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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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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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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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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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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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1、王羲之

（东晋时期书法家）编辑讨论21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

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2、王勃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文学家。

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

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一《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

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

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

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

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

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

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3、王昭君

王昭君（约公元前52年—公元前19年），名嫱，字昭君（一说昭君非表字），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

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王明君。

王昭君是汉元帝时期宫女，后远嫁匈奴呼韩邪单于。

王昭君维护汉匈关系稳定达半个世纪之久，“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

4、王维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

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

唐朝著名诗人、画家。

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

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

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

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

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

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

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

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

著作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

5、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

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

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

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

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

在哲学上，他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一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姓是中国最常见的姓氏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周朝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姓族谱也逐渐丰富起来，记录着王氏家族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本文将深入探寻王姓族谱，了解王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遗产。

第一章：王氏家族的起源

据《史记》记载，周朝时期有一位叫做王季札的人，他是周文王的后代。王季札的子孙后来以王为姓，成为了王氏家族的创始人。王氏家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君齐桓公就是王氏家族的后代。

第二章：王氏家族的发展历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氏家族逐渐壮大起来。在唐朝时期，王氏家族已经成为了当时的大姓之一。随着宋朝的兴起，王氏家族更是成为了当时的宰相家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王氏宰相，如王安石、王_等人。

第三章：王氏家族的文化传承

除了在政治上的辉煌，王氏家族在文化上也有着卓越的成就。王氏家族的文化传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风文化

王氏家族一直非常注重家风文化的传承，强调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友情和道德观念。王氏家族的家训中有许多关于家风的内容，如“兄弟和睦，父母敬爱，夫妻互爱，子女孝顺”等。

2书法艺术

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着卓越的成就。王羲之、王献之、王铎等人都是王氏家族的后代，他们的书法作品被誉为“楷书三王”。

3文学创作

王氏家族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宋代王安石的《临江仙》等著名作品都是王氏家族的后代所写。

第四章：如何查找王姓族谱

如果你是王氏家族的后代，想要查找自己的族谱，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了解家族来源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家族来源，确定是哪个地方的王氏家族。

2寻找家族族谱

可以通过家族组织、家族网站、家族社交群等途径寻找家族族谱。如果找不到，可以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机构咨询。

3查找相关文献

可以通过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地方志、家谱书等资料来了解自己的家族历史。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前后将近15年，各项新法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一些剥夺，豪强兼并及高利贷的活动得到有效扼制，而农民们则减轻了沉重的赋税和差役负担，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军队战斗力明显提升。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大将王韶，率宋军取得熙河战役的全胜，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余里，歼敌近万，招抚民众三十余万，这是北宋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消息传到京师，宋神宗感动得将自己的玉带都解下来赐给王安石。著名学者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荆公秘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成为王安石后代的家传宝物。

我看累了，也想累了，踱到展厅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对面的王安石半身塑像昂首挺胸，目光坚定。我看着看着，心中又思索了起来：自中国有历史以来，改革的记载就不绝于史册，为何要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改革又为何失败的居多？这些个大问题的确需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思忖一番。

当一个朝代民贫国弱，原有的统治无法维持下去时，统治者才愿意考虑改革的问题。这样一种改革往往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所以改革一有成就，或一遭强烈的反对，或改革本身就危害到统治的稳定时，改革便被强行中止，改革的主持者则常常是轻则革职，重则人头落地。至于改革的实质就在利益的重新分配，特权者的利益必须让出一些，而社会的弱势群体则可以获得一些利益上的补偿，仅此而已，无有其他。

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就不可能是一路的鲜花、处处赞歌，而必定是一路的荆棘、充耳的诽谤。毕竟，有一部分人，且往往是有权有势者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王安石改革不就如此吗？宋神宗在中国历史上给改革者以鼎力支持而闻名遐迩，但在召王安石谈话时，提出的问题却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其潜台词是：我的列祖列宗们，不行变法，不也坐致百余年的和平吗？这是何道理呢？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我为何要变法呢？王安石虽然在后来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以累朝因循弊政，导致国家贫弱、内外矛盾激化，朝政失修、社会弊病丛生等各方面的问题来论证改革是必须的，也达到了说服宋神宗的目的，但毕竟变法并非是皇帝的主动之举，纯粹是迫不得已。这就埋下了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效，却最终流产的伏笔。

王安石变法开始不久，朝野就出现一片反对新法的声音，神宗帝有些犹豫了。还在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二十八日，神宗召王安石，问：现在有许多人议论朝廷不畏天变，不听取人们的言论，也不守祖宗的规矩，这如何是好？王安石坦荡诚恳地答道：陛下您认真地处理政务，每件事皆为民众利益着想，这就是“畏天变”了；陛下您常常征询下面的意见，无论职位高低者的看法您都认真听，这“岂是不恤人言”？况且，有些人的话未必都对，只要我们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呢？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历代历朝，那有不修改法令的？神宗帝听进去了，王安石变法得以继续进行，“三不足”精神由此贯之于变法的全过程，而拗相公、刚愎自用、不懂人情世故等别号、形容词等也与王安石相伴终生，传之久远。

但是，王安石可以真正做到“三不畏”，皇帝岂真能如此？到了熙宁六年（1074年），河北大旱，连续十个月没有下雨，无数的农民四处逃荒要饭。宋神宗正心焦，有个坚决反对变法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皇帝，并说之所以有旱灾，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所以，必须“去安石，天乃雨”。神宗帝看了这幅流民图，大为震动，长吁短叹，觉也睡不着，亲自减膳以示与民同甘共苦，并下诏书求谏。正在此时，作为皇亲国戚、大官僚、大地主利益代言人的神宗帝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皆到神宗帝面前哭泣，异口同声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必须停止新法。而著名的司马光也向神宗帝上了《应诏言朝政阙失事》，洋洋数千言，逐条批驳新法。此时的神宗帝开始既畏“天变”又畏“人言”，且屈服于“祖宗”的家法了。

王安石生性执拗，且从不以做大官为念，一心只想做大事。新法受到如此指责，推行起来又常常走样，王安石一则气愤难忍，一则疾病缠身，遂先后六次上书辞职。神宗帝再三挽留，王安石再三辞谢，终于获准辞相，改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熙宁七年（1075年）的六月，王安石携家人离京赴江宁府上任。

离开金陵多年，王安石在京师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如今又重返故地，怎不让王安石感慨万千？他赋诗一首云：“人间投老事纷纷，才薄何能强致君。一马黄尘南陌路，眼中唯见北山云。”这已经隐隐透露出王安石的归隐之心了。但时仅半年，即熙宁八年（1076年）二月，神宗帝又启用了王安石，恢复其宰相之职。王安石继续呕心沥血为变法努力，但人算不如天算，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而保守势力也越来越大，时局变得扑朔迷离。一次，天空出现了彗星，许多人皆认为是不吉之兆，神宗帝又有些惊惶失措，要大臣们对朝政提出看法。保守派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大肆攻击新法，认为新法造成了民众怨声载道，引起了天谴。王安石虽然雄辩，怎奈神宗帝心神不宁？此时，他的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比的悲痛使王安石又生重病。医生诊断后，开出的药方要用紫团人参配药，而市面上根本无此药出售。恰在此时，一位名叫薛师政的官员从河东来，带了一些紫团参，并送来几两，王安石坚持不受，家人说：配药非用此不可。王安石说：我平生不用此药，不也活到现在吗？这是宋代著名自然科学家沈括记载在《梦溪笔谈》中的事情。

于是，1076年，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之际，前后居相位八年之久的王安石，再一次上书辞去宰相之职，重回江宁府，从此永远告别了政坛，直至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而终老金陵，留下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无限浩叹。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我与李博士坐在北驰的火车上，朝着南京方向进发。窗外寒流阵阵，空旷的田野，寂寞的乡镇，人们皆躲避在屋中取暖了。想900余年前，王安石辞相回金陵后，政局突变，神宗帝年仅38岁便逝世了，接位的哲宗是个9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个一贯反对新法的太后，立即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逐步地有计划地废除了王安石的各项新法。

客居金陵的十年，也就是新法逐步遭废弃的十年，这时的王安石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伴着咔嚓咔嚓的响声，我试图跨越时空去神交荆公，可却朦朦胧胧中睡熟了。清晨，睁眼一瞧车窗外：呀，好大雪！无尽的山间乡村与大地，一片白雪茫茫真干净。车厢内，传出许多大人小孩的惊喜声，近几年，雪景已是不常见了。我想，居住在金陵的王荆公，生活自然是朴素的，一如他以前的一贯作风；而心境肯定不会是惬意高兴的，但是不是就像这窗外的大雪一般寒彻骨髓呢？当然不会。

一则，王安石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在金陵孜孜不倦地继续删定《字说》，考之诸子百家之说，究心于各派意见，一心要为所有的“字”提升出意义来，比如说，“美”字何解？荆公云：“羊之大者方美”。这似乎真的是咬文嚼字，但荆公的深意却在：要做到“以经术造士”的目的，首先要真正读通读懂儒家的经典，而这又必须从理解字词的意义入手，以防止对经学纂注解释上的纷乱歧义。据说，荆公常在一座庙中作《字说》，禅床前置笔砚，看似睡去，却忽又起身写一二个字，通常是彻夜不眠。二则，荆公看淡了世间的名利，退居金陵不久，便上奏折将自己所有的田产及余财捐赠给了蒋山（今南京钟山）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还自己动手，在江宁府东郊的一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僻地带，雇人修筑了数间简陋的草庐，起名“半山园”，作为园主的王安石，看着自己的新居，欣然赋诗一首：“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颇有隐居之诗情画意。

但实际上，半山园并非是豪华的乡间别墅，而是位于“四无人家”的偏僻之地，小宅“仅蔽风雨”，亦无围墙。有人劝其筑墙以保安全，王安石不答。平日他乘一驴，数个童子跟着，遍游金陵诸般名胜。若要入城，则乘小船前往，从不骑马，也坚拒坐轿，认为不能以人代替牲畜。可见，荆公的隐退生活还是有滋有味的。他进可为官从政，退可赋诗作文论学，这自然要比那些只能当官不知其他者要强得多。

清晨，我们在南京下车，住进了中国著名学府南京大学。稍事休息，热心干练的江苏社会科学院的胡发贵先生便带我们前往位于南京海军指挥学院东北隅的半山园。

一夜的大雪，金陵全城银装素裹，六朝古都更显庄严肃穆。通过两道戒备森严的围墙，远远望去，一幢粉白色的青砖小院忽然映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王安石居住过八年的地方——半山园遗址。这所宅院建在一山岩旁，东西长有25米，南北深有33米，进得院去，内分两小院，小巧，素雅，静谧。正厅陈列着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屋外的山岩上，还修有一座方亭，映掩在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衰草之中。登高望远，古城金陵在大雪的覆盖下，一尘不染，洁白无瑕。游至亭东，兀然见一块石碑，上书《重修半山亭记》，默念之，知此屋及亭皆为清末重建，自宋到明清，一代名相王安石的故居已荒芜废弃得无影无踪了，岂不痛哉！

《能改斋漫录》记载，王安石所筑草堂当在今半山亭的位置上，曾引水作“小港”，叠石为桥，平日里他吟诗作画，读书交友。荆公此时在此地才真正得以逍遥自在，他曾集句填《菩萨蛮》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似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柳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已64岁，患了严重的疾病，几乎一病不起。皇帝亲自派人送药慰问。大病之后的王安石，对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已看得更透更淡了，再上奏折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半山园宅子捐出为僧寺，半山园就改名半山寺了。王安石一家在江宁府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院子居住。

七月，王安石大病初愈，适逢苏东坡自黄州到汝州上任，路过金陵，事前托人说要来看看荆公。王安石一身便服，骑毛驴亲到江边迎接。苏东坡也不穿官服来候，两人见面哈哈大笑，东坡说：今日我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俩人携手同游金陵的山水名胜，同桌品茗，挥毫泼墨，为文赋诗，优哉游哉，苏东坡甚至也想到金陵买田购屋陪伴王安石终老于斯。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病重中的王安石听说其利国利民的免役法也遭到无端废除，经不起这雪上加霜的打击，王安石再也没有从疾病中恢复过来，郁然病逝在秦淮河畔的这所小院内，享年66岁。

我踏着漫山遍野的积雪围着半山亭转了几圈，心中一直郁结着一个大疑团。据《景定建康志》称，王安石死后葬在原居住的半山寺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半山亭的周围了。可是在周辉的《清波杂志》中，又说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分昭穆而葬。当时，士大夫去荆公墓祭拜者络绎不绝。在北宋所谓“元祐更化”时期，王安石新法多被废，大臣陆佃曾率许多儒生去哭祭王安石，并撰有《祭丞相荆公文》。元祐七年（1091），陆佃调任江宁府，再次拜祭荆公墓，写下了《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但在宋之后，就再也不见有荆公墓的记载了。一直到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才有记载说，一个名叫石岩的太监，为了营造茔地而取用了王安石墓上的大砖。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临川知县在刻印王安石文集时，于序言中写道：“公墓不知所在”。可见，荆公墓早已无影无踪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在当时，一个宰相的墓应该有相当的规模，何况王安石家族世代为官者实在是不少，何以断了祭祀的香火呢？这在把对先人之祀作为人生要务的中国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该发生的。张明华先生在《王安石晚年与变法》一文中沉重地写道：“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和各种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王安石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的记载。可见，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不仅经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而且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他身后所受的冷落与他生前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显得极不相称。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王安石对变法事业的贡献一点也不过分。”

在今洛阳附近，与王安石同时为宰相的司马光的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极尽豪华，成为当地一大旅游景观；而江西的乡贤——对中国政治、文学、经济、社会均产生重大影响的王荆公却已不知魂归何方，岂不悲哉！

立在半山亭，远眺天际，厚厚的积雪一望无垠。荆公的宅子、荆公的半山寺、荆公的活动，一切的一切，皆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王安石有诗云：“我自山中客，何缘有此名？不缘琴不鼓，人不见亏成。”一代名相做了“山中客”，为何仍然有“此名”？因为他呕心沥血为国为民；今日已近千年过去了，荆公的余物已荡然不存，可我等为何仍不远千里来凭吊呢？因为先贤先哲虽已逝，可其思想、精神、人品道德、才学文章已永驻天地之间，与江河同流，与日月同辉了。

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同到方志学专家季士家先生的住宅中，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我们一边品着淡淡的绿茶，一边探讨着王安石的有关问题。我告诉季老，我曾与同事至抚州东乡上池王家看了一本刻于明代崇祯年间、数本刻于民国三十一年的《上池王氏族谱》，内皆记载有王安石墓迁回了家乡，安葬在王安石家族的祖坟山金溪的月塘村后，在刻于民国时期的家谱中更有一张墓地的风水图。我们根据此图，又驱车前往月塘，在二位风水先生和几十个热情的村民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个与图完全吻合的地方。这是一处山洼之地，现已开垦出了田地，图上称此地为“牛眠地”，是“上有桃源下有汪”。查之月塘村《王氏四修宗谱》，内也有荆公墓迁回之说。当时，我们一行是欣喜若狂，找出一座古人的墓并非壮举，但若能发现自南宋开始便已失去踪迹的荆公之墓，那真的是功莫大焉。

祭奠先贤先哲，并不是仅仅对着一座土坟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祭祀过程中，缅怀其道德文章，人品事迹，以提升自我的修养境界，传承历史文明。可是，等我回到南昌，找了一些资料来看，发现宋史大家、也是王安石研究专家的邓广铭先生早在1985年便撰文引用了许多正史及笔记材料，认为：王安石迁葬说是没有根据的。而历史学家姚公骞先生也早在1978年就写文章论证说：上池王家为争得临川盐阜岭的王荆公祠和祠产，不惜在家谱中造假，以证明上池王家是王安石家族的祖居之地。所以，王安石从南京迁葬回家乡一说也是毫无根据的。

季士家先生认真地听着，并仔细地看了我们带去的有关资料，说他也不太相信王安石墓已迁回金溪之说。一般说来，荆公墓要迁移，这是地方上的一件大事，方志一类的史料不可能不记载，可南京地方史的资料完全没有一字一句谈到这件事；此外，中国古代的迁墓是一件大事，不可轻易为之，因为可能会破坏风水。王荆公墓为何要迁呢？季老的话又使我想起梁洪生先生的话。他说：荆公在历史上当然是声名显赫者，其墓葬要迁，宋元人的笔记、各种野史是会大做文章的，可是就目前所见还无任何记载。

那么，荆公墓仍在南京的某处罗？就在我们上午去的半山园？还是在蒋山的某地？季士家先生告诉我们，荆公墓详细地址的记载早就在地方志中消失了，即使在大规模的实地的文物普查中也从未找着过。

我想，问题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荆公之墓，是何等的人的墓？一代宰相之墓；荆公又是何许人？影响千古、流芳百世之人，即便是在南宋时期，王安石背着许多骂名，却仍然有众多的士大夫前去拜祭。它突然在明代左右消失，极有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迁葬回了故乡之地。明太监王岩之所以能取荆公墓大砖，不就因为荆公墓已迁吗？墓砖当然是不可能迁走的。

季士家先生又取出一篇自己写的《明都南京城垣略论》的文章，内有一图，我们看到，半山园正位于京城与皇城之间的城墙边上，紧靠皇城，似乎有迁葬的必要。而在江西王安石家族的诸多家谱中，所记载的大部分都说到荆公墓迁自明洪武年间，是因为朱元璋建陵之需。是不是并非出于建陵的需要，而是因荆公墓紧靠皇城所以必须迁走？

又是一大疑惑，看来抚州崇仁的甘坑是不可不去了。由南京返昌，又驱车上路，直奔崇仁。我曾在1989年的《崇仁文史资料》第二辑上看到一篇由范贤儒、张涂喜先生写的《王安石家世史料》的文章说：在江西省崇仁县港下乡的甘坑村，发现了王安石的家谱——民国丙戌年修《王氏九修族谱》，甘坑王家源于王安石之子王雱过继的儿子王棣，也可以说是王安石的直系后裔。张涂喜先生更作《王安石墓葬考略》，经多方考证，认为：“王安石墓迁葬临川月塘是千真万确的”。

山重水复，我们来到位于崇山峻岭之中的甘坑，但见山高林密，泉水奔涌。村口的水塘划分出几块，据说也是分田到户后的事。村民们三三俩俩聚在一块闲聊，十余幢砖木瓦房依山傍水，村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热情的村民，拿来了家谱，搬出了传说是王安石亲传的巨型紫铜锣。

关于荆公之墓，《崇仁甘溪王氏九修族谱》是这样记载的：“荆国公墓：公卒半山寺，敕葬于钟山之阳。我明太祖阡陵，问曰：‘旧为若坟？’辅臣对曰：‘水口为吴王孙权墓，服山为宋丞相王安石。’太祖乃曰：‘孙权居水口，留为守陵。王安石可召其子孙迁葬。’乃赐额。时支子孙伯安丞命迁葬于临川月塘祖旁，有神道碑，火逸其半，见艺文集……”这段记载点出了荆公墓为何要迁的原因：朱元璋要“阡陵”；也说明了迁葬地：临川月塘祖旁。考之现今金溪县琉璃乡月塘村，的确是王安石家族的祖坟山，王安石曾祖父王明、祖父王用之等皆葬此地，置有专门的祭田。王安石父子也曾多次到此地拜祭，并住在附近的城陂院。王安石也撰有《城陂院兴造记》，内云：“灵谷者，吾州之名山，卫尉府君（王用之）之所葬也。山之水东出而北折，以合于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诸父子之来视墓者，退辄休于此。”第三还说明了是由何人主持迁葬的：支子孙伯安。据张涂喜先生考证，王伯安是王安石十六世孙，明洪武十五年（1382）以通经博学，官授国子学录；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迁广西梧州儒学正提举。后辞老归田，78岁时去世。

应该说，甘坑王家并没有去争夺王荆公祠及祠产，当然也不需要去刻意造假。许多老先生也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中国乡间的家谱对墓葬的记载一般都是比较严肃的，如果王安石之墓仍在南京，又何必去伪造出一种详细的迁葬之说呢？金溪县文管所长吴定安先生说：“我是持‘迁葬无疑’之说的”，“学者总是重视正版专著，轻视民间谱牒，殊不知百姓修谱是极为郑重其事的。”而文化局长吴牧山先生更急迫地希望我能断言荆公墓已迁金溪月塘。我耗费数月时间，行程数千公里，当然是盼望着能破译荆公墓葬之迷了。

这些记载和说法可信不可信？考之正史、官修地方志、宋元笔记等皆无荆公迁葬之说；视诸王氏族谱，却处处看到荆公墓已迁金溪月塘之论。我又回忆起在月塘村后那如一面屏风般的凤山上，我们几十人漫山遍野寻找荆公之墓的情景，心中不禁吟咏起荆公著名的诗篇《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了一幅初步的蓝图。1069-1076年，王安石两度为相，在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

为改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文学方面，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他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逻辑严密，行文峭拔凌厉，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散文《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课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现存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周官新义》，《宋说》等。

他的散文紧贴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实际问题，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答司马谏议书》剖析了司马光反对新政的言词，言词简练、委婉、坚决，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读孟尝君传》分析历史事实，驳斥了孟尝君养士的传统观念，畅谈如何才算“得士”的问题。即使像《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作者的用心也不在表现文思上，其实际的用意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

在游记这一最具辞采和情趣的文体里，王安石也常将极富哲理的主题引入，如《游褒禅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