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自无常冥使吧）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苏洵作品

苏洵，便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苏轼父亲，他与其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被人称为是“三苏”。对于苏洵作品，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比如说《六国论》，这都是我们在学校的精读文章，苏洵的作品能够流传至今，可见，苏洵对我国文化的重大影响。

苏洵作品图

在苏洵保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性格。比如学生课本当中的《六国论》，我们很明显的能感觉出苏洵的豪放，大气，不拘小节。能写出如此著作的人，定是有过很多经历的人，确实，苏洵在年少的时候，游玩在各个有趣的地方，见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所以，才具有如此宽广的胸襟。

苏洵看待问题会看它的两面性，比如，他在讲解秦国统一的作品中，除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外，在当时北宋的状况中可以看出，苏洵在暗示当朝皇帝，不要像那六个国家一样，向强国妥协外交政策，否则，下一个被灭的国家就是宋朝。

在看了苏洵作品之后，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苏洵在写文章时的那种豪情。他的儿子苏辙深受他的影响，都尊崇儒家的思想，以和为贵。但是，从苏洵的散文中作品，我们看不到苏洵的那种安静气息，只看得到他的豪迈与仗义。

苏洵除了在我们了解的散文上有贡献，其实，在谱学上的贡献也十分大的，他与好友欧阳修共同创立了“欧苏谱例”。由苏洵创造的苏氏谱例，在现代也会是比较实用的，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按照苏氏谱例编写自家的族谱。由此可见，苏洵与其作品对我国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苏洵简介

苏洵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是北宋著名词人苏轼的父亲，苏洵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苏洵简介。

苏洵像

苏洵的文章很有批判色彩，让人读起来感觉有一种一针见血的味道。苏洵小时候并没有认真读书，直到二十七岁的时候才认真读书。

苏洵的父亲是四川的一名官员，苏家算是一个诗书礼仪之家，苏洵虽然生在诗书礼仪之家，但是并不喜好读书，一直是留恋于玩乐之中，后来苏洵的妻子和母亲先后去世，苏洵开始认识到人生的短暂，认为要抓紧时间学习。

苏洵在平常的散漫学习中也写过一些文章，在二十七岁的时候，他打算开始认真读书。他拿出自己以前写过的旧稿，读过以后，觉得自己写的太差劲了，就将这些稿件全都烧了。烧了稿件以后，他投入到了学习中。

虽然在二十七岁以前他学习不认真，但是他一学习起来是非常认真的，有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说明了他的认真程度。他的妻子见到他因为读书而没有吃早餐，就将一些粽子和白糖端到了书桌上，放下后就走了。

而苏洵却将砚台里的墨汁当成了白糖，用粽子在墨汁里蘸起来，直到他的妻子再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苏洵的嘴上满是墨汁。从这个故事重可以发现，苏洵读书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

苏洵后来果然靠着自己的勤奋成为了当时的文学家，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苏洵是大器晚成的代表，苏洵简介告诉人们，只要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就会有一番作为，不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苏洵的诗

苏洵是古代的大文学家，生活在北宋年间，北宋是承接唐朝的，唐诗在宋朝很风靡，因此宋朝的很多文人也喜欢写诗。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人，自然也是喜欢写诗。苏洵在散文上有很大的造诣，苏洵的诗也有很大的造诣。

苏洵图

苏洵的哥哥有一次同苏洵游览山河美景，哥哥问他能否写点文章来描绘这些美好景色。苏洵也想写点文章，觉得自己的心中有些话不吐不快，但是一时不知道从何处下笔。他回到家后读了很多唐诗，觉得豁然开朗起来，想到自己所看到的美景，就写出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名为游嘉州龙岩，诗中的“山川随望阔，气候带霜清”一句非常有名气。

苏洵在写作散文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苏洵的诗篇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很了解社会上上一些情况，并且不与奢靡的官员豪族同流合污，他写出的诗篇都很有见地。在送王吏部直徐州一诗中，他写了一句“徐州胜觉不需问，红门巨豪俱在徐”，讽刺当时的徐州豪族们奢靡度日。

苏洵的诗很多是送朋友的，他在为官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他的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因此很多人都想和他认识。他写的送别诗很有意味，在送李才元学士知邛州一诗中，“白马渡核，红旗照蜀山”一句写出了去往邛州之路的景色，通过景色来表达送别之情。

苏洵书法

提起苏洵，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有名的散文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苏洵也是很厉害的书法家，现在网上有许多苏洵散文的手写，通过字体我们可以看出，苏洵是个豪情万丈，对朋友仗义，对家人体贴的才子。

苏洵书法图

现在流传下来的苏洵书法所剩无几，有很多收藏家想要收藏苏洵的书法，但是，流传到现在的书法也就那么几张，所以，很多收藏家感到遗憾。苏洵的书法，苍劲有力，而且，笔锋之间还带有一种洒脱，不受拘束，向往自由的感觉，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

从小苏洵就比较贪玩，对于读书写字也不能说是一窍不通，反正就是不喜欢学习，以为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就足够用了。但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个个都是创作高手，只有苏洵，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尽管这样，苏洵并没有感觉自己比同龄人差，直到有一天，他看过先人的功德之后，便开始了努力学习。

在此之前，苏洵从不为家里的事情烦恼，家里有父亲照料，孩子有妻子照顾，所以，苏洵一出门有时候就是半年。他不喜欢拘束感，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拒绝仁宗邀请他参加的考试呢？

苏洵书法也是在二十七八岁之后，才开始有长进的。作为孩子的榜样，他当然要事事做到最好，否则，怎么去叫自己的孩子努力。在他改变自己，为孩子做了一个好示范之后，他的儿子也变得努力读书，最后，唐宋八大家中有三人是苏家人。

苏洵名句

苏洵，出生在北宋时期。在我们初高中的课本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散文诗集等，在我们的印象中，苏洵是一个富有文采的翩翩公子，但是，事实却是，苏洵在少年时期不爱学习，因家里由父亲掌管，所以苏洵在少年时期并没有体会到累的感觉，每天都跟朋友们到处闲逛，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但是没有考上。

苏洵像

之后苏洵便跟着陈公美等人游历四方，在峨眉山游玩一圈之后，听说西北的岷山也是很壮美的，这一去便是半年。回家之后发现妻子面容憔悴，通过妻子的叙述，他在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顽劣的影子。他这才开始考虑家庭跟未来。

在其丧母之后，哥哥叫他整理家谱，从那时起，苏洵便喜爱学习了。他的努力，加上他的天赋，苏洵成了家喻户晓的文人。此后，苏洵名句老少皆知。在苏洵的散文名句中，我们可以感觉出他的大气，他写的所有散文都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很多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苏洵对秦始皇为何能统一六国的论述名句，在文章中，苏洵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看法，有着异于常人的理解能力。在当时人的眼中，六国被统一，是由于秦国的强大，但是，苏洵能一眼看出其中的奥妙。秦能统一六国是因为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团结，各国的皇帝目光不够长远，只是顾及自己国家眼前的利益，而不是百姓认为的，秦国的强大，英勇善战，统一了六国。

直到现在，苏洵名句还能在各地区的学生嘴里听到，可见，苏洵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大的，他的名句才能被流传至今。

苏洵读书

我们都知道，苏洵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他也因为自己创作的诗篇，而被列为“八大家之一”，这其中的意义，想必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能理解。那大家肯定会去想，苏洵有如此的成就，是不是与苏洵读书有关呢？到底是不是这样，让我们在下面的内容中揭晓。

苏洵画像

历史上的苏洵并非大家所想像的，打小就喜爱诗书，每日读到废寝忘食，事实是与这些相反的，苏洵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可是看到书就头痛的孩子。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自家哥哥，知道他哥哥通过刻苦读书考取了功名之后，苏洵才意识到，自己的年纪也不算小了，竟然还如此的不懂事，再看看哥哥的成就，苏洵好像一夜间成长了。

在那之后的日子，苏洵读书，早起晚睡，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比别人差，之前是太贪玩了，现在若弥补，应该还不晚。只是当年的考试他并未取得名次。

苏洵再次对其做了深深地检讨，认为是还没有复习全面，漏洞太大，而且心里也有些浮躁，于是苏洵再一次做了一个大家都不能理解的举动，他将自己原来创作的文章全部烧毁了，一切从头开始，于是苏洵又是不论严寒酷暑的开始读书，这用功的劲头，人尽皆知，也正是如此，才有了之后的佳作和突破。

看来苏洵读书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喜欢读的，但他可以明白自己的责任，知道读书也许是自己未来的出路，所以才发奋用心，这种拼搏的动力，也将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

王羲之(三○三-三六一)，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琅邪

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承续钟繇、张芝，变

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

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琅邪

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

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

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

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

父兄子。’今从《晋书·王羲之传》。)辅佐司马睿渡江。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

下落不明。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

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

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

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

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

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

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

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有晋一代，玄学兴

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

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

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在护军将

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

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

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

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羲之

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

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

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

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

父王�ND447�等，都有书名。尤其是王�ND447�，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

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ND447�

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他苦苦临习

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

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

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

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

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

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

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

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

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

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

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

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

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

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

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唐张怀�NF146�《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

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

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

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萧衍《古

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

(《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

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

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NFDA2�、鲜于枢、柯九思，

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

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

法书。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

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

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

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

窃出，终致散佚。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

《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

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由宋至清，丛帖更多。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

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

书法精品，多在其中。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

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

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王羲之

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第一辑琅邪名族

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以各郡大姓为基础的士族(或称世族)已经形成，并在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羲之属于琅邪王氏一族，西晋时，是琅邪国

(郡)的第一大族。东晋建立后，为侨姓(侨居江南的北方大族)之首。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

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从宗敬下传到十五世为王翦，

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三代为秦国大将。秦二世时，关东豪杰起兵反秦，王离与

章邯领兵镇压，在钜鹿被项羽打败，章邯投降，王离被俘。当时秦法苛刻，王离二子

只好逃亡避祸。长子王元迁于琅邪郡，他的后裔被称为琅邪王氏。次子王威迁于太原，

后裔为太原王氏。这两个王氏家族，从两晋直到唐代，是王姓中最显赫的家族。王元

下传四世，为王吉。王吉自琅邪皋虞迁居同郡的临沂都乡南仁里，其后代从此自称琅

邪临沂人。

王吉，字子阳，身历西汉昭帝、宣帝、元帝三朝，曾任益州刺史及博士谏大夫。

王吉下传四世至王仁。仁，字少玄，东汉大将军掾。《晋书·王祥传》称其曾任青州

刺史。生四子：谊、睿、典、融(此据《临沂王氏谱》。清光绪三十四年版《金庭王

氏谱》列王仁四子为：典、融、�NDE43�、谊。)。融生二子：祥、览。琅邪王氏作

为门阀‘士族’始于王祥、王览及同族兄弟王雄三人。王祥晚年拜太保，官至一品，

奠定了琅邪王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入东晋后，子孙式微。王览官至宗正卿，三品，

其子孙显于东晋。至于王雄一系，与祥、览一系同显名于西晋，其中王浑、王戎、王

衍三人，一度官高权重，不久子孙式微，从政坛上消失(王雄的远祖及祖、父，已不

可考，只知道他应是王祥、王览的同族兄弟，曾任幽州刺史。生子戎，官至司徒。次

子�NFDB6�，平北将军。�NFDB6�子衍，善清谈，率西晋十几万军马从洛阳东逃，

途中被石勒围歼，全军覆没，他也被杀。衍弟澄，曾任荆州刺史，为王敦所杀。)。

祥、览的父亲王融，曾辟为公府掾，不就。王祥诞生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一八

五年)，母亲薛氏早逝，父续娶朱氏。王祥自小即受继母虐待，然而却笃孝。‘父母

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晋书·王祥传》)。在这方面，有很多传说。《晋

阳秋》中提到：朱氏患病欲吃鲜鱼，时值寒冬，‘祥解衣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

鱼出’。萧广济《孝子传》也记载：朱氏想吃黄雀炙，让王祥去捉黄雀，王祥正在为

难之际，黄雀纷至。

王祥成年后不久，父亲去世。(据《晋书》，王祥死于晋泰始五年(二六九年)，

享年八十五岁，逆推得知，他应当生于汉中平二年(一八五年)。�一�说王祥薨于泰

始四年，据此他当生于中平元年(一八四年)。王览卒于晋咸宁四年(二七八年)，享年

七十三岁，逆�推�得知，他应生于汉建安十一年(二○六年)。王祥应比王览大二十

一岁或二十二岁。即使王览生下不久，他父亲王�融�就死去，那时王祥也已成年。)

家乡战乱(汉末遭乱，王祥扶母携弟避地庐江。这场战乱，应该是指建安十一年至十

二年(二○六年-二○七年)曹操征�海�贼管承，承走入海的一次战役。)，王祥陪着

继母和怀抱中的弟弟王览到朱氏的家乡庐江，隐居耕田达二十年之久(《晋书·王祥

传》本作‘隐居三十余年’。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的‘校勘记’据《考异》，认

为三十当为二十之�误。�应从之。)。其间，继母过世，他‘居丧毁瘁，杖而后起’，

尽孝如对生母。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二二○年-二二六年)，应徐州刺史吕虔之请出

任别驾(政务方面的主要幕僚)，当时他约四十余岁(吕虔为徐州刺史，在魏文帝曹丕

黄初年间。考黄初共七年(二二○年-二二六年)，倘若黄初五年(二二四年)王祥为徐

州别驾，亦只四十岁，本传说他‘年垂耳顺(六十岁)’才出为徐州别驾，误。)。

吕虔曾是曹操手下得力的地方官之一，曹丕调升他为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吕

虔用王祥为别驾，王祥率兵征讨境内反抗曹魏统治的‘寇盗’，全力施展治才，成效

显著。史传赞美在他治下‘教化大行’。还流传下来一首民谣：‘海沂之康，实赖王

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王祥一帆风顺，官运亨通。曹魏一朝，由温令、大司农、太常升到三司之一的司

空，又转太尉，加侍中。封爵从关内侯、万岁亭侯晋升到睢陵侯，实封一千六百户。

并曾享受到一次特殊礼遇：魏废帝高贵乡公在位时，曾去太学视察，王祥为三老，面

向南持杖凭几而坐，天子面向北，向他请教。魏晋易代之际，王祥明哲保身，由曹魏

重臣转而成为晋朝的开国元勋，擢升太保，封睢陵公。王祥死于晋武帝泰始五年(二

六九年)，享年八十五岁(《晋书·王祥传》作‘泰始五年薨’。而《晋书·武帝纪》

系其死于泰始四年四月。《三国志·吕虔传》斐注引王隐�《晋�书》云：‘泰始四

年薨’。今暂从本传。)。死前曾立下遗嘱：‘夫言行可复，信之至也；推美引过，

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

此五者，立身之本。’(《晋书·王祥传》)他以信、德、孝、悌、让五条教导子孙，

惟独不提封建王朝最重视的‘忠’。他的子孙和王览的子孙，按此遗嘱行事，历晋、

宋、齐、梁、陈而总有人能适应形势，仕于新朝，保持士族地位达三百年之久。祥五

子，其中王夏、王烈、王芬早死，王肇仕至始平太守，王馥仕至上洛太守。

王览声名不及王祥。王祥任徐州别驾后，他应本郡之召为吏，但升迁不快。曾任

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光禄大夫。死于咸宁四年(二七八年)。览有六子：

裁、基、会、正、彦、琛。王裁，字士初，仕至抚军长史，一说仕至镇军司马，袭封

父爵即丘子。王基，字士先，仕至治书侍御史。王会字士和，仕至侍御史。王正字士

则，即王羲之祖父，仕至尚书郎，系四百石小官。五子王彦居官最高。惠帝时，赵王

司马伦篡位，齐王司马�NB545�等起兵讨伐，彦时为兖州刺史，隶属成都王司马颖

部下，为先锋，大胜于温县，与卢志等人俱封为开国公侯(事见《晋书·成都王颖传》。

依同封五人的次序，王彦应是封侯，封地及食邑户数不可考。据《王览传》，王彦的

�最�后官职为中护军。)。据《王氏谱》(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后所附二十六

家谱中的琅邪王氏谱。后文言及王棱、王侃时提到的《王氏谱》，亦指�此�谱。)，

他没有后代。王览第六子琛，字士玮，仕至国子祭酒，早卒。琛长子王棱(王棱，

《晋书》中有时写作王�NB179�，应以作棱为是。)，东晋元帝时为豫章太守，被堂

兄王敦杀害。次子王侃，仕至吴国内史。《王氏谱》中，亦未记二人的子孙。王裁、

王基、王会、王正的后代，在东晋王朝的开创与巩固中立有大功，从而冠盖不绝。

第二辑兴于江左

在王羲之降生前以及他的幼年时代，王氏家族中有三个人决定了全族的命运，即

王旷(王正长子)、王导(王裁长子)和王敦(王基次子)。

王旷，王羲之父亲，生年不详。《全晋文》王旷小传记他‘惠帝时侍中，出为丹

阳太守’。侍中直接服务于皇帝，‘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皇帝出宫，正员侍中

负玺陪乘，次直侍中(其他三员)护驾。侍中又是表示荣誉的加官，王旷应该几经升迁，

才获此职。

但惠帝司马衷是白痴。其妻贾南风(史称贾后)*虐，大臣贾模、裴�NFDB7�、

张华商议废后，立谢淑妃。贾后用计废谢淑妃所生太子，又派人杀了他。赵王司马伦

以此为借口废贾后，专擅朝政，引起诸多同姓王的不满，从此开始了有名的‘八王之

乱’。

永康二年(三○一年)正月，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为帝，改元‘建始’。尊司马衷为

太上皇。四月，司马伦兵败，被齐王司马�NB545�、成都王司马颖等所杀。司马衷

被迎回宫中再做皇帝，并且改元‘永宁’。

王旷久在皇帝身边，深感方兴未艾的朝廷权力之争的险恶，于是积极谋求外任。

永宁元年十二月，朝政大权在握的齐王司马�NB545�的三个儿子封王：冰为安

乐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按往例，王国由内史全权治理，王旷被任命为济阳

内史(王旷为济阳内史，他书不载，只《隋书·经籍志》于《晋平北将军牵秀集四卷》

下有长注，附其他各家，最后一句为‘济阳内史王旷集五卷，录一卷，亡’。考以济

阳为封国者，只有司马�NB545�的儿子司马英，他封王只有一年，故王旷为�济�

阳内史的时间可以考出。但是，这一记载有可疑之点二：�依《隋书·经籍志》体例，

凡有诗文集著录的，都写作者�最�后一任官职。如王旷，应写淮南内史而不应写济

阳内史。故此处疑济阳二字有误。�司马�NB545�三子中，冰为乐安�王，�超为

淮南王，乐安、淮南都是郡名，故他们是郡王。而济阳却是县，不应司马英独封县王。

既为孤证，又有疑点，�权�用此资料，而作说明如上。)。

司马�NB545�掌政后，骄奢专权，任用亲信，大修府第，引起朝野的不满。远

驻长安的河间王司马�，以自己和司马颖的名义上表声讨司马�NB545�，并且要求

在洛阳任骠骑大将军的长沙王司马�NFDB6�就地捉拿司马�NB545�。司马�NFDB6

�借此发兵攻占皇宫，拥皇帝攻打司马�NB545�。交战三天，司马�NB545�战败，

被斩于阊阖门外。三个儿子司马英、司马冰、司马超被革去王位，幽禁于金墉。王旷

济阳内史一职自然被罢免。

以后这一段，史料对王旷的记载是一小片空白。永兴二年(三○五年)他已经在扬

州丹阳太守任上了。

据《晋书·惠帝纪》，永兴二年(三○五年)八月，‘扬州刺史曹武杀丹阳太守朱

建’。又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

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可知王旷大约在这一年(三○五年)的八月或稍后就

任丹阳太守，四个月后被陈敏逐走(《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怀帝永嘉二年二月‘敏自

率万余人讨卓’条，在‘正以顾丹阳、周安丰尔’一句下，胡三省注：‘敏以顾荣为

丹阳太守。’知王旷让出丹阳太守后，陈敏令顾荣接替他。)。

在朝廷纷争中，司马�把皇帝劫持到长安。在关东的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反对司马

�，琅邪王司马睿被司马越任命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曾任司马越

参军的王导，投奔司马睿，任平东司马。司马越打败司马�，派人把皇帝从长安迎回

洛阳，后又将其毒死，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永嘉元年(三�七年)，以太傅司马越辅

政。‘八王之乱’到此进入尾声，它的后遗症是北方出现了几处称兵割据的动乱中心，

留下西晋王朝灭亡的隐患。

永兴元年(三○四年)，匈奴族首领刘渊自称汉王，年号‘元熙’，攻下并州的太

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与西晋的并州刺史刘琨屡次争夺各郡县。永嘉元年，

东莱人王弥起兵反晋，活跃于青、徐二州，太傅司马越征青州刺史王敦为中书监。王

敦竟然委弃公主而逃(《晋书·王舒传》：‘及敦为青州，舒往依焉。时敦被征为秘

书监，以寇难路险，轻骑归洛阳，委弃公主。’《王敦传》作：‘永嘉初，征为中书

监。于时天下大乱，敦悉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单车还

洛。’按永嘉初为三○七年，天下虽乱，从青州经琅邪至徐州，再去洛阳，道路尚通。

王敦委弃公主，单车而走，其原因不明，嗣后未再提公主事，似已死去。)，回到家

乡。

在一片混乱中，琅邪王司马睿决策南迁，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

事，假节、镇建邺。从睿渡江者达百族之众。后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使晋朝已

断的国祚又延续了一百余年。在司马睿决策南迁的过程中，王旷起了重要作用。《晋

书·王羲之传》载：‘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晋人裴启《语林》(据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考证，裴启于三六二年撰《语林》，正值王羲之逝世的第二年，时

羲之子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俱在，夫人郗璇及内弟郗�NC924�，王导的几个儿

子亦健在，此资料应属实。又，在有关王旷的资料中，惟有此条记王旷字世宏(�

ND447�字世将，彬字世儒)，亦可见资料之珍贵。裴启《语林》后不传，此条录自

《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对此事有极具体的记载：‘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

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

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这里，大将军指王

敦，他晚年任大将军，虽然后来因造反而开棺戮尸，文献(尤其在小说中)资料习惯称

他为大将军，同时，称王导为丞相。

永嘉元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及追随他渡江的各大家族到达建邺，并开始重组安

东将军府。军府中，容纳了一些江南名族，如以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司马，纪瞻

为军祭酒，周�NFDB8�为仓曹属等，但也容纳了一些北方南来的名族子弟，如河东

裴�(裴�，《晋书·裴楷传》作裴邵。因此文引自《三国志》，故从《三国志》作

裴�。)。《三国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裴)康子纯……次质…

…次�，有器望。晋元帝为安东将军，�为长史。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在

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由王旷向司马越介绍安东军府

中新进人士，可知他参加了军府组织工作。大约在永嘉二年(三○八年)初，王旷任淮

南内史。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年)以后，扬州十一郡，九郡在江南，只有淮南、庐江

两郡在江北。司马睿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还想掌握江北的要冲以屏障江南，便要表自

己的亲信王旷掌握淮南郡的兵马，以分驻淮南的镇东将军周馥的兵权。

永嘉三年(三○九年)，汉刘渊部下王弥和刘聪攻壶关。壶关是并州尚掌握在东晋

手中的有限地区之一，依汉、晋兵力对比而言，势难守住。但是掌握朝政的司马越却

派兵去救壶关。他放下离壶关较近的兖州、徐州兵马不调，偏派王旷率兵前往。

四月，王旷率将军施融、曹超，领兵三万渡河，准备长驱直入。将军施融有作战

经验，他劝王旷：胡兵围壶关，这里到壶关山高道险，能到得壶关，也只利于一战而

胜，否则无法退回；万一胡兵路上设伏，我们道路不明，又是孤军深入，怕要吃亏。

不如退回河南，凭借大河防守，看清形势，再作打算。王旷不听，反而斥责施融胆怯，

阻挡兵马前进。结果，大军在壶关南面的长平遭遇刘聪伏兵包围。这是战国时秦将白

起包围赵括四十万兵马的地方，王旷仓促迎敌，结果是全军大败，施融、曹超战死，

王旷下落不明(以今日所见资料，除为伪托羊欣的《笔阵图》外，没有记载王旷北援

上党失败后事迹的任何公私史料。依理推断，《晋书》只记施、曹二将战死，显然是

王旷未战死，也未逃回。倘若如今人之所谓失踪，当时不封赠，以后知其死，�也�

当有赠官，而文献资料都只记其最后的官职淮南内史。《晋书》不为他立传，似乎由

于司马睿有意隐讳其事，或《王氏谱》中消去了有关素材，甚至羲之《誓墓文》中也

未说父亲因何而死，死于何时，因此成为疑案。)。从此，东晋王朝一切大事件中，

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年，淮南内史已经换上裴硕。

此后，王导、王敦一文一武，帮助司马睿先在扬州，后陆续在荆州及江州站稳脚

跟。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匈奴族刘曜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六年，司马邺被立

为太子，建行台于长安。又次年(三一三年)四月，司马邺被拥立为皇帝，改元‘建兴’。

因为兵少力弱，无力控制长江以南，便以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

建兴三年(三一五年)，又加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这年九月，刘曜

攻长安，司马邺投降。西阳王司马�NC62C�、王导等劝司马睿即皇帝位，司马睿因

司马邺尚在，不便称帝，只称晋王，然而却大赦，改元，封拜百官，俨然是一朝皇帝

登基。王导被任命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敦为大将

军、江州牧。

建武元年(三一七年)十二月，刘聪杀司马邺。次年(三一八年)三月，司马睿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太兴’，文武增位二等。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即位有功，受到

司马睿的极度宠信，甚至在他登御床时，也要王导同坐。此时，王氏家族盛极一时，

成为江左第一大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

有没有"二百五"的故事

二百五的来历

战国时期，有个历史人物叫苏秦，是个纵横家．他说服韩、魏、赵、齐、燕、楚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秦国，从而受到了大国君王的赏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

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剑，当天晚上，就不治身亡了．齐王听到这个讯息，非常生气，立即下令捉拿凶手．可是刺客已逃得无影无踪，到哪里去捉呢？

齐王灵机一动，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妙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来，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黄榜，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

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的．

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他们四个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介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

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得立即回答说：“这好办，1000÷4＝250，每人二百五．”

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

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

从此民间便留下了二百五的说法，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傻瓜、笨蛋．

有关于"二百五"的问题

二百五的来历

人们常把傻瓜或说话不正经、办事不认真、处事随便、好出洋相的人叫做“二百五”。二百五的来历是什么呢？

一说来源于战国故事。苏秦是战国时的一个说客，他身佩六国相印，一时很是威风，但也结下了很多仇人。后来，他终于在齐国被人杀了，齐王很恼怒，要为苏秦报仇。可一时拿不到凶手，于是，他想了一条计策，让人把苏泰的头从尸体上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旁边贴著一道榜文说：“苏秦是个内奸，杀了他黄金千两，望来领赏。”榜文一贴出，就有四个人声称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说：“这可不许冒充呀！”四个人又都咬定说自己干的。齐王说：“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各分得多少？”四个齐声回答：“一人二百五。”齐王拍案大怒道：“来人，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二百五”一词就这样流传下来。

还有另一种说法，与推牌九有点关系。原来，牌九（旧时一种赌具）中有“二板”（四个点）和“么五”（六个点）两张牌，这两张牌配在一起就是十个点，在推牌九这一赌博活动中，被称为“毙十”。它在牌九里是最小的点，谁都比它大，它什么牌也“吃”不了，所以人们就用“二板五”（二板和么五的简称）这个词来戏称什么事也做不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