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

西周时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

商代的官吏是否实行世卿世禄制,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还无法作具体的阐述,至于西周时代的官吏制度,一部分学者认为,肯定是实行世卿世禄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着的《战国史》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根据史书的记载,西周的开国元勋、周武王的胞弟、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同样有卓著功勋的召公#93;（shì）,其长子封在燕国,“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西周宣王时,又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他们显然都是周公旦、召公#93;的后代赵光贤着的《周代社会辨析》认为,这些事例证明西周时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另有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者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他们认为,《尚书立政篇》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再强调： “自今后王立政”,要“俊（进）有德”,选拔“成德之彦”,择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而不搞世卿世禄制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再从西周所任公卿大官的实际情况看,周公、召公自康王以后,仅见于厉王、宣王之际,其它昭、穆、恭、懿、孝、夷、幽七朝,都未见有周、召在王室任职的事又如周初毕公高曾辅佐武王伐纣,在成王、康王时都为三公,但“其后绝封,为庶人”（《史记·魏世家》）,也并没有世袭卿官周宣王时,曾大批“进用贤良,樊仲山父、……张仲之属,并为卿佐”（《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纪》）这些卿士也都不能世袭任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可知张仲后裔因在王室不能世袭而跑到晋国去了其实,古人早已说过：“世卿,非礼也”（《公羊传·隐公三年》）,它不符合周札的规定汉代何休进一步解释说：按照周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袭）”在这些学者看来,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据历史记载,春秋初年鲁国的大夫羽父想用“杀桓公”的手段来付好隐公,“以求大宰”（《左传·隐公十一年》）“大宰”即执政之卿可知在当时,鲁国的执政之卿还没有世袭,大夫都可以求取到僖公时,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为上卿,受赐费邑及汶阳之田,季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以致季氏与盂孙、叔孙三卿“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完全控制了鲁国的郊地和军赋自宣公至哀公六代,季氏世世为鲁上卿,专鲁国之政晋国在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仍由国君选卿,卿死后又确定其它人选继任,还未形成世袭（见《国语·晋语四》）各有各的证据但此后,晋国的六卿,特别是赵氏、魏氏等,逐渐壮大“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自赵盾至赵无恤（襄子）六代人父子世袭,为晋正卿齐国世卿制的出现虽较鲁、晋两国为早,在春秋初年的齐桓公时,高、国二氏就各控制了一军人马,实力雄厚,成为世卿（见《国语齐语》）但到春秋后期,田氏的势力却后来居上至田乞联合诸大夫击败高、国,杀其君晏孺子；其子田恒又杀其君简公而立平公于是,田氏就“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自田乞以后至田和篡齐,田氏就世世执掌齐国政柄,国君形同虚设可见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政权而形成的不过,上述论断也难以使人信服有人提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很多官职都是世袭的如1974年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师鼎等器,它们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世袭“师”官职1976年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是父死子继,世袭“作册”史官之职有人认为,《尚书商书盘庚篇》中说的“图任旧人”、“世选尔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的“凡周之士,不（丕）显亦世“,都是当时贵族世袭大官的明证无法决断总之,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双方各有各的论据

废除

世卿世禄制的废除是商鞅变法 的时候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分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聊到“三家分晋”这个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分界线时，大家或许大多会拿出一大段的历史故事来佐证这个历史事件为何会发生。因此，我们今天不来说那些老生常谈的历史故事，单纯从晋国当时自身改革来入手，从更为新鲜，更为深层次的角度来谈一谈为何强大的晋国会最终被三家瓜分。

在春秋时期，晋国虽然一直是公认的春秋四强国之一，但六百多年来却一直处于各种社会矛盾之中，而为了使晋国保持统治力，保持中原霸主地位，晋国统治者与其他国家一样，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改革。当然，值得肯定的是晋国确实通过各种改革把自己保住了霸主地位。论稳定性，纵观整个春秋时期，也只有齐、楚能与其相提并论。

但是没有任何改革可以说是完全有利的，有利的同时必定也有弊。不可一世的晋国最终被韩、魏、赵三家给瓜分了，其实就和晋国之前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表面上，晋国的各种改革使得整个晋国不断壮大，一度称霸，但是同时这样的改革也存在对晋不利的变量因素。而这些“变量因素”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不断蔓延肆虐，最终造成了“三家分晋”的些一历史悲剧。接下来笔者就来详细谈一下顺应时代潮流的晋国改革是如何葬送晋国天下的。

一、晋国世卿世禄制度的不断改革

世卿世禄制在周时期十分风靡，它是与分封制相为表里的一个制度，杨宽先生在他的《战国史》中曾比较详细提到这个世卿世禄制，即在周王国和诸侯国里，世袭卿大夫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采邑收入。毫无疑问，这个制度是照顾旧有公族卿大夫的。

但在晋国改革时，为了调动新鲜血液们的积极性，统治者将原本的世卿世禄制度做了一个大的转变。比如晋献公直接把原本的“公族”给废除了，新的贵族都是因为军功而被分封的异姓贵族，即军功受爵，这等于是直接把之前的宗法制度给摒弃了，使得整个晋国社会的风气从碌碌无为变得积极向上，因为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当上大官。

《国语》之中有这么一句“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从这可以看出这确一个很好的改革，就像文中所说的政治清明，民生平安，国家的财产充裕。

但我们为什么要把改革世卿世禄制度单独拎出来说它和“三家分晋”有关呢？ 确实，在现在看来，消除世卿世禄制度是个很不错的改革，让每个人都有了公平的机会，整个晋国的风气都变得积极向上了，这是时代的进步。

但事情缺没有这么简单，其实若我们光从对晋国的统一这方面来讲，这改革是不利的。因为废除了原本的公族，整个晋国的官位，尤其是军政职位人员极度短缺，这使得晋国的异姓宗族人数激增。

当很多异姓贵族手中有了权力之后，他们沉迷于权力，就会想要进一步的获得权力，而非像之前晋国之前的君主们所想的那样会安心辅政。贪恋权力的异姓宗族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晋国国君的政权一步步的削减，君权不再高高摆在神坛之上，与之相反的是异姓宗族的位置开始逐渐上升。

尤其是在晋平公时期，当时的异姓宗族甚至开始从“正规”的方式里获得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多的权益，他们从晋国的法制入手，推行了很多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改革。人是贪心的，他们将自己自己的权力无限扩大之后不知满足，开始了互相竞争，最后互相吞并，而这场吞并战即以韩、赵、魏三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把另外三家的势力收归己有。这三家的实力远远压制住了其他的的小宗族就算了，他们甚至还威胁到了晋国公室的地位，这三家最后成为了整个晋国隐藏的“君主”。

因而可以说，晋国对于世卿世禄制度的改革从某一层面上其实是“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的隐藏原因，只不过之前时间还不算蛮长，而且改革也没有那么的大，矛盾没有那么凸现，看不出来而已。而随着后期的不断改革，这三家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这个悲剧。

二、晋国对法律的不断改革

最开始的时候，晋国的法律改革最主要的还是用来规范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的。但是自晋襄公时期赵盾的“赵宣子之法”后，事情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赵宣子之法”其本质就是为了打击旧有贵族权利，维护新兴异姓贵族权利的，尤其是维护了赵氏的权利，后来的赵氏的势力甚至一度大到威胁到了晋国公室，于是这个法律在后来被晋景公废除。

但是没多久，晋平公时期范氏士匄又颁布了一个“范宣子刑书”，后来的赵鞅又将这个新刑法给铸刻在了刑鼎之上，这个新法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同时代的孔子直接评论到赵鞅铸造刑鼎是亡国之举，即：“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而晋国也确实与孔子所说的一样，最终灭亡了。

这是为何呢？因为这个国家原有的“度”没了，没了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赵鞅的这次法律改革从法律方面规定刑法与礼乐分开, 贵贱无序，周时期严密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是异性贵族与原有贵族站在了同一个等级、同一起跑线上了。毫无疑问，这依旧是次进步的改革，因为使得晋国法律相对公平了。

但我们要知道，每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分配总有最大获利者，而这次分配的最大获利者就是以赵鞅为代表的异姓贵族，他们自此可以完全与晋国王室为代表的旧有贵族对等，不受压制。

夏目说：

晋国的改革是一次进步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的。它可以说是一个很本质的改革，他将原本的世卿世禄变成了有才能者居上，将保护旧有贵族的法律废除，这本身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给了每一个人机会有作为的改革。这些改革确实使得晋国变得强大了起来，成为了霸主。但它由于让异姓新贵族强大起来，同时也为晋国最终分裂灭亡埋下了隐患。

异姓贵族的权利不断地扩张，再随着不断的扩张而集中，大部分的权利已经慢慢地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了韩、赵、魏手中了，即使这个时候权利不是在这三家手中，而是在其他人手中，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个能够自己做君主的机会。 最早的时候还是三家一起轮流执政，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是把这三家给分封为三个诸侯国，三家终于把晋给瓜分干净了，自此晋国不复存在。

　《宣公十三年》原文

　十有三年①，春，齐师伐卫。夏，楚子伐宋。

　秋，螺。

　冬，晋杀其大夫先毅②。

　注释

　①十有三年：鲁宣公十三年（公元前596年）。

　②先毅（hu胡）：又称原毅、氦子，先轮的后裔。那之战，因其刚腹自用不听主帅指挥而败于楚，后又招赤狄攻打晋国。晋国人在追究都地战役失败责任时，都归罪于先毅，于是杀了他，并杀掉他的全部族人。

　译文

　鲁宣公十三年，春季，齐国军队攻打卫国。夏季，楚庄王率兵攻打宋国。

　秋季，鲁国发生虫灾。

　冬季，晋国杀了自己的大夫先毅。

　扩展阅读：《公羊传》史学价值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传今古文之争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

　《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