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北湖南交界处的洪姓，我们堂号叫延陵堂，据记载，最早的是兴辅公，我们是第23代，兴辅公之前是姓吴，是吴姓大将军，洪武年间被赐姓洪。后人有一部分在湖南常德临澧一带，我们湖北的一支是约260年前因洞庭湖老发洪水搬迁去的。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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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提供的信息，魏氏族谱中的字辈是“孝徳延绪茂本玉宗凡文明兆泰”。这些字辈是魏氏家族中用于命名后代的名字，其中每个字都代表着魏氏家族的一代。

在这个字辈中，“孝徳”代表家族中的第一代，即祖先；“延绪”代表第二代，意思是延续家族的传承；“茂本”代表第三代，意思是发扬光大；“玉宗”代表第四代，表达了对家族传统的珍视；“凡文明兆泰”代表第五代，寓意着家族的繁荣和光明的前景。

通过这个字辈，我们可以追溯魏氏家族的历史和传承，了解家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您的家族历史。

　　一般族谱的修订都是在家族内部完成的。孔氏因为孔子的存在，所以使得历朝统治者都非常的关注。第一次官方层面的编修《孔氏家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

　　孔子家谱正式订出行辈是在明朝：明初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五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五十六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这样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为十个字，即：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后清代为避帝讳，将弘改为宏，胤改为衍)。

　　明崇祯年间，这十个字已不够用，由六十四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衍植)奏准。后续十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到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再添十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五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在此之前，孔子家谱非常繁芜，这个取字方法比先前大大简化，又经皇帝提倡，使得中国其它大家族谱系的也开始效仿这种方法。 由于孔氏谱系的完善，有时孔姓人也会遇到了一些小小的不便之处。如若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称呼，往往出现年龄相仿者辈分相差数辈甚至十数辈的情形。另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原因就是衍圣公很可能比多数同宗人辈份要低，导致主仆关系和辈分关系发生尴尬。一些孔姓贫穷人家可能会先改名姓再进府为仆。

　　孟子、曾子、颜子三族亦用孔姓行辈排序，这三家的家谱与孔子家谱合称“通天家谱”，唯开始时期和严格程度各有差异。

当肇端于元、明的湖广移民迁川活动成为过去，变成一种历史沉淀时，人们出于生命本源的思考，沿着“我从哪里来”这一命题往下求索，自然会唤起对过去的了解和记忆。

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湖广移民密集于“洪武二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辄就说迁川时间源自洪武2年。 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民国《简阳县志》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2年，或洪武3年入川的家族，有24支，约占80%。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称洪武2年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形成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人人言然”的程度。 在清朝及“民国”的四川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 这些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大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 “奉旨入川”的3种不同说法 在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的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为洪武2年。 众所周知，洪武2年，四川还被大夏政权控制着。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2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究竟奉谁的旨意？是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 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第一，大夏说。祖籍麻城的氏族，大多是元末“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后裔便称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朝说。早在至元24年，朱元璋政权就开始了对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家谱上记载的洪武2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大夏政权的诏令。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大夏政权，只能是来自明朝。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2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朝，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洪武2年，还是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2年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也就是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是一种象征符号 “洪武二年”不仅是四川移民迁徙源流上的一大难点，也是明朝移民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环顾明初全国各地的移民活动，除确需以确切年份来书写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来加以表达。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一般而言，通常应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四川各种地方文献也无不证明，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蜀人楚籍”的主体。 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洪武二年”。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四川又在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 在清初以来的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 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 到来之际，“洪武二年”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被保存在地方民间文献中。（四） 黄勇整理（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解读与认同建构》的最终成果――陈世松等著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一书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