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山西五台县人曲曰琏迁居古滍阳街西街，半农半商，定居生活，其孙曲自和天资聪慧，精通医治骡马之疾，后下海经商。骡马是行商的命根子。曲自和创办的中和商行，药到病除，收费低廉，故受到人们的欢迎，生意日渐兴隆，曲家成了殷实之家。

《曲氏家谱》载：“自和一子充，移居�阳北五华里薛庄。”来薛庄定居后的曲家，依旧在�阳街经营中和商行，掌门人曲自和已儿孙满堂，他谆谆向子孙灌输“留财于子孙，未必守，留田于子孙，未必耕，不如留书”的思想，致使曲氏家族成功转变为儒商。

曲氏后人为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发奋读书，先后有曲铿、曲庚杨、曲鹏杨、曲兑杨、曲喜宫和曲蝉宫博取了功名。曲庚杨嘉庆年间科场中举后，官拜刑部主事，后娶京畿御史丁豪之女为妻，胞弟曲兑杨又娶了广州知府的女儿，曲氏家族转变为官僚家庭。

清初的盐业贸易有官盐和私盐，官盐缴纳了高额的盐税，流到市面上价格很高，私盐逃缴政府的盐税，上市后利润可观。中和商行待到曲铿（曲庚杨之父）掌门时，仰仗朝中的保护伞，大规模进行私盐贩运。查禁私运的官吏，看在曲庚杨、丁豪这两位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官的面子上，对中和商行一味纵容和包庇，致使曲铿很快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盐商。

清道光三年（1823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盐税流失，道光帝颁布《行票盐法》。这个法令出台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和商行的私盐贸易，但曲铿利用雄厚的财力，在南阳、洛阳和运城开设分号，及时掌握市场行情，赚取地区差价，日进斗金，富甲一方。

1851年春，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很快占领南京、湖南、湖北，海上盐路被切断，食盐价格由战前的100公斤稻米兑换3公斤盐，上涨至120公斤稻米兑换1公斤盐的天价，这令回乡办团练的曾国藩十分头痛，因他的湘军乃地方自筹资金，无力承担如此高的盐价，他打听到自己的好友张勋是�阳盐商曲兑杨的岳父，多次写书联络，最后和中和商行约定：曲兑杨保证湘军食盐供应，曾国藩支持中和商行在两湖等省开展盐业贸易。

中和商行从山东海州、山西运城购买食盐，无偿提供给湖北、湖南、江西的湘军，同时在湘军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中和商行先后垄断武昌、黄浦、荆门和岳阳等地的食盐市场，大笔赚取地区差价，获取了巨额利润。据《曲氏家谱》编纂者曲国民、曲建民推测：“发迹后的曲家涉及当铺、茶庄、药店、粮行、盐店有数十家之多，分号遍布武昌、黄浦、南阳、洛阳等大中城市，并拥有土地十几万亩，在钱庄和票号内的存银有百万两之巨。”

坤德古稀

按传统习俗，发财后的家族，都要建体面的宅院光耀门庭，传承子子孙孙，而曲氏家族建房却是为了扶危济困，当时恰逢天灾，曲氏家族采取“以工代赈”来帮扶乡邻，这为他们赢得了“坤德古稀”的美誉。

滍阳所处的豫西，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量充沛，在清代农耕时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因而，自然灾害对社会影响极大。

1813年，全年大旱，农作物绝收。中和商行掌门人曲珊德组织车辆运盐，因青壮年都在逃难而无法组织一支车队。第二年旱情加剧小麦绝收，百姓食树皮、草根。曲珊德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昭告乡邻：曲家破土建宅扩院，能搬起一砖一瓦者来即供食。这下数以千计饥民扶老携幼参与施工，待三年后灾情缓解时，曲宅已建成百余座房屋。为感谢曲珊德为乡邻度过灾害所付出的努力，人们为这个建筑群命名“安居堂”。

安居堂建造之时，汇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曲珊德把他们组织起来，运输了大量的商品，确保了中和商行的正常经营，他的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宝丰县衙为他送了“少年英才”的镏金大匾，此匾悬挂于安居堂门前，直到上世纪60年代。

清同治五年（1866年），�阳一带灾情再起，年近古稀的曲铎之妻杨氏开粥厂赈济灾民，但事与愿违，来喝粥者寥寥无几。杨氏查起原因，原来民间普遍认为，来喝粥是受人施舍，很多人顾及面子不肯前来。怎样让人们体面咽下这口饱饭？这成为杨氏面前的一道难题。她派人查访得知，薛庄北部石桥营、徐洼、上河等沿山一带村民多数以采石为生，南部吴湾、小河湾、吴寨等村人们以开窑烧砖维持生计，薛庄及周边的泥瓦匠人又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养活他们，杨氏决定大建曲家宅地给他们找一条吃饭门路。

曲宅开工后，杨氏对送砖石、木料、前来施工者，用小麦为他们兑账，数万人参与到曲宅建筑人群中来，挣得小麦养家糊口。

来年开春，灾情继续加重，粮食严重短缺，粮价由丰年每斗（50公斤）30文，爆涨至每斗560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氏的儿子曲瑶宫、曲蝉宫相继病亡，建宅成本大大提高之时，杨氏又迎来了丧子之痛，不少人认为曲宅会停工，出乎意料的是杨氏带领孙辈继续组织施工，4年后，工程完工，共建房舍300余间，石寨一座，共耗银10余万两。这次工程虽然花费了大量钱财，但为她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周边24个村庄的人们自发为她赠送一匾，上书“坤德古稀”来抒发对她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