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古代名人：杜 康、 李化龙、关龙逄 、蘧伯玉等。

　　杜 康

　　在古代，长垣县张寨乡鲁山村附近有一座高达的帝王陵，周围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四季祭祀。陵内安葬着夏朝第五代国君少康（杜康）。

　　提起酒仙杜康和杜康造酒的神话传说，几乎是妇孺皆知，但是，有关杜康其人的真实生平却很少有人问津。至于杜康为一代帝王以及死后安葬着长垣，那就是更鲜为人知了。

　　汉书《说文解字》载：“古有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长垣。”由此可知，杜康、少康乃为一人。几千年来备受民间尊崇的酒仙杜康，实际上就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夏王朝的第五代传人少康。

　　夏朝的第三代君王太康在位时，“肆意奴役遮民，终日*逸康乐”。东夷部落首领后羿，就利用人民群众对太康的不满而起兵夺取了王位。接着后羿的亲信寒浞又将后羿杀死而代之，并大力消除亲夏势力。此时因失国东逃的太康和弟弟仲康已相继死去。寒浞就将仲康的儿子夏相杀死在商丘。已经怀孕的相妻经墙洞脱险逃回了母家有仍氏部落（今山东金乡）后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在有仍部落当掌管畜牧的“牧正”。寒浞的儿子知道后就派人去捕杀。少康又逃到有虞（今河南虞县），被有虞君主用为掌管部落首领膳食的“庖正”。少康掌虞积极纠正合同姓部落，最终灭掉寒浞，回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

　　少康在虞为庖正时，“初作箕帚秫酒”，既发明了用粘高粱一谷物造酒的奇迹。这在我国酿酒史上无疑是一大贡献，也是人民把杜康奉为酒仙的真正起因。

　　少康复国后不久便让位于儿子季？为了便于征伐东夷各部，曾将国都由河南的源（今河南济源西北）迁至老邱（河南陈留县北）。在秦汉时期，长垣曾属陈留。据传说长垣人民最早掌握了造酒技术。当时县内酒作坊很多。为了提高造酒技术，县人常请闲赋无事的杜康前来点拨。久而久之，杜康十分眷恋这个地方。于是，夏王朝的第五代传人少康死后葬长垣。由此可见，长垣的酒文化是如此地博大深远。

　　关龙逄

　　关龙逄，（生卒年不详），故里在今恼里镇龙相村。古时此地称龙城，原有一座大墓，墓前有祠，那就是夏朝末年中国第一位以死谏君的忠臣关龙逄的陵墓。此地松柏遮阴，庄严肃穆。可惜后来连年战乱，加上黄河水淤积，到清末竞荡然无存。

　　夏王朝从公元前21世纪建国，直至公元前16世纪，到了最后一个君王夏桀。夏桀很是喜爱，妹喜得宠，说话皆言听计从。他竭力民财，修琼宫饰瑶台。将肉砌于糟堤，将脯悬于林间。酒池可以行船，糟堤可望十里。将宫女千人，尽去其衣，一会击鼓，头倒池上饮酒，一会又击鼓，就林中一足踏树上食脯，如此往来，纷纷忙乱。桀与妹喜边喝酒边观看，大笑取乐，有谏者皆杀之。又张灯夜饮，使男女裸体杂处，观之交接之势，夏桀与妹喜大以为乐，从此更加不理朝政。

　　夏桀的所作所为，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夏桀却很不以为然，还十分狂妄地把自己比作永远不落的太阳。老百姓看到他如此厚颜无耻，就咒骂他说：“你这个太阳还不快点完蛋！我们愿意和你同归于尽”。

　　古代有善养龙者，故有豢龙氏，关龙逄为古豢龙氏的后代,也称豢龙对于夏桀的暴行,作为夏朝的大夫、贤臣,关龙逄实在看不下去,他多次向夏桀进谏,要他关心百姓和国家说：“作为人君，你要谦恭待人，对人臣要互相敬信，要爱护人才。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社稷宗庙才会稳固。像你这样，赶走自己的宗族，辱没自己的旧臣，轻其贤良，丢弃礼义，用财无度，杀人无数，老百姓都想让你早点灭亡。人心已去，老天也不会保佑你，这样很快就会亡国的”。但夏桀根本听不进去。

　　经过长期思考后，关龙逄决定以献黄图，进行死谏。黄图，是一种关于地舆、陵庙、宫观、明堂等事的图画，借此说明当前有亡国的可能，形式甚是危急。他到夏桀居住的王宫，夏桀正不知廉耻地和妹喜寻欢作乐，准备作长夜之饮。关龙逄献了黄图，说明来意，故意立而不去。夏桀看到关龙逄的样子，很是不耐烦地说：“你又在这里妖言惑众，快下去吧！”关龙逄怒目而视，站着一动不动。夏桀早就对这个絮絮叨叨，净说不中听话的关龙逄厌烦极了，便什么也不说拿起黄图烧毁了。接着喊来宾士把关龙逄囚禁起来，不久就把他杀了。

　　夏桀杀害了关龙逄，更加肆无忌惮，再也没人敢犯颜进谏了。这时居住在东方的商民族日益兴盛起来，首领商汤在谋臣伊尹的辅佐下，率师讨伐夏桀。夏桀的军队不堪一击，在鸣条（今长垣县西南）一战便彻底溃败了。夏桀逃奔安徽南巢，死于亭山，夏就此灭亡了。

　　夏朝灭亡以后，后人把关龙逄的尸骨安葬于家乡龙城，因关龙逄官居相位，后改龙城为龙相。明代龙相认掘地得一石碑，长约3尺，宽1尺6寸，字径6寸，碑中有四个古篆字曰“一片忠肝”，不知为何代所刻。明朝时期，人们十分敬仰这位有史以来第一位因进谏而遭屠戳的忠臣，便将他和商末因进谏被商纣王剖心杀害的比干一同纪念。在长垣南关修建“双忠祠”，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号称“十才子”的李梦阳，撰文写了碑文。李梦阳在碑中对这两位夏商两代以死谏君的忠臣表现了无限的哀思和敬仰。因为李梦阳文章写得好，字又写得好，《双忠祠碑》堪称一绝，再加上两位忠臣品德高尚，故人们合成此为长垣“三绝”。

　　到清代，双忠祠经明、清两代多次重修，规模宏大，香火旺盛，再加上祠内有高耸入云的兴文古塔，当时实为长垣一盛景。人们又将“一片忠肝”石刻移于神座前，整天香烟缭绕，游人不断。号称江南七才子的邑人郜焕元，曾赋诗进行赞颂。诗曰:劲草堂前古柏垂，双忠遗留使人悲。欲知直节匡前代，更读中原三绝碑。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劲草堂前的古柏哀思低垂，两位忠臣的事迹又使人感到可悲。要想用率直的行为匡正前代，更需要读一读屹立在中原的三绝碑。

　　关龙逄的墓祠及双忠祠，虽然不存在了，但关龙逄的爱国家、爱人民、不怕死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永远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后人。

　　蘧伯玉

　　蘧伯玉，姓蘧名瑗，字伯玉，以字行世。谥成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85-公元前484年。故里在孟岗乡伯玉村。墓葬古时在城南十里金寨村西300米处。

　　春秋时，长垣属卫国，他是卫灵公时著名的贤大夫，官至相位。他自幼聪敏过人，饱读经书，能言善辩，外宽内直，生性忠恕，谦诚坦荡，是一位道德和操行都非常优秀的人。他生活的年代和孔子大致相同，和孔子是最好的朋友，孔子游列国，至此必住其家。“卫地多君子”，历来人民都认为他是卫国形象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年逾百岁的寿星。

　　蘧伯玉的贤名闻名遐尔，人们十分敬重他，但他却不被朝廷重用。卫国大夫史鱼深知蘧伯玉的才能与人品，多次向卫灵公举荐，但灵公不听。史鱼临死决定采用“尸谏”的办法力荐蘧伯玉。他告诉儿子说：“我在朝不能举蘧伯玉，是我活不能正君，死无以成礼。我死后，你不必将我的尸体”治丧正堂“，可以置于窗下，等灵公来吊喧问起来，你再将实情告诉他”。古人称这种方法为尸谏。史鱼的儿子按照父亲的遗言去办。卫灵公前来吊喧，对尸体置于窗下非常奇怪，史鱼的儿子就将父亲的话转告灵公。灵公醒悟道：“是寡人之过也”。于是启用了蘧伯玉。

　　孔子听到这件事，对史鱼和蘧伯玉都很赞赏。他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是说：“史鱼真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射出的箭一样刚正；国家无道，他的话也像箭一样刚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时，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时，把正确主张收起来辞官隐居”。

　　蘧伯玉当政后，仍旧十分谦虚。一次，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在宫中夜坐，先听到辚辚的车声，可车声将到宫门却消失了，过了宫门又响起来。南子说：“这一定是蘧伯玉的车子从此而过”。灵公问道：“你怎么知道？”南子说：“君子非常注意自己的生活细节。车走到宫门口时，没了声音，那是车的主人让车夫下车，用手扶着车辕慢行，怕车声打扰国君。我听说蘧伯玉是一位有道德操行的君子，所以我才敢断定过去的是蘧伯玉”。卫灵公事后派人打听，果然是蘧伯玉。

　　蘧伯玉协助卫灵公把卫国治理得日渐强大。晋国大将赵简子原想讨伐卫国，派人到卫国探视。探视的人返回后，告诉赵简子：“蘧伯玉在卫国当政，不可以加宾”。赵简子马上取消了攻卫计划。

　　蘧伯玉将要出使楚国，在卫国濮水岸上遇到楚国的公子晰。公子晰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怀才不遇，希望有人举荐他。公子晰问蘧伯玉：“我听说上士可以托色（女子），中士可以托辞（嘱托），下士可以托财（财物）。（士，周代爵号，分别上士、中士、上士。这里实际是对人品的分类）这三者你都可以托付吗？”蘧伯玉说：“我都可以托付，请把你的意思讲出来。”公子晰遂将自己的抱负与处境告诉给蘧伯玉，请蘧伯玉给以帮助。蘧伯玉到了吴楚国。他对楚王说：“楚多士而不能为楚所用。比如伍子胥生在楚国，他的父亲伍屠被杀。他逃到吴国，吴国拜他为相他率兵蔟楚,毁了平王的墓这是因为楚国不善用人昐黄生也生在楚国,楚国不用,晋国却让他管理72个县结果道不拾遗,民不闭户,国无盗贼,这是因为晋国善于用人啊!,今天我到贵国来,来之前在濮水之上遇到公子晰公子晰是一个很有抱负和才能的人,如果楚国不用他,他也将离开楚国!”楚王听了之后,赶快派人将公子晰追了回来。

　　蘧伯玉谦虚谨慎，他经常反思自己，尽量少犯过错。并有惊的人记忆力，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的事，即一岁就记很多的事。他又经常鞭策自已，《庄子、则阳篇》记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意思是说他年已60岁还能与日俱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和孔子交往其密，孔子多次到魏国去都住蘧伯玉家。《论语、宪问篇第十四》记述：“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意思是说：蘧伯玉派使者去看望孔子，孔子让他坐下，问道：蘧老夫子近来在做些什么？”使者回答说：“他老先生想少犯些错误，却总感觉没能做到”。使者走了以后，孔子说：“使者啊！好使者啊！”从《论语》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使者说的话很谦卑，而由此却越能显出蘧伯玉慎独的贤德。孔子当时最要好的朋友，齐则晏婴，郑则子产，卫则伯玉数人而已，其贤可知也。

　　唐代开元37年（公元739提）唐玄宗追封其为“卫伯”，公元1000年宋真宗又追 封为“内黄侯”，在长垣建祠对他进行祭祀。祠建在墓前，祠内有“君子堂”“及圣堂”“知非轩”“寡过轩”等建筑，可惜的是解放前夕被杂牌队伍所毁。

　　由于人们对蘧伯玉的敬仰和爱戴，豫北许多县市都争将蘧仁玉说成是本县人，如濮阳县渠村乡陈砦村有蘧仁玉墓，面积达100平主米；新乡市郊区牧野乡有“曲星”，原写作“蘧里”意即蘧仁玉故里，村北也曾有蘧仁玉墓；获嘉县照镜乡的“巨柏”村，原写作蘧伯“村，村北也有蘧伯玉墓；卫辉市都乡君子村，也传说为蘧伯玉故里，村西南有蘧伯玉墓，面积80余平方米，有康熙年间知府杨茂祖立的墓碑。但真正的蘧伯玉故里是长垣县伯玉村。

　　今伯玉村西立有蘧伯玉汉白玉立像和其它石刻，乃至今天，人们仍对蘧伯玉崇敬有加，当作楷模。时今”蘧姓“在长垣不多，考之在唐代天宝年璩、渠、瞿三姓，分散隐匿于全国，现在济源市、祖，每年都有人到长垣伯玉村来祭祖。

　　李化龙，字于田，长垣县老李庄人。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冥（1554年）生。

　　嘉靖四十三年，李化成家迁居长垣县城内东街。明隆庆五年，辛未。江苏武进人吴嵚来长垣任教谕，吴学、行、品、节俱优，极受人推崇。化龙从学，吴嵚发现化龙与众不同而预言：“此异日能勾当（即管理、办理、处理）天下事者”。长垣文风大振，学生成绩为八县之冠。后化龙随吴去大名府元城书院学习。吴被荐升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任助教。

　　明神宗万历元年，癸酉（1573年）乡试中举人，次年（1574）春中进士，八月，除授嵩县知县。地方劣绅及不法官员，蔑视年仅二十岁的七品知县，依旧作恶。化龙深入民间，明察暗访，掌握大量证据，择首恶者，绳之以法，众人惊服。在嵩县的六年中，他带领百姓修水利，奖励生产，嵩县大治。

　　万历八年，（1580年）十月，升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主管皇家陵墓及政府机关有所薪炭的供给。

　　万历十年，壬午（1582）七月，升南京工部营缮司郎中，专管宫府、城垣、仓库、庙宇等的修建工作。是年十月，调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掌管封（号）、赠（品）、袭（职）、荫（子）等事。

　　万历十四年，丙成（1586年）调河南按察司提学佥事，参与管理一省学政。万历十六年，子（1588年）十二月升河南省布政司左参议（为一省长官副佐）。万历十八年，庚冥（1590年）五月调山东省按察司任提学副使。是年，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司扬应龙叛乱事起。土蛮子把兔儿，卜言台周等攻扰辽、沈地区，深入海州（今辽宁海城）境。

　　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十月，升河南省按察司左参议（等于副省长级）。十二月，调京升任太仆寺少卿（副职），管理全国各地牧政及皇室用兵。

　　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任通政司右通政（在皇帝身边工作）。五月经吏部衙门会题，升李化龙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监理军务。是年以南京兵部右侍郎邢玠总督川、湖、贵军务，进击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六月二十九日化龙赴辽东上任。

　　先是泰宁首领速把亥因进犯边境被总兵李成梁击毙。速把亥的弟弟炒花及儿子把兔儿，依旧在辽阳以北勾结土蛮为患。李化龙上任仅二个月，二十二年十月把兔儿和炒花就勾结伯言儿进犯镇武，又约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儿等兵至吴家坟，化龙定计命总宾董一元先击败把兔儿和伯言儿，伯言儿中箭死，把兔儿受伤。卜言台周攻右屯不利也退了兵。是役，以斩获捷功，夺获驼马、夷器等无数。兵吏两部会题升李化龙为兵部右侍郎（等于国防部副部长）。荫一子为锦衣卫正千户，世袭，照新衔给于应得诰命（即封化龙母及妻），赏银八十两，大红紵丝四表里，照旧管事。

　　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正月，在十方堡境外击退贼兵。九月，把兔儿、小歹青、卜言台周相勾结，谋雪前耻。化龙与董一元积极准备，派董一元出塞捣敌巢，把兔儿重伤死，从此边境安稳。因主将出塞捣巢获捷，兵部提，奉旨李化龙升俸二级，赏银五十两。

　　是年杨应龙听命罢兵，次年又攻袭临近土司。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五月十七日，回籍养病。在辽东期间，化龙奏请朝廷批准，恢复了开原（今辽宁开原县）马市和义州（今辽宁义县）木市。广开民族交易，发展辽东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深的民心。大修边政，以图永安。巡按御史李思孝到辽东巡视后，表奏化龙修守效劳之功，皇上又赏银四十两，大红紵丝四表里。是年杨应龙又攻掠江津、南川、合江等地，侵及湖广。

　　万历二十七年，已亥（1599年）三月二十八日，奉圣旨以原官兵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起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兼理粮饷，巡抚四川地方。为播苗大杀官兵，军情紧急，着李化龙、郭子章及刘廷等一并星驰到任（限五月份），调兵进剿。五月二十八日入四川境，交代受事（开始管理事务）。六月十日至省城（成都），延见吏民。上任第一天就警报频传。杨应龙发兵六万，分三路欲犯江，又用偏师进攻南川、合江两县。此时化龙只有新兵二万四千人（共二营，八将官，各领三千兵）。江只有二千四百人，合江一千二百人，南川有推官高折枝设防。刘延因蔑视化龙，逗留不前，迟不赴任。化龙无月二十七日到境，应龙二十八日犯边。进入省城，警报一个接一个，又无兵将可用。正在紧急时，总兵万鏊从松潘来成都找李化龙商议秋防事。即差这个“碌碌无奇”之万总兵急走重庆，又调各县汉土官兵二万交万总兵防守重庆。一面写信给杨应龙，晓以利害，不可太嚣张，许为在天子面前保奏，以稳杨应龙之心，使局势和缓。

　　六月二十日，杨应龙统兵八万，分三路攻打江县城。江守将房庞嘉、张良贤与播兵死八人。张良贤被围七层，奋力杀出。是时化龙大帐中，驿骑交错，征调四出，化龙不动声色。一面严于设防，一面用计以缓贼势，急向各省征兵、调将。自秋至冬，川省之兵力始充，器械已备，梁运已齐。在此期间又上书罢去三省矿税，想法减轻人民负担，更换地方官员，淘汰处理了一批贪官和昏官，停止搜刮，赈济百姓等一系列措施。八月，化龙兄去世。十月，妻病故。

　　十二月初二日，皇上赐给化龙尚方宝剑，准许有不用命者可先斩后奏。是月，化龙移驻重庆，就近调度，各省兵已陆续到齐。

　　先是杨应龙破江后，伪军师孙时泰劝应龙“乘胜直取重庆，夺成都，劫蜀王为质”而应龙不纳其计。化龙至成都后因兵粮不济，好言安慰杨应龙，使其不备。万历皇帝听说江失守，大怒，削去前四川贵州巡抚谭希思之职（因他姑息养奸），而赐化龙尚方剑，假便宜讨贼。杨应龙破江后又接连焚东坡、烂桥（今贵州施秉县西南）、梗湖、贵路，又焚龙泉（今贵州凤冈县）。龙泉都司杨惟忠惧贼先走，化龙按军法给于严惩。又弹劾诸大帅不用命者。沈尚文被逮治罪，吴广因内部兵士交斗被处罚。大将刘延、童元镇被革职留用充“为事官”（临时），准其立功赎罪，军纪肃然。二十七年十一、二月诸军大集。化龙先谴水西兵三万守贵州断杨应龙后路。在重庆大誓文武，于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发起总攻。分八路围剿，此八路为川军四路，一、童元镇出乌江渡。二、参将朱鹤龄受元镇节制出沙溪（均在遵义南）。三、李应样从兴隆（今贵州黄平县）。楚师一路分两翼：①陈璘出偏桥（今鬼走施秉县东北）②副将陈良玭（音频）受璘节制，出龙泉（贵州凤冈县）。

　　八路兵马，每路三万，官兵十分之三，土司兵十分之七。（其中土司冉御龙、马千乘及妻秦良玉属川路马孔英，土司官奢世续（女将）属永宁路曹希彬，安疆臣属童元镇、彭元锦属李应祥，彭养正属陈璘等）。又以郭子章驻贵阳临督黔师，支可大驻沅州监督楚师，化龙自将中军策应。推官高折枝以南川兵先进，很快占据桑木关（今贵州省绥阳县望草镇一带）。刘延自江出发至东溪镇入播地。于二月十五日，日攻克三个险洞，后又连破九道重兵把守山势险要的敌军阵地。罗占池大败杨朝栋（应龙长子），再破关门十三座。三月二十九日克娄山关。四月初三大败杨应龙，入养马城，夺铁柱关，直逼杨应龙之老巢海龙囤（今遵义县南太平乡境），与其它几路会师。大兵二十多万，云集海化囤，围了个水泄不通。万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化龙到军前，亲临指挥。此时水西土司安疆臣因与杨应龙有旧交，暗助杨应龙。化龙以利害责之安斩杨使，二氏交遂绝。海龙囤被围，杨应龙遣使诈降，化龙命诸将斩使焚书。八路军马轮流攻囤，杨固囤死守，父子抱头痛哭曰：“吾悔不听时泰语，今死矣”。

　　五月初三日，会诸将于养马城，共同发誓，如有不协力同心或专攻自便者，明神丞之。仍议定一面急修攻县，一面前后夹攻。化龙与郭子章、崔景荣（长垣人）、支可大日立陈前，随宜调度。

　　五月二十二日，接到家书，其父李栋已于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长垣老家病故。化龙心肝俱裂，号天呼地，绝而复苏者数次。

　　六月六日冥时（下半夜）破囤。杨应龙与二小妾上吊自杀，小妻田雌凤及七子一孙等一家三百余口，军师及文武俱被俘。杨氏据播州自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入播起，传二十九代，历七百二十四年，至杨应龙而绝。播州改为遵义、平越两府，分隶川、贵两省。化龙上书陈《播州善后十二条》等奏议。是役，自二月十二日出师至六月六日破囤，凡一百一十四天，大小战斗约一百余次，用兵二十余万，共用银四十七万两，铜钱一百七十三万余文。这是万历间三大战役中最漂亮的一仗。

　　八月中旬，化龙积劳成疾。后又发疾，上“告归疏”凡八次。

　　是时，播事已竣。所属文武官员纷纷要求给化龙父举行奠礼，化龙不许，发出文告，严刑禁止。所属州县有司不敢举行，其镇道大史仍具礼行奠，化龙只受祭文及香烛纸马，余皆不受。只有刘延、陈璘独不行奠，要求进京报功。化龙念其功大，应允。岂知二人是借报功为名去长垣送礼。差官不得已而去，又至按臣崔景荣亦被其父逐去。陈璘差官知不受礼遂去。化龙知道后又上本参之。

　　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三月十八日交回尚方剑，回家守丧。

　　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四月，李化龙以工部右侍郎起总理河道。当时黄河横决，南北航运不通。上任后便与淮阳巡抚李三才上疏，陈开泇河有“六善”，得到皇帝允许。

　　开泇河，春正月征集民夫，破土动工。自夏镇（今山东微山湖东岸微山市），经韩庄、台儿庄，入泇口（今江苏）至董沟（今宿迁对岸）会黄河（当时黄河从民权东南流经徐州入淮河注入黄海）。上下二百六十里。引黄河之水济东运河漕运。负担了南北航运的三分之二。工程未竣，化龙母吴氏去世，归家守丧，由总河侍郎曹时聘续成。史学家范文澜说过“开泇济漕，南北航通，南粮北运，年数千万古，缓和了华北因连年荒灾死人无数的困境。”同时发展了造船工业和航运事业。更有利于运兵防倭（日本兵），安定边民。自此，可避开董沟与徐州、茶城之间三百三十之黄河险道。清人靳辅以此朝最大成就。

　　1604年，八月，河决单县苏家庄，丰、沛为灾。黄水逆流，灌济宁、鱼台、单县。于是，给事中宋一韩弹劾水倒流为李化龙开泇河之“六善”，工部大臣皆从之议。

　　闰九月，朝廷表彰化龙平播之功。

　　十月初七日，奉圣旨化龙为兵部尚书加少保，给于应得诰命，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使，世袭，赏银一百两，大红蟒一袭。追封上三代均为一品（即曾祖李诫、曾祖母崔氏，祖父李继古、祖母张氏，父李栋、母吴氏，均赠光禄大夫少保兵部尚书一品夫人）。（以上为封赠衔）。

　　万历三十年，丁未（1607年）夏，起起化龙为戎政尚书，奏陈“十一滥”，“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等治国之策，万历皇帝不纳。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年）十一月，兵部尚书萧大亨罢，以戎政尚收李化龙掌部事。

　　十二月，朵颜攻扰蓟州，蓟州兵因缺饷不战。居民数万逃进京师。京师戒严，九门白日关闭。李化龙请以三十万银补蓟镇缺饷。并修守备之具。而国库空虚，无能为力。后从户部借内库矿税及太仆寺马价各十万两，又从兵部自筹十万与军前补饷，军情始定。

　　朵颜以蓟州有备退兵。次与北方各族友好往来，保护发展互市贸易。革除军政弊端，呼吁减少对辽东税课的征收。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八月一品秩满。特加封柱国，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保。十二月卒于任上，终年57岁。

　　化龙俱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刘綎骄而先摧挫。而后荐其才，故刘綎能效死力，为国用命，身先士卒，立下大功。

　　明崇祯元年（1628年）建专祠于长垣县东街，春秋享祀。祠前有牌坊曰：“文治武功”，坊后有对联“春秋血食诗书帅，钟鼎名流社稷臣”。正殿内有神龛一座，龛两侧有楹联曰“掀天揭地功业，长江大河文章。”李化龙塑像端坐其中，神态壮严，令人肃然起敬。李化龙著有，《抚辽疏稿》、《平播全书》、《总河疏稿》、《于田诗集》、《邦政条例》、《场居集》等著作问世。

　　1986年，李化龙被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评为“明代爱国名臣。”并被选入《中州杰出人物百家》，其评语为：“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以国事为重，鞠躬尽瘁，又严以律已，不受贿赂，注意民间疾苦，并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为发展当时经济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可贵的”。现长垣防古商业街南口复制有“文治武功”牌坊，雄伟高大，雕刻精细，可往一观。

　　长垣县是河南省新乡市下辖县之一，县境位于河南省东北部，东隔黄河与山东省东明县相望，南与封丘县、兰考县毗连，北与滑县、濮阳县接壤，因"县有防垣"而得名。

　　长垣县的新菏铁路横亘东西，省道308线、省道213线穿越全境，长济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在这里"十"字交汇。

　　长垣县，国土面积1051平方公里，耕地86万亩，人口80万，辖10镇、4乡、5个办事处、1个省级产业集聚区，600个行政村。长垣是“中国厨师之乡”、 “中国防腐蚀之都”、“中国起重机械之乡”、“国家绿色农业发展示范区”、“国家级卫生县城”、“中华美食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卫生材料生产基地”。2011年被确定为河南省10个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之一。

崔氏家谱

历史来源

「崔」源出： 出自姜姓。以邑为氏。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春秋时齐丁公伋的嫡长子季子，把国位继承权让给叔乙，自己食采于崔邑，（在今山东省章丘县西北），其后遂为崔氏。 家族名人

崔豳 唐代武城人，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四世同灶，和睦相处。唐玄宗谓"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 崔灵恩 南朝梁东武城人，遍读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初为北魏太常博士，后归梁，累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官至贵州刺史。常聚徒讲学，着有《毛诗注》、《周礼集注》、《三礼义宗》。 崔广 汉初人，字少通，号夏黄公。与东园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同隐居商山（今陕西省山县东），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崔琳 唐代武城人。政事开明，开元（公元713-729年）间为中书舍人，累官太子少保。为唐玄宗器重，曾书其名，以金瓯覆盖之。 崔挺 北魏京师人，字双根，少好学，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时任光州刺史，大行开化之风，累官本州岛大中正、北海王司马。为官清廉，有人曾赠以玉璧，被挺推却，曰"昔无杨震之金，今岂有崔挺之璧？" 崔玄暐 唐代博陵人。长安初（公元701年）为天官侍郎，历任凤阁侍郎、中书令，封博陵郡王。其弟崔升，官至尚书左丞；其子崔琚，颇以文学知名，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其孙崔涣，官至御史大夫；曾孙崔郢，自商州防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升监察于史。后人称五龙。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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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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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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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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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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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百家姓之崔氏

[崔氏属地]

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百家姓》注居博陵郡，今河北安平县。

[崔氏来历]

源出于姜姓。西周时，齐丁公伋的嫡子季子把应该由他继承的君位让给了有才能的兄弟叔乙，叔乙继位后，就把崔邑（今山东章丘西北）一带的地位封给季子作为食邑。此后，季子的子孙就定居于崔邑，并以封邑名为姓，称为崔氏。这个崔氏子孙一直都是齐国的公卿之一。

[崔氏名望]

崔氏自得姓以来，直到隋唐时代，仍是天下最著名的姓氏之一，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都备受瞩目。历史上的崔姓名人更是不绝于史，例如，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西汉东莱侯崔业、侍御史崔朝，东汉学者崔寔、文学家崔骃、书法家崔瑗，南北朝史学家崔鸿、书法家崔悦、经学家崔灵恩，隋朝学者崔赜，唐代诗人崔护、崔颢，名臣崔义玄、崔胤，宋朝画家崔白、经学家崔子方、学者崔敦诗、崔敦礼，右丞相崔与之、元代书画家崔彦辉，明代画家崔子忠，清朝诗人崔华、经学家崔经、学者崔述、诗人崔如岳等都是使崔氏名气大振的人物。如今，崔氏在中国百家大姓中排行第七十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