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开门见山的前四句,是我们认识和了解屈原及其家族世系的现存唯一的第一手材料这四句诗内涵极为广博,涉及很多方面的复杂内容,又因为是抒情性的诗歌语言而不是实录,所以对它的解读必然出现巨大障碍,存在诸多分歧本文借鉴前人成就,进行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具体考释了"高阳"、"伯庸"、"摄提"、"庚寅"、"孟陬"之所指,从而在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对屈原家世及其生活时代作了基本描述

　　屈原自杀的三大原因

　　端午节是纪念中国古代贤人屈原的节日。在两千多年前，他为了力谏君主不得而自溺于汨罗江。传说乡民怕屈原的遗体被鱼啄食，就在水上不断敲锣击鼓吓走鱼群，并且把粽子投进江中，引开鱼虾。自此以后，赛龙舟和吃粽子就成为了端午节的习俗。

　　经考证屈原自杀的原因有三。

　　首先，他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它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它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

　　屈原著名的诗歌《离骚》，开篇就骄傲地自述了自己的身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指的是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颛顼帝高阳氏。屈原说，自己的世系可以上溯至上古的颛顼帝，这和楚国的世系是一样的。他诞生在贵族之家，父亲伯庸抱着对他美好的期望，给他取名“正则”，字“灵均”。“原”也是他的字。因为原的意思包含平正开阔的大地的意思，和名“正则”互为表里。

　　虽然是楚国的大臣，但屈原也是楚国王族世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其它人可以离开，他却在感情上无法抛弃楚国，当祖国亡于秦人之手，他选择了以身相殉。

　　第二个原因，是楚国人对于个人生死和荣誉之间的独特观念。后来在楚汉相争中败给刘邦的项羽，也在乌江边自刎了。项羽当时也并非全无退路。史书上说：

　　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有作者在本栏目说过：项羽的兵败自刎，其实也是楚人风气使然。如果他不自刎，反倒得不到楚人的心仪。据《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楚国莫敖屈瑕曾率兵讨伐罗国，因骄傲轻敌而败北，结果他自缢于荒谷，而随从他的群帅们则将自己囚禁于冶父以听从楚王的刑罚。屈瑕曾多次为楚国立功，结果一次兵败就不能不自缢以谢国人。再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载，楚文王与巴人作战不利，回国时，掌管都城城门的鬻拳却不让文王入城。文王不得已，整顿人马去讨伐黄国，仗是打胜了，可惜回来的路上病死了。鬻拳安葬文王后，也自杀相殉。可见在楚国，即使君主丧师辱国也是不可以原谅的。又如战国时代的楚怀王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君主。他曾被秦昭王骗到秦国，要他割地称臣。怀王至死不从，最后病亡于秦。据司马迁《楚世家》说，楚怀王死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也因此都看不起秦国而同情楚怀王。

　　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楚国人把荣誉看得比生死更为重要，自尊心很强，所以也才会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楚国的灭亡虽然不是屈原的责任，但屈原断不会以楚国贵族的身份做秦国的的降臣。

　　第三个原因，是屈原自己对于“美”的喜爱。《离骚》中，他用满目鲜花和香草来比喻美好的事物。他形容自己的外表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意思是“披上了江蓠和系结起的白芷，又编织起秋兰佩戴在身”。又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就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让我的切云冠高高耸起，让我的佩饰长长垂地。内在芳香与外表光泽糅合，只有我光明的质量没有毁弃。”

　　品德的光辉和外表的鲜美一一相扣，不单是拿鲜花香草比喻品格，而且那些充满意象的生命力也确实渗透到了人格中，让后者更形象更直接的被把握到。

　　香草美人，是屈原在《离骚》中创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的风格。用香草比喻品格，用美人比喻身为人臣的身份。这里就要说到屈原和楚怀王的关系了。像上文中提到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和楚王有血缘联系。他对楚怀王的感情很复杂，一面对他有源于内心的忠诚和希望，一面又对他的昏昧有深沉的不满和惋惜。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就是埋怨楚怀王偏听小人的谗言，不信任屈原的一番良苦用心。但他又不愿抛弃处境越来越危险的怀王，“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眼看就可以离开混乱的楚国，前往平安的乐土，却在最后一回眸间，感到悲伤和犹豫。

　　这是屈原在《离骚》中坦露的对于楚国和楚怀王充满悲剧性的内心历程。当时楚国只是危险，却还没有亡国，等到他写《哀郢》时，楚怀王已经在秦国的羁留中死去，继位的楚顷襄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没多久秦国大将白起就率军攻陷了楚国都城郢。诗人久放的痛苦和对祖国危亡的忧虑，在这首诗中得到异常深刻的反映。“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说的就是：天道不专反复无常啊，为何使老百姓在动乱中遭殃？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正当仲春二月迁往东方。

　　屈原在江南的流放地听到国家灭亡的消息后，选择了怀沙投江，以身殉国，他的《怀沙》一辞可说是绝笔：

　　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

　　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

　　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眼前浩瀚缥缈的江河让他感到孤独和绝望，虽然世界混浊，没人理解，但还有死亡可以安慰自己。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就此他下定了一死的决心。

殷商时期秭归为“归”国所在地，“归”，郭沫若认为“当即蜀鄂交界之处夔国”，“其故地在今湖北的秭归县”。西周时期，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居丹阳，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为夔子国。今香溪有古夔国城遗址。丹阳，是楚国最早的郢都，是屈原祖先的聚居地。从古至今，在香溪河聚居着庞大的熊氏、屈氏家族。时至今日，熊屈两姓还有近万人伴随居住于两岸。这两姓的起源与楚国的历史是有紧密关系的。香溪岸边万古寺村现仍保留有清代维修过的屈氏宗祠。保留古墓一座，铭文记载系屈原后裔。传承民国《屈氏家谱》一部 。

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传说是屈原遗体安葬处，后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

秭归还是历史悠久的柑桔之乡，屈原在他的名篇《桔颂》屈原祠中，曾对桔树的形象和性格作过深刻的描写。今天，秭归已成为中国七大柑桔生产基础之一。深秋时节，满目都是柑桔林，青枝绿叶藏红果，如诗如画。 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古人曾集为 “八景”并以景名联诗一首：“降龙

伏虎啸天来，乡鼓岩连擂鼓台。照面井寒奸亡胆，读书洞出离骚才。丘生玉米合情操，濂滴珍珠荡谷俟。锁水回龙含泽畔，三关八景胜蓬莱”。 在屈原故里还有一奇值得一提。这里的耕牛不穿绳，却能听从指挥。相传屈原从楚都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侍者挑书简的绳子断了，一老农当即把牛鼻绳解下来给他，从此以后，这里的牛就不再用牛鼻绳了。

屈原诞生在山清水秀的乐平里。屈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越的政治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他忧国忧民，最后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留下的《离骚》、 《九章》、 《九歌》等光辉诗篇，声贯如今，名扬中外。陈运和诗称“《九章》曲调源于楚天辽阔 《九歌》节奏来自泛黄史册”。县名由来：传说秭归县名由屈原而来。屈原有个姐姐，屈原被流放前，她曾特地赶回来宽慰弟弟，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后人为表示对这位贤惠的姐姐的敬意，将县名改为“姊归”，后演变为今“秭归”。 秭归鸟即子规鸟。相传为屈原妹妹屈么姑的精灵所化，每年农历五月，此鸟叫声“我哥回呦！我哥回呦！”以提醒人们做粽子、修龙舟，准备迎接端午佳节，祭祀屈原。

端午节的原始形态是庆丰收，后因屈原投江这一天刚好是端午节，所以这个节日的意义就渐渐让位于对屈原的悼念，也称“诗人节”。

每年端午节，秭归人民还在屈原沱上赛龙舟。这一抚慰屈原忠灵的古俗世代相传并延至今日。

（前340年－前278年），汉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新考古发现可能实际为龙阳,今湖南汉寿,注1）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 《九歌》、 《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最长的抒情诗。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注1：

最近对湖南汉寿县屈原学会提交的有关“屈原故乡汉寿说”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在仔细阅读所报材料和出土文物介绍后，又到汉寿县沧港古镇进行了实地考察，大量的屈原遗迹和出土文物以及与屈原作品相关描述的印证，使人不得不感到屈原故乡很有可能在汉寿，起码“屈原故乡在汉寿”可称为有根据的新的一说。

生平

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屈原的祖先和楚王的祖先一样，开始也姓芈，后来改姓熊；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出生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不遏其巧得很，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4]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前340年。

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7]，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8]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初任左徒

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目光短浅，妒贤害能，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却把国家的长远利益置之脑后。可是他们的权势很大，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昏愦的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以诗歌抒发心情

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时局

春秋以来，许多小国经过长期的战争，逐渐被大国吞并。到前403年左右，形成了七个大国〈燕、赵、魏、韩、齐、楚、秦〉并立争雄的局面。这以后一直到秦统一六国（前221年），历史上把这180多年叫做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各国间斗争激烈，攻伐连年，政局动荡。诗人屈原就生活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战国后期。战国七雄的实力并不平衡，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人，实力不断消长。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国实行了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曾一度强盛过。魏国经李悝变法，还曾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可惜他们的改革不彻底，又加上所处地势不利，很快又衰落了。燕国处在偏僻的北方一角，努力开拓东北的疆域。经过燕王哙的禅让，也算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充分地完成，所以“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只是受到战祸较少，还能偏安一方而已。剩下齐、楚、秦三国，开始还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秦孝公实行商鞅变法以后，努力增加生产，鼓励人民战斗情绪，十年之后，国富民强，连年攻击各国，成为其他六国的严重威胁。由于秦的强大，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已不是敌手。于是有一批策士提出了“合纵”的主张，就是从燕到楚，南北六国联合成一条纵线，共同反对西方的秦国。主张合纵的代表人物叫苏秦，前334年，他说动了燕文侯，资助他游说六国，建立起合纵组织。前318年，苏秦约纵六国攻秦，楚怀王曾为纵长，可惜被打败了。与此对立的，秦国也组织一批策士提出了“连横”的主张，就是西方的秦国与东方六国中的某一国家结成联盟，形成一条东西向的横线来攻击另一个国家。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前328年，张仪为秦相，推行连横政策，很有成效。屈原生活的战国后期，七国争雄的斗争，基本上就是合纵连横的斗争。

楚国的内政外交

在秦、楚、齐三国中，秦和楚又是最有可能统一六国的国家，而且秦占优势。所以楚国只有和齐国联合，才能和秦国相对抗。而秦只有破坏了齐楚联盟，才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实现她统一六国的大业。这就是屈原所处时代楚国的外交形势；就楚国内政方面来说，要想富国强兵，战胜秦国，就一定要加强法治，限制贵族特权，举贤授能，发展经济实力。屈原提倡变法，反对腐败的贵族统治；主张合纵，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政策，正是从战国七雄争霸的形势出发，符合楚国长远利益的正确方针。

流放

第一次流放

（汉北地区）

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为汉水的上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财宝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可是利令智昏的楚怀王不以为然，听信了张仪的鬼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砖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愚蠢的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11]”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

第二次流放

（江南地区）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自尽

后人写有屈原自沉前的情景：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12]

秭归----诗人之乡

秭归是我国战国时代伟大诗人屈原的故乡，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四周城墙环绕，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具有浓厚的古典建筑风格。故有“葫芦城”之称。又因城墙均有由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汉代始设县，唐朝时曾设立归州，民国元年改归州县，民国三年改为秭归县，一直沿用至今。

传说秭归县名由屈原而来。屈原有个姐姐，屈原被流放前，她曾特地赶回来宽慰弟弟，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后人为表示对这位贤惠的姐姐的敬意，将县名改为“姊归”，后演变为现在的“秭归”。

秭归的名胜多与屈原有关，秭归县城东门外，矗立一高大的牌坊，上书“屈原故里”四字，系郭沫若手书。旁边还有两块石碑，分别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

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传说是屈原遗体安葬处，后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

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古人曾集为 “八景”并以景名联诗一首：“降龙伏虎啸天来，乡鼓岩连擂鼓台。照面井寒奸亡胆，读书洞出离骚才。丘生玉米合情操，濂滴珍珠荡谷俟。锁水回龙含泽畔，三关八景胜蓬莱”。

秭归还是历史悠久的柑桔之乡，屈原在他的名篇《桔颂》屈原祠中，曾对桔树的形象和性格作过深刻的描写。今天，秭归已成为我国七大柑桔生产基础之一。深秋时节，满目都是柑桔林，青枝绿叶藏红果，如诗如画。

在屈原故里还有一奇值得一提。这里的耕牛不穿绳，却能听从指挥。相传屈原从楚都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侍者挑书简的绳子断了，一老农当即把牛鼻绳解下来给他，从此以后，这里的牛就不再用牛鼻绳了。

纪念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据闻一多《端午考》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另则传说屈原死后，人们投祭屈原的食品，都被蛟龙抢走了。而蛟龙却忌惮楝树叶和五色丝线，所以人们就把米包成棕子来祭祀屈原；赛龙舟则相传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体。虽然这些传说都不可靠（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但却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热爱，也说明了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详细介绍：

《离骚》

《九章》

《九歌》

《天问》

《桔颂》

《招魂》

《哀郢》

《怀沙》

简介：

《离骚》是屈原最宏伟的诗篇，是他自全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再没有比这更长诗篇了。全诗共373句，2477个字。诗中尖锐地抨击了昏庸王室的黑暗和腐败 ，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贞，同 时也表现了自己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忧愁苦闷。

《九歌》是屈原流放在江南时在楚民间祭歌的基础上 加工整理的一组祭歌。《九歌》共有11篇诗歌，分别祭 记11种神灵。其中：

《东皇太一》祭祝最尊贵的大神。

《云中君》祭的是云神。

《湘君》、《湘夫人》祭湘水神。

《大司命》祭祀主宰人类生命的男神。

《少司令》祭祀主宰幼儿生命的女神。

《东君》祭祀日神。

《河伯》祭祀黄河之神。

《山鬼》祭的是山中女神。

《礼魂》是《九歌》的送神曲，即祭祀完成。

《九章》是屈原写的一组抒情诗，一共9篇。即《情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诵》、《悲回风》。《九章》组诗中数《哀郢》最深刻地表达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九章》和《离骚》 是一类型的作品，区别在于《离骚》是屈原平生综合性的自我叙述，而《九章》则是具体的片断生活的记录和心情的显现。《九章》是研究屈原生平和思想最有价值的材 料。

《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篇奇文。它以一个 “日”字领起，作者一口气对天、地、神、人等各方面提出 了170多个问题，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探索事物根源和不屈 不挠的战斗精神。全诗共374句，1553个字，是屈原作品中的第二首长诗。

《招魂》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迷信活动。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这种巫术宗教活动极为盛行。楚怀王客死秦国后，屈原运用民间的风俗和艺术形式，写成了这篇颇有艺术特色的诗篇。他在诗中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作了惊心动魄、凄惨恐怖的描写，叫魂魄哪儿上不要去，赶快回到自 己的祖国。屈原招的是怀王的魂，实际是也在招楚国的魂，因为屈原是把怀王扣楚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招魂》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名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离骚）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屈原·渔父）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涉江）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屈原·涉江）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屈原·涉江）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衣 沧狼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也 （屈原·离骚）

世界文化名人

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诗人，他在效忠祖国、抵御强敌方面是和楚国人民一致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留下的大批诗歌，却给楚国人民报仇雪耻、恢复祖国的决心以极大的鼓舞。对后来推翻暴秦，复兴楚国起了巨大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淡化人民对屈原的怀念，反而更扩大了屈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于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屈原的名字，将永远保留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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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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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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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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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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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