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柯寨在山东省肥城市。穆柯寨位于山上，地形十分陡峭。附近百姓家家户户都知道穆桂英的故事。所谓穆柯寨，在山西繁峙、浑源都分别有遗址。今山西离石西崖底村还有穆桂英墓在焉。她的传说和遗事遍及雁门关南北

近些年发现的山西代县《杨氏宗谱》、山西原平《杨氏宗谱》于六郎延朗名

下，都分别记有宗保、宗政、宗勉三子；而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更明确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浙江日报》1983年7 月30日）。可见家谱中有她和杨宗保的。因此，有学者认为，穆桂英姓名虽未见史册，但并非无此人。据称“杨文广之妻慕容氏，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兵将均畏之”（《保德州志》）。又据该志说，慕容氏家乡在保德州的穆塔村，而慕、穆姓音贴近，所以，学者认为，“《保德州志》未载其名，后人可能除改其姓氏外，还给她起了民间通用的‘桂英’这一名字，以取其流传的方便。”“穆桂英助杨家於沙场；可谓不无根据，至於名字如何，乃其余事”（刘子钦《话说“杨家将”》，山西《文史研究》1988年第1 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杨宗保并非是小说人物，当今称杨宗保无此人是以《宋史》为据，但早於元末脱脱的南宋遗民徐大焯《烬余录》就有“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记载了的，杨宗保有此人此事。由此推理很难说历史上没有穆桂英式的杨门女将的。

当然，也有学者根据宋人《隆平集》和《宋史。杨业传》，论定杨延昭子无宗保而有杨文广等。杨延昭和杨文广“既是父子关系，他两人中间不会再有杨宗保一辈。小说中所述杨宗保在打天门阵后的活动，‘兵征西夏’、‘平定西夏’又都是杨文广的事迹“。”

可以看出宋元评话、杂剧所演述的杨宗保，恐怕实际上是指著杨文广“（郝树侯《杨业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 月）。因为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不是历史人物，是小说家虚构的“，”所谓杨穆联姻，所谓破天门阵，都是小说家为了渲染杨家将，渲染杨门女将而塑造的形象和推理的故事“。（同上）因为杨宗保不存在，当然也就没有穆桂英的故事了。究竟是否有穆桂英这个人？她是小说形象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呢？这些还须更上一层楼，重作解剖深化认知。看来想凭一些史书一锤定音，还是难有说服力的。

上海市最大的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市淮海中路1555号。

上海图书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是上海市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和行业情报中心，也是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海市分中心、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是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上海图书馆创立于1952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上海图书馆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拥有各类阅览室36个，设有24个机构部门，在编职工751人。图书馆藏有中外文献5500余万册（件），其中中文古籍线装书约170万余册，善本25万种17万册，属国家一、二级藏品2256种13526册。

扩展资料：

上海图书馆成立于1952年，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和行业情报中心。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是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文旅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上海市分中心、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总馆、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前沿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和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信息中心。

现藏中外文献5600余万册（件），其中古籍善本、碑帖尺牍、名人手稿、家谱方志、西文珍本、唱片乐谱、近代报刊及专利标准尤具特色。现有馆舍建筑面积总计127万平方米。

上海图书馆率先推出新阅读体验阅览室、“创·新空间”等特色阅览室，开展图书馆短信、手机图书馆、电子书阅读器借阅等服务，推进“市民数字阅读推广计划”，提供跨平台数字阅读服务。推出基于关联开放数据的数字人文服务，实现数据在互联网上开放和互联。

-上海图书馆

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摆脱贫穷与落后，跨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新村运动”的（1970年4月，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朴正熙提出了“建设新村运动”的构想），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安乐窝”，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没有钱。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美好家园。“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领导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兴办文化事业、关心和照顾孤寡老人等。

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在这期间，韩国为“新村运动”立了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等作了详细规定，还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救持会，健全了“新村运动”指导网络。

[编辑本段]新村运动的演变及影响

30多年来，“新村运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社会影响面和感染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互助运动。“新村运动”曾开展了“和谐与爱护邻里运动”“帮助恢复经济运动”“全国公园化运动”“讲道德守纪律运动”“爱护环境运动”等各种活动。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开展的“奥林匹克新村运动”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拯救国家经济开展的“捐金运动”都是“新村运动”的一部分，为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和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韩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现经济腾飞，创造了“汉城奇迹”，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在这期间，“新村运动”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提高了人们合作与和谐共处的意识，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村运动”从农村发端，在农村广泛开展的同时逐渐进入城市社区。随着产业化的发展，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离农”现象，即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谋生，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城市社会文化走向繁荣。随着人口和产业转移，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逐渐向城市扩展，帮助城市解决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农村先行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向城市扩展过程中，又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城市出现过多的社会问题。

韩国前总理、“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认为，搞任何思想道德教育，必须要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新村运动”便是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人们参加“新村运动”，不仅能改变农村和国家的面貌，更能提高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水准。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既是农村城市化的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与我国隔海相望，其国土面积约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左右，但其国内可耕种面积少，耕地仅占国土面积的22%。1945年光复后，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面临着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从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正式组织实施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简称新村运动），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实践。最近，中共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韩国农业与我国一样，同属东亚小农生产，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对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编辑本段]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农业对工业的增长速度差距拉大，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5%点扩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8%，1970年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

[编辑本段]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一）激发村民投身新村运动。韩国政府认识到农村开发事业，需要广大农民提高认识，主动、积极、自发地开展各项建设工作，政府重点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扶持，即使对村民有好处的事也要先征求村民的意见，决不强制推行。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政府重点推行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每年2-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

二是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刚开始，以村为单位，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分村都成为自立村或自助村。

三是实施村民监督制度。新村运动中有，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资，如何保证这些财物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中去是政府考虑得较多的问题，他们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二）设立高效统一的新运动组织管理机构。为完成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财物援助项目，减少扯皮和内耗的重复中间环节，韩国中央政府合并或取消了一些机构，根据需要又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 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村级设立开发委员会，由10-12名村里的有识之士及农民代表、新村指导员组成，里长或新村指导员任议长，具体筹划、协调和执行村级新村运动。村开发委员会根据中央协议会的基本方针，制定具体的开发项目和实施操作方案，再经面促进委员会、市、郡协议会，逐级报到道、中央协议会，重大事项由中央、道协议会研究解决。

（三）制定严格的新村运动建设管理制度。韩国政府认识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制度，即使制定出再好的政策措施和宏伟蓝图，也无法得以善始善终的实施而取得预期效益。为此，韩国政府经认真研究后，制定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方法、信息分析，组织和反馈体系等都做出明确详实的规定。一是面（乡镇）级管理职责。面政府公务员每天在村时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新村运动执行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并向面长报告，面长通过建立图表档案及时收集分析有关情况，每天或每周向郡守报告有关统计数据。二是郡级（县级）管理职责。郡级管理监督的目的和任务是及时发现农村基层组织有关情况，检查监督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是否及时、准确地送到面、村并合理使用。三是道（省）、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撑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加以矫正或推进，各道（省）的副知事负责及时收集和分析各郡守提出的报告和有关厅局经调查研究提出的报告，全面负责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和按期完成。各道（省）政府及时收集有关情况后写成报告，每月或定期向内务部部长报告。内务部部长收集分析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或调整有关政策。内务部长委托大学教授负责全国的检查监督工作，并根据情况派中央有关部委官员到道、郡检查监督。

（四）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战略。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如改善农村公路、农民住宅，实施农村电气化，农村自来水改造等，这些项目和工程的实施改变了农村面貌，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村民的拥护和称赞。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来启发村民们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五）强化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韩国学者认为，要想把政府的意图长期、正确地贯彻实施下去，变成全体国民的自觉行为，就必须加强新村教育，教育全体国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自立精神的民主市民意识。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修院，1990年，该院正式定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新村运动初期，新村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农协组合长班、农协管理干部班、妇女指导员班、土地改良组合长班、水产团体干部班、农村教育骨干人员班等共二十四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中央研修院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骨干，为推动韩国加入世界发达、文明国家的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又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义务工作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这一活动并没有强求，而是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再申请具体的服务项目。从新村运动开始发起至今，历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全国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的运动骨干）也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

（六）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 %、电话999%、计算计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

[编辑本段]中、韩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比较

（一）指导思路上的差异。建国以来，如何确保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简化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很少考虑生产农产品的主体—农民的实际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农产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减免农业税赋、实施种粮直补政策等等无不沿袭着这样的政策思维。单一的思维使我们的农村政策越走越窄，政府对农业生产调控能力越来越弱。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表明，解决农业问题，重点是解决农民的问题，通过实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设，让农民安居乐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心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他们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二）农民参与程度的差异。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弱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分散化加快，农村出现管理真空，出现了“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尴尬现状；三是乡村政权改革滞后。乡镇政府职能取向错误，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强化了对乡村的控制，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为单位实施各项政策，并推行竞争机制，真正让农民成为政府惠农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建设家乡和热情。各级政府工作重点用在协调、管理、监督方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三）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改革开发后，虽进行了修修补补，但总体格局未作大的变革。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差，缺少统一协调管理的权威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支农政策和资金由各个部门组织实施，部门利益难以打破，出现了农业管理官僚集团，财政支农中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效益低下问题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打破部门、行业界限，成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这一组织机构，统筹协调全国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为新村运动有序、高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编辑本段]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仍是我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生产场所，他们的生活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韩国政府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给我们至少四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一）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决不强行推行，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如我们继续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势必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的新农村建设无法取得成功。

（二）要贯彻落实全面综合的新农村建设指导方针。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并要求各地把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建设和治理。要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中来。当前，应先从村庄改造、乡村道路等小型工程入手，建设村容整洁，生活、生产便利的新农村，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现状，树立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自治管理；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积极、健康文明新风尚形成，树立勤劳节约、互助合作、尊老爱幼的民族优良传统。

（三）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的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指乡村治理结构，宏观层次指县以上农村管理体制。微观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实现乡镇自治。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是最佳选择，这也符合“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向。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宏观层次的农村管理改革首先是合并职能，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涉农管理职能合并集中后由统一的部门来执行；其次是下放管理职权，改变县级尤其是省级以上集中了过多的支农财物分配权的现状；最后要改变涉农管理中人员分布的 “倒金字”塔型结构，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

不改变现行的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各项惠农政策和支农资金就无法真正让农民得益，中央政府制定再好的宏伟蓝图也难以变成现实。韩国政府也曾有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在1970年以前，韩国政府曾投资20亿美元，以推动农业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与机制不健全，以致资金的投入效益不大。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从1971起启动全面的新村建设运动，宏观管理上建立“协议会”统一机构，微观上发挥农协组织在农村经济、文化教育、民主管理建设中的作用，并于1984年制定了《农协法》，确立了农协组织在农村农产品流通、物资供应、加工、销售、金融、保险、福利等的组合功能。

（四）要强化对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宣传贯彻和教育培训。我们党把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我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执行的农村政策。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全社会关心、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城市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要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改变当前农业教育中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方式，重点加强对农村中那些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开放性的农民骨干力量的培训，在培训中要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

　　康熙共有35子、20女。其中只有24个儿子、7个女儿活到成年。

　　家族列表

　　父亲顺治皇帝

　　长兄爱新觉罗•牛钮，早殇

　　二兄爱新觉罗•福全，裕亲王

　　五弟爱新觉罗•常宁，恭亲王

　　母亲孝康章皇太后佟佳氏 （佟佳氏为汉军旗人，佟佳氏的弟弟为佟国维，佟佳氏的父亲是佟图赖，佟图赖的父亲是佟养正，佟养正是明末抗倭援朝的副总兵，后来在抗金的时候，战斗失败投降后金。）

　　康熙后妃一览

　　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1654——1674）满洲正黄旗人，领侍卫内大臣咯布拉之女，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康熙四年册封为皇后，时年13岁。康熙八年生皇二子（即废太子）；康熙十三年生皇六子后因难产去世，享年22岁。谥号为：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俪天襄圣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 （？——1678），满洲镶黄旗人，辅政大臣一等公遏必隆女。康熙十六年八月册封为皇后，仅半年，于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去世，谥号为：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 满洲镶黄旗人，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女，本是康熙帝生母的嫡亲侄女，是康熙的表姐妹。康熙十六年八月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晋升为皇贵妃。二十二年生皇八女。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册为皇后，次日即去世。谥号为：孝懿温诚端仁宪穆和恪慈惠奉天佐圣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德妃，雍正帝生母，1660——1723）， 满洲正黄旗人，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生皇四子，即雍正帝。十八年封为德嫔。次年生皇六子；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为德妃。二十一年生皇七女，二十二年生皇九女，二十五年生皇十二女，二十七年生皇十四子。康熙去世后，德妃被尊为皇太后，雍正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64岁。谥号为：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

　　敬敏皇贵妃，章佳氏（？——1699），满洲镶黄旗人，参领海宽之女。康熙二十五年生皇十三子允祥，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薨，衬葬康熙帝之景陵。生二女，下嫁仓津，多尔济。

　　定妃（1661——1757），万琉哈氏,满洲正黄旗人，郎中拖尔弼之女。康熙在时为嫔，雍正时尊为皇考定妃，后来随儿子履亲王允裪住，轮到自己的生日的时候，还会被迎进宫去祝贺，但再未进尊封，薨时九十七岁。

　　通嫔，纳喇氏（？——1744），监生常保素之女。侍奉圣祖康熙时为贵人。雍正二年，因其女婿有功，受到尊封。乾隆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薨，享年在80岁以上。二子皆殇（是康熙实际上第9和第12个儿子），一女。

　　敦怡皇贵妃（1683——1768），三品协领祜满之女。瓜尔佳氏。侍奉康熙时为和妃，世宗雍正帝尊为皇考贵妃，高宗乾隆尊为皇祖温惠皇贵太妃，乾隆三十三年薨，年八十六。生一女，殇。她也时康熙诸妃中最长寿的。

　　悫惠皇贵妃（1668——1743），佟佳氏，孝懿皇后的妹妹。康熙三十九年册为贵妃，雍正时尊为皇考皇贵妃，乾隆时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乾隆八年薨，享年七十六岁。死后，谥为悫惠皇贵妃。

　　顺懿密太妃，王氏。初为密嫔，后尊封为密妃。三子，允禑、允禄、允衸，允衸八岁夭折。

　　纯裕勤太妃，陈氏。初为勤嫔，被雍正尊封为勤妃。一子，允礼。

　　襄嫔（？——1746），高氏，高廷秀之女。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薨，享年在40岁以上。一子，允禝，一女，未成年即夭折。

　　谨嫔，色赫图氏（1698——1739），员外郎多尔济之女。乾隆四年三月十六日薨，享年在41岁。一子，允祜。

　　静嫔，石氏（？——1758）。一子，允祁。

　　熙嫔，陈氏（？——1737）陈玉卿之女，乾隆二年正月处二日薨（刘心武认为她是《红楼梦》中去世的老太妃的原型），享年在40岁以上。一子，允禧。

　　穆嫔，陈氏（？——1727前），陈歧山之女，享年在30岁以上。一子，允祢。

　　温僖贵妃，钮祜禄氏（？——1694）， 满洲镶黄旗人，孝昭皇后的妹妹，康熙二十年册为贵妃，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去世。一子，允礻我，一女，夭折。

　　惠妃，纳喇氏（？——1732），郎中索尔和之女，初为庶妃。康熙十六年册为惠嫔；二十年为惠妃。雍正十年四月初七日薨。享年在70岁以上。二子，承庆、允褆。

　　宜妃，郭络罗氏（？——1733），满洲镶黄旗人，佐领三官保之女。康熙十六年册为宜嫔；二十年为宜妃。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薨。享年在70岁以上。三子，允祺、允禟、允禌。

　　荣妃，马佳氏（？——1727），员外郎盖山之女。康熙十六年册为荣嫔；二十年为荣妃。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六去世。享年在70岁以上。生有五子一女，其中只有允祉成人，一女下嫁乌尔衮。

　　贵人郭络罗氏，宜妃的妹妹，满洲镶黄旗人，生皇六女、皇十九子允(礻禹)。卒年不详。

　　慧妃，博尔锦吉特氏（？——1670），科尔沁三等公吉阿郁锡之女，幼年被选进宫，尚未册封，于康熙九年四月十二日薨。五月初九追封为慧妃。

　　平妃，赫舍里氏（？——1696），孝诚仁皇后的妹妹，满洲正黄旗人，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噶布拉之女，幼年时待年宫中，康熙三十年生下允玑（示字旁），三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卒，当月追封为平妃。

　　良妃，卫氏（？——1711），满洲正黄旗包衣人，内管领阿布鼐之女。一废太子之时，皇八子曾被众大臣保举为皇太子，深受父皇厌恶。康熙曾说：“（皇八子）系辛者库贱妇所生。”（《清圣祖实录》第261卷）辛者库的意思是“管领下食口粮人”，也就是内务府管辖下的奴仆。清朝八旗官员获罪后，本人以及家属被编入辛者库，成为戴罪奴仆，以示惩戒。卫氏本人的祖先当有类似经历，才成为辛者库罪籍。她大约是整个清朝妃嫔中母家地位最卑下者。以此条件，她只能充当宫女，从事一些粗活、重活。与皇帝接触的机会也自然大大少于其他宫女。但她竟然被皇帝看中，生育皇子，说明她的自身条件十分优越，是一位美丽出众的女子。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里说：“美艳冠一宫，宠幸无比，”而且“体有异香，洗之不去”，即使“唾液亦含芬芳气”。这些传说并不可信，但是起码反映出卫氏的确是位美丽出众的女子，不仅在宫中闻名，在民间也有所耳闻。康熙三十九年，她和瓜尔佳氏（敦怡皇贵妃）一同册封为嫔。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当在40岁以上。

　　宣妃，博尔锦吉特氏（？——1736），科尔沁达尔汗亲王和塔之女，顺治皇帝悼妃的侄女。康熙的表姐妹。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册封为宣妃。乾隆元年八月初八薨，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奉安。

　　成妃，戴佳氏（？——1740），满洲镶黄旗人，司库卓奇之女，处进宫为嫔。康熙十九年生皇七子。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册封为成妃。乾隆五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当在70岁以上。乾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奉安。皇七子允佑（示字旁），生有残疾（脚跛），康熙三十七年封为贝勒，四十八年晋升为淳郡王，雍正元年四月晋升为亲王，八年四月初二卒，享年51岁，谥曰“度”。

　　顺懿密妃，王氏（？——1744），知县王国正之女，母黄氏（1640——1709），为苏州籍人氏，可能是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时带回宫中的女子。康熙二十余年进宫，时年大约十六七岁，三十二年生皇十五子，三十四年生皇十六子，四十年生皇十八子（八岁夭折）。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册封为密嫔，雍正二年六月尊为皇考太嫔，乾隆元年十一月尊为皇祖顺懿太妃，九年十月十六日薨，享年70多岁。次年同日奉安。

　　纯裕勤妃，陈氏（？——1754），满洲镶黄旗人，二等侍卫陈希闵之女。康熙三十六年生皇十七子果毅亲王允礼，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册封为勤嫔。雍正四年二月尊为皇考勤妃。乾隆元年十一月尊为皇祖纯裕勤太妃。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薨，享年当在60岁以上。乾隆下旨寇摘缨纬，祭酒行礼；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奉安。

　　僖嫔，赫舍里氏 （？——1702），来贝（一个字，上面是来，下面是贝）山之女。康熙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册为僖嫔，康熙四十一年九月薨，四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奉安。享年当在40以上。

　　端嫔，董氏，员外郎董达齐女。康熙十年生皇二女，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册为端嫔。卒年不详，享年在60岁以上。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奉安。

　　静嫔，石氏（？——1758），石怀玉之女。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皇二十三子，六十一年十二月被雍正帝尊为皇考贵人。乾隆元年被乾隆尊为皇祖静嫔，二十三年六月初八薨，享年当在60岁以上。次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安。

　　安嫔，李氏，汉军正蓝旗，康熙十六年八月册封。大约在雍正年间去世，享年当在60岁以上。

　　敬嫔，王佳氏，康熙十六年八月册封。大约在雍正年间去世，享年当在60岁以上。

　　贵人，兆佳氏（即布贵人，？——1717），康熙十三年五月初六生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去世，享年当在60岁以上。

　　贵人，袁氏，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生皇六女和硕恪靖公主，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生允禹（示字旁），卒年不详。

　　贵人，那拉氏。

　　贵人，陈氏，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初一生皇三十五子允援（示字旁），卒年不详。

　　贵人，易氏（？——1728），雍正六年四月卒，享年约70多岁。

　　庶妃，钮祜禄氏，满族。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生皇二十女。卒年不详。

　　庶妃，张氏，汉族。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皇长女，十三年二月初十日生皇四女。卒年不详。

　　庶妃，王氏，汉族。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生皇十六女。卒年不详。

　　庶妃，刘氏，汉族。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生皇十七女，卒年不详。

　　子女

　　儿子（按出生顺序）

　　爱新觉罗•承祜

　　爱新觉罗•承瑞

　　爱新觉罗•承庆

　　爱新觉罗•赛音察浑

　　爱新觉罗•长华

　　爱新觉罗•长生

　　爱新觉罗•万黼

　　爱新觉罗•允禶

　　以上各子幼殇，未序齿

　　皇长子爱新觉罗•胤禔，固山贝子，原名爱新觉罗保清

　　皇次子爱新觉罗•胤礽，（废）皇太子，后封理密亲王(是在雍正时期封的，跟康熙皇帝没关)，原名爱新觉罗保成

　　皇三子爱新觉罗•胤祉，诚隐亲王

　　皇四子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

　　皇五子爱新觉罗•胤祺，恒温亲王

　　皇六子爱新觉罗•胤祚，幼殇

　　皇七子爱新觉罗•胤佑，淳度亲王

　　皇八子爱新觉罗•胤禩，原封廉亲王，后废

　　皇九子爱新觉罗•胤禟，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殁

　　皇十子爱新觉罗•胤礻我，辅国公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禌，幼殇

　　皇十二子爱新觉罗•胤祹，履懿亲王

　　皇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怡贤亲王

　　皇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禵，恂勤郡王

　　皇十五子爱新觉罗•胤禑，愉恪郡王

　　皇十六子爱新觉罗•胤禄，出继承泽亲王硕塞之后

　　皇十七子爱新觉罗•胤礼，果毅亲王

　　皇十八子爱新觉罗•胤祄，幼殇

　　皇十九子爱新觉罗•胤禝，幼殇

　　皇二十子爱新觉罗•胤祎，简靖贝勒

　　皇二十一子爱新觉罗•胤禧，慎靖郡王

　　皇二十二子爱新觉罗•胤祜，恭勤贝勒

　　皇二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祈，诚贝勒

　　皇二十四子爱新觉罗•胤秘，诚恪亲王

　　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后为避讳，诸皇子名中“胤”字辈的，改为“允”字（单单十三子胤祥死后雍正将“胤”字还给了他这个终生对他忠心耿耿的弟弟）。

　　女儿

　　皇长女（1668年—1671年），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生；十年十月殇，时年三岁。母庶妃张氏。

　　皇二女（1671年—1673年），康熙十年三月初九生；十二年二月殇，时年三岁。母庶妃董氏。

　　皇三女，固伦荣宪公主，母庶妃马佳氏。

　　皇四女（1674年—1678年），康熙十三年二月初十生，康熙十七年殇，时年五岁。母庶妃张氏。

　　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母贵人兆佳氏。

　　皇六女，固伦恪靖公主，母贵人郭络罗氏。

　　皇七女（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一生，八月即殇。母德妃乌雅氏。

　　皇八女（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生，闰六月殇。母皇贵妃佟佳氏。

　　皇九女，固伦温宪公主，母德妃乌雅氏。

　　皇十女，固伦纯悫公主，母庶妃那拉氏。

　　皇十一女（1685年—1686年），康熙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七生；二十五年五月殇。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

　　皇十二女（1686年—1697年），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四生，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卒，时年十二岁。母德妃乌雅氏。

　　皇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母敬嫔章佳氏。

　　皇十四女，和硕悫靖公主，母贵人袁氏。

　　皇十五女，和硕敦恪公主，母敬嫔章佳氏。

　　皇十六女（1695年—1707年），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生；四十六年十月殇，时年十三岁。母庶妃王氏。

　　皇十七女（1698年—1700年），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生；三十九年十一月殇，时年三岁。母庶妃刘氏。

　　皇十八女（1701年），康熙四十年十月十八生，不久即殇。母和嫔瓜尔佳氏。

　　皇十九女（1703年—1705年），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四生；四十四年二月殇，时年三岁。母襄嫔高氏。

　　皇二十女（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九生，十二月殇。母庶妃钮祜禄氏。

　　养女，固伦纯禧公主，圣祖弟恭亲王常宁长女，母庶福晋晋氏。

契丹族

1民族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2艺术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采。其中有些服饰的图案具有明显中原特色。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2号辽墓的《仕女出游图》，高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淄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

仝姓

仝 ——仝姓 即同姓，起源于商朝，本出自子姓，契之嫡裔，商王封本姓支庶族人于〓(今陕西省大荔县 境 内)建立同国，为商朝附庸，商亡后，同国亦随之灭国，其后人以国去邑为同姓。后来，同 姓为分别支庶，一支以同字音“仝”为姓，见《春秋图》。

关于仝姓的起源,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作过介绍, 2003年2月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百家姓>节目也作了介绍西汉时代,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迁,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努事有所辩解,得罪汉武帝下狱受腐刑据传,他的一支后人为避家难,改"司马"姓为"同"即仝,另一支改"司马"姓为马此事在司马迁出生地陕西省韩城市的县志中的<重修太史庙记>(翟世琪)一文中曾有记载:"----今孙或在洛阳同姓或襄阳马姓----" 再由同按音分仝、童、佟作为姓氏，隐姓埋名，老祖要求族人不得外出，以保证香火的延续，一子北上出关，后成为旗人为“佟”姓，故该姓基本为东北人；一子南下，定居江南，为“童”姓，多集中在江浙一带；一子留在当地为“仝”姓，后人多为山西河北一带-----------本内容源于家谱，毁于文革

东陵脚下，有个叫石头峪的小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石头峪村，传说是宋朝一位武状元的后代。这位武状元后来官拜二品，常伴皇帝左右，可谓顶天立地，呼风唤雨。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果不然，这位二品高官，最后终被奸人所戕害，割去官职，灭了姓氏，贬为庶民，流放到东陵脚下为生。“仝”就是当时皇帝赐给姓氏。经过几代繁生，原只有流放时的孑然一家，渐渐发展为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就这样，仝姓家谱被续了下来。

一、姓氏源流

夹谷姓源流纯正，源出自女真族，以部落名命姓。宋朝时，北方的女真族人，建立了金国，其中就有许多姓夹谷的人。金代女真人姓氏夹谷，汉字为“仝”即童或佟。

金代夹谷姓中，有金世宗时名将夹谷清臣，胡里改路（大体上包括黑龙江省中下游及松花江下游广大地区）人，清臣的女儿是金朝宫中的昭仪。由于夹谷清臣是金朝胡里改路的贵戚，当地的一些部众也袭用夹谷姓。

明代建州女其的努尔哈赤及其先人曾以佟为姓，并自称“爱新氏”，汉译为金。故当时的名家大族姓氏，也是姓氏的渊源之一。

得姓始祖：女真。据《姓氏考略》记载可知，这个复姓出于金代，女真加古部，后讹为夹谷。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年号收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公元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先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市）、开封。

夹谷氏的得姓至今只有800多年的历史，是姓氏中历史最短的。夹谷氏后人奉女真为夹谷姓的得姓始祖。

在明代中期以前，据朝鲜《龙飞御天歌》记载：“女真中有夹温一姓”。经史料查证，夹温是远在金、元时期的女真姓氏，亦是夹谷姓氏的谐音。夹谷是金代一个较大的女真人著姓。《金史•列传》中有十数位夹谷姓氏之人载人传记之中。如：“夹谷清臣本名阿不沙，胡里改路桓笃人也。姿壮雄伟，善骑射。皇统八年，袭祖驶达猛安”。 “夹谷衡，本名阿里布，山东西路猛安益打把谋克人也。大定十三年，创设女直进士举，衡中第四人，补东平府教授。”关于夹谷这一姓氏， 《金史•国语》注释为：“夹谷曰仝”。仝与佟、童是汉字中的同音异字，又同为夹谷姓而演变为朝鲜史料中所载的夹温姓氏。这一姓氏历史上，曾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先世应用过，史料亦有记载，如“依兰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童凡察、童叫场、佟塔失、佟努尔哈赤”等。从上可知，今日建州女真人的后裔，冠用汉字姓的佟、童及仝姓，均是出自金代的女真夹谷姓氏。

湖南永州，最典型的是“仝”姓。宁远、新田一带的仝姓，本系蒙古族。其先人夹谷必烈突，元末为御前指挥，奉诏镇压宁远一带瑶民起义。元亡明兴，为避祸改为汉族姓氏，取“夹”字三人同一，遂改姓“仝”，隐居于此。居宁远的仝姓，现有550多人，分居鲤溪上、下仝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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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旗人Tong姓起源纠正

Tong姓家族第一位老祖是元朝名将，一心效忠朝廷报效国家，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一天下，仝氏老祖拒绝效忠其朱氏天下而早以预感杀身之货，其下有四位儿子，老祖为避免满门抄斩，为让仝氏家族后继有人，便将其四个儿子姓氏分别改为 仝、佟、童、同 ，并让其各自奔赴全国各地隐居，（后多居东北一带）虽然本姓字体上做了改动，但是发音却都一样，从而有了天下Tong姓是一家的说法。最后老祖英勇就义倒在了朱家的断头台上，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仝氏家族世代尊继。到了清朝，Tong姓正统本是仝字，但是因为仝姓后代稀少，再加上史学家的无知以及盲目论断，致使Tong氏正统成了佟字。清王朝时，Tong姓成为满清八大姓氏之一，并且高于八旗之首正黄旗，全姓仝佳。（现在被史学家错误论定为：佟佳）历史上曾有名人：Tong佳扈尔汉, Tong佳隆科多 。解放后Tong氏全姓简化为仝、佟。。。等单字姓！

三，金朝亡国之后的女真人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金朝时留居金源故地的女真人，到了元朝，他们被分别称作女直、水达达、吾者、乞列迷、骨嵬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后来发展成为满族；[50]另一部分是金朝时南迁中原的女真人，自金代中叶以后，他们汉化程度逐渐加深，至元朝时已不再被视为女真人，而概以“汉人”称之。

山西的女真遗裔

　　在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房子村和三家庄村，至今聚居着一批仝姓的女真遗裔，他们保存的《仝氏家谱》一本修于清乾隆年间，后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重修谱序云：“仝氏之先，出自大金夹谷氏，嗣遭元灭，遂易今姓。元初有讳庆成者，为本邑令，因家焉。”[54]夹谷氏是女真望姓之一，《金史》附《国语解》云：“夹谷曰仝。”说明早在金朝夹谷氏就以“仝”作为其汉姓了，又元杂剧《虎头牌》谓“夹谷氏姓佟”、《金安寿》称夹谷为童，字虽有异而音皆相同。由此皆可证明《仝氏家谱》的记述是言之有据的。另一本前两年适才发现，正在编修过程当中。其中记载，族人由县令、道台等数十人之多，包括远居台湾任职的也不乏其人。仝氏祖辈为运城市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位于运城市南端的池神庙（祭祀誉为中国死海之称的盐池）在近几年修复时发现关于仝氏先辈所作贡献的部分记载。

满洲佟姓氏族成员遍布辽东每一区域。近代和现代地名佟佳江，佟佳、佟甲、佟家等诸多村堡名，都是他们生活过的地方。佟姓或童姓、仝姓，同为满族一姓，是为同音异字，皆源出佟佳。佟佳清初为姓氏佟佳氏。关于清初佟佳氏，《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对佟佳氏成员佟养正做了如下记载：“佟养正，镶黄旗人，世居佟家地方。其祖达尔汉图墨图于明时，同东旺、王肇州、索胜格等，往来近边贸易，遂寓居开原，继迁抚顺。”在史料记载中，明末清初佟姓为佟佳氏，是以地名佟佳为姓氏的，而其氏族成员多有进入明边进行贸易之人。作为以地为氏，是明代女真人冠用姓氏的一大特征，他们是处于不断地迁徙及渔猎采集生活中的需求，而以栖居地为姓氏的，诸如觉尔察氏、章佳氏、索绰罗氏等都是如此。但这些姓氏是出现在明代的女真姓氏，其以地为氏的范畴近似于今日的佟家村，章家堡等近代以姓命名的地名相仿佛。但是，这些自明代以后所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其所用姓氏并非是他们氏族的原始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