意思即是指姓族之名号。 “氏”字最初造字时本义已难知。《说文》以巴蜀方言训解之，当非其本义。此字在殷墟甲骨刻辞中仅一见，刻辞残破，含义亦不明。西周文字中“氏”字巳较常见，其字义与东周文献中“氏”的含义有彼此相同者，故并在一起分析，其主要用法大致是：

其一，指称个人。有多种用法：如可以接在官名后，作官称，像师氏、尹氏等。《左传·昭公》讲少昊氏诸鸟官名 ，亦是鸟名加氏为称。接在爵位后表示尊称，如“侯氏”。接在字或亲称后表示一种较亲近的称谓，如伯氏、叔氏、舅氏。接在姓后，指属于该姓族的女子，如“姜氏”“姞氏”“任氏”等等。接在作为家族组织讲的“氏”之名号后，指称属于该家族的个人，如叔孙氏、雍氏、庄氏。 除以上用法外，东周典籍中称上古传说中的帝王、部落首领亦在其名后加氏为称，如“黄帝氏”、“少昊氏”、“共工氏”等。

其二，与表示姓族之“姓”义同，如《左传·昭公》：“姜氏、任氏，实守其地。” （杜预注：姜，齐姓；任，薛姓。）又如《国语·周语上》：“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此“姜氏”即“姜姓”，但这种用法较少见。

其三，指一些上古的部族，《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 除此所谓有夏氏、有吕氏外，《左传·襄公》的所谓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唐杜氏 等等，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述诸上古国族，均未必是单纯的血缘组织。刘师培《释氏》论及此种氏：“是氏即所居之土，无上则无氏。”其实质乃是一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 先秦典籍在记述商周时代的历史时，已很少使用此种含义的氏的概念，只是偶用以称一些边远地外的部族，如《国语·周语上》中“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之“犬戎氏” 。

其四，指一种家族组织。此种例子很多，如《左传·昭公》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可见羊舌氏即叔向所属宗族的十一支分族之一。《国语·晋语八》：“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韦昭注：“宗，同宗也。” 由知羊舌氏本身亦构成宗族。《左传·昭公》：“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 子皮氏显即子皮之族。《左传·襄公》：“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这五氏亦即五族。《左传·哀公》中宋皇氏、灵氏、乐氏又称“三族”。 《国语·晋语九》：“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辅氏即从智氏中所分立出来的，智果本人之近亲家族。以上文字可说明氏即族。实际上《左传》、《国语》中凡列国卿大夫家族多称“某氏”，如鲁桓公之后称“孟氏”、“叔孙氏”、“季氏”，齐国的“崔氏”、“田氏”，郑穆公之遗族统称“穆氏”等，皆属于氏的此种用法，显然不同干上述那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之氏。指称家族之氏，已经见于西周金文，如散氏、虢季氏等。春秋金文中所见厚氏、干氏、彪氏、京氏也是。这种属于家族组织的氏与姓族的关系，当如《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世本》所言：“言姓即在上，占氏即在下。”即是说氏是统于姓族之下，二者有主体与分支的关系。

其五，“氏”亦可专指族氏这种血缘亲族组织之名号，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标志。如《左传》中可见有“某氏之族”之称，如“游氏之族”，细析之，所谓“某氏”在这里实仅专指该族氏之名。又如《左传·隐公》：“公命以字为展氏” ，即是命以“无骇”之字“展”为其氏名，称展氏。郑樵《通志·氏族略》列举了多种氏名来源，如“以官为氏”、“以地为氏”等，此种“氏”均是指族氏之名号。“氏”亦与“姓”一样，具有名（族名）实（族之实体）两种含义。由此也可以进一步领悟到作为亲族组织的氏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凡称“氏”，皆表未该亲属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名号。按照典籍中旧有说法，也可以说是有个独特的家名。所以所谓“立氏”不仅意味着在组织上相对独立，而且意味着起一个足以表示其独立性的名号。

其六，在西周、春秋时代，作为贵族家族之“氏”，虽本身是血缘组织，但往往不是以单纯的血缘组织形式而是以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休的形式存在，其自身只作为这共同体的核心。此种共同体有时亦可以“氏”相称。如《左传·昭公》记载昭公伐季氏，叔孙氏之司马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因。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 可见这些家臣、私属是将“我”归入叔孙氏之内。此时的叔孙氏严格起来讲，不是指叔孙氏家族组织，而是指包括其家臣、私属在内的共同体。但是，此种用法的“氏”显然是由“氏”的亲属组织含义引申而来，并不能因为有此种用法，而认为所有的“氏”皆是指此种共同体。 第一：皆是血缘亲属组织。

第二：以外婚制为正常属性。

第三：均是一种单系的继嗣群，即父系的继嗣群。 第一：姓族在早期即因存立时间久远，亲属数目的庞大，分支族氏的增多，其成员间仍以自认的单系共同来源为亲属纽带，但未必已能追溯到一个共同明确的祖先，亦未必都可以找到彼此间明确的谱系关系。而氏一般皆有明确的、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始祖。

第二：对于所有同姓成员来说，其所属姓是同定的。氏名来源较多样，如以邑为氏，以谥为氏，以官为氏等，同一家族可因居邑为氏，也可以族长的官职为氏，当时也经常出现命氏、别族等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人也可以有几个氏，如晋卿士会，以士为氏，是承其祖氏，士氏初当是以官为氏，但士会由于食采于随、范，在《左传·文公》曰随会 ，《左传·昭公》曰范会 。《国语·晋语九》所记晋智氏之族人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即是智果，又称辅果 。

第三：姓是统一的，即姓族本身未有层次区别，虽有氏为分支，但没有更小的姓族。而氏却可以是多层次的。一个大氏可以包括由其分化出来的若干小氏。从史料看，这在商代比较明显，卜文所要论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所谓“复合氏名”即显示了此种多层次的氏的存在形式。多层次的氏组织随着血缘关系与其作用范围的减弱而渐渐不再盛行，渐向单层次发展。但较大的氏组织内仍包括若干分支，只是分支未必皆另立新氏。

第四：女子不论出嫁与否，皆有同定的姓。但女子出嫁前与父同氏，出嫁后属夫氏，所以可以夫氏为称，但亦可以仍以父氏为称。此从周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可知，如：父为其女制媵器，在铭文中称其女名为“夫氏加女姓”，如辅伯鼎铭。出嫁女子在夫家自己制器亦自称其名为“夫氏加己姓”。夫为其妇制器，在器铭中称妇名为“妇之父氏加妇之姓”，如善夫旅伯鼎铭。可见出嫁女子在夫家并未完全失去自己的父氏。 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或氏姓成了姓或氏的一种书面用语。而在不同场合，姓和氏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例如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往往会礼节性地问：“请问贵姓？”答曰：“免贵姓×。”从未听说有：请问“贵氏”的。在家谱、族谱的题名上却是《×氏家谱》、《×氏族谱》，也从未见过《×姓家谱》、《×姓族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大概在口语中问“贵氏”犯忌，因“氏”与“死”同音。“氏”在远古时代是男子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是纪录某一姓氏男姓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的图册，所以家谱、族谱的题名用某氏。

百家姓的排名只是名义上的，虽然有字面上的这么多姓。因为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比如姚姓，据2005年在湖南零陵召开的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上的最新统计，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流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帝之一的舜，其后子孙以姚为氏，称为姚氏。因舜帝居姚地（河南濮阳），有子孙以姚为姓，称为姚氏。舜在当帝之前，有搬到妫河边居住，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舜帝登帝位后，仁德荣耀，有子孙以帝名舜为姓，禹封皇舜长子商均于虞，至始祖四十三世孙妫满封于陈，官拜陶正，谥胡公，其子孙或以国号陈称姓，或以官号改称陶唐氏，或以谥号胡称姓，或以尊讳满称姓，演变至汉朝，姚氏衍生出：妫、舜、虞、陈、胡、田、袁、王、孙、陆、车等六十种，繁姓同根，异氏同源，是一家亲。在中华姓氏中，妫、陈、田、姚、胡五姓同根同源，其血缘先祖同为舜帝姚氏。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