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写在什么上面的？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23浏览：3收藏

甲骨文是写在什么上面的？,第1张

甲骨文是将文字刻写在龟甲或者是兽骨上的文字。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公认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是汉字最早期的形式，目前位置甲骨文最早出图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距今约3600多年，是商朝时期的文化产物，而此次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可谓是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甲骨文最早的发现时间在清朝末年，当时一位交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偶然中发现的，据悉，王懿荣也是一位考古学家，而他当时因患疾病所以让学生去抓药，而学生抓的药中其中一块已经打碎的龙骨上有着不同的花纹，所以他变加以研究，至此甲骨文得以重现。

从甲骨文被发现后，全国各地的古董商人都在寻找甲骨文，也因此导致了数万片的甲骨文流散到了全世界各处，据悉，到目前位置一共出土甲骨文十几万片，大多数都在中国，经过专家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从甲骨文上能读出的字大约有两千多个。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现在人类社会中珍贵的文化遗产，而甲骨文主要是中国古代商朝后期的王室用作占卜用的，由于甲骨文都是用刀刻成的，再加上龟甲本身的材质所以使得甲骨文可以保留至今。

而通过甲骨文也能看得出来中国古代虽然不像现在这般有纸笔，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书法已经有答题的规格了，甲骨文上已经出现了笔，结字和章法。据了解，经过多位专家学者的共同考证研究发现，这些甲骨文书写所用的龙骨在商朝时期实际上就是占卜用的工具，主要是龟甲和牛肩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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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文字特点：

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

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且富有立体感。

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并且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者一字多形的变化美。而且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

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者是清朝末年的王懿荣。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过半百的王懿荣身患疟疾，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开了“龙骨”这味药，然而他却发现这些大小不一的“龙骨”上有着许多非常有规律的符号，很像古代文字。

为了一探究竟，他大量收购“龙骨”。王懿荣对"龙骨”进行了反复推敲、对比、拼合，深厚的金石功底让他很快了解到这些“龙骨”是龟甲和兽骨，而上面的符号是用刀刻上去的，裂纹则是高温灼烧所致。最后王懿荣确定这些刻在甲骨上的符号是一种文字，而且早于金文和篆书。

并且王懿荣进一步追根溯源，最终发现这些甲骨大都产自河南章德府安阳县小商屯，进而发现了“殷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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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诞生的背景

殷商时期，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1、甲骨文

2、金文

3、篆书（大篆、小篆）

4、隶书

5、行书

6、楷书

7、草书

释义：

水 shuǐ

1、一种无色、无臭、透明的液体：水稻。水滴石穿。水泄不通。

2、河流：汉水。湘水。

3、江河湖海的通称。水库。水利。水到渠成（喻条件成熟，事情就会顺利完成）。水可载舟。跋山涉水。依山傍水。

4、液汁：水笔。墨水。

5、指附加的费用或额外的收入：贴水。外水。肥水。

6、指洗的次数：这衣服洗过两水了。

7、姓。

水的组词有：水果、水下、水牛、跳水、风水、苦水、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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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解释：

1、水果 [ shuǐ guǒ ]

供食用的含水分较多的植物果实的统称。为家庭或待客常用的果品。如梨、桃、苹果等。现代峻青《秋色赋》：“ 胶东，这个不愧为水果之乡的半岛上，今年的水果特别丰收。”

2、水牛 [ shuǐ niú ]

牛的一种。我国南方耕种水田的主要力畜。角粗扁向后弯，作新月形，毛灰黑而稀疏，汗腺不发达，常喜浸水中。现代郭沫若《芍药及其他·下乡去》：“水牛都疲倦得不耐烦了，耕到墙脚的石坎边不肯转身。”

3、跳水 [ tiào shuǐ ]

跳入水中；体育项目之一。有跳板跳水和跳台跳水两种，身体在空中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出自明代施耐庵《水浒传》第三七回：“ 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恰待要跳水，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

4、风水 [ fēng shuǐ ]

指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山脉等形势。现代郭沫若《我的童年》第一篇三：“在他的意思，以为我们母亲把杜家的祖坟山上的风水一个人占尽了，所以只发我们这一家。”

5、苦水 [ kǔ shuǐ ]

比喻艰难困苦的生活，或指蕴藏在内心的辛酸。现代老舍《茶馆》附录《第三幕幕前》：“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作奴才。”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分类：草堂话谱

孔网捡来王懿荣家族的《王氏家谱》

孔网，即孔夫子旧书网，旧书爱好者的福地。之所以说是“捡”，是指无人与我竞拍，而让我以底价成交，四册道光刻本，才400元，虽说不是白捡，却几乎等同于白捡，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拍卖结束后，“刷新”了好几次才确信是真的。看看原物主对此谱的详细描述：“305185厘米(大开)。此书原为6册，现存4册，即:总谱，11-12世，14世，15--16世，共4册。缺1--10世一册，13世一册。此书是道光年间重修本，是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所修。此书系道光年所修，此时王懿荣尚年幼。品相:首卷总谱前部分页有鼠咬缺口，伤缺部分字。 11--12世一册前缺2页后缺一页。14世一册前缺2页，15-16世前缺12页。余好。厚册100页2090面,薄册也有80余页160多面。”

从这样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结论：此《王氏家谱》是残本，而且存册中还有缺叶。大概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没有引起求全本、求品相的书友注意。而对于我来说，却是如获至宝。

《王氏家谱》不分卷，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缺二册，现存四册。卷首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所撰谱序仍在，从中可知是谱在康熙庚午曾续修（瀛洲公创修于何时不详），雍正甲寅三修，乾隆庚寅四修，至此已为五修。

福山王氏始迁祖王忠，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明洪武年间任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登宁盐场盐课大使，他在福山为官几年后悦此风情，遂入福山县籍，定居于此，繁衍子孙，逐渐成为福山的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先后有进士24人，举人58人，贡生58人，秀才357人；出了三任封疆大吏。有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之称，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乾隆曾称：“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详十一世王检世系第二十叶）。

王懿荣祖父王兆琛(1786-1852)，谱为十四世，乡榜名兆玺，字叔玉，号西舶。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兼总纂官，历任会试同考官、监察御史、四川成都府知府、重庆府知府、江西督粮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甘肃按擦使、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道光二十九年遭御史弹劾，被革职查办。咸丰二年卒于新疆。王兆琛有五子：伯润、丙坤(原名伯涛)、伯平(原名伯桂)、伯淳、伯濂（原名祖源）。王伯濂即为王懿荣的父亲，字莲史，号廉堂，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著作有《判花轩集》、《尔雅直音》、《声调之谱》、《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明刑弼教录》、《内功图说》等。

十六世王懿荣(1845—1900)，谱名贻榘，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是晚清一流的学者，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兵败城破之时，王懿荣发出了“吾义不可苟生”的誓言，率全家壮烈殉国。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称其“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廕并称其博学”。

王懿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审定甲骨文的人，世称“甲骨文之父”。王崇焕所编《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秋年，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数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的发现。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王懿荣，多少“龙骨”还要被喝进病人的肚子里，最终酿成一场中国文明史上不可弥补的、毁灭性的灾难。

道光二十三年王兆琛续修《王氏家谱》时，王懿荣年仅二岁，故谱中仅一名字而已，详“十六世”第二十叶。是谱白纸精刻，公私谱目均无著录，实不可因残缺而轻视之。

我家的家谱记载，上官氏源自楚国，后被秦国迁往天水。

第一个姓上官的其实也有争议，但比较公认的是楚国的公子——上官子兰，也就是和屈原在朝堂之上争论，最后把屈原排挤出首都的那个子兰。楚国是贵族执政，子兰和屈原其实都是芈姓。只不过官职经历不同，才各自拥有了新姓。

屈原在离骚中开头就说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楚国人是认为先祖是源出高阳帝，高阳指的就是颛顼，这个颛顼本来是黄帝的孙子，年轻的时候率领一部分族人前往东夷。颛顼在黄帝手下担任火正，也被称之为祝融，或者火神，其部落为黎氏部落。

当时东夷首领为少昊，少昊本来为西方之神，是黄帝的儿子，担任木正，也被称为木神。传说少昊出生之时，天上有五只凤凰出现，少年时就被黄帝派往东夷凤鸿部历练，因为能力出众当上了东夷首领，因此少昊部落以玄鸟为图腾。

颛顼到达东夷后，先辅佐少昊，自己的部落与少昊部落通婚融合，少昊部落为重氏部落，因此新部落称为重黎部落。

少昊死后他被尊为东夷的首领，东夷的图腾为玄鸟，因此颛顼部落便融合了东夷文化，以玄鸟为信仰。之后重黎部落就长期在黄帝手下担任火正。

黄帝死后，华夏部落群龙无首，颛顼带领族人返回中原，之后他又成为华夏部落的首领。据说颛顼死后，有群鸟在墓前盘桓啼鸣不止。

颛顼之后便是他的侄子姬俊即位，也就是著名的帝喾。帝喾的父亲是蟜极，蟜极是少昊的儿子，因此按照辈分，他应该是黄帝的曾孙，是少昊的孙子，颛顼是他的叔叔。

颛顼之后为老童，后来水神共工氏在长江作乱，帝喾派重黎族人前去征讨，结果失败了，帝喾便让其首领之弟继续担任祝融，继续平乱。这个弟弟成功后留在长江流域，因为地处吴地，又被称为吴雷，或者吴回。

其实这个时间线还要往前翻，当时木神少昊部落末期已经衰落了，水神共工部落正鼎盛，火神颛顼接管少昊部落后，共工便首先发难。颛顼获得黄帝之位，便开始着手消灭周围部落，共工便在其列。历颛顼帝喾两任帝王最终才把共工消灭。

其实到了这里，楚国先祖的来历也就清楚了，他们其实是黄帝的孙子颛顼的后人，颛顼的孙子吴回前往长江诛杀共工。楚国所祭祀的先祖中主要有：黄帝，颛顼，帝喾，吴回。他们崇尚凤鸟，也有东夷的文化基因。他们崇拜火，也有祝融的影子。

话题回到帝喾，帝喾有个儿子叫契，等帝位传到尧帝，他封契于商地，这个部落继承自帝喾，与少昊有直接联系，因此也以玄鸟为图腾，而契据说也是他母亲吞鸟蛋所生，也就是《商颂》所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时间进入夏朝，吴回的后代有昆吾和彭祖，夏朝末期，夏王对其他部落的号召力已经很弱了。此时伊尹认为征讨夏桀，九夷部落一定不会勤王。当时的夏朝其实是氏族联盟国家，夏王华夏居中，统领九夷部族。当时的部落其实已经可以称之为诸侯或者方国了，事实如伊尹所愿，只有寥寥几个诸侯起兵伐商。

《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

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

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可以看出楚人的先祖是反对商汤叛乱的，所以他们被消灭，事实上吴回的后代基本都被剿灭了，少部分开始逃亡山林。

《诗经商颂》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同诗还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甲骨文中曾发现有“商伐咩”的记载，咩通芈，为楚王之姓，青铜器“矢令簋”有“唯王于伐楚伯，在炎”的铭文，于是被打散的楚人就只好“或在中国，或在蛮夷”颠沛流离了。

商朝的二百多年里，楚人就在汉水长江流域的山林里艰难生存。一直等到周文王讨商，周朝为姬氏，我们通过前文发现，帝喾也姓姬，事实上周人的祖先便是帝喾的儿子农神后稷，而颛顼又是帝喾的叔叔。

其实商人，楚人和周人都是一家人，而周和楚一直都是商的重点打击对象，周是个时而听话时而反叛的同盟国，所以商经常驱使周和其他诸侯作战，也经常驱使其他诸侯攻打周，而楚人就比较惨了，几乎被赶尽杀绝。楚人为了反击商人，决定支持周文王起兵。

周文王时哲人鬻熊“子事文王”，《墨子非攻》说：“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熊丽是鬻熊的儿子，《史记》：“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周公重新执政后，周成王念鬻熊之功，及楚人保护周公之力，封鬻熊之曾孙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也就是熊丽已经进入的地方。以后自立为楚武王的熊通，很不满地说过：“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熊绎受封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其地就在所谓“江汉睢章”之间。周朝为限制楚国发展，在楚国边汉水之阳，封了一些小国，称之为“汉阳诸姬”。因为地处四夷中的南蛮，故称作“楚蛮”。

上官氏族谱：黄帝——昌意——高阳氏颛顼——卷章——吴回——陆终——季连——附叙——熊穴——衍及鬻熊——熊狂——楚子芈熊绎（封之于楚，子孙以芈为姓）——楚武王芈熊通（绎之十世孙）——楚文王芈熊赀——楚杜敖芈熊艰——楚成王芈熊恽——楚穆王芈商臣——楚庄王芈侣——楚共王芈审——楚康王芈昭——楚郏敖芈员——楚灵王芈围——楚初王芈比——楚平王芈弃疾——楚昭王芈轸——楚惠王芈章——楚简王芈仲——楚声王芈当——楚悼王芈疑——楚肃王芈臧——楚宣王芈良夫——楚威王芈商——楚怀王芈槐——楚顷襄王芈横、楚令尹芈子兰（上官子兰）

这里清楚了楚人之所以到达长江的理由。首先黄帝时期，共工部落就在长江，其次吴回也曾去长江击败过共工。这说明长江流域一直都存在文明。之后楚人被商赶到汉水流域，和当地的南蛮形成新的楚蛮。

基于共工与炎帝的关系，可认为当地的蛮族为炎帝后裔，炎帝被打败后被赶到蛮荒之地，后来又在帝喾的打压下，共工部落被彻底失败，那时候的南蛮也就是被打散了的共工部落。盘龙城遗址的基础应该从那时候就有了，只不过楚人过去继承了炎帝的遗产而已，因为商初南迁的楚人实力尚弱，和当地的南蛮既有争斗又有合作。

1，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原始人都是通过结绳的方式来记录大事件。

东北的鄂伦春人，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依旧还在马鬃绳上打结来记事，从打结的数量来分辨家族有多少代人，每个结代表一代，他们把这样表示世代的结绳，悬放放在房梁上，以示崇敬之意。

2，口述家谱

我国蒙古族、苗族、彝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口述家谱的习惯，普通家庭的成员能背出三四十代先辈的世系，最多的甚至能背出九十多代。比比结绳更为古老

3，竹柬家谱

将家谱写在竹简上，传承下来。现在也有人把家谱做成竹简的姓氏来保存。

4，布帛家谱

将家谱写在布上传承下去。这在古代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家谱记录方式。

5，甲骨家谱

即将家谱刻在龟壳或动物骨头上的家谱。源自于殷商的甲骨文，如“儿氏”的甲骨，便记载了一个家族的11代，共14个家族人物，它是极具代表性的甲骨家谱，也算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家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