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篇一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3]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

　[5]马卫东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古罗马)塔西陀罗马帝国编年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法)布罗代尔论历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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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小论文怎么写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初中历史小论文怎么写，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首先要拟定标题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好的标题能画龙点睛。标题要准确、简洁又富文采，不妨拟几个标题，反复推敲，择优选用。在重视科学性的前提下，论文命题要新，要有创意，切忌平淡无奇，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论文命题还要奇，不是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自己的论文命题，以达到文章能引人入胜的效果。再者论文标题，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刚刚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更是不要选大题目，选大题目的结果不是大而空，就是大而乱，想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水平限制会一面都不到。

　2、接着进行组织材料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材料是文章的血肉，应当慎重：

　①要围绕主题选材。

　②材料要真实准确。

　③精心选择富有创意的材料。一份新颖材料，能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④材料不是越多越好。可以适当运用一些给出的资料，对材料也要进行整理、辨析，分析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材料组织起来，才能写出文章。

　3、开始正文写作

　好的历史论文的正文结构需要具备四要素：论点、论据、论证、结论。论点是论文阐述的具体观点，相当于文章的小标题；论据服务于论点，一般用历史事实或作者自己的立论来说明论点；论证是用理论来阐述论题，可以引经据典或自我阐述；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扼要概括或总结。一篇好论文，必须做到：

　①论文论点明确新颖，富有创意。

　②论文论据充分真实又恰倒好处。

　③论文论证有力。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论证过程科学准确，逻辑严密。

　④论文结论正确。能由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抓住本质，给人深刻启示，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

　⑤论文语言风格要有史学之一般特点。切忌文学之朦胧浪漫，要真实准确又颇具文采，要讲究理性又富感染力。文章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意则期多，字则唯少”；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做到文字清新、简洁、准确，使人读之心中波澜起伏。

　⑥论文正文写作前应拟写提纲，搞好谋篇布局。以材料为基础、观点为轴心，科学地安排文章的层次和布局，内容详尽、构思严密。

　4、进行修改与润饰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写文章的技巧，真实就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文章需要多次反复修改，才能定稿。修改初稿；一是对内容和布局的修改，二是对文字的加工和润饰。

　要写一篇好的历史小论文除了在写作、观点上符合题目的要求以外，还要做到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这些要求决定了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除必须注重历史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扎实历史基本功以外，还要培养自己的材料阅读、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做到运筹帷幄。学生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篇幅中进行写作的，这就限定了学生的思考、构思的时间，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必须掌握好写作技巧，这样才能在写作中做到落笔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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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草堂话谱

潘光旦撰序的《王氏宗谱》

潘光旦先生是我国现代家谱学的创立者之一。他书房里那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我拿来当作了座右铭。潘先生出梁启超门下，学贯中西，率先对家谱学史予以梳理，并从家谱与宗法的关系、家谱的效用、家谱方法论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家谱学理论。读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睿智让我惊喜，总有一种哲理让我叹服。有时候看到不谋而合的地方，还会有一种荣幸——原来潘先生也是这样想的。

在旧书店里看到这部多达四十册的修于民国三十六年的三槐堂木活字本黄冈《王氏宗谱》首册前面的序言时，就觉得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序为手书上版，应是油印，且为现代白话文。看多了木活字本的旧家谱，看油印本就会耳目一新，这毫不稀奇，但旧家谱中白话文且分段并标点的序言并不多见。翻到后面，落款为“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日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潘光旦敬撰”，那份惊喜就无法形容了。

王氏为湖北黄冈望族，始祖贞一，字坚珉，源自太仓，至宋迁江西饶州府，明洪武初茂材，历任黄郡司马，治绩丕著，大协民心，遂占籍黄冈，后裔散居黄冈各处，尤以赤山潭为大宗。这个家族仅从入清后的十世算起，在谱中《科名录》记载进士就有一十四人。入民国后，毕业于黄浦军官学校、北海警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江西将校讲习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湖北官佐子弟学校、湖北警官学校、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东三省讲武厅、中央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及各大学者更是指不胜屈。如请潘光旦先生作序的子寿，名康，就毕业国立西南联立大学，其时为北平清华大学研究所研究员。潘先生在序中说：“清华研究所同学王君子寿，最近谈起他的父亲，觉民先生，主持族中修谱事将近告成，要我写一篇序文，正式的序文我不便写，因为谱稿远在黄冈，我无法看到，没有依据，子寿所交阅的以前若干次修谱时几篇序文以及子寿所转述的一些话是不够作依据的，不得已，与子寿商量，写了一篇关于家谱的意义的文稿，作为代序”。

潘先生的这一篇《家谱还有什么意义？——湖北黄冈王氏家谱代序》的论文，后来收录于《潘光旦文集·第十卷》。他在序中提出了家谱的七个意义：

一、尊祖；

二、敬宗；

三、收族或联族；

四、婚姻严姓氏之防；

五、选择官员；

六、爱重门第；

七、选择婚姻。

然后逐一分折，认为不合时宜者大可放弃或改进。在第三条“收族或联族”，他说“收族的意义，与尊祖一样，也还是值得保留的，……应有一个限制，即亦应以真有血缘关系以至于确有实际的团体生活关系者为度。前此大姓人家喜欢编制所谓《通谱》的，凡属同姓的派系，照单全收，不特不问是否同出一源，且不问是否属于传统的所谓汉族，于是，即就王氏而论，其间于姬姓之王而外，更有赐姓之王、易姓之王、虏姓之王，甚至于连带有王字的复姓，如王官、王孙之类也一并网罗在内。为了实践收族的至意，作此种努力的人，可以说是其志可嘉，其心可谅，而其愚妄为不可及了”。想起前些天与上林兄在金华参加“寻根文化研讨会”，就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正好是“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的理事长王听兰先生，他们正在编绘《中华王氏统宗世系图》和编撰《中华王氏大通谱》，他们的“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的会员已经复盖全国23个省（市），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团队”。听说我手上有不少王氏家谱，说以后一定要跟我联系。对王先生这样执着的热心人，我一直是敬重的，我在答应他的同时，提出了“姓氏的来源各异，你们是怎么来分辩各支的派系的”这样的问题，后来不知谁转迁了话题，没有再讨论下去。我想，王听兰先生们也许就是潘先生所说“其志可嘉”的那些人，他们的努力，与潘先生所说的那些前辈们似乎一脉相承。

潘先生又说：“四种比较新鲜的意义或功用值得分别提出：一是培植所谓谨始怀来的优生意识；二是增进个人对于一己品性的认识；三是帮助人类遗传的研究；四是在史学中多确立一个专精的部门。”并设计了如何实施的方案，但自己也承认：“上文所论的种种意义，一时当然还说不上，事实上，在流行的家牒里，无论中外，能兼筹并顾到这许多意义的怕是一种都找不到”。所以，潘先生又寄望：“我更相信，将来的家谱，包括黄冈王氏，下一次的续修本在内，一定可以把上文所论的若干意义逐渐的表达出来”。

恐怕要让潘先生失望的是，到目前为止，能接近以前旧家谱质量的新修家谱也难得一见，更不要遑论新修谱能超过或有所改进了。

潘先生在后面又提到了在黄冈的其它王氏，他说：“黄冈王氏不止一族，其中著称的派系不一而足，从《明史》、《黄州府志》和《黄冈县志》所可考见者，有明嘉、万间户部尚书王廷瞻之系……”，巧的是，记载王廷瞻世系的黄冈《王氏宗谱》我也藏一部，与王子寿家族的王氏同时成谱，也是民国三十六年的修本，共五十册，为孝友堂木活字本，这个家族当地称为“赤膊龙王氏”，也是元末自江西饶州府迁来。

潘先生的这一篇《家谱还有什么意义？——湖北黄冈王氏家谱代序》论文，学者、专家看过的怕是不少，但又有几位看到过这篇序原出处的黄冈《王氏宗谱》呢？潘先生的序多达四千余言，序虽不必因谱而传，但家谱因序言而成名谱，却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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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 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　　

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

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　　

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　　

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　　

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　　

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　　

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　　

二 战国前期　　

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　　

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　　

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　　

《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　　

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　　

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　　

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　　

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　　

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　　

三 战国后期　　

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　　

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　　

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　　

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　　

《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 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 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骗,“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　　

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　　

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 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　　

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　　

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　　

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