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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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轶事典故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

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

——苏轼

苏序（公元973年 — 1047年）出生于开宝六年。从小性格比较顽皮，不喜读书，略知大意而已。长大后容貌英伟，为人慷慨，乐善好施，不求报答。

基本介绍 中文名 ：苏序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日期 ：公元973年 逝世日期 ：1047年 职业 ：官员 主要成就 ：无私奉献，乐于助人 相关作品 ：《苏廷评行状》 性格 ：为人慷慨，乐善好施 人物简介,苏氏族谱,相关信息,苏轼简介,苏廷评行状,师友谈记(节录), 人物简介 苏序在乡下郊居时，田不多，全种稻谷。苏序拿米换稻，储藏起来，有三四千石之多。之后灾年，苏序就拿出自己的储藏，先给族人，然后给妻子娘家人，再给佃户和穷人，使他们都安全度过凶岁。 二十二岁的时候，李顺造反，攻打眉州。苏序每天拿着兵器守城，正这时父亲病没，而贼人（或者我们应该称为农民起义军？）围攻更加猛烈。城里人都相顾哭泣。而惟独苏序和太平时一样，按照礼节操办丧事。母亲忧心忡忡，苏序则安慰她说：朝廷不会抛弃我们，贼人很快就要灭亡了。 苏序娶妻史氏夫人，史家是眉州的大家族。史夫人慈仁宽厚，苏序的母亲宋夫人比较严厉，而史夫人则能得到她的欢心。苏序有三个儿子，苏澹，苏涣，苏洵。庆历的时候诏令在州郡设立学校，传言朝廷从中挑选人才，士人争着入学。苏序笑着说，这是好事情啊。告诫子孙，不要和别人争。官吏向来暴戾苛刻，因为这件事又产生不少纷争，苏序做诗嘲讽了这件事。苏序喜欢喝酒，常常和乡下人高歌狂饮。苏涣中考送来喜报时，苏序正喝得大醉，取出喜报宣读，然后把东西都放在布袋中，正吃的牛肉也放到布袋中，让村童背着，自己则骑着驴。城中人得知讯息的，都出来围观大笑。 眉州供奉的神灵中有一个称为茅将军的，州里人给他盖了大庙，据说很灵验。苏序一日乘着酒醉带着二十来个村仆进庙，砸碎神像，扔到溪中，而后又拆了庙宇。三年后，苏涣登第，苏序到剑门迎接，在七家岭又看到一个大庙，题为茅将军。苏序正准备带人再拆，一个庙吏前来说，昨夜梦见神灵泣告，明日苏七君来，哀求他放过这座庙，让我受点香火。众人一起劝说，才放过。 苏序年老了才开始做诗。按照苏洵的说法，他做诗很快，能够写一些通俗的诗，几十年存下了几千首。诗写得虽然不算工整，但是可以从中看出他心胸开阔，表里如一。然而苏序的几千首诗一首也没有传下来，三苏也没有在诗文中引用过他的诗，可见苏序的诗相对其人的确比较业余。然而后来的好事者据此有“五苏”的说法，即苏序，苏涣、苏洵、苏轼、苏辙。 庆历七年(公元1047)五月十一日，苏序殁于家。多年后，苏东坡还常回忆起他的祖父。苏东坡的旷达、乐观、天真，似乎都脱胎于他的祖父。相对而言，苏序比苏轼少了文采，而苏轼则比苏序少了酒量。 苏序是苏杲九个儿子中唯一幸存者。字仲先，排行第七，人称苏七君。娶妻史氏，生子三人：苏澹、苏涣、苏洵。苏序《族谱后录下篇》载：“先子（序）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序）墓志铭》：“为人疏达自信，持之以谦，轻财好施，急人之疾，孜孜若不急。”苏序因苏涣登朝赠大理评事，后累赠职方员外郎，夫人史氏，赠蓬莱县太君。庆历八年二月，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先莹之侧。 有关苏序的资料，大致分布在苏洵的《苏氏家谱》，苏东坡的《苏廷评行状》，曾巩的《苏序墓志铭》，以前前面提到的《师友谈记》。遗憾的是，曾巩的文章没有找到，其他文章也都是从繁体网站上搜到，一并列在后面。 曾巩是应苏轼的请求为苏序作墓志铭的，苏东坡文集中有一篇给曾巩的信： 与曾子固一首 轼叩头泣血言。拭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窜，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拭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于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育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这封信提到“护丧还家”，应该是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在治平二年五月，苏东坡的发妻王弗病逝，年仅26岁。次年四月，苏洵病逝。苏轼和苏澈两兄弟辞去官职，千里迢迢护送灵枢返回故里。回到眉州，已经是治平四年四月了。 苏氏族谱 (节录) 苏洵 先子讳序，字仲先，生于开宝六年，而殁于庆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则洵也。先子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贵贱皆得其欢心。见士大夫曲躬尽敬，人以为谄，及其见田父野老亦然，然后人不以为怪。外貌虽无所不与，然其中心所以轻重人者甚严。居乡闾，出入不乘马，曰：“有甚老于我而行者，吾乘马，无以见之。”敝衣恶食处之不耻，务欲以身处众之所恶，盖不学《老子》而与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属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谋者，常为尽其心，反复而不厌。凶年尝鬻其田以济饥者。既丰，人将偿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尔故也。”卒不肯受。力为藏退之行，以求不闻于世。然行之既久，则乡人亦多知之，以为古之隐君子莫及也。以涣登朝，授大理评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宽厚。宋氏姑甚严，夫人常能得其欢，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莱县太君。 更多内容参见嘉祐集卷十四·谱 相关信息 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 子瞻 ，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 宋四家 ”；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 苏辛 ”，共为 豪放派词人 。 嘉祐二年(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汝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绍圣元年(1094)，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苏廷评行状 苏廷评行状 苏轼 公讳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盖赵郡栾城人也。曾祖讳釿，祖讳佑，父讳杲，三世不仕，皆有隐德。自皇考行义好施，始有闻于乡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为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于唐末，而卒于周显德。是时王氏、孟氏相继王蜀，皇祖终不肯仕。尝以事游成都，有道士见之，屏语曰：「少年有纯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药变化百物，世方乱，可以此自全。」因以面为蜡。皇祖笑曰：「吾不愿学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尝以此语人，自以为至矣，子又能，不学，其过我远甚。」遂去，不复见。公幼疏达不羁，读书，略知其大义，即弃去。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衣食稍有余，辄费用，或以予人，立尽。以此穷困厄于饥寒者数矣，然终不悔。旋复有余，则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复爱惜。凶年鬻其田以济饥者，既丰，人将偿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尔故也。」人不问知与不知，径与欢笑造极，输发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惩，人亦莫能测也。 李顺反，攻围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会皇考病没，而贼围愈急，居人相视涕泣，无复生意。而公独治丧执礼，尽哀如平日。太夫人忧甚，公强施施解之曰：「朝廷终不弃，蜀贼行破矣。」 庆历中，始有诏州郡立学，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争愿效职学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为美观耳。」戒子孙，无与人争入学。郡吏素暴苛，缘是大扰，公作诗并讥之。以子涣登朝，授大理评事。 庆历七年五月十一日终于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先茔之侧。累赠职方员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莱县太君。生三子。长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涣，以进士得官，所至有美称，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汉循吏，终于都官郎中利州路提点刑狱。季则轼之先人讳洵，终于霸州文安县主簿。涣尝为阆州，公往视其规画措置良善，为留数日。见其父老贤士大夫，阆人亦喜之。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发于诗，比没，得数千首。女二人。长适杜垂裕，幼适石扬言。孙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轼、辙。 闻之，自五代崩乱，蜀之学者衰少，又皆怀慕亲戚乡党，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及涣以进士得官西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然轼之先人少时独不学，已壮，犹不知书。公未尝问。或以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儿当忧其不学耶？」既而，果自愤发力学，卒显于世。 公之精识远量，施于家、闻于乡闾者如此。使少获从事于世者，其功名岂少哉！不幸汩没，老死无闻于时。然古之贤人君子，亦有无功名而传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无传，非独其僻远自放终身，亦其子孙不以告人之过也。故条录其始终行事大略，以告当世之君子。谨状。 译文 ： 祖父，名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幼年时豁达开朗，不拘礼法，读书只求大体了解文中的要旨，就放弃不读。他为人谦逊，乐善好施，急人所困，甚于对待自己。衣食稍微有了结余，就增加日常开支，或者把财物施给他人，立即用完。因为这个多次在饥饿寒冷中过著穷困的生活，然而始终不后悔。不久又有了盈余，就说：“我本来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困住人（或：使人受困）。”更加不再吝惜（钱财）。灾荒之年，（他）卖掉自己的田地来救济饥饿的人，丰收后，那些被救济的人准备偿还他，祖父说：“我本来自己就有卖掉它的想法，并不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啊。” 不管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人（或：人不管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祖父）都迳自（或：随性地）与他们谈笑，且敞开心扉，相谈甚欢。小人有时侮辱欺负他，祖父终没有惩治他们，人们也不能揣测他的心理。 李顺叛乱，围攻眉州。祖父当年二十二岁，每天拿着兵器登上城楼。恰逢他的父亲病逝，叛贼围攻更加紧急，城里的居民彼此看着对方哭泣，没有再活下去的念头。可是祖父独自办理丧事执守礼节，竭尽哀思就像平常一样。太夫人非常担忧，祖父打起精神慢慢宽慰她说：“朝廷终究不会放弃我们，蜀州的叛贼将要被打败了。” 庆历年间，（朝廷）才下诏在州郡设立学馆，读书人欢快地谈论（这件事），朝廷将根据这个选拔人才，他们争着希望到学馆里尽职（或，学习）。祖父笑着说：“这是件好事，官员把这个当着美观罢了。”祖父告诫子孙，不要和别人争着进学馆读书。郡中的官吏一向残暴苛刻，因为这个（百姓）受到严重的侵扰，祖父（就）写诗来讥刺官吏。 庆历七年五月十一日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我）听说，自从五代动乱以来，蜀州求学的人减少，又因都留恋家乡，不愿意出来做官。祖父才让他的儿子苏涣到学馆读书，他用来劝导苏涣成材的方法，没有不用到的。等到苏涣凭进士的身份得到官位回到家乡，眉州的百姓争相观看，把这作为荣耀的事，都效仿苏氏的方法教导他们的子孙。从这以后，眉州求学的人，一天天的增加，增到千余人。然而我的父亲小时候独独不愿学习，到了壮年以后，还不能熟知诗书。祖父从来没有过问（他的学习）。有人拿这件事问他，祖父没有回答，过了很长时间，他说：“我的儿子还要担心他不学习吗？”不久，（我的父亲）果然自己发愤努力学习，最终在世上名声显扬。 祖父见解精确，有远大的器量，在家中施行的、在家乡出名的事，如此等等。假使（他）稍微能够在世上任职，他的功名难道还会少吗？不幸被埋没，直到老死，在当时还没有声望。然而古代的贤人君子，也有没有获取功名而有传记的人，只是因为世上有了解他（为他作传）的人啊。祖父的声名、事迹（之所以）没有流传，不只是（因为）一生自我放逸（或：洒脱不羁）、远离功名，也是他的子孙没有把他的声名、事迹告诉他人的过失。所以分条记下他一生行事的大概情况，来告知当世君子。恭谨陈述。 师友谈记(节录) 师友谈记(节录) 李廌 东坡新迁东阙之第，廌同李端叔、秦少游往见之。东坡曰：「今日乃先祖太傅之忌。五月十一日。祖父名序，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顷年在乡里郊居，陆田不多，惟种粟。及以稻易粟，大仓储之，人莫晓其故。储之累年，凡至三四千石。会眉州大饥，太傅公即出所储，自族人，次外姻，次佃户、乡曲之贫者，次第与之，皆无凶岁之患。或曰：『公何必粟也？』『惟粟性坚，能久，故可广储以待匮尔。』又绕宅皆种芋魁，所收极多，即及时多盖薪蒭，野民乏食时，即用大甑蒸之，罗置门外，恣人取食之，赖以无饥焉。」又曰：「祖父嗜酒，甘与村父箕踞高歌大饮。忽伯父封告至。伯父登朝，而外氏程舅亦登朝。外祖甚富，二家连姻，皆以子贵封官。程氏预为之，谓祖父曰：『公何不亦预为之？』太傅曰：『儿子书云，作官器用亦寄来。』一日，方大醉中，封官至，并外缨、公服、笏、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37]。太傅时露顶，戴一小冠子，如指许大。醉中取告，箕踞读之毕，并诸物置一布囊中。取告时，有余牛肉，多亦置一布囊中，令村童荷而归。跨驴入城，城中人闻受告，或就郊外观之。遇诸涂，见荷担二囊，莫不大笑。程老闻之，面诮其太简，惟有识之士奇之。」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将军，巫觋皆狂，祸福纷错，州皆畏而祷之，共作大庙，像宇皆雄，祈验如响。太傅忽乘醉呼村仆二十许人入庙，以斧镢碎其像，投溪中，而毁拆其庙屋，竟无所灵。后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亲至剑门迎之。至七家岭，忽见一庙甚大，视其榜曰茅将军。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为幻耶？」方欲率众复毁。忽一庙吏前迎拜，曰：「君非苏七君乎？某昨夜梦神泣告曰：明日苏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苏七君，且为容恕，幸存此庙，俾窃食此土也。」共劝焉，乃舍。

苏轼

（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佑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佑，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佑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

　　（1037～1101）

　　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生平

　　与思想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

苏轼

人物评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本书选其文六主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上海直讲书》、《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教战守策》；诗六首，《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和子由渑池怀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汲江煎茶》；词十一首《水龙吟》（看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传世名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解

本文系苏轼分析刑与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极的一篇策论。作者围绕儒家经典中的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此文以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圯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党之过乎仁；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石钟山记

题解

此文作于宋神元丰七年（1084），记游石钟山情况及由探讨此山名称来历引起感想。是年三月作者奉诏由黄州移贬汝州（今河南临汝），六月乘舟赴任；时其子苏迈同舟赴任饶州德兴（今属江西），因同游石钟山，并作此记。石钟山在湖口县鄱阳湖东岸，分上钟山、下钟山。

原文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专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硡硡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文，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前赤壁赋

题解

亦作《赤壁赋》，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任团练副使。三年后，其二游黄州城外的赤壁（亦名赤鼻矶），联想周瑜大破曹操的赤壁（今湖北省薄圻），一时兴之所至，写下一词两赋。后人习惯称前赋为《赤壁赋》或《前赤壁赋》，后赋为《后赤壁赋》。

原文

王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涉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答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北非曹际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教战守策

题解

本文选自《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原题是《教战守》。作者苏轼针对腐败的宋王朝面临来自辽、夏的严重威胁，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性，从而论述教民战守的意义，并提出具体措施。

原文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则其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路丙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骨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树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一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故，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惠崇春江晚景

题解

诗题“晚”一记“晓”。元丰八年（1085），作者在汴京见僧惠崇所画《春江晚景》后，写绝句二首，此其一。惠崇画至今不存。

原文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高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题西林壁

题解

选自《东坡七集》。作者元丰七年（1084）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今在河南临汝）团练副使，道中游庐山西林寺，因题壁留诗。

原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题解

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春天杭州西湖上。作者以绝世的天才，宦游物华天宝的杭州，为名山胜水所陶醉，挥笔写下了许多描绘湖山美景的佳作。此诗是他杭州风景诗中传诵最广的绝唱之一。

原文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和子由渑池怀旧

题解

见《东坡七集》。嘉佑六年（1061），作者赴任陕西路过渑池（今属河南）。其弟苏辙送作者至郑州，然后返回京城开封，但眷眷手足之情难遣，写了首《怀渑池寄于瞻兄》寄赠。此诗为作者的和诗。

原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今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六月二十七日

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题解

诗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原共五首，此第一首。望湖楼，五代时吴越王钱氏所建，又名看经楼、先德楼，在西湖边。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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